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近年来由于中国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增长速度快于中日双边贸易和投资增长，中日贸易在中国整个贸易总额所占比例有所下降。2004年，欧盟和美国分别上升为中国的第一和第二大贸易伙伴，而日本下降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且，日本对华ODA也逐年下降。出现这种状况，有多种原因，当然也不能排除“政冷”局面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出现这种现象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第一，从欧盟对华贸易上升来看，主要是由于欧盟东扩，从过去的15国增加为25国，其在中国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自然会相应地上升。另外，欧盟是一个区域经济集团，而日本仅仅是一个国家。若从国别来看，欧盟的重要成员国德国是世界第二贸易大国，但2004年中德贸易仅为541.2亿美元，相当于中日贸易的33%。
第二，美国上升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按国别计算为第一位），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理所当然的。从具体数字看，2004年，中美贸易额为1696.3亿美元，仅比中日贸易高出17.4亿美元；中国与欧盟贸易额为1772.9亿美元，也不过比中日贸易高出94亿美元，就目前状况看，也只能说欧、美、日不相上下、三足鼎立；从长远的观点看，中欧、中美贸易，特别是中美贸易还将有大幅度增长，而中日贸易的绝对量还会上升，但相对比重将会继续下降。
第三，由于中日贸易基数较大，难以继续出现突破性的高速增长。2002年以来，中日贸易规模已超过1000亿美元，相当多领域的两国贸易已进入成熟阶段，在短期内已不易再出现高速增长。特别是在日本对外贸易增长5%左右的情况下，中日贸易仍然维持20%的高速度，已实属不易。
第四，诚然，2004年年度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低于韩国对华直接投资，但2001年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高于中国引进外资的增长速度。换言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近几年正处于高潮期。韩国的经济实力根本无法与日本相比，其对华投资方面不大可能在总体上超过日本。而且投资与贸易不同，本身波动就很大，仅以一年的数字来证明日本对华投资下降，未免有些苍白无力。从截至2004年的对华直接投资累计数额看，韩国（259亿美元）仅为日本（468亿美元)的55%。
第五，近年来日本对华ODA数额逐年削减，这固然有政治原因，但也存在经济原因，即与近年来日本的财政状况恶化也不无关系。ODA原本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履行的一种援助义务，当受援国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援助国减少、甚至停止援助，也是势所必然。
(四）基本结论
1990年以来，特别是2001年中日政治关系骤冷以来，中日贸易与投资的大多数数据依然保持着高速增长，而且双边经济合作质量也在不断提高，这不能不说中日经贸关系仍然很“热”，特别是相对于政治关系的“、·”来说，尤显经济关系很“热”。中日贸易额在中国外贸中所占比重下降以及日本对华ODA逐年下降，除了政治原因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必然因素。可以说，在“政冷”局面下，“经热”状况基本上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目前，对欧盟、对美、对日贸易分别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5.4%、14.7%和14.5%，可见，欧、美、日三足鼎立，日本占其一。只要这种格局不变，只要中日经济合作各项指标都处于正增长，就不能断定为“经热”已经“趋凉”。
尽管“政冷经热”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并不等于“政冷”这一“经济外因素”对中日经贸关系没有产生负面影响。如果政治关系发展顺利而呈现“政热”局面的话，经济关系无疑会比现在更好。不过，中日经贸关系经过长期发展，传统的货物贸易和民间直接投资已经步入市场化轨道，因而主要是市场规律这一“看不见的手”在起主导作用。因此，相对来说，“政冷”对中日贸易与投资的影响日益减弱。但是，“政冷”对高速铁路建设、区域经济合作、中日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FTA)的缔结等需要由双方政府做出政治决断的大规模合作确实产生着极大的影响“政冷”和国民相互感情恶化对两国贸易与投资的间接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事实上，中日双方政府的贸易管理部门和具体合作企业，都已实际感受到了“政冷”的负面影响和压力。
（第二节）中曰经贸关系的互补性
迄今为止，中日经济合作之所以得以顺利发展，特别是在“政冷”局面下仍能保持“经热”状态，有着多种原因，但最关键原因就在于中日经济合作存在很强的互补性。中日两国的各自自然禀赋和生产禀赋上的差异决定了两国在技术、资金、劳动力成本、市场容量等方面各自存在不同的比较优势。由于比较优势的差异，中日间在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互补关系，并在这种互补性基础上，构成了直接投资与贸易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机制。中日经济合作具有双赢效果，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而这种互补性、双赢性又不断加深着两国在经贸领域的相互依赖关系。实践证明，中日经贸关系是互补的双赢关系，而并非竞争的零和的关系，其潜在合作前景十分广阔。
一、中日经贸合作的互补性
(一)劳动力与市场等方面的互补性
日本经济已经进入成熟阶段，有着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但缺少资源和市场，其劳动力成本、生产成本都很高；而中国正处于发展和上升阶段，拥有丰富的劳动力和相对丰富的资源，特别是拥有广阔的市场，但缺少资金和技术。例如，日本拥有个人金融资产高达1500万亿日元，外汇储备达约8400亿美元，海外净资产达185万亿日元，尽管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长期萧条，但依然保持着世界第一金融大国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已经完成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追赶任务，在消化引进技术的基础上自主创新，其总体技术已与欧美各国并驾齐驱，有些技术甚至超过欧美。尽管日本具有资金和技术上的优势，但是其国内消费市场几近饱和，发展空间狭小，特别是人工成本上升，迫使企业不得不转而向海外发展；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同时在劳动力和市场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中国劳动力人口达7亿多，劳动力成本只相当于日本的3.3%-5%，由于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城市待业人员和2亿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所提出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将长期存在，即使工业部门对劳动力需求增加，从宏观角度看也并不存在工资上涨压力。中国具有巨大的消费市场，其中沿海地区、城市地区至少有4-5亿人口（相当于日本人口的3-4倍）已经成为巨大的现实市场，还有幅员辽阔的内陆地区、农村8亿人口的潜在市场，这将为日本提供无限商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从总体看，中国尚处于工业化初、中级发展阶段，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宏伟目标，中国在2050年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程度，而且即使到那时，中日之间仍然会存在一定的差距。
(二)产业结构、贸易结构以及生产、流通等方面的互补性
日本的产业结构早已实现了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的高级结构；
而中国的产业结构仍很落后，第一产业就业人口还占整个就业人口的近50%，且各产业的技术含量也远低于日本。从贸易结构看，日本早已形成进口原材料等初级产品而出口工业品、特别是出口高附加价值的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品的发达国家型贸易结构。而中国的贸易结构，虽说近几年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重有所提高，但基本上仍是纺织品和中、低端金属制品、机械、家电产品等，附加价值高、技术关联尚的尚端产品尚属凤毛麟角，加工贸易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尽管出口量年年递增，但实际获取的利益却很小；再从进口看，中国进口技术含量高的高端产品的贸易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上的差距，使得中日间存在着较强的互补性，只是在少数领域存在竞争。如图6-1所示，从制成品的生产流程看，中日两国也只在零件生产、组装等低附加价值领域存在某些竞争关系，而在上游的研发以及下游的销售、售后服务等高附加价值领域两国的差距仍然很大。中国企业的研发能力还比较弱，主要产品的核心技术，在知识产权方面主要依赖包括日资企业在内的外国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销售方面，尚未形成自身的销售网络，售后服务质量也有待提高。而日本以综合商社和跨国公司为中心早已形成了全球性的销售网络，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尚处于“借船出海”阶段。
(三)现阶段互补性远远大于竞争性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国逐渐被称为“世界工厂”，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纺织品、资本密集型的钢铁、技术密集型的传统家电等领域确实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不断提高。随之，中日两国在能源、家电等领域出现了一些竞争现象。鉴于此，日本开始惊慌失措，认为中国已经成为日本的竞争对手，甚至还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的论调。但事实上，中日间的互补性仍然远大于竞争性。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农业RCA(显性比较优势：RevealedComparativeAdvantage)1-处于1.3以上，具有绝对优势，但此后，优势略有下降；到2003年，又回升至1.85。这反映出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农产品价格不断提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多数粮食品种价格已经超过国际平均价格，而劳动生产率却提高缓慢，特别是品种质量提高幅度很小，致使中国农业竞争力相对下降。2002年以后，国家加大对农业投资力度，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竞争力仍然远远优于日本。
原油及矿业也与农业相似，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颇具优势，但90年代以后优势逐渐下降，1995年下降至0.6，但2003年又回升到1.6；而日本却从1980年的0.06上升至1995年的0.12。这反映出改革开发以后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对原油和矿物资源、特别是石油的需求量大增，而因受到资源枯竭等影响，其产量却在下降。自1993年起，中国已成为石油净进口国；而日本由于加强产业结构调整，扩大节能产业发展速度，使本来处于弱势的这一产业的竞争力也大幅度提高。2003年，中国RCA指数回升，主要是因为原油及矿物产品上涨和中国对日大量出口所致(对日出口份额占22%)。
中国钢铁业的RCA指数上升幅度最快，从1980年的0.88上升到1995年的1.85，2003年虽有所下降，但也仍保持1.18的高位；而日本钢铁业的RCA指数从1980年的3.46下降到1995年的1.54，在当年竞争力低于中国。这说明中国的产业结构正在从以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结构转向钢铁和机械电子等资本密集型结构；也说明，日本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后，钢铁、化学工业的比重减少，“重厚长大”结构正在向“轻薄短小”结构转变。但是应当看到，同其他产业一样，日本化学、钢铁产业的高端部分仍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所以在2003年又上升到1.71，总体竞争力又超过中国。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贸易是各国对本国比较优势商品进行专业化生产并交换的过程。在比较优势的条件下，通过国际贸易来出口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本国缺乏比较优势的产品，这样对两国的经济就能起到互补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外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中日间生产技术水平必然要出现某种程度的趋同倾向。尽管如此，两国在生产要素禀赋方面仍然存在差异。在大的领域走向趋同的前提下，在同种行业、同一领域内仍将存在差异。
2.美国市场上中日竞争度的分析
当前，日本的出口规模比中国大，出口结构也比中国发达。随着中国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的出口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出口不断增加，但其出口产品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与日本出口产品的竞争并不激烈。对美国市场上中日两国出口工业产品的相互重叠程度进行分析就可以发现，在美国市场上，虽然中日处于竞争关系的产品品种正在增多，但从金额上看，也只有20%左右（见表6-16)。如果将中国同亚洲各国（地区）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度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中日竞争度也远低于日本同亚洲其他国家(地区）的竞争度。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四小虎与日本的竞争度在40%-83%，高出中日竞争度的2-4倍。
如果对中日间20%的竞争度再进行仔细分析，即考虑到中国出口产品大路货(低附加价值)产品较多，而且出口产品中的进口零部件较多等因素，则中日两国的竞争度仅为10%左右。中日经贸结构可整理为图6-2的示意图。如果我们从高科技产业到低技术产业的顺序进行排列的话，中日两国的出口结构就可以分别用一座山的形状来表示其分布情况：山的大小表示出口规模，其位置越往右表明其出口结构的发达程度越高；这两座山的相互重叠部分为中日竞争部分，这部分占日本出口总量的比重越大，对日本而言，与中国的竞争关系就越强，反之越小就表明双方互补关系越强。
(1)即使属于同一类商品，日本的产品多为高档产品，而中国的则是大路货。比如，以电视机为例，中国生产的普通型彩电与日本生产的超薄等离子大画面高清晰度电视单价相差达一位数甚至两位数。
(2)与日本相比，中国对半成品和零部件的进口依赖程度很高，目前中国的出口产品所包含的进口成分达50%左右，而且越是高端产品，该比例越高。这样，实际上中日两国产品真正的竞争程度应大大低于前面推算的20%这一比例，而约为10%左右。可以说，两国存在竞争关系的行业，仅限于日本已经不具有相对优势且附加价值很低的夕阳产业。由此可见，中日之间虽然已出现了一些初级的产品竞争，但竞争度仍然很小，而互补性更大。
二、中日经贸合作的内在互动机制
中日经贸关系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良好的发展，除了双方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之外，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那就是中日经济合作在进入市场化轨道的过程中，形成了“投资与贸易相互促进”的内在良性循环机制。这种机f有效地促进了中日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也加深了中日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