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复交35年来，特别是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两国经贸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中日经贸关系之所以能够持续、快速地发展，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上。通过这些年的经济交流，中日经贸关系已进入了市场化轨道，形成了贸易、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X两国间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使两国的共同利益基础变得更加牢固。这种互补性，是两国关系在“政冷”局面下仍能基本保持“经热”状态的主要原因。
经贸关系是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系中日睦邻友好关系的重要物质基础。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中日双边经济交往日益与世界经济和东亚区域经济融为一体，中日经济合作已成为东亚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中日双边经济合作正有力地推动东亚合作向前发展；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也反过来促进着中日双边经济合作的发展。
在未来时期，中日经贸关系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特别是在汽车、能源、环境等诸多领域有着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如果东亚自由贸易协定(FTA)能够及早签署或其他形式的区域合作及早实现，则将使中日经贸关系得以更快、更好地得到发展；中日经贸关系如能得以健康发展，无疑将对中日政治、安全及文化等领域的相互交往关系也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一节）中曰经贸关系的发展轨迹
二战后，中日两国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恢复了双边贸易。但在冷战格局下，两国贸易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1972年中日复交和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为两国贸易走上正轨提供了良好条件。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日经贸关系从单纯的进出口贸易发展成为包含双边贸易、直接投资和政府间资金合作的全面经贸合作。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日经贸关系进入了加速发展阶段。本节拟就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双边贸易、直接投资以及日本对华ODA的发展过程及其特点做一探讨。
一、中日贸易
(一)中日贸易的发展
中日双边贸易额，1956年超过1亿美元，1972年超过10亿美元，1981年超过100亿美元，2002年超过1000亿美元，2006年中日贸易更是高达2073.6亿美元，比中日复交的1972年增长了近200倍。
为了便于对比，本表中的“日本统计”也是指中国向日本的出口或自日本的进口，收支也是指中国的收支。此外，进出口额均经过四舍五入处理。
中日双方在中日贸易统计上的差别在于香港因素。在中国统计中，对港出口后再转口日本的商品，只计算为对港出口额，而在日本统计中，则将其计算为从中国大陆的进口；对港出口再转口中国大陆的商品，也只统计为对港出口。
2004年日方数据按1美元折算108.3日元计；增长率按日元统计，由于汇率关系，表中数据出入较大。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日贸易额，只有1990年和1998年比上一年有所下降。其中，1990年比上一年减少11.84%，原因是1989年“六四风波”后日本追随美国对中国进行制裁，使中日贸易受挫；1998年比上一年减少4.8%，主要是受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可见，这两年的下降都是由于外部原因。除这两年以外，其余年份都是逐年递增。特别是1991-1996年期间的年增长率在20%以上。2000年中日贸易摆脱了1996年以来的数年徘徊局面，达到831.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5.7%，中日贸易在日本贸易总额中的比例首次达到10%。2006年，中日贸易额再创历史新高，达2073.6亿美元，同比增长12.5%，占中国对外贸易总值的11.8%。其中中国对日出口916.4亿美元；自日进口1157.2亿美元。
复交30多年来，中日间虽然也曾出现一些贸易摩擦和困难局面，但两国贸易在总体上一直得以持续、快速地向前发展。
(二）中日贸易的主要特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贸易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双边贸易发展势头强劲
从1990-2006年的17年期间，中日贸易增长率有7年超过20%，有5年超过10%，两位数增长达12年之久，这种高增长在世界贸易史上也十分罕见。由于双边贸易的超常规高速发展，使两国各自在对方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迅速上升。1990年，对华贸易在日本贸易中的比重，出口占2.1%，进口占5.1%，而1999年分别上升到5.6%和13.8%o2000年，对华贸易在日本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首次达到10%，2001年则上升到12%，2006年更高达17%。在1996年之前，对日贸易在中国贸易中所占比重逐年上升；1990年，出口占14.3%，进口仅占6.9%，而1996年则分别上升到20.4%和21.Oy。1997年以后，由于中国对欧美地区贸易快速增长，对日贸易所占比重相对下降，2003年下降为15.8%，2006年为11.8%。
2.中国对日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
20世纪70年代的中日贸易是典型的垂直分工模式，其基本特征是中国以原油、煤炭等能源和农副产品等初级产品换取日本的机械设备和金属制品。这一结构在80年代中期稍有改善，但并未发生显着变化。如表6-2所示，1985年，中国对日出口产品中，以矿物性燃料为主的初级产品仍在74%左右。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一结构开始发生很大变化。到1997年，这一结构与1985年相比恰好发生了逆转，中国对日出口的初级产品降为22.5%，而工业制品上升到77.5%；到2004年，工业制品的对日出口比重进一步上升到85%以上。这一变化标志着中日贸易正由垂直分工型向水平分工型转变。这种趋势既促进了中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也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中国从日本进口项目中农产品的比重虽有升有降，但绝对数逐渐上升，2004年与1985年相比，绝对数增长7.5倍，这说明随着中国国民收入的上升，百姓开始追求饮食等方面的更高生活质量。
同时也应看到，中国对日出口中工业制品的比重虽然在增加，但纺织、服装及轻工等初级制成品、刚性产品依然居多；机电产品虽然也在上升，但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高的产品、弹性产品依然较少。这说明中日贸易结构得到优化的潜力依然很大。另外，中日贸易的相当一部分属于中间产品，这说明中国仍处于生产中心地位，尚未像美国那样成为日本的最终消费市场；而且，在整个贸易活动中，只是在加工、生产或组装环节等劳动密集型领域赚取一些相对低廉的人工费用。
3.在中日贸易中，国际收支基本处于平衡状态据中方统计，20世纪70-80年代后半期，除个别年份外，中日贸易一直是日方顺差，中方逆差；在90年代，1992、1993、1994、1995，1999年5年中方为逆差，其余年份中方为顺差(见表6-1)。顺差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对华投资的增大，产品返销日本数量增多；另外，中方对日出口的速度快于日方对华出口的速度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毋庸置疑，这种贸易顺差对于处在发展中国家阶段的中国来说是十分有利的。但2002年以来，中方对日贸易逆差正在增大，2002年、2003年和2004年分别达到51亿美元、147亿美元和209亿美元，2006年达240.8亿美元。不过，近年来中国的对日贸易逆差是在其对外贸易总体顺差和外汇储备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出现的，因此尚在可承受范围之内。然而，根据日方统计，这几年日方一直处于逆差状态但近年来，日方的逆差幅度却在逐渐缩小(见表6-1)。由于日本长期以来贸易总体处于顺差，特别是对美贸易顺差较大，因此对华贸易逆差并没有成为影响中日贸易健康发展的制约因素。但从长远看，这种贸易逆差结构如不得到及时调整，将会影响两国贸易的健康发展。
4.日本对华技术贸易在中国的技术引进中占有重要地位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从日本引进了大量技术设备。这些设备对中国的工业化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此类引进有了新的发展。如表6-3所示，1990-2002年，中国从日本引进的技术设备累计8672项，总金额达237.32亿美元，日本在中国技术引进对象国中始终位居前列。从技术转移的领域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家电、石油化工及钢铁等行业的引进较多，90年代后期则开始扩展到汽车、IT等领域。日本对中国的技术出口，延长了其产品技术的生命周期，日本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利益；而中国大量引进日本技术设备，也进一步促进了其产业装备的现代化和技术进步。可以说，这基本上是一种双赢贸易结构。
5.中国质优价廉的大众消费品大量出口日本，对缓解日本经济萧条和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陷于长期萧条，特别是1998年以后失业率不断攀升，目前失业人口已经超过300万人，致使低收入者和无收入者急剧增加。从中国进口的蔬菜、服装、纺织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远低于日本国产价格，这些廉价商品大举进入日本市场，大大减轻了无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生活压力，对于他们渡过生活难关起到了积极作用。
6.中日贸易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日一日贸易”和多边贸易
中国贸易总额中50%以上的商品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其中，在华日资企业的产品有46%左右返销到日本或出口欧美等国际市场。通过这一方式，其相当一部分利润回流到日本。中日贸易总体上是双赢的，其中，在技术和资金上占有优势的日方是更大的赢家。近年来发生的中日贸易摩擦的很大部分，都是日本国内企业和在华日资企业生产的同一产品之间发生的“日一日摩擦”。在这种贸易摩擦中，特别是在“人为政治化了的贸易摩擦”中，中日双方都要受损，而日方的损失更大，因为在华日资企业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
二、直接投资
(一)中日直接投资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外资与技术引进国之一，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中日经贸关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意义不仅在于引进急需的资金，而且还在于在同时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换言之，引进外资既能解决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短缺问题，又可收到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的效果。
一般来说，直接投资分为两种：旨在降低成本的投资和旨在占领市场的投资。以日本为例。其对美投资是“占领市场型”投资，其对东盟各国、亚洲“四小龙”的投资则主要是“降低成本型”投资，而其对华投资则二者兼有。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在亚洲各国和地区建立了大量的生产基地。但随着当地经济的增长和工资水平的提高，其成本比较优势下降，日本在亚洲的投资重点按照“四小龙”一东盟各国一中国一越南一印度的顺序依次发生推移。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成为亚洲地区吸收日资最多的国家，中国从以日本为“领头雁”的“雁阵”尾部脱颖而出，导致了这一亚洲经济发展的“雁行模式”走向崩溃。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中国具有得天独厚的魅力：（1)人口众多，即使就业增加，工资上升的压力也很小；
(2)市场巨大，即使局部地区成本竞争力因工资上升而下降，外资的投资重点也有可能转向“占领市场型”。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始于1979年，当年仅为1400万美元。从那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大致形成了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20世纪80年代初对经济特区的投资；第二次高潮出现于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投资波及到整个沿海一带；第三次高潮出现在2000年以后，其背景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申奥成功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启动。
这三次投资高潮各有不同特点。
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高潮的投资规模不大，增速也较缓慢。如表6-4所示，从1979-1989年期间，日本对华投资合同金额累计为25亿美元，实际利用金额累计仅为21亿美元。
20世纪90年代第二次高潮的投资规模增大，速度加快。1990年合同金额为4.6亿美元，实际利用金额为5亿美元；1993年，该数值分别高达29.6亿美元和13.2亿美元；1995年更是分别高达75.9亿美元和31.7亿美元，这种增长速度实属罕见。日本对华投资从1996年以后开始下滑。究其原因，从日方看，由于经济长期萧条，其国内母公司的经营状况恶化，不得不缩小规模，无力再向海外增加新的投资；另外，前一轮对中国的大量投资也需要一个消化过程；再者，由于受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前景预测趋于悲观，更担心资金难以收回。从中方看，这一时期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宏观经济环境趋紧，法制、税制等方面的频繁变更以及“国际信托公司广东分公司”倒闭而出现不履行债务事件等因素也都影响了日方投资者的积极性。但1999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形势的好转和日本经济的复苏，日本对华投资下降的速度趋缓。从总体上看，第一次和第二次投资高潮(20世纪80-90年代)期间，在经营方式上基本处于以中日合资企业为主的“合资时代”。在投资类型上，此期的日本企业主要是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等资源，开始在中国各地建立以生产企业为主的出口加工型基地。
本对华投资平稳增长，2003年增速加快，实际利用金额超过5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2005年又达到65.3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在第三次高潮期间，不仅是其投资额剧增，而且其经营方式和投资类型也在发生重大变化。2006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为45.98亿美元，与上年同比下降29.8%，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偶然性、短期性的原因。从经营方式看，日资的对华投资正从“合资时代”转向以设立独资企业为主导并开始建立投资公司（地区性统括公司）的“企业集团经营时代”。从投资类型上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日资的对华投资开始向生产以外的研究开发、国内销售、售后服务等全方位方向发展，即转向“占领市场型”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