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观念的变革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首先表现为作家们文学观念的变革。这主要反映在理论家们和作家们对白话文的关注和提倡上。白话文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唐传奇、宋元话本到明清小说，无不因使用白话而得以在市井社会广为流传，但最终由于士大夫文人的偏见与歧视而未能进入正统文学的核心位置，一直处于文坛的边缘地位，其价值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19世纪末，一些有识之士出于开启民智和文化传播的需要，掀起了晚清白话文运动，白话的价值才次第被人发掘。而作为这场运动的先导，早在1868年，黄遵宪（1848～1905）就在一首《杂感》诗中以俗白的文字提出了他对新诗语言的设想：“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后来他又在《日本国志·学术志》中进一步发展了他此前的主张，从中国言文分离的文学现状出发，表达了文体改革的设想：“欲令天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他所寻求的简易之法，即“更变一文体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这种新文体，只能是白话文体。这是我国文学史上关于言文合一的第一次最明确的表述。这种理论远见是很了不起的，它发了近代白话文运动的先声。这与黄遵宪多年担任外交官的经历有关。在外日久，他发现西方之所以科技发达、社会进步，实有赖于文言合一的好处；而中国的文化落后，则由于言文分离而使知识无法普及所致。梁启超也认为“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之，不必求工也”，表达了极为相似的观点。
裘廷梁在黄遵宪的理论基础上又前进了一大步。裘廷梁（1857—1943）于1898年在《苏报》上发表了他宣传白话文的理论文章《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文章认为我国之所以“有文字而不得为智国，民识字而不得为智民”，原因在于“此文言之为害矣”。作者又在全面分析了白话文的“八益”（“省力”、“免枉读”、“便幼学”、“便贫民”等）之后，顺理成章地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决绝观点。裘廷梁是晚清第一个明确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这个极端口号的人。
陈荣衮（1862—1922）于1899年发表《论报章宜改用浅说》一文，提倡报纸改用白话：“大抵变法，以开民智为先，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不改文言，则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日居于黑暗世界之中，是谓陆沉；若改文言，则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日嬉游于琉璃世界中，是谓不夜。”以想象性的对比手法表达了使用白话文的必要性和急迫心情。既从经世致用的功利角度，又从文学角度出发论白话的是梁启超。他认为：“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展故。”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的白话文理论对胡适的深远影响。这些理论上的倡导，迅猛推动了晚清白话报刊、书籍的大量出版印行。
在这场白话文运动中，那些白话文的提倡者，自己在写作时并没有全部用白话来代替文言写作，“新派诗”仍以文言为主，即使是梁启超的“务为平易畅达”的新文体，语言也是浅显的文言文或半文半白，距离真正的白话文学尚有不短的距离。这和“五四”一代作家不仅在理论上提倡，更在创作上自觉实践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钱玄同1917年曾致信陈独秀：“我们既绝对主张用白话体做文章，则自己在《新青年》里面做的，便应该渐渐地改用白话。我从这次通讯起，以后或撰文，或通信，一概用白话，这和适之先生做《尝试集》一样意思。——若是大家都肯尝试，那么必定成功。自古无的，自今以后必定会有。”从中我们不难反观出晚清白话文运动的不彻底，其最显著的特点便是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的脱节。
“五四”白话文运动避免了晚清白话文运动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五四”白话文运动对于晚清白话文运动的超越之处在于：它不满于晚清白话文运动的“二元论”，认为白话文不仅应是“启迪民智”的工具，而且要“做一切文学的唯一工具”。对于晚清白话文运动的“二元论”倾向，朱自清在分析原因时认为：“文体通俗化运动起于清朝末年。那时维新的人士急于开通民智，一方面创办了报章文体，所谓‘新文体’，给受过教育的人说教，一方面用白话印办书报，给识得些字的人说教。……原来这种白话只是给那些识得字的人预备的，士人们自己是不屑用的。他们还在用他们的‘雅言’，就是古文，最低限度也得用‘新文体’，俗语的白话只是一种慈善文体罢了。”（话语也许有些尖锐，但道理是对的。陈平原在人木三分地分析晚清“新小说”时，得出了与此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的结论：“新小说家追求小说文体的‘俗’，是为了更便于向大众灌输新思想，是利俗的文学，而不是通俗的文学。‘利俗’是手段，‘启蒙’才是目的。着意启蒙的文学不可能是真正的通俗文学。作家是站在俗文学的外面，用雅文学的眼光和趣味，来创作貌似通俗的文学。由雅人写给俗人看的，为了迁就俗人的阅读能力而故意俗化的小说，骨子里仍然是雅小说。”这段话用来解释晚清白话文运动中的文人心态，是颇能说明问题的。
由此可以看出：尽管没有晚清白话文运动的种种探索便不可能出现“五四”白话文学的全面胜利，但二者仍然有着质的不同。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出于开启民智、普及新知识和新思想的需要，仅仅想达到“通俗化”的效果，而“五四”白话文运动要求以口语为基础实现言文合一，但这种口语又是加工提炼过的口语，并在口语基础上吸收了外来现代语言成分，创造出能够表达现代人的思维、心理和情感的现代文学语言。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历史进步的踪迹。晚清社会对待翻译文学的态度也有很大的变化。据资料记载，从1840年一1896年出版的域外文学译作，只有屈指可数的如下七部：《意拾喻言》《谈瀛小录》《一睡七十年》《昕夕闲谈》《安乐家》《海国妙喻》《百年一觉》，五六年的时间，却只有七部翻译文学作品，足可见当时人们对域外文学的漠视。观念的转变在“戊戌变法”以后，原因则是多方面的。
中国传统说部类通俗书籍一直在民间深受欢迎，只是由于古代印刷术的不发达而限制了这些书的传播范围。近代新式印刷技术的采用，使得书籍的大量复制变得轻而易举，从而使得说部类书籍在民间的广泛流传成为可能。1882年，康有为在游历上海时，曾对上海的书肆作过一番调查，结果令他惊讶不已。在康有为1897年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出版的《日本书目志·识语》“卷十”中，他记载了自己的调查及结果：“吾问上海点石者日：‘何书宜售也？’日：‘书经不如八股，八股不如小说。’宋开此体，通于俚俗，故天下读小说者最多也。”大概这个调查结果对康有为的思想具有极大的冲击力，因此，1900年他又在一首名为《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的诗中记述说：“我游上海考书肆，群书何者销流多？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郑声不倦雅声睡，人情所好圣不呵。”传达出对读者阅读喜好的尊重心理。
此外，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接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形成了宏阔的世界文化视野。在这一视野中，小说在西方国家备受青睐的地位当然也会引起他们对小说在中国的卑微地位的反思与叛逆冲动。但一些并不准确的“传闻”和接受中的误解也在日益重视小说功能的时代思潮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认为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力，显然是极为天真的观点。
正因为小说销路的广泛引起启蒙者对小说这一文体的关注，加上启蒙者们救亡图存的政治需要和对小说在西方社会进步中所起巨大作用的“误信”，则在晚清形成了人人竞言小说、争相议论小说的局面。
1895年6月，传教士傅兰雅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求著时新小说启》一文云：“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习不难为之一变。”从小说对读者的感染力方面论述了小说的社会功能和传播文化的作用，比梁启超们更早地把中国富强的希望寄托在小说上面。1897年严复、夏曾佑在天津10月16日至11月18日的《国闻报》上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一文，以纵谈古今中外的世界视野，详细地论述了小说的特点、功能和移情作用，承袭和光大了傅兰雅的观点：“夫说部之兴，其人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他们极力肯定小说的地位和积极作用，称“附印说部”之目的在“使民开化”。文章还宣称“小说为正史之根”，将小说凌驾于正史之上，在中国小说理论史上，第一次对传统的将小说放在“经、史、子、集”的“集”部的观念进行挑战，引起文坛极大震动，是近代小说观念开始转变的标志。
这篇文章对梁启超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梁在自述中有文为证：“天津《国闻报》初出时，有一雄文，日《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殆万余言，实成于几道与别士二人之手。余当时狂爱之。”1898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极力夸大小说在社会变革中的功能，甚至给人以“小说万能”的感觉，然而对于传统的古典小说是持否定看法的：“中土小说，虽列之于九流，然自《虞初》以来，佳制盖鲜，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既然如此，要纠中国古典小说之偏，就只能借助于“今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附于报末，爱国之士，或庶览焉”了。这种观点和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识语》卷十四所云“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严复、夏曾佑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所云“译诸大瀛之外”的观点一脉相承，说明在康梁等人的心里，一方面期盼小说能成为他们实现政治梦想的另一途径，一方面又一致地对中国传统小说不抱希望，这就只能依靠域外小说的翻译了。
这些理论上的有意倡导促进了域外小说的翻译，而域外小说尤其是林译小说出版后又迅速改变了国人心目中域外小说的形象，于是翻译域外小说成为社会风气。作家们对域外小说的自觉输人与模仿借鉴，使晚清文坛译风大盛的同时，一批逐渐拥有新的小说观念、借鉴西方小说技艺的新小说家和新小说作品风起水涌般出现，形成清末小说繁荣兴盛的局面，并成为20世纪中国小说的新的起点。阿英把晚清小说繁荣的原因归结为：“第一，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前此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急需多量产生。第二，是当时智识阶级受了西洋文化影响，从社会意义上，认识了小说的重要性。第三，就是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又极窳败，大家知道不足与有为，遂写作小说，以事抨击，并提倡维新与革命。”阿英的分析还是比较有概括力和说服力的。
晚清戏剧改良运动也和梁启超有着密切关系。梁启超的剧本有《劫灰梦》《新罗马》《侠情记》传奇三种。在梁启超心里，戏剧和小说一样可以开启民智、移动社会风气，成为社会变革的有力武器。承继梁启超这种观点的还有陈独秀。陈独秀在1904年《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起》一文中说“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的大教师”，向将唱戏视为“贱业”的传统观念发出大胆挑战，认为戏剧改良有小说、报馆不及的方便，不识字的人也可以由看戏而开通风气，从戏剧以生动通俗的形式来感染人、教育人的角度，对戏剧予以肯定。晚清戏剧改良运动与晚清文学革新运动的本质相同，目的仍在于开启民智，普及新思想、新知识，以求得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社会进步。1904年，陈去病、柳亚子、汪笑侬在上海创办我国最早的戏剧专门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一大批宣传资产阶级改良和革命思想的政治型戏剧代替中国传统的伦理型戏曲，形式上仍未脱旧戏曲的窠臼，处于新旧交替的过渡状态。
在晚清，梁启超的启蒙功利文学观和王国维的超功利人本文学观是价值取向完全不同的两大文学观，它们对时人和后世均产生了相当影响。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篇文章，透彻阐发小说的社会功能，正式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被后人誉为“晚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纲领”。仅看题目，就可以猜想得出文章的雄健气魄与强劲的煽动性。文章一开始，梁启超就很突兀地开宗明义：“欲新一困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先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在梁启超看来，新小说是建构理想社会与国家的最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小说为什么会有这么不可思议的、万能的功用呢？作者接着以自问自答的方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那么小说为什么会有不可思议之力来支配人道呢？梁启超是从艺术心理学这个角度来具体分析的，他把小说对读者的支配作用归纳为：“熏、浸、刺、提”，这实际上是以读者为维度讨论艺术的感染力和移情作用。
梁启超还从反面立论，认为中国国民素质之差、政治之腐败都是由于旧小说之害，这如同他认为小说能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一样，都是本末倒置之论，并不符合事实。梁启超这种极力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密切联系的观点对后世影响极大。
难能可贵的是，梁启超并不像有些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对艺术的价值毫不关心。起码就在这篇文章里，他对小说的一些本体特征还是注意到了。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还首次提出“理想派”和“写实派”这两个概念，首开后来者将小说分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两大类型的先河，对小说的创作范型进行了准确而富有前瞻性的归纳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