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这段灰色的历史，是“文革”中受磨难最大的一件事情。身在国民党的兵工厂，又积极宣传抗日、同意共产党的观点，而又没与共产党地下组织有联系。你为什么？这就成了一部分人的疑点。在“文革”时期，如何解释得清楚。他们总想挖出一条隐藏得很深的大鱼，父亲受尽了百般的折磨。现在想想，一所乡间中学，使用的又是统一教材，此人即使真有点什么问题，又会对国家安全有多大影响。即使有问题也应改造他，而不是折磨他。
母亲其实只有高中文化程度，她要陪伴父亲，忍受各种屈辱，做父亲的挡风墙；又要照顾我们兄妹七人，放下粉笔就要捡煤球、买菜、做饭、洗衣……又要自修文化，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她最后被评为中学的高级教师。她的学生中，不少是省、地级干部及优秀的技术专家，他们都对母亲的教学责任心印象深刻。母亲这么低的文化水平，自学成才，个中艰辛，只有她自己知道。
父母虽然较早参加革命，但他们并非无产阶级血统，要融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取得信任，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他们不可能像普通农民、工人那样政治纯洁。他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这个社会又是多元化组成的，不可能只有一种纯洁的物质。他们有时会参加各种复杂的活动，例如抗日演出，这种演出的背后有人插手。母亲参加过抗日演唱队，有人说，参加演唱队的人，集体参加了什么组织……人一生不知有多少活动，如果不以人的目的来衡量，以人的品德来衡量，以及现实中他们对历史认识与承诺来衡量，而是以形式来衡量，那么就会复杂到任何人都无法清理自己而谨小慎微。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向党交心，他们思想改造的困难程度要比别人大得多，所受的内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他们把一生任何一个细节都写得极其详尽，希望组织审查。他们去世后，我请同学帮助复印父母的档案，同学们看了父母向党交心的材料，都被他们的真情感动得泪流满面。终其一生，他们都是追随革命的，不一定算得上中坚份子，但无愧于党和人民。父亲终在1958年国家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时，入了党。当时向党交心，不像今天这样信息发达，人人都可以看到中央精神，与中央保持一致。那时，其实就是向几个党员交心、向支部书记交心，即使有报纸公布上面的精神，但精神的执行还得有人理解后再来贯彻。那时，反对个别党员，有可能被说成反党。我们亲眼看到父母谨小慎微、忘我地拼尽全力工作，无暇顾及我们，就如我拼死工作，无暇孝敬他们一样。他们对党和国家、对事业的忠诚，已经历史可鉴。我今天是悔恨的，我没有抽时间陪陪他们，送送他们。
回想起来，革命的中坚份子在一个社会中是少数的，他们能以革命的名义，无私无畏地工作，他们是国家与社会的栋梁。为了选拔这些人，多增加一些审查成本是值得的。而像父母这样追随革命，或拥护革命，或不反对革命的人是多的，他们比不革命好，社会应认同他们，给予机会。不必要求他们那么纯洁，花那么多精力去审查他们，高标准要求他们，他们达不到也痛苦。而且要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一同来支撑，以物质文明来巩固精神文明，以一种机制来促使他们主观上为提高生存质量，客观贡献是促进革命，充分发挥他们贡献的积极性。我主持华为工作后，对待员工，包括辞职的员工都是宽松的，我们只选拔有敬业精神、献身精神、有责任心、使命感的员工进入干部队伍，只对高级干部严格要求。这也是亲历亲见了父母的思想改造的过程，而形成的宽容的品格。
青少年时代
我们与父母相处的青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就是渡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今天想起来还历历在目。
我们兄妹七个，加上父母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生活，毫无其他来源。本来生活就十分艰难，儿女一天天在长大，衣服一天天在变小，而且都要读书，开支很大，每个学期每人交两到三元的学费，到交费时，母亲每次都发愁。与勉强可以用工资来解决基本生活的家庭相比，我家的困难更大。我经常看到母亲月底就到处向人借三到五元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直到高中毕业我没有穿过衬衣，有同学看到很热的天我还穿着厚厚的外衣，就让我向母亲要衬衣，我不敢，因为我知道做不到。我上大学时母亲一次送我两件衬衣，我真想哭，因为，我有衬衣了弟妹们就会更难了。我家当时是两到三人合用一条棉被，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文革”造反派抄家时，以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专科学校的校长家，不知有多富，结果都被惊住了。上大学我要拿走一条被子，就更困难了，因为那时还实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发0.5米布票。没有被单，母亲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伴我度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这次在昆明散步时，也谈到了那时的艰难。
1959～1962年，由于“大跃进”的失误，也由于三年的自然灾害，国家陷入了经济困难。那时我正好在读高中，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饥饿，天天都是饥肠辘辘，无心读书，我高二还补考了。我在初中时人家把我作为因材施教的典型，而高中却补考。我青少年时期并无远大的理想，高中三年的理想就是能吃个白面馒头。因此，我特别能理解近几年朝鲜人民的困难，他们还有国际援助，人口又少。中国那时处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与制裁中，人口又多，其困难比今天的朝鲜及非洲还要大。
后来饿得多了，方法也多了，上山采一些红刺果（就是我们绿化用的那种），把蕨菜根磨成浆、青杠子磨成粉代食。有时妹妹采几颗蓖麻子炒一下当花生吃，一吃就拉肚子。后来又在山上荒地种了一些南瓜，以及将美人蕉（一种花）的根煮熟了吃。刚开始吃美人蕉根时，怕中毒，母亲只准每人尝一点。后来看大家都没事，胆子就大一些，每天晚上儿女围着火炉，等着母亲煮一大锅美人蕉的根或南瓜来充饥，家庭和和睦睦。那时，根本没有专用的厨房，而是卧室床前的地上，挖一个坑，做一个地炉，又做饭，又取暖，大家围在一起，吃南瓜，其乐融融。
父母的不自私，那时的处境可以明鉴。我那时大概十四五岁，是老大，其他一个比一个小，而且不懂事。完全可以偷偷地多吃一口，但他们谁也没有这么做。父亲有时还有机会参加会议，适当改善一下。而母亲那么卑微，不仅要同别人一样工作，而且还要负担七个孩子的培养、生活。煮饭、洗衣、修煤灶……什么都干，消耗这么大，自己却从不多吃一口。我们家当时是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的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不是这样，总会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那时候，我才真正理解“活下去”的含义。
我快高考时，有时在家复习功课，实在饿得受不了了，用米糠和菜和一下，烙着吃。被父亲碰上几次，他心疼了。其实那时我家穷得连个可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是用瓦罐装着，我也不敢随便抓一把，否则也要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的不自私也是从父母身上学到的，华为今天这么成功，与我的不自私有一点关系。）后三个月，母亲经常早上悄悄塞给我一个小小的玉米饼，使我安心复习功课。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有巨大的功劳。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也进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社会上可能多了一个养猪能手，或街边多了一个能工巧匠而已。这个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与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我无以报答他们。
当1997年我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改革时，开始向学生收费，而配套的助学贷款又没跟上，华为向教育部捐献了2500万元寒门学子基金。在基金叫什么名字上争论很大，甚至有员工亲自来找我，说不要叫寒门，应叫优秀××，这些人不少还是博士、博士后。我认为出身贫寒并不羞耻，而思想与知识贫寒，出身高贵也不光荣。我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贫困、饥饿、父母逼着学中过来的。没有他们在困难中看见光明、指导，并逼迫我们努力，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文革”岁月
父亲一生谨小慎微，自知地位不高，从不乱发言而埋头在学问中。因此，平安度过了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倾”和1964年“四清”。但没有小难，必有大难。“文革”一开始，各地都以“三家村”这种模式找靶子。会写文章，是党的领导干部，有一些独立的政治思想的人（指与当地的潮流不合拍），就是靶子。父亲在早期革命队伍中就算有文化的，又有教学经验，又是领导干部……，正是这种模板。“文革”又是首先从教育界开始的，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中，他最早被抛出来，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历史有问题的人……，万劫难逃。他最早被关进牛棚（当时称关押地、富、反、坏、右、走资派……九种人的非监狱的囚室），直到粉碎“四人帮”，历时十年，短短的人生能有几个十年。这又是在他最能为人民做事的时期，你知道这对一个有志者是多么痛苦。由于只有少数人先被抛出来，那时的末日恐惧是可以想象的。父亲是校长，父亲的同事、原来的书记黄宣乾是老革命，忍受不了自杀了。其实他们的错误就是要把教学搞好为国家，就是今天的科教兴国。今天能把科教兴国的口号喊响，一百多年来有多少人为它殉道。
当时，我已到外地读书，没有直接感受到家庭的遭遇，因为母亲来信绝不会描述。她只会说“要相信运动，跟党走，要划清界线，争取自己的前途……。党的政策是历史问题看现实、出身问题看本人，你不要受什么影响。”而弟妹们年纪小，在父母身边，他们直接感受了各种屈辱与打击。弟妹们经常扒在食堂外面的玻璃窗，看批斗父亲，吓得他们浑身发抖。父亲站在高高的台子上，头戴高帽，脸被涂黑，反捆双手，还一边被人拳打脚踢，有时还被踢倒在地……有时，几百个走资派被挂上黑牌，装在卡车上游街……。
我当时在外地读书，对家中的情况不了解，是同班同学从父亲学校出来串连的学生中了解到，又告诉我的。我在“大串连”中，收集了许多传单，寄给母亲。我记得传单上有周恩来总理的一段讲话，“干部要实事求是，不是的不要乱承认。事情总会搞清的。”母亲把周总理这段话，藏在饭里送给父亲，后来父亲说，这张条子救了他的命，他才没有自杀。其实父亲为什么没有自杀，母亲后来跟我们说过，他是为了我们七个孩子。他想他一死，就成了自绝于人民，孩子们背上这个政治包袱，一辈子如何生存，那时的血统论，株连儿女的严酷环境下，他即使忍受百般折磨，也不会自杀。
1967年重庆武斗激烈时，我扒火车回家。因为没有票，还在火车上挨过上海造反队的打。我说我补票，也不行，他们硬把我推下火车。我也挨过车站人员的打。回家还不敢直接在父母工作的城市下车，而在前一站青太坡下车，步行十几里回去，半夜回到家，父母见我回来了，来不及心疼，让我明早一早就走，怕人知道，受牵连，影响我的前途。父亲脱下他的旧反毛皮鞋给我，第二天一早我就走了，又回到枪林弹雨的重庆。父母总以为枪林弹雨，没有政治影响可怕。临走，父亲说了几句话：“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学而优则仕是几千年证明了的真理。”“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背负着这种重托，我在重庆枪林弹雨的环境下，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遍，学习了许多逻辑、哲学……。还自学了三门外语，当时已到可以阅读大学课本的程度，终因我不是语言天才，加之在军队服务时用不上，二十多年荒废，完全忘光了。我当年穿走父亲的皮鞋，今天是十分后悔的。我那时是个学生，是自由人，不用泥里水里跑，而父亲那时是被押着做苦工，泥里、水里，冰冷、潮湿……，他才真正需要。我那时只理解父母的温暖，没有理解他们的需要，太自私了。
“文革”中，我家的经济状况陷入了比自然灾害时期还困难的境地。中央为了从经济上打垮走资派，下文控制他们的人均标准生活费不得高于15元。而且，各级造反派层层加码，真正到手的平均10元左右。我有同学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介绍弟妹们在河里挖沙子，修铁路抬土方……。弟妹们在我结婚时，大家集在一起，送了我100元。这都是他们在冰冷的河水中筛沙，修铁路时在土方塌方中被掩埋……挣来的。那时的生活艰苦还能忍受，心痛比身痛要严重得多。由于父亲受审查的背景影响，弟妹们一次又一次的入学录取被否定，那个年代对他们的损失就是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除了我大学读了三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外，其他弟妹有些高中、初中、高小、初小都没读完，他们后来适应社会的技能，都是自学来的。从现在的回顾来看，物质的艰苦生活以及心灵的磨难，是我们后来人生的一种成熟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