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反复描述过在卡代什所发生的事情，后来成为犹太民族的两个部分在当时结合在一起接受了一种新的宗教。一方面，在那些曾在埃及生活过的人中，对于出埃及这件事和摩西这个人物的记忆仍然如此强烈而生动，因此他们要求以早期时代为依据而进行联合。他们或许就是认识摩西本人的那些人的子孙后代，其中有些人仍然感到自己是埃及人，并拥有埃及人的名字。但是，他们完全有理由来压抑对他们的领袖和法律赋予者所遭遇的命运的记忆。该民族的另一部分有一个决定性的目的，那就是美化这个新神。并否认他的外来性。这两个部分同样感兴趣的是否认他们曾有过更早期的宗教，否认其内容的实质。由此便导致了第一次妥协，而且很可能不久便记录在文字中，从埃及归来的人随之带来了文字书写，带来了写作历史的愿望；但是，经过很长一段时期才使历史的写作实现了确保不歪曲真理。起初，历史的写作毫无顾忌地按照当时的需要和目的，形成了对历史的解说，仿佛它还没有认识到伪造这个概念似的。由于这些情况所导致的结果，对同一本材料，即传说的书面记录和口头传述之间便形成了一种不一致。在书面记录中被省略或更改了的内容完全可以完整地保留在传说中。传说是对历史写作的一种补充，但同时又是与历史写作相矛盾的。它较少受歪曲目的的影响，或许在某些方面完全没有歪曲的意图，因此，可能比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东西更真实。但是，口头传说的可信性往往受下述事实的损害，它比书面文字更不稳定、更不明确，当它通过口头交流由一代人传给另一代人时，往往发生许多更改和变动。像这类传说很可能会遭遇各种不同的命运。我们预期最大的可能是，它会被书面文字所排挤，不能与之相抗衡，它会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最终将被忘却。但口头传说也可能会遭遇其他命运：一种可能的命运是，传说本身最终成为一种书面记录，随着我们研究的进展，他们将不得不提到其他的一些可能性。
我们正在研究的犹太宗教史中的潜伏期现象，或许可以用下述这种情况来解释，由所谓官方历史学家的观点所有意否认的那些事实和观念实际上并没有消失。有关这些事实和观念的信息一直在该民族的传说中持续存在着。正如塞林使我们确信的那样，实际上还有一种关于摩西之死的传说，它和官方的说法正好相反，而且更接近真理。我们可以设想，就像摩西宗教的某些内容不被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所接受一样，当时已显然不能存在的其他事情也同样如此。
我们在这里所面对的显著事实是，这些传说并不随着时间的延长而日渐衰弱，而是在数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强大，并且挤进了后来官方所做的历史修正中，最终表现出强大到足以对该民族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确实，使这种结果成为可能的决定因素在目前来说超出了我们的知识范畴。
这个事实如此值得注意，以至于我们感到应该对它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的问题就包含在其中。犹太人已经放弃了摩西带给他们的阿顿宗教，并转而崇拜另一个神，这个神和邻近民族的巴利姆神（Baalim）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以后历代所有有意的努力都未能掩藏住这一耻辱的事实。但是摩西的宗教并没有不留踪迹地消失；对它的某种记忆仍然活生生地保留着--这是一种可能被掩盖和歪曲的传说，而且正是这种关于伟大过去的传说（似乎是在背后）继续发挥着作用，逐渐在人民的心理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并且终于成功地把耶和华神变成了摩西神，复活了早在数世纪之前就被引进、后来又被放弃了的摩西宗教。一种被抛弃了的传说竟然能对一个民族的心理生活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这种观念我们确实还不熟悉。在这里，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处在群体心理学的领域中，对这个领域我们感到尚不通晓。我们将寻找可以类比的东西，至少具有类似性质的事实，即便是在不同领域中的事实，我相信，那种事实是能够发现的。
那一段时期，在犹太人中摩西宗教的复活正处于准备状态，而希腊人发现自己储藏着格外丰富的部落传奇和英雄神话。人们相信，公元前9世纪或前8世纪是两个荷马史诗的发源时间，荷马史诗是从这些传奇中抽取其材料的。运用我们今天的心理学洞见，我们早在施利曼（Schliemann）和埃文斯（Evans）之前就能提出这个问题，希腊人是从哪里获得所有这些传奇材料的？荷马和伟大的雅典戏剧家们在他们的杰作中依据的就是这些材料。答案应该是这样的，这个民族很可能在他们的早期历史中经历过一段对外扩张的辉煌和文化繁盛的时期，在后来历史的灾难中毁灭了，但有关的含混不清的传说却在这些传奇中保留下来。我们今天的考古学研究现在已经证实了这种猜想，这在过去当然被认为是太离奇了。这些研究已经发现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米诺斯--迈锡尼文明（Minoan-Mycenaean civilization）的证据，很可能这种文明在公元前1250年前的希腊本土上就已告终结。在以后时代的希腊历史学家中几乎没有发现有人提到过它：至多有一种迹象表明，曾有一段时期克里特人统治过海洋，还有人提过米诺斯国王及其宫殿即迷宫（the Labyrinth）的名字。这就是全部的内容，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保留下来，但是，这些传说却被诗人们抓住了。
其他民族--德国人、印度人、芬兰人--的民族史诗也开始出现。我们是否可以设想，决定其起源的因素和希腊人的情况相同，这是从事文献研究的历史学家们的事。我相信，这种研究会产生积极的结果。这里有一个我们识别出来的决定因素：在早期历史的一段时期之后随即便出现了大量重要而又丰富多彩，或许总是充满英雄业绩的内容。但是，它们存在于如此久远的年代，只有一些模糊不清而又不完整的传说留传给了后代。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史诗在以后的年代中却被湮没了。这可以解释为，其决定因素已不复存在。古老的材料已被散失殆尽，至于以后所有的事件，则用历史的作品取代了传说。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英雄业绩也不可能再激励人们写出一篇史诗，即使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也有权抱怨说，他再也找不到像荷马这样的人来颂扬他了。
久远的过去年代对人的想象力具有伟大而又令人困惑的吸引力。每当人类对其现在的环境感到不满时--而且这种情况常常发生--他们便转回到过去，并且希望他们现在能够证明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黄金时代梦想的真实性。他们很可能仍然处在其童年时代的魔力之下，人类并非不偏不倚的记忆使他们把童年时代作为一个无拘无束的欢乐时代。
如果所流传下来的关于过去的一切都是我们称之为传说的一些不完全的和模糊的记忆，那么，这对艺术家来说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他可以自由地根据他的想象的欲望来填补记忆的空白，来描绘他希望根据他的意图来再现的那一段时期。一个人几乎可以这样说，传说越是含混不清，它对于诗人就越有用。因此，对于传说对富有想象力的作品的重要性，我们不必感到惊讶，通过和决定史诗的方式进行类比，使我们更倾向于接受这个奇怪的假说，正是关于摩西的传说，对犹太人来说，才把对耶和华的崇拜变成了对古老的摩西宗教的崇拜。但是，在其他方面这两种情况仍然是大不相同的。一方面其结果是一首诗歌，而另一方面则是一种宗教；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已经假定，在传说的激励下它就是一种忠诚的再现，而史诗当然不可能为这种忠诚提供副本。因此，我们的问题足以表明，还需要进行更适当的类比。
（三）类比
对于我们在犹太宗教史中所发现的那些事件的显著过程来说，唯一令人满意的类比存在于一个遥远的领域之中；但这种类比却是很完满的，而且达到了同一性。在这种类比中，我们再次遇到了潜伏期现象，这是一种需要做出解释的不可理解的表现，即把一个早期出现的，但未被忘记的事件作为一个必要的决定因素。我们还发现了强迫性的特征，它支配着人的心理活动，同时压制着人的逻辑思维--这是一种在史诗诞生过程中没有描写过的特征。
这种类比在心理病理学中，在人类神经症的产生过程中就可以遇到--就是说，在一个属于个体心理学的领域中就可以遇到，而宗教现象必须被看做是群体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将会发现，这种类比并不像刚开始可能认为的那么令人惊奇--确实，它更像是一种基本原理。
我们把早期经历过而后来被遗忘的那些印象命名为创伤（traumas），我们认为，创伤在神经症的病因学上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关于神经症的病因学是否被普遍认为是创伤性的，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搁置一旁。对这种观点提出的明显的反对意见认为，不可能在每一种情况下都能发现，在神经症患者的早期历史中有明显的创伤。我们一定常常满足于认为，我们所面对的是对影响每个人的经验和要求的一种不同寻常的变态反应，但其他人是以可称之为正常的另一种方式来对待这些经验和要求的。当除了遗传的和体质的倾向之外，我们找不到解释神经症的方法时，我们当然倾向于认为，神经症不是获得的，而是发展而来的。
但是，在这一点上有两个要点必须强调。首先，神经症的产生一律都可追溯到童年期的早期印象。其次，有一些情况确实可以作为“创伤”而区别出来，因为它们的效果可以毫无疑问地追溯到这些早期时代的某一种或更强有力的印象上去--这是一些没有得到正常处理的印象，因此人们倾向于认为，如果这些印象没有出现，神经症也就不会出现。如果我们必须把正在探讨的这种类比仅限于这些创伤性的情况，这对我们的目的来说也就足够了。但是，在这两组（情况）之间的鸿沟并非不可逾越。要把这两种病因学的决定因素统一在一个概念之中是完全可能的；这只不过是一个如何给“创伤”下定义的问题。如果我们可以假定，只是由于某种数量因素的作用，经验才获得了其创伤性的特征--也就是说，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是因为对引起某种不同寻常的病理反应的经验提的要求过高--那么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暂时认为，在一种体质中某一事物可引起创伤，在另一种体质中却没有这种作用。我们便以这种方式获得了一个所谓浮动的“补充系列”的概念，其中两种因素集中起来满足一种病理要求。一种因素的减少被另一种因素的增加所平衡掉了；一般地说，这两种因素是共同起作用的，只有在该系列的两端，才可能有单一的动机在起作用。在提到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就可以不把创伤性与非创伤性病因学之间的区别视为与我们正在探讨的这种类比无关。
尽管有某种重复的危险，在这里，我们或许也可以把构成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的类比的那些事实集中到一起。这些事实如下。我们的研究已经表明，我们所谓神经症现象（或症状）是某些体验和印象的结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才把这种结果视为病因学的创伤。我们现在面临着两项任务：（1）发现这些体验的共同特点；（2）找出神经症症状的共同特点，而且在这样做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做一些粗略的描述。
（1）a.所有这些创伤都发生在童年早期，一直到大约五岁左右。一个孩子开始咿呀学语的时候的印象往往突出出来而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两岁和四岁之间的阶段似乎最重要；还无法有把握地确定，这个感受性敏感的阶段在出生之后多久才开始的。b.这些体验一般地说完全被遗忘了，它们不被记忆所接受，应属于婴儿期记忆缺失阶段，这一阶段通常会被少数不同的记忆痕迹所打断，这些痕迹就是所谓“掩蔽性记忆（screen memories）”。c.它们和某种性的性质以及攻击性性质的印象有关，无疑也和对自我的早期伤害（自恋的伤害）有关。在这一方面，应该注意，这样小的孩子还不能明显地区分性活动和攻击性活动，就像他们后来所做的那样。（参见在虐待意义上对性活动的误解。）当然，这种性因素占据主导地位是最令人吃惊的，需要从理论上进行考虑。
这三个要点--（在人生的最初5年中）这些经验的最早期表现，这些经验被遗忘这个事实，以及它们的性欲一攻击性内容--是紧密相连的，这些创伤既是患者对自己身体的体验也是感知觉，大部分是视听方面的感知--就是说，既是体验也是印象。这三个要点之间的相互联系是靠一种理论建立起来的，是分析工作的产物，分析工作本身就能使人了解到那些被遗忘的经验，或者更生动地但也许不那么正确地说，把这些经验带回到记忆中。该理论认为，与流行的意见相反，人类的性生活（或以后与它相应的事物）表明在早期有一段全盛期，该全盛期在大约五岁时结束，紧跟其后的是所谓潜伏期（一直到青春期），在此期间性欲没有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已经获得的东西确实经历了一次退行。这一理论已经得到了关于内部生殖器发育的解剖学研究的证实；它引导我们设想，人类是从在5岁便达到了性成熟的一个动物物种演变而来的，而且它还引起人们猜疑，人类性生活的推迟及其二相开始（即有两次高潮）与成为人类的过程（hominization）有密切联系。看起来人类是唯一具有潜伏期和这种性推迟的动物有机体。关于灵长类动物的研究（据我所知，这种研究尚未进行过）对于检验这种理论是必不可少的。幼儿期记忆缺失阶段与性欲的这一早期阶段是一致的，这在心理学上不可能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或许这种事态为可能发生神经症提供了真实的决定因素，在某种意义上说神经症便成为人类的一种特权，从这种观点来看，神经症就像我们身体解剖的某些部分一样，是原始时代的一种遗迹--一种“存活下来的残存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