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0月8日小泉首相访华时，中日首脑就通过谈判解决贸易争端达成共识。在上海APEC会议期间，10月17日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与日本经产相平沼赳夫的会谈，以及10月21日江泽民主席和小泉首相的会谈，也都再三确认了这一方针。2001年10月25日，日本相关阁僚会议决定，11月8日“临时紧急限制”200天到期后，暂不转入正式限制，而是寻求与中国谈判角军决争端。
在那以后，中日两国政府在北京和东京就贸易争端问题相继举行了几轮司局长级、副部长级谈判。2001年12月21日，即日本设限调查一年期限到来之日，石广生部长与平沼赳夫经产相、武部勤农水相在北京举行会谈，双方就结束这一摩擦达成了以下共识：(1)日方决定不启动对大葱、鲜香菇、蔺草席三种农产品的正式保障措施；（2)中方决定撤销对原产于日本的汽车、手提或车载无线电话、空气调节器三种进口商品加征100%特别关税的措施；（3)双方通过政府和民间两个渠道，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加强两国农产品贸易合作。
2001年的中日“大葱贸易战”虽然落下了帷幕，但这一摩擦已给中日双方敲响了警钟，预示着两国经贸关系进入了以经贸摩擦为特征的新阶段。随着中日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竞争日趋加剧，两国间发生经贸摩擦的可能性与日俱增，这给中日两国政府和各界提出了如下新的课题：应未雨绸缪，共商以谈判解决争端、以合作缓解摩擦的有效途径。
5.经援问题的“软着陆”
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对华ODA的政治化趋势引发了新型摩擦——“经援摩擦”。经过中日双方的对话与沟通，围绕这一问题的政治摩擦逐渐走向缓解。日本在经济低迷、财政拮据的情况下，近年来急剧削减了对华ODA数额，并把日元贷款的多年度决定方式改变为单年度决定方式，把援建重点由基础设施领域转向环保等领域。2001年10月19日，就在小泉首相来华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前夕，因上半年中日政治摩擦而久拖不决的日本外务省本年度对华援助计划方案得到自民党的认可，并决定把其名称由“对中援助计划”改为“对中经济协力计划”。
2001年既是一个世纪的开始，同时也成为中日政治摩擦最频繁发生的一年。这一现象看似偶然，其实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调整进程的一种必然的阶段性现象。2001年日本的一系列举动再次证明，为中日关系的未来设计积极、向上的前景蓝图，光有中国一方的理性思维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日本一方的积极回应，中国的对日外交目标，只能是在综合判断中日双方的能力与意图的基础上产生，并随着相互关系的变化而适时予以调整。
三、2002年的不和谐音
2002年是中日复交30周年。中日双方经过2001年的多重摩擦和同年10月份以来改善关系的努力，一致决定把纪念复交30周年作为进一步推动相互关系的良机。因此，中日决定分别开展“日本年”、“中国年”的系列纪念活动。2002年伊始，中日高层往来频繁，李鹏委员长成功访日，小泉首相应邀出席“博鏊亚洲经济论坛”，中日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和民众往来都出现了再创新高的良好势头。
然而，这一开局营造出的良好政治氛围，被小泉首相于4月21日上午“闪电式”地再度参拜靖国神社而破坏。紧随其后，日本媒体、政府和政界又联手制造了一起“妖魔化中国”的极端恶劣的事件——“沈阳领馆事件”。这两个事件再次表明了，日本国内不愿看到中国发展、肆意破坏中日友好的势力十分娼獗。如何应对来自这些势力的阻挠和破坏，是21世纪中日关系面临的最重要课题。
所谓“沈阳领馆事件”，是2002年日本在对华关系上蓄意挑起的又一次严重的政治摩擦。
2002年5月8日下午2时左右，五名身份不明的男女(后经调查判明是朝鲜非法入境者）突然对日本驻沈阳总领馆实施强行闯入，被负责领馆警卫的中国武警人员阻拦，其中三人被中国武警阻拦在大门口，另外两人则穿过大门跑到签证申请等候室，中国武警人员经日本领馆人员同意，入馆将两人带出，日方人员同意中国武警人员把两人带走，并对武警战士表示感谢。
日方领馆人员的上述姿态，完全符合日本不接受外国避难者的一贯国策以及2001年，11事件”以来防范恐怖分子侵入使领馆的一贯方针，完全符合日本驻华大使于该事件发生几小时前向北京的大使馆员下达的指示，也完全符合事件进程中沈阳领馆人员打电话请示北京的驻华使馆时公使的答复精神。据日本《读卖新闻》2002年5月14日晚披露，就在5月8日，在这五名“身份不明者”冲闯日本驻沈阳总领馆的四小时前，在日本驻华大使馆的周三例会上，日本驻华大使阿南惟茂重申了日本政府的政策是“原则上不接收难民”，所以对于要求避难者，无论其理由如何，一旦发现都要一律赶出使领馆。
从中国武警人员方面看，他们的行动完全符合《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关于保证外国使领馆的安全的规定，完全符合中国武警在中国境内的执法规范，更是完全符合日方对中方提出的保卫领馆安全的一贯要求，完全符合当时日方同意把这些人员带出的表态。
如此看来，日方对中国武警人员衷心道谢才是应有的正常反应。
本来，该现象是这一时期朝鲜非法入境者多次闯入外国使领馆事件中的一件突发性事件而已，与中日政治关系并无直接联系，更无中国的任何对日政策意图可言。这一现象本身自有其复杂背景。此次冲闯日本使馆事件亦已被判明是韩、日一些非政府组织精心策划、个别日本主流媒体直接参与“妖魔化中国”阴谋的政治事件。不管其性质和解决方式如何，这类事件都不可能是中日间大是大非问题。更何况，在中国驻日使馆也曾发生日本警卫人员把闯馆者带出的事例，当时中方并没有把这一问题予以升级和小题大做。
这一本来连中日间“事件”都算不得、更非中日间大是大非问题的事件，却被日本的一些媒体和政客当作攻击和“妖魔化中国”的一根稻草，在听到这一事件的第一瞬间即开始大肆炒作，在真相还未明了的短短几小时内就匆匆“上纲上线”到了中国侵犯日本的“主权”、侵犯难民的“人权”这两项罪状的高度，有人甚至发出了“战争”叫嚣。
在“事件”发生翌日的5月9日上午，笔者曾向专门打来电话的日本新闻媒体驻京记者谈了如下观点：（1)目前中日民间人士均对这一事件真相不甚知晓，应等待中国政府的调查结果，由中日两国政府协商解决；（2)不管这一事件的经炜如何，对中日两国而言都不属于故意作为的政治事件，因而应当是不碍大局的一件突发性事件；(3)中国不会希望因这件事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纪念活动的政治氛围；（4)如果日方执意小题大做，非要把这一事件炒大，一是不利于中日关系大局，二是最终将不利于日本自身的利益。
然而，5月9日以后事态的发展表明，日本一些媒体、政客乃至日本政府本身完全被攻击中国的欲望所躁动和难以按捺，迫不及待地向中国亮出了“主权牌”和“人权牌”，要求中国“道歉”和“放人”，其攻击浪潮达到顶点，且没有丝毫自我收敛的架式。龟井静香、安倍晋三等一些反华强硬分子不顾事实的青红皂白，面对话筒和摄像机频频极尽攻击、污蔑和威胁中国之能事，有人一兴奋甚至激动地谈到了“战争”字眼。
中国政府在一再呼吁日方冷静行事不果之后，先后分几次公布了事件真相。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于2002年5月10日、13曰14日以及其后几次新闻发布会上相继发表了事件真相的调查情况，驳斥了日方的不实之词。5月14日上午，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司长罗田广应约会见了日本外务省领事移住部部长小野正昭。日方通报了其对沈阳领馆事件的最新调查结果，认为在整个过程中日方官员没有同意中国武警进入领馆将闯入的两名男子带出，并将五人带离武警值班室，罗田广司长以事实为依据对此提出了反驳。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各种调查结果均与中方发表的事实真相相吻合，日本的基本论据顷刻瓦解。
日本的“主权牌”是不堪一击的。中国武警采取的行为完全是保卫日本使领馆的尽责行为，日方理应道谢而不是什么无理地要求事件真相的报道参见《环球时报》2002年5月13日《不明身份人闯日本驻沈阳领馆内幕》等文。
道歉。中国武警是在日方同意下把闯入者带出，这也是无懈可击的行为。小泉首相看到中方的调查证据确凿、无法对抗之后，却也不愿认输，转而对自信心开始动摇的日本媒体和民主党等在野党多次厉声斥责道“你们是相信中国政府，还是相信本国政府？”“你们就这样喜欢中国吗？”而且把他们斥为“自虐主义”。这与日本右翼一贯把承认侵略历史叫做“自虐史观”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日本的“人权牌”更是弱不禁风：（1)中国本着国际法、国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妥善解决了此次事件，这是与日本毫不相干的一件事；（2)日本至今对其侵略历史态度暧昧、对民间赔偿拒不承认，其“人权观”究竟如何举世共睹；（3)日本对朝鲜非法入境者表现出的所谓“人道关怀”是最缺乏信服力的表演而已。且不说日本根本不会接收这些朝鲜人去日本“避难”，当年被强抓到日本的华工、朝鲜/韩国人及其后代所受到的制度性、社会性歧视也是举世闻名的。近年来，日本对所谓外国人“碎去滞在者”和“偷渡者”的对待方式之恶劣也是有目共睹的。
长期以来，日本外务省驻外官员基本上执行着一条拒难民于馆外的政策。法务省对“难民”的态度也基本上是“拒绝”二字。据报道，2000年，共有216人向日本申请成为“难民”，其中仅有22人获得批准；2001年，申请者共有353宗，获得批准者仅有24宗。在这些方面，日本根本无法与中国一贯对近邻国家非法入境者采取的宽容态度和人道处理相提并论。日本作为四面环海的岛国，也根本无法理解中国作为有许多陆地接壤邻国的国家数千年来与这些周边国家和睦相处、对待入境者如国人的胸怀。
当日本在事实上、法理上以及国际舆论上占下风的事实被披露出来后，日本舆论的主要矛头迅即从中国转向日本外务省。一些冲在前面的日本政客感到在国内外丢尽了脸，其恼羞成怒也当即变成了对外务省官员等“替罪羊”的泄愤行为。民主党等各在野党则借机纷纷要求小泉内阁和外相引咎辞职，一场反华闹剧很快就变成了日本国内政争。面临国内追究政府责任的压力日益增大的局面，小泉内阁不得不降下了责难中国的调门而专心对付其国内政敌。小泉首相竟诉诸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指责民主党代表团到中国进行调查，起着传达中国声音的作用，是“自虐主义”。
日本为何要小题大做、借题发挥，执意挑起一场对华外交风波和政治摩擦呢？这一现象确实发人深省。笔者认为，这一事件折射出了当今日本外交和社会深层的一系列重大倾向和问题。
第一，日本显然试图借个由头把刚刚因2002年4月21日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陷于外交被动的局面扭转过来。如果日本怀有这类心态，就难保其时刻窥视和等待着这样的机会到来，日本在中日关系的诚信度实在令人怀疑。
第二，此次事件中日本的对华外交手法极其恶劣，采取了歪曲事实、不容分说、无限上纲、倒打一耙等一系列手法。例如，自民党参议院国会对策委员会长鸿池祥肇称“这和领土侵略没有两样，如果在过去，这就是一场战争。”前自民党政调会长龟井静香说：“中国国家权力当局简直是在日本总领事馆内进行绑架行为。”有人的思维跳跃到将此次事件和20世纪70年代韩国反对党领袖金大中从东京被绑架回汉城的事件相提并论；甚至有人在电视节目中危言耸听地表示，日本如果继续采取软弱立场，中国总有一天以“保护”为名入侵日本。一家电视台的时事节目主持人则如获至宝，兴奋地以“一张照片可能改变历史”为座谈会的开场白，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态度；某报更认为这次事件是天赐日本的“神风”，日本应该借此良机，结束其对中国的“下跪外交”政策。
第三，日本各主要媒体在炒作事件、推波助澜方面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其整齐划一、统一口径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其客观性、公正性和严肃性理应受到质疑。
5月8日事件刚发生，日本几乎所有报纸和电视台，都以“闯馆”画面为头条新闻的插图加以大肆报道和评论，几乎每家电视台都一边数十次有选择地反复播放中国武警处理事件的场面，一边猛烈攻击中国侵犯日本主权和不重视人权。日本某新闻社则断章取义地只发布了武警阻拦场面，舍掉了日本领馆人员同意的场面，在这一扭曲的舆论导向中起到了恶劣的假造新闻的作用。几天来，日本各电视台这种“妖魔化”放映的时间竟然达到几个小时乃至更长时间。日本几家主要报社在搞清事件真相之前，便迫不及待地纷纷发表社论，表示坚决支持其政府的“毅然态度”。有的平时稳健的报纸竟也连续以《迅速引渡》、《振作些，外务省》为题，论述中国违背维也纳条约，侵害日本主权之非。一时间，整个舆论被调动起来，达到了它们预期的在日本国民中“妖魔化中国”的目的。
2002年5月13日中方公布领馆事件细节后，日本舆论一片哗然，也十分无奈。《产经新闻》头版报道称，这样一来，“日本的‘侵犯日本国家主权’的拳头不知道该往哪里挥了”；“两国政府的调查报告正面交锋，公平地说不能不判中方获胜。”但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一些媒体却又放出了日中就解决事件和处理“闯馆者”的办法达成一致的烟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和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黄星原一再驳斥了这类报道，指出中方目前没有和日方进行任何磋商，此问题如何处理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其他国家无权干涉。
当日本媒体看到真理明显不在日方，就从某一天起，突然一起缄默不语，有关此次事件的报道在日本瞬间销声匿迹。时至今日，尚未见哪家媒体对此次事件中日本的错误做法和媒体的片面导向进行一下认真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