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能源资源为例，可以看出中日“敏感性相互依存”的现状。日本的能源资源极度匮乏，几乎100%的能源需要进口。日本能源短缺的劣势，使日本缺乏抵御能源危机冲击的能力，只要国际市场的能源价格发生波动，就会对日本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和严重影响。在能源战略和对华防范战略的双重考虑下，日本先是于2003年与中国争夺俄罗斯远东石油输送管道；2004年又在东海不断阻挠中国的正当开发活动，挑起了“敏感的”中日东海海域权益之争，不顾国际法准则，严重违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要求中国接受其单方面设定的所谓东海“中间线”，并且开始办理、批准给予日本民间企业东海油气田试开采权的手续。
然而，“假如相互依存只指敏感性，就会掩盖相互依赖中某些最重要的政治方面。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要是政策框架发生变化，将会出现什么情况”X从相互依存的层次来看，冷战的结束使中日两国的“安全相互依存”和“政治相互依存”作用下降，全球化浪潮使中日双边的“生态相互依存”和“经济相互依存”相对上升，因而中日间出现了“政冷经热”的局面。
在冷战时期的“安全相互依存”下被掩盖的历史、台湾、领土等“敏感性”问题，在冷战后浮出水面，中日政策互动中的摩擦与冲突不断出现。比如，日本政府在“东海问题”上采取的对华强硬政策，同时触及到敏感的“钓鱼岛问题”，这是以破坏东北亚区域安全为代价的，表现出了中日“脆弱性相互依存”的负面效应。日方严重背离中日“三个基本文件”，动摇了中日政治与安全互信的基础。日本企图以强化日美军事同盟的方式来化解中日“脆弱性相互依存”的负面效应，并减少因此付出的“安全代价”。
伊拉克战争后，美国调整全球军事部署，加快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调整。日本“趁热打铁”，在2004年底发表的新《防卫计划大纲》中渲染“中国威胁”，又在2005年2月的日美外交、防卫“2+2会谈”后的《联合声明》中，写入了干预台海局势的内容。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政策倒退，也是以破坏中日和平友好关系为代价的。这一动向不仅严重伤害中国及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而且破坏了中日双边政策互动的良性机制，导致中日两国的摩擦和冲突不断增加，加重了两国关系的“脆弱性”。
三、中日双边互动的调整与控制
在双边政策互动过程中，一国对外政策的变动可能引起另一国的“敏感性”反应，并可能因此付出代价或形成损失，这种“脆弱性”只能在双边政策良性互动过程中得以化解。
(一）中日双边互动出现“政冷”局面的成因
中日政治关系既受制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又受到各自国内政局的影响。中日间出现“政冷”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中日国力对比变化，双方潜在战略冲突因素上升
新中国成立伊始就是以政治大国的面貌出现的，但其经济发展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经济实力远远落后于日本，经济领域的国际影响力也较弱。战后日本的发展进程则与中国正好相反。1972年中日实现复交时，两国国情的反差和互补性十分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以日趋强大的国力为依托，中国对东亚地区和世界事务的影响日益扩大。二战后，日本迅速上升为经济大国，但因战败的历史和美国的控制等原因，其国际政治地位还不能与中国相比。在日本执政势力中的对华强硬派看来，中国国力的迅速上升和对外影响力的不断提高，势必成为日本的战略竞争对手，阻碍日本国际地位的上升，甚至构成对日本的战略威胁。基于如此考虑，日本正积极实施“挟美制华”战略来防范中国，企图制约中国的发展。
另外，以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为背景，日本对华强硬势力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不断挑起中日矛盾与冲突。“其实，这恰恰是经历了10年经济萧条的日本人丧失信心的表现对于日本一些政治势力来说，中日“经济相互依存的方法可能给日本提供一个颇有前途的竞争者，也许还是一个战略竞争者。作为扶植经济相互依存的结果，特别是在民主化和经济发展期间，也会出现政治和经济不稳定的风险”。因此，随着中日相互依存程度的深化，日本对华政策发生微妙变化，导致双方在政治与安全领域的摩擦日益凸现。特别是日本配合美国的亚太战略，先后通过以军事干预地区与世界安全局势为目的的法案，导致中日安全互信下降，使相互政策互动陷于恶性循环局面。
2.地缘政治因素决定着两国相互依存的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争斗的两重性
中日复交之初，作为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的相互接近，其合作与相互依存具有良性互动的性质。21世纪初期，中日两国的政治大国战略和经济大国战略出现同步交叉发展趋势时，两国关系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开始凸显，日本不再甘当“经济巨人、政治侏儒”，迫切要求增强其政治地位和对外影响；中国则在谋求发展经济，进一步增强综合国力。中日两国经过冷战期的安全合作后，开始进入“两强竞争”时代，历史、领土、台湾、日美同盟及亚太安全等问题上升为两国政治摩擦的焦点，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引发连锁反应。在这一背景下，中日政策互动中的政治摩擦必然有所上升。日本采取“挟美制华”、干预台湾问题的战略态势，势必引起中国的警惕和防范，使中日关系变得既敏感而又复杂。
3.中日社会变迁及历史观差异，动摇了中日政治互信的基础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也反映在彼此的社会领域内。近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日益深入，推动了公众舆论、价值评价的相应变化，公众舆论对外交决策的影响日益显着。日本却仍然用其“以己度人”的尺度和“习惯性”思维方式来分析和判断中国，不知道或不愿看到中国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其对华政策难免建立在对中国社会及其发展趋势的误判基础之上。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政府为右翼版本历史教科书放行、其政要在历史问题上频频“失言”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源于对曾受日本侵略的亚洲邻国的社会发展现实和民众觉醒程度的无知。特别是以日本政治右倾化为先导，在历史认识和对华姿态上形成了与传媒、公众的恶性循环。在这种情况下，中日间的历史问题摩擦就成为一种结构性的现实问题，中日政治互信难免日趋下降，政策互动难以形成良性循环局面。
(二）中日双边政策调控的两种前景
中日复交是两国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发展利益上互利合作的产物。这种基于合作之上的政策互动，促进了两国相互依存程度的不断深化。中日相互依存深化到一定程度而触及到“敏感问题”和民族感情时，摩擦和冲突是在所难免的。从这一现实出发，未来中日双边政策前景无非有两种：和则两利，斗则两伤。为了尽量争取前者，避免后者，中日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出共同努力。
1.应维护和发扬中日经济政策互动的“稳定性”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强，“彼此之间交换程度很高的相互依赖的各国将经历或是服从于高度相互依赖所导致的普遍脆弱性因而，避免摩擦和冲突，维护中日经济政策的良性互动至关重要。归根结底，中日关系将取决于两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和对外战略选择。中日综合国力变化引发新的矛盾与摩擦，并没有改变双方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现实。21世纪初期，中日经济关系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良性政策互动依然存在。目前，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特需”的贡献。这一现实缓解了日本社会对于“中国崛起”的过度敏感心理。只要两国能够抱着互利合作的诚意，目前的政治摩擦与矛盾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日相互依存的发展态势。
2.应充分认识中日“政冷”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致力于通过建立良性双边互动的渠道，逐步化解中日外交困境
“政冷经热”是当前中日关系的客观存在，是由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所决定的。因此，某一方不合时宜地追求“政热”，往往适得其反，因为双边关系并不以单边意志为转移；况且“经热”也并不能必然带来政治关系和谐。相反，由于资源稀缺性和市场有限性的作用，甚至可能带来政治摩擦与冲突。“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产生了可供利用和操纵的脆弱性”。中日俄罗斯输油管线之争和东海海洋权益纠纷，就是其例证。
中日关系由20世纪80年代的“政热”转为如今的“经热”，并不意味着相互依存的消失，而是标志着相互依存内涵的变化，中日“政冷”的严重性不能被无限放大，“经热”的潜在政治效应应当得到充分肯定。中日可以通过加强经济合作来防止相互关系进一步恶化，进而促成相互政策良性互动的局面。
国与国之间的政策互动形式主要有制衡、互惠和区域合作等方面。在双边制衡关系中，常常会出现和谐与摩擦、妥协与对立的相互转化，往往形成消极的“零和竞赛”，带来两败俱伤的结局。互惠和区域合作，则是中日共同发展的最佳选择。在目前情况下，中日应更加积极地推动经济合作，而不应消极地等待政治互信的形成。就是说，中日不能因“历史问题”而放慢经济合作的步伐，也不能因经济相互依存的深化而忽视其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
在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今天，中日应把相互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对方的经济制度、政治体制、历史传统、民族文化、发展模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基础上。中日应致力于形成“对称性”的政策互动，并以非对抗的方式处理彼此的各种问题。中国应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采取积极灵活的姿态，同日本在地区与国际事务中加强接触和沟通，以期走出双边互动的困境。
3.日本尤其需要摆脱非对称性心态的束缚
在20世纪80年代的“自信过剩”时期，日本总是以一种居高临下心态看待中国，认为中国对日本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中国的发展有求于日本，并企图以这种不对称性来维持对华单向强制力。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家声望的日益提升，中日两国的发展趋势出现相对均衡化趋向，日本开始担心中国国力的增强势必会削弱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便在日中政策互动中挑起了摩擦与冲突。日本对“政治大国”目标的诉求使其不愿看到中国的强盛。加上其外交理念仍未摆脱冷战思维的束缚，日本对中国的发展心存戒备，于是企图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来制约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
近年来，日本逐渐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崛起对日本经济复苏的拉动作用，“中国威胁论”开始转向“中国机遇论”，开始认同和接受中日相互依存的现实。但是，日本还必须排除不合时宜的依附论，放弃企图把中日相互依存的非对称性固定化的心态，促进中日双边互动的均衡、良性发展。顺应全球化的发展，适应相互依存的现实，与中国等邻国和平相处，共同发展，应该是日本的最佳战略选择。
中日相互依存是双边互动的结果。中日双边互动不仅受国际环境的影响，更受两国文化、思想体系和政治体制等等因素的制约，因而两国双边互动可能出现合作、竞争、冲突、强制、顺从与顺应等形式。其中，合作是为达到共同目的、彼此相互配合的一种联合行动，是一种最佳互动方式。从中日相互依存的现状来说，实现“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区域合作，是中日双边互动的理想目标。但是，仅仅有理想的目标是不够的，还要有统一的认识、规范、行为配合、信用和诚信等。日本在历史、领土、台湾等“敏感性”问题上的挑战性举动，严重违背了中日“三个基本文件”的精神，导致中日关系陷于“政冷”局面，无法顺应区域一体化潮流。日本回到中日“三个基本文件”的精神上来，是中日关系走出“政冷”低谷、实现政策良性互动的基础条件。就中国而言，应向国内和国际社会积极强调中日相互依存的“互补性”和两国合作的“互惠性”，进一步表明中国关于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思想，化解日本渲染“中国威胁论”的消极影响，在推动中日关系方面掌握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