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关于神经症现象的共同特点或特征，有两个要点必须强调：a.创伤的作用有两种，积极的和消极的。前者是想使创伤再次发挥作用--就是说，要记住被遗忘的经验，或者更恰当地说，使它成为真实的，重新体验一次；或者即使它只是一种早期的情绪关系，在与另一个人的类比关系中也要使它复活过来。我们把这些努力统称为“对创伤的固着”（fixations to the trauma）和一种“强迫性重复”（compulsion to repeat）。可以把它们合并到所谓正常自我中去，作为其中的一些持久倾向，它们可以赋予自我不可改变的性格特征，尽管，或更精确地说是因为，它们的真实基础和历史起源被遗忘了。因此，一个男人在他的童年时代过度地依附母亲，而现在已把这种依附关系遗忘，那么，这个男人可能花费毕生的时间寻找一个他可以使自己依赖的妻子，他可以努力使自己得到妻子的供养和支持。一个在其童年早期被诱奸过的姑娘可能会这样来指导其以后的性生活，以便经常地引起人们对她类似的攻击。可以很容易地猜测到，从关于神经症问题的这些发现中，我们可以深刻地理解性格形成的一般过程。
创伤的消极反应则遵循着相反的目标，被遗忘的创伤中什么东西也不会回忆起来，任何事件也得不到重复。我们可以把它们统称为“防御性反应”（defensivereactions）。它们的主要表现方式就是所谓“回避”，这些反应可能会加强成为“抑制”和“恐怖症”。这些消极的反应也会对性格的形成产生最重大的影响。和它们的对立面一样，创伤的消极作用也是对创伤的固着，只不过它们是有着相反目的的固着。在更狭窄的意义上说，神经症症状就是一些妥协，其中由创伤引发的这两种倾向结合在一起，这样，时而这种倾向，时而另一种倾向便轮流表现出它们的支配作用。这两种反应之间的这种对立作用往往会引起在事件的正常过程中所不能解决的矛盾冲突。
b.所有这些现象、症状以及对自我的限制和稳定的性格变化都有一种强迫性的性质：就是说，它们具有很大的精神强度，同时它们对其他心理过程的组织也表现出一种深远的独立性，而其他心理过程已经适应了外部现实世界的要求，遵从的是逻辑思维的规律。它们（这些病理现象）并不完全或一点也不受外部现实的影响，并不注意它或注意它的精神方面的代表，这样，它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与这两个方面形成积极的对抗。人们可以说，它们是一个国中之国，一个令人难以接近的集合体，与它们合作是不可能的，但它们可以成功地克制住所谓正常的方面，并强迫它为自己服务。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便意味着内部精神现实取得了对外部世界现实的统治权，通往精神病的道路便豁然开朗。即使事情并未发展到如此地步，这种情境的实际重要性也是不可小视的。对那些受神经症支配的人的生活进行抑制以及他们在生活方面的无能便构成了人类社会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我们可以在他们的状况中识别出他们对其过去某一早期阶段进行固着的一种直接表达方式。
现在我们不妨来探讨一个潜伏期，由于类比的关系。潜伏期必定是一个使我们特别感兴趣的问题。童年期的某一创伤可能会立即引发神经症，一种童年期神经症，运用了大量防御性努力，并伴随着症状的形成。这种神经症可能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并引起明显的失调，但是它也可能经历一段潜伏的过程而被人们忽视，一般地说，防御在其中占了上风；在任何情况下，自我的变化都可以比作伤疤，是要保留下来的。童年期神经症毫无阻碍地继续进入成年期神经症，这种情况很少发生。更经常的情况是，它成功地经历了一段显然不受干扰的发展时期--这是一段由于生理潜伏期的干预所支持或使之成为可能的事物发展过程。直到后来才发生了变化，伴随着这种变化，已经确定下来的神经症才明显地表现为创伤的一种推迟了的结果。这发生在进入青春期时或青春期稍后。在前一种情况下，神经症之所以发生，是由于生理成熟而被加强了的本能，现在能够重新进行最初曾被防御作用所打败了的那场斗争。在后一种情况下，神经症的发生是由于防御所带来的自我的反应和变化被证明是对付新的生活任务的一种障碍，这样，严重的冲突便在真正的外部世界和自我的要求之间发生了，自我则寻求保存它费尽千辛万苦才在其防御性斗争中获得的组织作用。在对创伤的第一次反应和以后疾病的发作之间的神经症潜伏期现象必须被看做是典型的。后来发生的这种疾病也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想要治愈的努力--看做是力图再次与被创伤的影响所分裂的那些自我的其余的部分进行和解，并把它们结合成为一个与外部世界相对立的强大整体。但是，这种努力却很少成功，除非分析工作对它提供帮助，但即使这样也并非总能成功；它经常是以自我的完全破坏和分崩离析而告终，或者最终被早期分裂出去的并且现在仍受创伤支配的那一部分所压倒。
为了说服读者，我们有必要对众多神经症患者的生活史做些详细介绍。但是，鉴于这一主题非常噜苏和困难，因此，这样做就会完全毁掉这本著作的特色，本书就会变成一种关于神经症理论的专著，而且即便如此，很可能只对少数选定把研究和实践精神分析作为其毕生事业的读者有影响。既然我在这里是和更多的读者讲话，我只能请求读者们暂时相信我以上所做的节略性的说明；而且在我这一方面，我必须承认，只有当这些理论的基础被证明是正确的，我现在引导读者得出的这些引申之意才能被接受。
然而，我能够尝试讲述一个单一的病例。用这一病例就能特别清楚地展示我已经提那种神经症的许多特点。当然，我们一定不要指望一个病例就能说明一切情况，而且，如果其主题远离了我们正寻求类比的那个题目，我们也不必感到失望。
就像在中产阶级家庭里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一个小男孩在出生最初几年里与他的父母同居一室，在他还没有学会讲话的年龄，他就一再经常地有机会观察到他的父母之间的性活动--看到某些事情，听到的就更多了。在他第一次自发地遗精之后立即发作的神经症中，最早期的和最麻烦的症状就是睡眠障碍，在夜间他对噪声格外敏感，而且他一旦被惊醒，就再也不能入睡。这种睡眠障碍是一种真正的折中症状。一方面，这是他的一种防御表现，是为了抵抗他在夜间所经历过的事情；而另一方面，是力图重建那种醒觉状态，他能够在这种状态中倾听那些印象。
通过这种类型的观察，这个孩子过早地产生了一种攻击性的男子气，并且开始用手使他的小生殖器兴奋起来，还多次试图对他的母亲进行性攻击，以便使自己与父亲相认同，他是把自己放到了父亲的位置上，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的母亲终于禁止他再玩弄生殖器，而且还吓唬他说，她要告诉他的父亲，而他的父亲将以摘掉他这个邪恶的器官以示惩罚。这种阉割的威胁对这个男孩子产生了一种异常强大的创伤作用。他放弃了性活动，并且改变了性格。他不再把自己同父亲相认同，而是害怕他，对他采取了一种消极的态度，并且通过偶尔的淘气，激惹他实施肉体的惩罚；对他来说，这样做有一种性的意义，这样做他就能够使自己和他那受到虐待的母亲相认同。他越来越渴望依附他的母亲，仿佛一刻没有她的爱，他便活不下去似的，因为他在母亲的爱中看到了一种保护作用，以抵御来自其父亲的阉割威胁。在这种经过改变的俄狄浦斯情结中，这个小男孩度过了他的潜伏期，他没有受到任何明显的障碍，他成了一个好孩子，而且在学校里也相当成功。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追溯了创伤的直接作用，而且证实了潜伏期这个事实。
伴随着青春期的到来，产生了明显的神经症，并且表现出第二种主要症状--性无能（sextual impotence）。他已经丧失了阴茎的敏感性，不想再触摸它，也不敢为了性的目的而去接近一个女性。他的性活动仅限于精神性手淫（psychical masturbation），伴随着施虐狂-受虐狂的幻想，在这种幻想中不难识别出他早期所观察到的他的父母性交的后果。随着青春期所带来的这种被加强了的男子气概被用作对父亲的强烈仇恨和对他进行反抗。与他父亲的这种关系发展到极端，竟使他不在乎达到自我毁灭的程度，这种关系也应该为他在生活中失败以及同外部世界发生冲突负责。他必须在职业上失败，因为是他的父亲强迫他接受这一职业的。他也不交任何朋友，而且从未和上司保持良好关系。
当他在这些症状和无能的负担之下，在他的父亲去世之后，他终于娶了一个妻子时，在他身上便出现了一些性格特质，仿佛这些性格特质就是其存在的核心，这使他与周围的人建立联系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他形成了一种完全自我中心的、专横而且野蛮的人格，这种人格使他清楚地感觉到有必要压制和侮辱其他人。这是对他父亲的一种忠实的拷贝，因为在他的记忆中已经形成了关于父亲的形象：就是说，重新复活了对其父亲的认同作用，这种认同作用在他过去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出于性的动机而表现出来。在本故事的这一部分，我们认识到了被压抑的事物的回归（return of the repressed），（在创伤的直接后果和潜伏期现象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把这种回归描述为神经症的基本特征。
（四）应用
早期创伤--防御作用--潜伏期--神经症发作--被压抑事物的部分回归。这就是我们为神经症的发展所列出的公式。现在请读者进一步设想，在人类的生活中曾出现过某件事情，它和个体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相类似：就是说，假设这里也发生了一些具有性攻击性质的事件，这些事件留下了持久的后果，但是绝大部分都被避开了，而且被遗忘了，而且在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潜伏期之后，这些事件又重新发生作用，并且在其结构和目的上产生了类似于神经症症状的现象。
我们相信，我们能够猜测到这些事件，而且我们想要说明，它们与神经症症状相类似的结果就是宗教现象。由于进化论观点的出现，使人们不再怀疑人类有一段史前时期，而且由于这是人们所不知道的--就是说，被遗忘了--因此，这种结论几乎具有一种公理的作用。当我们听说，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有效的而且被遗忘的创伤与人类大家庭的生活相关时，我们可以同意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未曾预料到的额外收获，我们的讨论到目前为止尚未涉及。
早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前，我在《图腾与禁忌》（1912~1913）一书中就提出了这些主张，在这里我只需重复一下这些话。我的构想起源于达尔文（Darwin，1871，第2卷，第362页以下）的一段声明，并且采纳了阿特金森（Atkinson，1903，第220页以下）的一个假设。这些观点认为，在原始时代原始人过着小型游牧部落的生活，每一个部落都在一个强有力的男性统治之下。这段时期的日期无法确定，它也不和我们所知道的地理时代同步，很有可能这些人类的物种还远未形成语言。这种构想的一个基本方面是假设，我打算描述的这些事件在所有原始人身上都出现过--也就是说，在我们所有的祖先身上都出现过。这个故事是以相当浓缩的形式讲述的，仿佛它只发生过一次似的，而事实上它包含着数千年的时间，在这漫长的时期中又重复过无数次。那个强壮的男子是整个部落的首领和父亲，而且他有无限的权力，他粗暴地行使这些权力。所有的女人都是他的财产--包括他自己部落中的妻子们和女儿们，或许还有一些从其他部落抢来的女人。他的儿子们的命运则十分艰难：如果他们引起了父亲的妒忌，就会被杀掉，或者被阉割，或者被驱赶出去。他们唯一的办法是以小团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通过抢夺而使自己得到妻子，而且当他们中的某个人能在这一方面取得成功时，便使自己抬高到与原始部落中的父亲相类似的地位。由于自然的原因，最小的儿子便占据了格外有利的地位。他们受到母亲爱的保护，并且能够利用父亲年事日高的现实，在他死后取而代之。我们似乎发现，在许多传奇和童话故事中都有驱逐长子和喜爱幼子的反响。
对于改变这种“社会”组织的第一个决定性的步骤似乎是，那些生活在一个团体中的被驱逐的弟兄们，联合起来推翻了他们的父亲，按照那些时代的风俗，把他生吞活剥地吃掉了。我们没有必要回避这种同类相食的现象；它持续到久远的时代。但是，基本的观点是，我们把同样的情感态度运用于那些我们能够通过分析研究而在当前时代的原始观念中--在我们的孩子们身上--确立起来的原始人身上。就是说，我们假设，他们不仅痛恨和害怕他们的父亲，而且把他作为一个榜样来尊崇，而且他们每个人实际上都想取代他的位置。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同类相食的行为理解为企图通过吃掉他的一块肉来确保与他的认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