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豪客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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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圣者陶然

如果没有叶圣陶当年的慧眼,也许丁玲这两个字就不会为我们所熟知。感怀于心的丁玲对叶圣陶一生执弟子礼,待之甚恭,这一点对于心高气傲的她殊为不易。圣陶二字典出“圣人陶钧万物”,但我想换一种角度,“圣者陶然”这样的解释或许对于丁玲,对于我们更加的有意义。

知遇之恩

1979年春,刚结束了多年“流放”生涯回到北京的丁玲就去拜访了叶圣陶,这一年丁玲75,叶圣陶85,二十余载不见,两人都已是华发苍颜,历数岁月沧桑,不禁感慨万千。

是日,丁玲走后,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忽丁玲来访,偕其爱人陈君,二十余年不见面。渠先居北大荒十余年,后迁居山西长治数年,皆不得与外界通消息,不得有所撰作。去年年末始得昭雪,丁玲言当时苟无此举,或不治文艺,整个生活将是另外一个样子。余闻此亦深感。”

如果没有叶圣陶,这世上会不会有“丁玲”?这的确是个迷。尽管叶圣陶曾经谦逊的表示自己发现丁玲是偶然,丁玲的成功却是必然,但在那样的一个乱世中,任何一个偶然的因素足以改变人的一生。要知道,丁玲当时并没有当作家的坚定信念,她曾经想过当画家、当演员,后来都因为一时的挫折而迅速的改弦易辙。在沈从文和胡也频卖文为生的时候,丁玲也只不过把写作当成自己的业余爱好,根本没想过要以此为终生的事业。如果没有叶圣陶的慧眼,丁玲会不会在文学之路上坚持走到底?变数的确很大。

没有叶圣陶,丁玲或许将“泯然众人矣”,但自然她的人生也不会如此曲折。但丁玲就是丁玲,她宁愿轰轰烈烈的死去,也不愿平平淡淡的活着,因此,她对叶老的提携之恩,终其一生都深怀于心。

即使以现在的眼光回过头去看,我们仍然惊讶于叶圣陶慧眼识英雄的气魄与胆量。

1927是个不寻常的年份,这一年发生了太多的重大事件,其中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和南昌起义的枪声将决定国共两党未来的命运,中年毛泽东则在这一年选择上井冈山,这一正确的决定也勾勒了他未来的命运,堪比蒋介石当年入主黄埔军校。

这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一个决定命运的年份,丁玲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怀着忐忑之心把自己的《梦珂》寄到著名刊物《小说月报》,没有想到,《小说月报》竟然在头条刊出了这篇小说,并且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而发表该小说的编辑,正是叶圣陶。当时叶圣陶恰好在代理原属于郑振铎的工作,他注定要书写这段佳话。

紧接着,《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一篇接一篇,丁玲犹如一道亮丽的闪电划过文坛的天空,开辟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连续发表了这四篇小说以后,叶圣陶就给丁玲写信,建议她出本集子,在他的斡旋下,丁玲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于1928年在开明书店出版。这部小说集的出版,标志着丁玲大家地位的确立。

不过已经成为作家的丁玲仍然单纯的像个小女孩,她在80年代回忆道:

一个才写了四篇小说的学徒工除了对叶先生怀着感激之情外,还能有什么意见呢。但用八十年代的眼光看来,这个学徒工实在是一个傻瓜,竟然没有想到应该请叶先生为这本小说集写序题词至少写几个字在封面上;或者请书店的责任编辑写几句评介本书内容、介绍作者的话;这一些都没有……

丁玲真是太“不识抬举”了,一点“潜规则”都不懂,如果她活在今天,我敢保证,她一点出位的机会都没有。这个时代可能有丁玲,但已经很难找到叶圣陶了。

此后一个甲子的时光,丁玲一直对叶圣陶执弟子礼。从这一点来看,他们的关系有点像科举时代的考官跟考生,考生及第后,往往终身奉考官为师,自称门生。而门生跟考官之间,利益的关联常常是免不了的。与此相比,丁玲与叶圣陶之间的君子之交更让人钦佩。

文字因缘

让我们再回到文章开头丁玲去拜访叶圣陶这件事上。在这次会面中,丁玲告诉了叶圣陶自己创办《中国》的事情,叶圣陶听后十分开心,他还是像几十年前那样一如既往地支持丁玲的事业,毫不犹豫地答应出任《中国》的顾问。谈话中,叶圣陶还表明了自己对周扬的态度,他说自己不太喜欢周扬,因为周扬老是以一贯正确的面目自居。丁玲明白,叶老在情感上始终是偏向自己的。

丁玲走后的第二天晚上,叶圣陶对丁玲的来访百感交集、夜不能寐,连夜填写了一首《六幺令》:

启关狂喜,难记何年别。相看旧时容态,执手无言说。塞北山西久旅,所患惟消渴。不须愁绝。兔毫在握,赓续前书尚心热。

回思时越半纪,一语弥深切。那日文字因缘,注定今生辙。更忆钱塘午夜,共赏潮头雪。景云投辖。当时儿女,今亦盈颠见华发。

词中,不仅叙述了此次两人会面时“执手无言说”的激动,也重温了当年一起在钱塘观潮的那段如火如荼的往事。随后,叶圣陶又将这首词工整地抄录在宣纸上赠与丁玲。而对叶圣陶的这首词,丁玲同样视为珍宝,她请人将之镶裱起来挂于家中显著的地方,日日瞻顾。事实上,在这几十年中,丁玲都是以一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态度来看待叶圣陶的。在她心里的文学大师中,鲁迅之后即是叶圣陶。直到丁玲去世后,陈明才将叶圣陶的这首词和丁玲的其他遗物,一起捐献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

五年之后,年逾九旬的叶圣陶在医院中胆囊切除手术。丁玲得知消息,与丈夫陈明带着花篮前往医院看望他。叶圣陶对此十分感怀,又在病榻上写下了《丁玲陈明馈花篮问病作此奉酬》一诗赠与丁玲:

三色苍兰一篮盛,红黄粉艳露犹莹。

对花历历念旧情,深感丁玲与陈明。

敢告手术经过好,已能扶起纵远眺。

昔年剖胆今割了,自谓胆量尚不小。

丁玲得到这首诗后,“感奋,欣喜,不能已。”她将叶老的这首诗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并在其后面写了一个“附记”:“叶老曾是我的师长,这次他在病魔面前显示出的顽强的意志,乐观的精神,旺盛的生命力,浓郁的诗兴,更策励着我辈不敢枉自言老,不敢稍懈自己的斗志。”字里行间,足见丁玲对叶圣陶始终不渝的崇敬之情。

这年的11月28日,在北京新侨饭店举行了丁玲主编的《中国》文学双月刊的创刊招待会。叶圣陶那天早晨刚刚出院,身体虚弱,不能亲自到场祝贺,他的长子叶至善代表他来到大会上说:“我父亲要我带来几句话,他说,他非常佩服丁玲同志,八十岁了还创办这么一个刊物,他觉得非常了不起。他说他有胆量,今年把胆割掉了,但是没有勇气再来编一个刊物。他要我传一句话给到会的同志,请大家帮助丁玲同志把这个刊物办好。”叶圣陶虽然已经没“胆”了,但他的话却给丁玲创办《中国》壮了胆。

圣者陶然

1985年6月,俗事缠身的丁玲终于下定决心抛开一切杂务找个地方隐居起来,完成自己三十多年来一直萦绕在心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

也许是担心自己走得太长,放心不下病中的叶老,临行前,丁玲特地去北京医院看望他。丁玲告诉叶圣陶:过些时候我要下乡了,去桑干河,那里的老朋友给留了间房子,让我去。我躲躲人,到那里去写点东西。下去有一个好处,有的事情就不去想,脑子就简单了。

丁玲向叶圣陶讲述了创办《中国》的一些事情,两人之间的交谈还是像以前一样无拘无束,在叶圣陶面前丁玲永远有一种精神解放的快感。出来后,丁玲对身边随行的包子衍说:叶老同我们的关系,在现在的青年人和我们之间,再也不会有了。

包子衍不知语出何故,丁玲说,我们把他当老师呀。包子衍不解地说,现在我们也把你们这些老作家当老师呀。丁玲说,但是没有我们的关系这样深厚,……那个时候的《小说月报》,就一个徐调孚来帮助他,给他做下把手,两人从来也没有拉拉扯扯,结成一伙。他没有整过人,没有“打”过人,这个不容易!我们不少作家都有在人家后头扔石头,吐口水,他没有。

丁玲后来的秘书王增如对此有过进一步的解释:“厄运降临到丁玲头上,她成了全国有名的大‘右派’。大字报、批判文章,贴在院子里,登在报纸上,还有各种各样的批判会。许多过去的同事、朋友,上级、下级,或是由衷地,或是违心地,都向她开火,借以显示自己的革命性与坚定性。但是,叶圣陶对此却一言不发,始终保持沉默。对丁玲,他不肯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他不相信丁玲会反党,他决不能去伤害她。”(王增如《发现丁玲》)

魏晋时评论一个人喜欢用“雅量”来衡量,这就是叶圣陶的雅量。叶圣陶在文坛以酒量闻名,论酒量,酒兴最豪的郁达夫都甘拜下风,但叶圣陶不仅有酒量,更有雅量。“痛饮酒,熟读《离骚》”是叶圣陶的雅量,不斤斤计较于个人的小格局,光明磊落,更是叶圣陶的雅量。

叶圣陶原名叶绍钧,圣陶只是他的别名,这个别名出典自“圣人陶钧万物”,意即有贤德的圣人能陶冶造就世界上的一切事物。这样的名字够大气,这也是叶圣陶人生的写实。但我们不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这个名字,圣,圣者也,陶,陶然也,唯有大肚能容、襟怀坦荡的圣者才能做到真正的陶然与快意,朱自清在《我所见的叶圣陶》就由衷地赞叹叶圣陶“圣陶是不会厌世的”,这就是对他快乐精神的最好诠释,这也是叶圣陶给我们的另一种启示。

丁玲最终没有完成她梦寐以求的长篇小说,一个月后她自己也住进了医院,而且再也没有出来。她醒悟得太晚了,或许这个时候她会真正理解叶圣陶持之一生的格言:

有所爱,有所恶,有所为,有所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