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企业经营活动中，“利”是要追求的，钱是要赚的，但是赚钱必须以“义”为取舍标准，在逐利的过程中做到“见利思义”。
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及“利”与“义”。“利”即个人利益，可视为人性对私欲的追求；“义”即社会道义，可视为礼德对私欲的克制。孔子主张人们在追求私欲满足的时候，要坚持“义”对于欲望的导向，将社会道义作为社会行为的准绳，提倡“见利思义”（《论语·宪问》）。
孔子将是否按照“义”即社会道义行事作为君子与小人的区分标准，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意思是说一般的人只知晓自己的利益，君子除了知晓自己的利益外，还知晓社会的道义。当欲望与道义发生冲突时，应“以义制利”。
树立什么样的义利观，是衡量商业经营者道德高低的重要标准。“见利思义”、“义以生利”、“先义后利”是讲道德的商业经营者处理义利关系的基本原则，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商业道德。经商做生意“见利思义”则成功，“见利忘义”则失败。
是“见利忘义”，还是“见利思义”，是一个企业家是否具有基本道德水准的分水岭。
李嘉诚是当代最值得推崇的商人，他那种“风物长宜放眼量”，而不是看重眼前利益的胸怀以及他为社会所做的贡献都成为了很多企业家心中的理想。
让人津津乐道的是李嘉诚的“义”。李嘉诚虽然也如熙攘往来逐利的人求财奔富，但恪守一个“铁律”——“义在财先”。
长江大厦是李嘉诚拥有的第一幢工业大厦，是他地产大业的基石，又是他赢得“塑胶花大王”盛誉的老根据地。
20世纪70年代后期，李嘉诚的长江实业公司仍在生产塑胶花。长江实业公司是靠生产塑胶花起家的，但此时塑胶花早过了黄金时代，根本无钱可赚。长江实业已经转产到别的行业，而且盈利已十分可观，就算塑胶花有微薄小利，对长江实业来说，增之不多，减之不少。
那长江实业公司为什么还在生产塑胶花呢？原来，他们借生产塑胶花来安排那些老员工。后来，长江大厦租出去了，塑胶花厂也停工了，但老员工却留了下来，被安排在大厦里干管理等工作。
有人与李嘉诚谈起善待老员工的事，说：“您对老员工这么念旧，难怪他们对您感恩戴德。”
李嘉诚回答说：“一个企业就像一个大家庭，他们是企业的功臣，理应得到这样的礼遇。现在他们老了，作为晚辈，就该负起照顾他们的义务。”
那人感动地说：“李先生精神难能可贵，多少老板见员工老了没有用了就巴不得一脚踢开，您却不同。这些员工，过去靠您的厂养活，现在厂没有了，您仍然善待他们。”
这时，李嘉诚急忙解释道：“千万不能这么说，说老板养活了员工是旧式企业的观点，应该说是员工养活老板、养活公司。”
一般人眼中商人皆为利来，只要赚钱。商人不是慈善家，工厂没有效益，关闭是无可厚非的。但李嘉诚却化无情为有情，上演一幕动人的人情戏。李嘉诚的“是员工养活老板、养活公司”的观念确实值得深思，给予我们教益。
“义”和“利”是中国古代道德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当今市场经济下企业经营管理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在企业经营活动中，“利”是要追求的，钱是要赚的，而“君子言义不言利”的传统思想是必须抛弃的。但是赚钱必须以“义”为取舍标准，在逐利的过程中做到“见利思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