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那时有严重的肺结核，经济如此之困难，营养条件又差，还要承担沉重的政治压力，往牛棚送饭，抄检查……，还要帮助父亲把检查刻上蜡板，多印几份，早一些解决问题。那时，社会上的油印机是为造反派服务的，不可能借用。母亲就用一块竹片削好，在蜡纸上刮，印出检查……由于得不到很好的治疗，母亲几乎耳聋。
我那时在外地院校受影响较小，“文革”后期毕业分配时，整个中国已经有上千万干部被打倒，我就显得不孤立了。父亲没有做结论，因此，也不能作为分配的依据。后来我入伍参军，也是如此理由，让我过了关，所以我比弟妹们幸运。不过因为父亲的问题，我一直没能通过入党申请，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
“文革”对国家是一场灾难，但对我们是一次人生的洗礼，使我在政治上成熟起来，不再是单纯的书呆子。我虽然也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但我始终不是红卫兵，这也是一件奇观。因为父亲受审的影响，哪一派也不批准我参加红卫兵。自己又不愿做司令，拉三五个被社会抛弃的人，组一个战斗队，做一个袖章戴戴。那时戴袖章是政治地位的象征。我也羡慕家庭清白的同学。因此，只能跟在这些组织的外围，瞎跑跑。
改革开放
直到1976年10月，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翻身得解放。我一下子成了奖励“暴发户”。“文革”中，无论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均与我无缘。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唯独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我心中也有不平，我已习惯了我们不应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是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基础。粉碎“四人帮”以后，生活翻了个儿，因为我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乎那时的时代需要，突然一下子“标兵、功臣”等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式地压过来。我这人也热不起来，许多奖品都是别人代领回来的，我又分给了大家。
1978年3月我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6000个代表中，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我33岁。我也是军队代表中少有的非党人士。在兵种党委的直接关怀下，部队未等我父亲平反，就直接为查清我父亲的历史进行外调，否定了一些不实之词，并把他们的调查结论寄给了我父亲所在的地方组织。我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出席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父亲把我与党中央领导合影的照片裱了起来，挂在墙上，全家都引以为傲。
我父亲也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平反。由于那时百废待兴，党组织需要尽快恢复一些重点中学，提高高考的升学率，让他去做校长。“文革”前他是一个专科学校的校长。他不计较升降，不计较得失，只认为有了工作机会，就全身心地投进去了，很快就把教学质量抓起来了，升学率达到了90％多，成为远近闻名的学校。他直到1984年75岁才退休。他说，他总算赶上了一个尾巴，干了点事。他希望我们珍惜时光，好好干。至此，我们就各忙各的，互相关心不了了。我也亲历亲见过，四川省委老领导杨超同志“文革”中二次复出，他的小孩一直与我们是朋友。“文革”初期他父亲被关进监狱中，当时听他女儿说过几天组织要去监狱与他父亲谈话，让他重新出来任四川省委书记。他一出来就毫无怨言地投入了工作。我为老一辈的政治品德自豪，他们从牛棚中一放出来，一恢复组织生活，都拼命地工作。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计荣辱，爱国爱党，忠于事业的精神值得我们这一代人、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学习。生活中不可能没有挫折，但一个人为人民奋斗的意志不能动摇。
我有幸在罗瑞卿同志逝世前三个月，聆听了他为全国科学大会军队代表的讲话，说未来十几年来是难得的和平时期，我们要抓紧全力投入经济建设。我那时年轻，政治头脑简单，并不明白其含义。过了两三年大裁军，我们整个兵种全部裁掉，我才理解了什么叫预见性的领导。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期间，我们基建工程兵小组与铁道兵小组的中心话题就是裁军，因为一开完十二大，我们就要整建制的离开军队，实在是有些恋恋难舍，毕竟我们习惯了十几二十年的军队生活。当时，父母也不太理解党的开放改革，也认为离开军队太可惜。
走入地方后，不适应商品经济，也没有驾驭它的能力，一开始我在一个电子公司当经理也栽过跟斗，被人骗过。后来也是无处可以就业，才被迫创建华为的。华为的前几年是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起步的。这时父母、侄子与我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里，在阳台上做饭。他们处处为我担心，生活也十分节省，攒一些钱说是为了将来救我。（听妹妹说，母亲去世前两个月，还与妹妹说，她存有几万元，以后留着救哥哥，他总不会永远都好。母亲在被车撞时，身上只装了几十元钱，又未装任何证件，是作为无名氏被110抢救的。中午吃饭时，妹妹、妹夫发现她没回来，四处寻找，才知道遭遇车祸。可怜天下父母心，母亲的心多纯洁。）当时广东卖鱼虾的，鱼虾一死就十分便宜，父母他们专门买死鱼、死虾吃，说也很新鲜呢！晚上出去买菜与西瓜，因为卖不掉的菜，便宜一些。我也无暇顾及他们的生活，以致母亲糖尿病严重我还不知道，还是邻居告诉我的。华为有了规模发展后，管理转换的压力十分巨大，我不仅照顾不了父母，而且连自己也照顾不了，我的身体也是那段时间累垮的。我父母这时才转去昆明我妹妹处定居。我也因此理解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华为的成功，使我失去了孝敬父母的机会与责任，也消蚀了自己的健康。
我总认为母亲身体很好，还有时间。我身体不好，以及知识结构、智力跟不上时代，也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总会有时间陪她的。没想到飞来横祸。回顾我已走过的历史，扪心自问，我一生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事业与员工、无愧于朋友，唯一有愧的是父母，没条件时没有照顾他们，有条件时也没有照顾他们。我知道我的情况比绝大多数人要好，为了忘却纪念，也一吐为快。
爸爸、妈妈，千声万声呼唤你们，千声万声唤不回。
逝者已经逝去，活着还要前行。
——2001年2月8日于深圳
任正非接受法国媒体采访
《回声报》/Solveig Godeluck：您是个低调的人，我们希望了解您是什么样的人，您的童年是怎样的，您来自哪里？
任：我也不清楚怎么解释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因为不知道应该从哪个角度来看。我认为自己从来都很乐观，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我都很快乐，因为我不能选择自己的处境。包括小时候很贫穷，我也认为自己很快乐，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别人的富裕是什么样的。直到40多岁以后，我才知道有那么好吃的法国菜。
我小时候生长在贵州的一个少数民族边缘小镇（镇宁县），在小镇读了小学和中学，随父亲工作变动，到了一个很小的城市（都匀市）读中学，然后考上大学。我父母分别是中、小学教师，虽然他们没有给我们宽松的物质生活条件，但在我的教育上付出得非常多。我不知道这个回答您是否满意？
《回声报》/Solveig Godeluck：希望您接着往下说。
任：我考上大学后，学的是建筑，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电子方面是自学的，改行了。
《回声报》/Solveig Godeluck：后来我们知道您从军了一段时间，有人说您那段时间做的是工程方面的工作，也有人说是密码方面的工作，有人说是军官，也有人说不是军官。
任：大学毕业后我是当兵了，当的是建筑兵。当然是军官，不是士兵。在中国“当兵”这个说法是指行业，而不是职位。我当兵的第一个工程就是你们法国公司的工程。那时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向中国出售了一个化纤成套设备，在中国的东北辽阳市。我在那里从这个工程开始一直到建完生产，然后才离开。我跟法国很有缘分，第一个工程就是法国的。我从事的是石油裂解开始的油头八个装置的自动控制工作。当时有400或600多个法国专家在现场指导工作，他们教了我化工自动控制。
因为当时中国比较贫穷，国家的理想就是每个老百姓都能穿上化纤的衣服。中国人那时认为化纤的衣服很挺，不打皱，很漂亮。那个化纤厂建好以后中国就改革开放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人认为棉布比化纤好。化纤有个缺点，不透气，一旦着火以后沾在身上烧很危险。这个厂没有实现给每个中国人提供化纤服装的梦想，后来转变为做包装袋材料，而不是做衣服了。（记者：丝绸更好。）丝绸很贵啊，那就更不可能了。那时候中国人的总体生活水平还是很低的。所以为什么那个时期以化纤为主，就是为了解决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像现在法国奢侈品对中国的出口，在那时候连印象都没有，因为30年前中国的基本问题是解决温饱。
《回声报》/Solveig Godeluck：当时您已经想到要创业了吗？因为创建一个像华为这样的企业，不是什么人都能想到的。
任：没有。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要裁减军队，要裁减非战斗部队，比如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我们就脱下军装了。
《世界报》/Philippe Escande：你创建华为时，政府是否鼓励你们创业？
任：我们脱下军装以后就要走向社会。其实那时我们很缺乏生活能力，因为不熟悉市场经济。中国当时正面临着社会转型，我们这种人在社会上，既不懂技术，又不懂商业交易，生存很困难，很边缘化。我转业在南海石油深圳开发服务公司工作，这个公司主要是盖房子的。（记者：哪一年？）1982到1983年，那时已经是市场经济时代了。南海石油深圳开发服务公司，不属于石油系统，隶属深圳市政府。深圳想给南海石油多盖些房子，赚它的钱。我因为不适应市场经济和管理方法，没有干好，人家也不要我了，我只好辞职找工作。
《世界报》/Philippe Escande：为什么走上电信这一行？
任：如果我去卖水果，你也会问我为什么去卖水果。但是如果我聪明的话，不走上电信，也许对我的人生意义会更大。如果我去养猪的话，现在可能是中国的养猪大王了。猪很听话，猪的进步很慢，电信的进步速度太快，我实在累得跑不动了。不努力往前跑就是破产，我们没有什么退路，只能坚持到现在。我根本跟不上电信发展的速度。那时就是错误地以为电信产业大，好干，就糊里糊涂地进入电信了。进去后才知道电信最难干，它的产品太标准了，对小公司是一种残酷。但是我们退不出来了，因为开业后一点钱都没有了。退出来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怎么生活，怎么养家。退出来，再去养猪的话，没钱买小猪，没钱买猪饲料。因此也不可能改行了，只好硬着头皮在电信行业前行。
《回声报》/David Barroux：您是指开始很不顺利？后面才好些？
任：应该是无知，我以为电信市场那么大，我做一点点养活我就行了。进来才知道电信不是小公司能干的，标准太高了，进步太快了。要活下来只有硬着头皮干到底，不然就干不下去了。那时应该说和我们同样傻走上电信行业的公司有几千家、上万家，也许他们早认识到他们的傻，所以转到别的行业成功了。因为不认识他们，我说不清他们的故事。
《世界报》/Philippe Escande：当时中国政府是否有鼓励计划，鼓励人们在电信领域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