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甚者，日本有的所谓“中国通”竟在文章中把此次事件分析成为一场外交技巧之战。日本精英分子对此事件的有关总结，也已不再谈论对日本未必有利的“主权”与“人权”的争执问题，而是偏重于探讨日本外交的得失。日本某媒体的一名前驻北京总局局长在一篇联名的总结短文中，则对日方这回没有好好掌握“有利”地位深感惋惜，并归因于日方谈判手法的错误。他认为，日本追究中国的重点从“主权”问题转为把闯馆者被送往第三国的“人权”问题上，无疑大大削弱了较早时强调中国应该“道歉”及“保证同样事件不再发生”的立场的正当性。如此思维模式下的日本外交，其对中日关系的诚信度如何能够让人相信呢？
第四，中日两国政府和各界有识之士应当很好地总结这一事件的教训，探讨如何防止日本的此类拙劣表演再现。
日本一些有识之士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保持了冷静、理智和以中日关系大局为重的态度。在2002年5月中旬由日本经济新闻社举办的由中日新闻人员出席的东京会议上，两位日本前驻华大使——佐藤嘉恭和国广道彦——主动要求发言，对日本媒体大肆炒作沈阳领馆事件的作法提出了严厉批评。
随着中日调查结果的发表，日本民众也看到了日本政府的理亏，纷纷表示了厌烦。日本《朝日新闻》2002年5月18日、19日在其国内进行的关于“沈阳领事馆事件”中日本外务省调查报告的可信度调查显示，55%的被调查者表示“基本不相信”，还有20%的被调查者表示“根本不相信”i。《每日新闻》2002年6月2日公布的一项舆论调查显示，82%的日本人对沈阳领馆事件中日本的做法感到不满，其中因“人权感觉不佳”的占58%；涉及到日本消极的难民对策，45%的人认为应有所改变，而48%的人认为应“维持现状”。
随着真相大白于天下，日本政府自感下不了台，便匆匆处分了外务省和驻华使领馆有关人员，以这种寻找替罪羊的方式草草收为了防止类似的突发性事件再次影响中日关系大局，中日双方开始就具体措施进行磋商。2002年6月19日，中日外长在泰国出席“亚洲合作对话”外长卩正式会议期间会晤’双方就包括缔结领事条约协定等问题进行冷静的对话与磋商取得了一致；6月26日，江主席在会见日本民主党代表鸠山由纪夫时，重申了冷静处理此类问题的中方一贯立场。
此次“沈阳领馆事件”是发人深省的。它进一步表明，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决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应时刻防范来自日本反华势力的从中作梗和伺机破坏。
四、2003-2004年的“政冷经热”
2003年1月14日和2004年元旦，小泉首相相继对靖国神社进行了第三次和第四次参拜。小泉的“参拜”行为，成为中日关系陷于“政冷”僵局的最主要、最直接的根源。
参拜靖国神社是一种严重损害中日政治关系的行为，对其是非及后果，包括小泉在内的日本领导层应当十分清楚。那么，小泉为何要铤而走险，执意走出这步险棋呢？
一些日本人常挂在嘴上、以致一些中国人也囫囵接受的说法是所谓“拉选票说”，即称小泉在“遗族会”的压力下不得不去“参拜”。这一论据显然是苍白无力的。且不说为了“选票”就敢挑战国际公理是极其危险的举动，事实是中日复交30多年来，没有哪一任日本首相是因“参拜”而当选，也没有哪一任首相因没有去“参拜”而丢掉首相宝座；加之，在自然法则的作用下，近年来“遗族会”的人数已大为减少，远不具备左右政坛的影响能力；再则，“参拜”并不一定增加选票，因为此举势必失去大量反对参拜的选民的选票。
因此，小泉“参拜”的原因主要还得从他本人的历史观、政策取向和政治手法上来寻找。最不可思议的是，据说小泉在当上首相之前对参拜靖国神社并不感兴趣，其在前两次竞选首相时也没有把“参拜”作为政治公约，不知他从何处得来灵感，在2001年第三次竞选首相时突然发誓，不管中韩等国怎样抗议，也一定要在‘15”这个日本战败投降的日子去参拜靖国神社。自从小泉当政以来，中日关系出现了复交以来罕见的局面，使20世纪90年代中期形成的“政冷”局面陷于更加冰冻的状态。显然，小泉已成为中日复交以来在对华关系上负面影响最大的一任日本首相。
据报道，小泉坚称包括甲级战犯在内的所有二战阵亡者都是“为国捐躯的英雄”，后人应该对其进行参拜；而且，小泉在性格上“我行我素”，固执己见，全不顾中日关系大局而一意孤行。近年来，日本国内出现“政治保守化”、“妖魔化中国”的政治氛围，则是使小泉有恃无恐、铤而走险的社会根源。笔者接触到的日本各界有识之士，包括多位前驻中国大使，都明确表示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其中一些人士还曾多次直接力劝小泉停止参拜，但都没有奏效。
近年来影响中日政治关系的主要死结就在于小泉本人。假如小泉是在执意推翻中日关于近现代历史问题的定论，那么这种行为注定要失败，其结果只能是继续给中日关系、进而也给日本自身带来损害。
对小泉不顾中日关系大局的行为，日本政界表现出了束手无策和放任自流的姿态。以自民党“派阀政治”的衰退为背景，小泉在竞选首相时摆出了一副“硬汉”姿态，迎合了自民党基层党员中期盼“强人”出现的心理；再则，由于“革新”势力全面衰落，民主党的政策旗帜也不够鲜明，使得在野势力在小泉的对华政策严重倒退时未能发挥有效的牵制作用。
近年来，日本对华外交的主管部门——外务省的两种变化影响着其政策的连续性（1)在日本政治从“官高政低”走向“政高官低”的总体趋势中，外务省不断受到执政党和首相官邸的挤压，在外交决策过程中被日益边缘化；（2)在外务省内部，“中国通”型的外交官不断被陆续调离对华事务领域，在其他领域或其他国家做着不用懂汉语、与对华事务毫不相干的工作。
在中日“政冷”局面下，本应担心“经热”局面受到影响，因而应苦谏小泉不要破坏日本企业在华经营环境的日本经济界，却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了沉默。这与日本经济界在1972年促其政府尽早恢复对华邦交、1979年促其政府提供对华日元贷款时判若两者，也与美国经济界在中美关系陷于困境时挺身而出促其总统改善对华关系形成了鲜明对照。
日本经济界为何不能挺身而出，为改变“政冷”局面而努力呢？日本经济界对“政冷”的危害性尚缺乏清醒的认识，以为“照样可以搞买卖，赚中国的钱”，因而对改善政治关系缺乏迫切需要；(2)日本经济界人士一般认为，经济界就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中日政治问题则应交由政治家来处理。
然而，不少日本经济界人士已开始对日中政治关系感到忧虑。据一些日本人士说，小泉属于“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类型，只有到中日间的“经热”因他的行为而降温，日本经济界群起而反对时，他才有可能被迫改变其错误做法。
日本的各种脑库、智囊人物以及利益集团也在对小泉的对华政策产生着不同影响。其中，政治、安全问题专家中对华强硬论者居多，而经济问题专家则大多反对把对华关系搞糟。近年来，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中的保守化、对华强硬化和亲台化倾向有了一定的发展。这种情况也使小泉不易听到促其改进对华外交的忠言和政策建议。
近年来，中日间的政经互动出现了新局面。中方在对日政策上力求保持“政经分离”的方针，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采取了有限反应的克制态度，同时全面推动各领域的对日交流；与此相反，日方在对华关系上采取着“政经不可分”的方针，大搞“经援政治化”，动辄把经济问题与政治、安全问题相挂钩。
之所以发生如此局面，主要是由于中日关系的基本状况和两国的基本方针发生了重大变化。冷战期，中方的优先目标是实现对日关系正常化，因而采取了“政经不可分”的方针；而如今，发展经贸关系在中国对日外交中的优先顺序得到明显提升。与此相反，1972年以前日本曾采取“政经分离”、“拒绝关系正常化”和“发展有限的经贸关系”的对华政策；而今，鉴于中日民间层次的经贸关系已能较少受政治关系的影响而快速发展，日本开始把政府间经济合作当做对华施加政治影响的手段。另外，现阶段中日双方对对方的定位也不尽相同。中国把日本视为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日本虽在口头上也说重视中国，但在实际行动中却远非如此。特别是小泉内阁在追随美国、防范中国方面走得最远。
在“政冷经热”格局下，中日关系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点。在政治关系领域，出现了“中方比日方更热”的局面。中方再三敦促日方从战略高度审视两国关系，回到“三个基本文件”的轨道上来。日方却避重就轻，在两国间政治要害问题上无动于衷；在经贸领域，则开始出现日本对中国的依赖程度逐渐超出中国对日本依赖程度，“日方比中方更热”的趋势。
小泉之所以执意“参拜”，也与他估计中方无法采取令他“难以忍受的”报复举措有关。
2001年8月参拜靖国神社后，小泉主动提出要求并匆匆对华进行了一天的“道歉之旅”。其主要原因在于他唯恐当年秋季来上海出席APEC首脑会议时受到冷遇，在布什总统等人面前丢面子，因为那将是他“难以忍受的”。据说，小泉执意“参拜”的理由之一，就是认为中方不可能因此而停止对日经贸关系。然而，按照同一原理，即使中方拒不接受小泉访华，也不会给中日经贸关系带来负面影响，因为日本企业是为了赢利的目的而与中国进行经济交往的。因此，小泉的逻辑恰恰成为其本人在中日关系中被边缘化的原理。迄今为止，除小泉一人不能访华外，其余日本人皆可访华，小泉并没有从“参拜”中得到任何好处，其弊端则是大大恶化了中国民众的对日感情，而这一感情的恢复可能将花费一代人的时间，日本已经和必将为在历史问题上“刺激”和“得罪”了改革开放时代成长起来的中国年轻一代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江瑞平：《中日经济依存关系“易位”》，《人民日报》2004年7月13日。
尽管中方坚持米取“政经分离”方针，但根据政经互动的基本原理，“政冷经热”这一局面是不会持久的。从长远看，不是“政冷”导致“经冷”，就将是“经热”促成“政热”。
在中国，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前期，都曾出现以大学生为中心、以“抵制日货”为口号的反日游行。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经援政治化”令国人再次领略了经济合作附带政治条件的苦涩。2003年夏季中国国内出现的抵制日企参与“京沪高铁”建设的舆论，则使中日间的政经互动呈现出因特网时代特有的更为复杂和敏感的局面。虽然对中国政府而言，“政经分离”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但在大型建设项目的对外引资上，却不能不把民众的对日感情因素考虑进来。因此，如果中日“政冷”局面长久持续，则势必对在华日本企业的经营环境带来负面影响。
就日本而言，要想在中国的大型建设项目中得到更多的参与机会，就应更加努力在其国内和中日之间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避免在两国间敏感的政治问题上不时做出刺激中国舆论的举动。
一位日本经济界人士指出：“如今日中关系发展不顺畅的很大原因就在于小泉本人”“‘目前对华经贸往来的最大风险因素就是小泉。”《朝日新闻》资深记者船桥洋一就此指出，直接参与对华经贸关系的日本经济界人士都亲身感受着“政冷”导致的中国民众反日情绪的高涨。另据一家法国银行对200家主要日本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其中80%认为，“政治紧张正在给对华经贸关系带来负面影响。”然而，日本企业却并没有因此而积极游说本国的政治家们。船桥认为，如今日本企业缺少活力，疲于恢复景气，没有金钱、人力和时间来对政治家进行“院外活动”。再看政府各部门，经产省大臣宝座接连由对华“毅然派”把持，外务省则沦为无所适从的“茫然派”，而迄今为止主导对华外交的自民党“桥本派”则成为沉默不语的“悄然派”。船桥指出，小泉的“对华游戏”的前提是，在经济上中国需要日本更甚于日本需要中国。然而，这个前提不会长久持续下去，如果有朝一日中美经贸关系进一步密切化，中国的对日姿态很有可能变得强硬起来。一些日本学者也对小泉执意“参拜”的短视行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有的国内学者一味强调不能以历史问题损害经济利益，把日本企业来华投资说成是“友好行为”，这种说法有失偏颇。本来，历史问题的基本套路是，日本右倾保守势力不断挑起为侵华历史翻案、伤害中国民众感情的事端，中方经过一再克制才被迫做出有限反应；中方对日本历史翻案势力的反应，并不是对日本企业家的反应，日本企业只管继续与中国发展经贸往来，合理、合法地赚取利润则可，尤其不应为日本右翼势力的历史翻案言行百般辩护，而是应自觉抵制这些翻案言行才对。
日本企业来华投资，是中日两相情愿之事，主要驱动力来源于经济利益。在垂直分工型的中日经济结构中，日本企业拿到利益的大头，中国只拿到其小头；而且，迄今为止来华投资的日本企业，大部分投资的是处于产业链下游的非高科技中小企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其国内竞争中淘汰出局的高成本、高能耗、高污染企业，他们把这些劣势统统转移到了中国再者，对以制造业见长、以海外市场为依托的日本来说，不断开拓中国市场，将是其21世纪经济战略的最佳选择。
2002年底以来，国内个别学者在未能深刻把握日本政治意图和手法的情况下，声言要“为中日关系求解”，但其开出的处方竟如此粗糙：中国应向日本全面让步！日方充分把握了一些中国人的心理弱点，在参拜靖国神社这一是非如此分明的问题上竟然强硬起来。
种种事实证明，“死死揪住历史问题不放者”不是中国，而是日本。日本的历史翻案势力迫不及待地欲推翻其侵略历史定论，不断伤害和刺激着中国民众的感情。而大量“善良”的日本人对这一因果关系缺乏认识，错误地把这场与日本一部分历史翻案势力的斗争理解为“日本与中国的对立”、“日本人与中国人的对立”，因此反而一有机会就向中方发火，客观上起到了“以一般群众的人墙掩护本国翻案势力”的作用，也纵容了小泉首相的“参拜”行为。“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小泉停止参拜，才是中日政治关系走出低谷的先决条件。
五、2005年：依然在“政冷”低谷
2005年，中日关系仍以“政冷经热”为基调，但又呈现“政冷加剧”、“经热转凉”的态势。2006年的中日关系前景依然充满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