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经贸关系中，有多种因素在发挥作用。第一个因素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扩大了自身的出口和进口能力，同时也增加了对日本资金、技术和产品的需求量。
第二个因素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日元升值为契机的日本经济战略的转变。由于日元升值，一方面使其国内资金出现过剩，另一方面也使日本国内企业生产成本增加，从而促使日本企业向海外转移，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为了减少与美国、欧洲的经济摩擦，日本企业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又逐步从欧美转向东亚地区。
近年来，由于日本国内经济萧条，使日本企业家在国内扩大投资的余地越来越小，加之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不断高涨，欧美开始扩大对华投资，日本唯恐落后，不得不加快对华直接投资的步伐。中国及时抓住机遇，提供优惠政策，吸引日商来华投资设厂。由于日商对华投资的增加，带动了日本机械设备、生产原料及零部件的对华出口；日资企业的产品大量返销日本也促进了中国纺织品、成衣、家电等制成品的对日出口，反过来又带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增加的效果。
第三个因素是两国政府间资金合作的加强。改革开放初期，在正因为中日之间存在这种内在互动机制，才使两国成为最佳经贸伙伴。比如说，日本和欧美之间的经贸关系虽然在质量方面优于中日经贸关系，但并不完全具备这种贸易与投资良性互促机制。欧美国家早已进入经济发达阶段，不太可能出现类似发展中国家的那种高增长，现有市场容量虽然很大，但潜在市场增量却并不大；另外，在欧盟经济圈内部或北美经济圈内部的经贸往来已基本可以满足本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对来自日本的经贸往来的需求相对有限。可以说，日美或日欧之间互补性较差，竞争和摩擦大于合作。再看日本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关系，虽然其互补性也很强，但该地区市场容量，特别是潜在市场容量远远小于中国。再加上这些国家的政局稳定指数等方面也不如中国。中国政局稳定，经济正在持续高速增长，特别是潜在市场极大，自然是日本投资者的最佳选择，这也是构成中日经济合作内在机制的最根本原因。值得指出的是，在中日经贸互动机制中，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因素的推动作用更大一些；而此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因素的作用开始增强(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详细介绍）。
三、中日经贸关系双赢性与依赖关系的变化
(一)中日经贸关系的双赢性
中日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给中日双方都带来了互惠、双赢的巨大利益，进而加深了两国经贸关系的相互依赖程度。
第一，中日双边贸易对双方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中日贸易额在中国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在最高年份(1996年)高达20%以上，此后，比重虽然有所下降，但目前仍占14%左右；中国对日贸易的绝对量则在不断增加，2000年以来年年创新高。对日贸易的不断扩大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中日贸易对日本经济复苏的拉动作用则更是非常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中贸易增长率远远高于日美贸易及整个日本外贸的增长率，可以说，日中贸易拉动了整个日本对外贸易，对华出口带动了日本的出口，“中国特需”对日本经济复苏的巨大作用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第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扩大，不仅为中国带来了资金，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经验，提升了中国产品的技术含量和质量，提高了其国际竞争力。中国大量引进日本技术设备促进了其产业装备的现代化和技术进步；而日本对中国的技术输出，则延长了日本产品技术的生命周期，使之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利益。
第三，日本在中国大量投资设厂，给日本国内的过剩资金找到了良好的出路，不仅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也促进了日本的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也扩大和提高了中国的就业和居民收入。目前，在日资(包括中日合资)在华企业的直接就业人员已经超过100万人，与这些企业相关的配套、服务、流通企业就业人员更达到920万人；2004年，日资企业缴纳税收约490亿元，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正在不断提尚。
第四，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日经贸关系已与世界经济和区域经济融为一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资企业的出口贡献率一直很高，占中国对外出口的50%左右，2004年占57.4%。估计2万多家在华日资企业生产的产品中，也至少有5成左右从事出口，其产品不仅返销日本，同时也出口到欧美地区。这带来了双重效果：日本通过中国“迂回”扩大对美、对欧贸易；（2)中国也在对日经贸往来中扩大了对美欧各国的出口。可见，中日经贸关系已经远远超越了两国范围而对双边乃至多边经济合作都将产生积极的波及效应。
第五，中国质优价廉的大众消费品大量出口日本，对缓解日本经济萧条和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特别是1998年以后失业率不断攀升，失业人口已经超过300万人，致使低收入者和无收入者急剧增加。中国的廉价商品进入日本市场，大大减轻了无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生活压力，对于他们渡过生活难关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中日经贸相互依赖关系的变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格局下，跨国公司根据经济环境的安全程度以及生产或流通成本的高低，在全球范围内合理地配置生产要素，使得各国经济都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中日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已经很高。2004年，中国对日本外贸依赖度为14.5%。其中，出口依赖度为12.4%，进口依赖度为16.8%，吸引外资依赖度为9%。日本对华外贸依赖度为17.2%。其中，出口依赖度为13.1%，进口依赖度为22.4%，对外直接投资依赖度为12.8%(见表6-14)。中日之间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局面。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中日经济相互依赖结构中，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对日本的依存度相对更大一些；此后，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对外贸易的扩大，中日经济相互依赖结构发生逆转，日本对中国的依赖度开始提高。中日贸易在中国外贸中所占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曾高达20%以上，此后逐渐下降，到2004年降至14.5%，2005年1-7月又降至13.2%。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中国引进外资中所占比重，1990年为14.3%，而2004年则下降到8.9%。2004年，日本对华日元贷款仅为857亿日元(不足9亿美元），其在中国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所占比例由2000年的10.4%降至3.3%，在中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所占比例更是下降到0.3%。特别是与中国逼近8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14万亿人民币的储蓄余额相比，已显得微不足道。
与日本对华经济影响呈下降趋势相比，日本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度越来越高。如表6-14所示，1990-2004年期间，日本对华贸易和对华直接投资的增长率远快于日本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率。同期，日本外贸年平均增长率仅为3.6%，日美贸易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5%，而日中贸易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4.6%；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年平均增长率为负3.5%，而对华直接投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2.8%。日中贸易在日本外贸中所占比重从1990年的3.5%上升到2004年的17.2%；对华直接投资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从1990年0.6%上升到2004年的12.8%，2005年1-8月，又进一步上升到15%。
若将日中贸易与日美贸易在日本外贸中所占比重的变化进行比较，则更能清晰看出，日本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度在逐渐上升。如表6-17所示，1990-2004年的15年期间，日美贸易在日本外贸总额中所占比重从27.5%降至18.5%，下降9个百分点；日中贸易在日本外贸中所占比重则从3.5%上升到17.2%，增加近14个百分点。对美出口在日本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从31.6%降至22.4%，下降9个百分点；而对华出口在日本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则从2.1%上升至13.1%，增加11个百分点。尽管目前日本对华出口还低于对美出口，但从增长速度上看，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很快成为日本的最大出口对象国。
扩大出口对日本来说至关重要，2002年以来的日本经济复苏主要是由出口带动的，即出口扩大——带动生产扩大——进而带动设备投资扩大和居民消费的扩大——整个经济进入复苏轨道。而出口的扩大又主要是依靠对华出口实现的。2003年日本出口增加额的68%来自于对华出口的增加。2004年，中国（含香港）已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1993-2003年的10年当中，日本出口增加值的44%来自中国，加上香港更达到56%。据日本有关部门估算，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使日本潜在经济增长率提升0.8%。近年来，中国经济已成为拉动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未来中国对日本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将日益增强。鉴于此，如今在分析日本经济现状及其走向时，无论是谁，也不能无视中国因素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作用。
一、面临的主要难题的未来走势
(一)“政冷”对“经热”的影响
近年来，日本对华政策的消极面逐步凸现，在包括历史问题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上所采取强硬姿态，深深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使中日关系陷入了自中日复交以来最紧张的时期。例如，小泉纯一郎自出任首相以来连续六年参拜了供奉有东条英机等14名二战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日方对中国开发东海油气田提出种种无理要求进行阻挠；在审定历史教科书问题上，无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人民的感情，使歪曲历史的教科书得以通过；就台湾问题说三道四，甚至公然将台湾海峡划入其所谓的“周边事态”范围之内；对两国间有领土争议的钓鱼岛上的灯塔正式列入海上保安厅的管辖之内；并在国际舞台上对中国实行外交打压等等。日方的种种行径激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愤慨，全球华人发起了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签名活动，北京等中国各大城市发生了涉日游行，在经贸领域也出现了诸如“朝日啤酒”、‘击洋华堂”、“抵制日货”等问题，中日高层互访因小泉“参拜”而中断至今，中日政治关系进入“冰河期”。如上已述，中日“政冷经热”局面虽然仍未发生全局性变化，但中日贸易在中国外贸中所占比重已开始下降。这说明，“政冷”确已开始影响到经济关系，出现局部性“经冷”现象。
在现代国际关系中，政治关系对经济关系依然具有很大影响。“政冷”对类似高速铁路、原子能开发利用等大规模合作项目，中日双边FTA以及由中日共同参加的区域FTA等区域合作等需要由政府做出政治决断的合作事业影响极大；而且，“政冷”以及两国国民感情恶化对传统货物贸易和民间直接投资带来的间接影响也决不可低估。
由于中日“政冷”局面和日美同盟的负面影响，使得中日间存在的历史、领土和台湾三大政治问题都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彻底解决。今后中国经济将继续发展，日本经济也将走向复苏。由于两国经济相互依赖度已经很高，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对日经贸关系，而日本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对华经贸往来，因共同利益所系，继续进行经贸合作将是两国唯一的选择。这就意味着中日间“政冷经热”局面很可能在一段时期内呈现“常态化”趋势。因此，中日双方必须学会在较长“政冷”条件下保持经贸关系的发展，双方政府在处理政治关系和外交关系方面，都应尽量以不损害双方经济利益为底线。正视“政冷经热”的“常态化”现实，两国宜从长远战略的高度出发，实行“政经分离”政策，继续发展经贸关系和睦邻友好关系。
(二)能源竞争与东海石油开发问题
近年来，日中政治关系趋于紧张之际，又出现了两国在能源领域恶性竞争和日方干扰中国东海油气田开发的问题，使本来就十分复杂的双边关系雪上加霜。能源是战略资源，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迄今为止的大规模战争多因争夺能源而起，相反，许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又源于能源合作，例如欧盟的最初雏形就是欧洲煤钢联盟。能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特别是作为国民经济“血液”的石油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以来，其重要战略价值经久不衰。2002年，中国石油消费量已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今后能源需求量还将进一步增加。而日本的石油能源几乎百分之百依靠进口。中日两国都需要进口大量石油和天然气，而且中国的需求量还在日益增加；两国石油、天然气的进口对象地区又都集中于同一中东地区，这就很容易使两国利益发生冲突；再加上所谓“中国威胁论”、政治关系的冷淡以及国民感情恶化等经济外因素，使两国在石油、天然气领域呈现出竞争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