在丁玲与鲁迅的交往中，充满了一系列美丽的“误会”，这一系列美丽的“误会”又让两个当事人的真性情表现的一览无遗。两个性情中人的见面，彼此看对方的眼光自然会有很多常人难以企及之处，通过丁玲和鲁迅的眼睛，我们的确发现了不一样的鲁迅和丁玲。
一连串的误会
在丁玲与鲁迅的交往中，一连串的误会记载了两人从相识到相知乃至相惜的过程。
第一次误会是1925年，这时丁玲已经在北京过了一年多“北漂”的生活。丁玲此时的梦想是成为一个画家，但生活的窘迫和前途的渺茫让她对人生充满了困惑，在这个时候丁玲想到了鲁迅，鲁迅犹如深夜海洋里的一座灯塔吸引着丁玲。丁玲于是带着“无边的勇气和希望”给鲁迅写了封信，把自己的境遇和困惑向鲁迅倾诉，希望从他这里可以得到生活的答案。
鲁迅乐于帮助年轻人是出了名的，尤其是女青年，他深知女孩子出门在外的不容易。不料，北大学生欧阳蓝利用鲁迅这种热情，给自己取了个女性的名字，写信要求鲁迅帮忙推荐稿子，鲁迅知道真相后愤怒之极。从此，对自称为女性的求助信，鲁迅总是十分谨慎的，可以说，鲁迅是中国现代比较早批判“伪娘”现象的人。
鲁迅收到丁玲来信的时候，正好有个叫荆有麟的编辑在鲁迅旁边，他一眼就认出了这是“沈从文”的笔迹，告诉鲁迅这封信是沈从文化名写的。这下鲁迅恼火了，他怒称沈从文为“孥孥阿文”，以示对他这种“无耻”行为的不屑。而丁玲再也等不到鲁迅的回信，绝望的离开了北京回到家乡。
原来，丁玲和沈从文的笔迹都是一种“细如蚊虫”的蝇头小楷，极其相像，这才导致了这个误会。其实，丁玲写这封信时还不认识沈从文呢。
这一次的误会，让丁玲体会到了鲁迅的“冷”，但事件背后鲁迅对一些不良现象的抵制和批判精神，也让丁玲深有所感。
第二次误会是丁玲与鲁迅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这时丁玲刚刚负责《北斗》的编辑工作，希望能在刊物上登载几张“像《小说月报》有过的那种插图”，于是冯雪峰便和鲁迅沟通了一下，让丁玲到鲁迅那里去取。
1931年7月30日，丁玲和雪峰一道去了鲁迅家。事前，丁玲原以为去见鲁迅这样的大人物，在生人面前不大爱说话的她一定会很拘谨，加上鲁迅给人惯性中的冷峻感，这让丁玲对会面的情景略怀恐惧和紧张。没想到真实的场景却非常的自然，丁玲“在鲁迅面前感到很自由，一点也不拘束”，两人相谈甚欢，其乐融融。
后来，丁玲便常常去鲁迅家，除了完成刊物所需要的向鲁迅约稿之类的任务外。丁玲也斗胆向鲁迅要他的文章，鲁迅爽快的答应了，他把自己的书包得方方正正送给丁玲，“比中药铺的药包还四四方方”。礼尚往来，鲁迅也向丁玲要了她写的书，受到一个大作家如此“抬举”，丁玲自是感动不已。
这一次的误会，让丁玲感受到了鲁迅的“温”，鲁迅的尊重青年、善解人意都让丁玲心中感受到了无比的温暖。
第三次误会是1933年5月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后，鲁迅和宋庆龄等知名人士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不久传闻丁玲被杀害，鲁迅写了一首七绝《悼丁君》，刊登在《涛声》上，以示自己对“丁玲之死”的悲痛和对国民党当局的愤怒，全诗如下：
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秋风守九秋。
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丁玲被绑架，常德家里老母和幼儿也断了生活来源，鲁迅立即联系良友图书公司，将丁玲未写完的小说《母亲》编辑出版，所得稿酬寄到湖南给丁母作生活费。因担心稿费一次性寄到丁玲老家会被“穷本家”侵吞，鲁迅还特地叮嘱良友主编赵家壁不要怕麻烦，采取分批的方式把稿费寄给丁母。这使得丁母能够在最艰辛的时候渡过难关。
与此同时，鲁迅也对那些造谣丁玲的人表示了自己的愤怒，在他1933年8月1日致科学新闻社的信中这样写到：“至于丁玲，毫无消息，据我看来，是已经被害的了，而有些刊物还造许多关于她的谣言，真是畜生之不如也。”许多年后，丁玲才看到这些文字，这让她感激涕零。
这一次的误会，让丁玲感受到了鲁迅的“热”，此后，鲁迅身上的这种光和热一直都是丁玲人生前行的重要力量。
两个“孩子”
鲁迅和丁玲在都是文学大师，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他们往往都会带上一种仰望的眼光。然而，这两位大师留给对方的第一印象竟然都是一种“孩子气”。这让我们难以理解，鲁迅素以博大精深著称，而丁玲当时也给人以少年老成之感，他们怎么会跟“孩子”联系在一起呢？
在丁玲的笔下，她不止一次用“天真”来描述对鲁迅的印象。丁玲第一次见到鲁迅本人是在1931年5月“左联”的一次会议上，鲁迅也应邀参加这次会议，但他有事迟到了。丁玲这样描写迟到的鲁迅：“在这样一张威严肃穆的脸上却现出一副极为天真的神情，像一个小学生犯了小小错误，微微带点抱歉的羞涩的表情。”
还有一次晚上在鲁迅家里，丁玲和鲁迅以及冯雪峰围着桌子谈天。鲁迅的小儿子海婴在另一间屋里睡觉。鲁迅便不开电灯，且把一盏煤油灯灯芯捻得小小的，小声地和两人说话，他解释道，孩子要睡觉，灯亮了孩子睡不着。丁玲回忆道：“鲁迅说话时原有的天真表情，浓浓的绽在他的脸上。”这副神情深深地刻在丁玲的脑海里，让她终身难忘。
丁玲对鲁迅的描写不是很多，但她的寥寥几笔却极其传神。许多年后，当各种原因使鲁迅离我们越来越远的时候，丁玲笔下这个天真未泯温情脉脉的鲁迅又让我们感到其实鲁迅离我们如此之近，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鲁迅可以说是弥足珍贵的材料。
无独有偶，据说当年鲁迅“暗恋”过的北大校花马珏在她的《初见鲁迅先生》一文中，竟然也用“孩子”的观点来形容鲁迅的犀利文字：“看了他的作品里面，有许多都是跟小孩说话一样，很痛快，一点也不客气；不像别人，说句话，还要想半天，看说的好不好，对得起人对不起人。”
不知道是不是心有灵犀，鲁迅同样用“小孩子”来评价丁玲。丁玲第一次和冯雪峰一起去见鲁迅之后，冯雪峰告诉丁玲，鲁迅说她“还像一个小孩子”。这让丁玲感到难以理解，此时丁玲刚刚经历丧夫之痛，家庭、社会、事业等接连而来的压力让她感觉自己已经变得暮气沉沉，她闻言不由得感叹道：“难道是因为我幼稚得像个小孩子吗？或者他脑子里一向以为我可能是一个被风雨打焉了的衰弱的女人，而一见面却相反有了小孩子的感觉？”“咳，还像个小孩子！我的心情已经为经受太多的波折而变得苍老了，还像个小孩子！”她甚至不太高兴自己留给鲁迅的第一印象。
以丁玲当时的境况，无法接受鲁迅对她“小孩子”的说法固然无可厚非。但是丁玲大可不必懊恼，反而应该高兴才是，因为“小孩子”不仅不含贬义，反过来应该视作一种最高的境界。所谓返璞归真，小孩子是最幸福也是最强大的，鲁迅视丁玲为“小孩子”不仅代表着对丁玲的美好祝福，也是对其的一种期待。
鲁迅自己也是一个“小孩子”，安徒生《皇帝的新装》中，当所有的大人都在自欺欺人的时候，只有一个小孩子敢于说出事情的真相，同样的，鲁迅一直也是以一个小孩子犀利的目光揭开这个社会的假面具，将血淋淋的真面目呈现在大众面前。
尽管丁玲不认同鲁迅的“小孩子”一说，但我们看到了丁玲的的确确受到了鲁迅的影响。鲁迅曾经说“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丁玲则继承了鲁迅的战斗传统，她说：“我便是吃鲁迅的奶长大的。”后来在延安，她便以杂文为利器，对当时社会上的不良现象进行了大胆而有力的抨击，她此时的一系列杂文里充满着理想和真理的光辉。薪尽火传，鲁迅虽已去世，但他的批判精神却在丁玲身上得以继续传承，鲁迅这种树人亦树己的风范可以说是他伟大人格的一个标志。
体制内外。
1936年夏天，病中的鲁迅仍然设法帮助丁玲和延安方面取得联系，让她实现飞往自由天地的愿望。然而，就在丁玲经由西安待机进入陕北的途中，传来了鲁迅逝世的噩耗。闻听噩耗，丁玲悲痛欲绝，但她很快压制住心中的悲痛，以“耀高丘”的署名给许广平同志去了一封唁函，信中丁玲称鲁迅是“世界上一颗殒落了的巨星，是中国最光荣的一颗巨星。”
当年鲁迅误以为丁玲被杀害，在追念丁玲的诗中以“耀高丘”三个字高度赞扬丁玲的文学成就，而如今鲁迅去世，丁玲以“耀高丘”为笔名写信给许广平可谓饱含深意——其实，那一座最高的山丘就是鲁迅自己，其精神和风骨永远都让后人“高山仰止”。
陈丹青认为：“鲁迅身上最珍贵的品质，是三个‘拒绝收编’——‘拒绝被体制收编，拒绝被文化系统收编，拒绝收编任何人’。而这样的独立精神，在如今大多数甚为活跃的知识分子身上，早已消失殆尽。”
这个三个“拒绝收编”在我看来最为关键的是第一个——“拒绝被体制收编”，因为这一个“拒绝”直接决定了后面两个“拒绝”能不能存在。在鲁迅的一生中，他始终坚持知识分子的民间立场，坚持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这一点是鲁迅精神最可贵的地方，这也是他比胡适高明的地方。胡适尽管一生没有加入国民党，但他深受过去士人传统的影响，廊庙意识太重，他的后半生可以说行走在体制的刀锋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是历史的遗憾，也是他本人的遗憾。
至于丁玲，则终其一生在体制的漩涡中浮沉，体制曾经给了她巨大的光环，但接着又将她抛弃，晚年她又凭借自己不懈的努力再次回归体制。当被动的离开体制后，丁玲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失去了话语权，这个时候她一定特别怀念她的精神导师鲁迅，就像她于1940年写的那篇杂文《开会之于鲁迅》讲的一样：
人在感觉到不能说出自己感情的时候，是愿意沉默的。我对于鲁迅先生的忆念便是如此。
可以说，鲁迅、胡适、丁玲代表了知识分子的三个方向，其中的是非曲直，值得我辈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