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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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小说创作(二)(2)

当蹇先艾将笔触从底层贫民转向故乡基层统治者时,其作品的情感也就从深沉的悲悯变成剔骨的嘲讽。《一位英雄》和《初秋之夜》是蹇先艾较有代表性的讽刺小说。如果说前者属于作者学习讽刺小说的最初尝试,那么后一篇则堪称是讽刺小说的佳作。作品通过劝学所所长宴请新任县长和当地乡绅的过程,描画出一幅基层官绅们的“百丑图”。在席桌上他们摘掉道貌岸然的面具,面对美酒佳肴或狼吞虎咽,或对酒痛饮,猜拳行令。酒席之后,那个曾出过文告,要求禁烟的新县长首当其冲抽起了鸦片。那些本县有头脸的绅士却竭尽巴结逢迎之能事。当县长似懂非懂地套用古语评点墙上的诗句时,他们个个做出佩服的样子,甘愿为之俯首称臣。其中一个见多识广,喝过洋墨水的知识青年,一听到县长的小妾喜欢画山水,于是当场提议要为她办画展。更有甚者,那个在女中当校长的“前清翰林”,平日最讲究品行,可是在宴席之后他的表现庸俗到亲自为官员们进奉上好的烟土。作者对人物的言谈举止及心理的精细刻画,入木三分,深刻揭露出基层官场的腐败污浊和官绅们的虚伪、无聊、势力、滑稽等丑陋嘴脸。

抗战前后,蹇先艾创作甚少,主要有短篇集《幸福》和中篇《古城儿女》。这一时期的作品尽管紧跟时代步伐,将抗战主题引入乡土小说,表达作者真挚的爱国热忱,但艺术上远不及纯粹的乡土写实小说那样感人至深。

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蹇先艾小说,始终以乡土题材为主,一直坚持不懈,创作了许多为人称道的佳作。作为一名专职乡土作家,蹇先艾对贵州风土人情的描摹是真实、细腻、生动的,他在作品中塑造出了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透过这些人物的生活状况,揭示了种种不平的社会现象,第一次展示了贵州边远山区鲜为人知的故事。

彭家煌(1898—1933),字蕴生,别字韫松,又名彭介黄,曾用笔名韦公,文学研究会会员。湖南湘阴县(今属汨罗县)清溪乡人,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1924年春,应聘上海中华书局工作,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翌年转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先后任《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助编及《儿童世界》编辑。该时期发表了大量童话和儿童文学,故事生动,滑稽有趣,但未结集出版。1926年,小说《Dismeryer先生》在《晨报副镌》上发表,引起世人注意。后加入“左联”。由于为人正直,不满黑暗现实,被反动当局诬陷为共产党非常委员会中央委员,于1931年被捕,饱受牢狱之苦,胃病越来越重,被营救出狱后不久去世。

彭家煌在短促的一生中著有五部短篇小说集《怂恿》《茶杯里的风波》《平淡的事》《出路》《喜讯》和一部中篇小说《皮克的情书》。他的小说充满真诚和温馨,笔调诙谐幽默,含蓄隽永,富有喜剧色彩,善用调侃的喜剧手法描写痛苦到骨髓中的悲剧。严家炎评彭家煌自开始创作小说,就同时显露出两副笔墨、两手本领:一是表现具有湖南浓郁乡土气息的农村生活,二是用细腻而带有嘲讽的笔法写市民和知识分子。乡土小说在彭家煌全部小说中所占比例不大,但却代表他小说的最高成就,标志作者的创作个性与风格,“比二十年代一般乡土作家更为活泼风趣,也更加深刻成熟”。人物色彩斑斓,栩栩如生;洞庭湖边潮润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口语的运用,尤为成功。《怂恿》《活鬼》《陈四爹的牛》《喜期》等,都属这方面的力作,而最能体现喜剧风格的当属《怂恿》和《活鬼》。黎锦明评价彭家煌的乡土小说:“彭君那特出的手腕的创制,较之欧洲各小国有名的风土作家并无逊色”,“如果家煌生在犹太、保加利亚、新希腊等国,他一定是个被国民重视的作家。”

被茅盾选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的《怂恿》,是彭家煌乡土小说的代表作,艺术手法相当圆熟。小说围绕猪肉买卖,展现乡间富豪强梁们的无情倾轧。溪镇封建乡绅牛七与冯姓财主斗法,却将一对老实农民夫妇当作棋子任意摆弄,最终演出一场闹剧。牛七是个乡村恶讼师,为人狡诈,诡计多端,学过一点武艺,在地方上横行无忌,“是溪镇团转七八里有数的人物”,光绪年间用钱买过一个“贡士”。尽管如此,在两次较量中还是输给了外号叫“雪豹子”的冯雪河家族,甚至被县官革去了“贡士”。而冯雪河家挂过举人匾,“发起脾气来,连年尊派大的活祖宗雅(也)敢骂”,在县里官场也吃得开,曾把牛七整得赔礼道歉。牛七对冯家早已怀恨在心,总想设法报复开设裕丰店的冯家。机会终于来了,端阳节前一天,裕丰肉点的店倌禧宝到政屏家收购了两头肥猪,欠款未付,就将猪宰了卖钱。这其实是乡村中司空见惯的交易,但牵扯着乡村两霸的宿仇,因此成为肇事者的导火线。牛七决定抓住这事大做文章,暗地里教唆政屏夫妇到冯家闹事,先怂恿政屏要求对方把死猪“还原”,又出馊主意叫政屏娘子到冯家上吊自杀,栽赃对方一条人命,以扩大事态。同时派人到她娘家叫了五六十个短衣赤足的大汉去冯家闹腾。政屏考虑到平常有求于牛七,所以对牛七这条地头蛇既怕又不敢开罪,只好一切言听计从。他娘子更不愿意到冯家去上吊,得知这个恶毒的计划后关着房门痛哭一场,但农村“出嫁从夫”的封建思想将她制造成了一个傀儡,只好任由大家摆布。事情果然闹起来了,可这场斗争的结果出乎牛七的意外——政屏娘子刚要上吊冯家,就被冯家长工及时发现,将她结结实实搂在怀里,抢救的过程中,受到“上下通气”的侮辱。政屏夫妇为贪小便宜向冯家耍赖,反使自己吃了苦头,出尽洋相。帮助政屏娘子的村里大汉们本想凭借人多势众来吓唬冯家,反被冯家镇住了。牛七的阴谋彻底破产,再次吃了个败局,然而真正的牺牲品却是政屏一家,最后非但没有勒索到几个钱,反在牛七的怂恿下被人拨弄了。这篇讽刺小说通过富有喜剧色彩的情节,表现了封建宗法制度下乡人的愚昧无知,基层统治者的刁钻狡猾、虚伪冷酷,及人性与兽性交织在一起的乡风恶俗。小说人物形象生动,动作紧张,场面调度有方。活泼的方言土语,使人物对话符合各自的身份。牛七的蛮横,政屏的懦弱、贪小利,政屏娘子的愚昧无知,买猪伙计禧宝的油滑,长工盛大汉的粗莽,小通州的狡狯等等,都写得活灵活现。特别是牛七和政屏娘子的形象,颇具典型意义。牛七的形象代表着中国农村地痞恶霸的野蛮和凶残,族人只是他们相互倾轧斗法逞威的工具;政屏娘子是受害最深的人物,她在族人和丈夫操纵下,为两头猪寻死觅活,可见其实际地位还不如动物e这个人物尽管在一片戏谑的笑声中结束,但是其悲剧耐人寻味,她的形象昭示着旧中国农村妇女地位的卑微。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评价:“彭家煌的独特的作风在《怂恿》里已经很圆熟。这时候他的态度是纯客观的(他不久就抛弃了这纯客观的观点)。在这几乎称得是中篇的《怂恿》内,他写出朴质善良而无知的一对夫妇夹在‘土财主,和‘破靴党’之间,怎样被播弄而串演了一出悲喜剧。浓厚的‘地方色彩’,活泼的带着土音的对话,紧张的‘动作’,多样的‘人物’,错综的故事的发展,——都使得这一篇小说成为那时期最好的农民小说之一。”

彭家煌的另一篇代表作《活鬼》,同样喜剧味十足。小说叙写荷生家“闹鬼”、“捉鬼”的故事,尖锐嘲讽了旧中国某些农村流行的年幼儿孙娶大龄媳妇的习俗,批判了封建包办婚俗的丑恶,语言更为波俏诡谲。彭家煌“以喜写悲”的小说特征在这里得到鲜明的表现。荷生爷是个有五六百亩田产的财主,因为家中人丁不兴旺,竟纵容妻子和寡媳偷汉,可是她们并没有取得成绩。临死前,他又给年纪轻轻的孙子娶了个大龄媳妇。荷生妻俨然接受了婆婆的衣钵,不到一年荷生家里闹起鬼来,屋瓦上常落下石块。荷生便请好友咸亲(一个小学厨子)来自己家里驱鬼,果然见效。鬼给“镇住”了,可是“捉鬼人”一离开,“鬼”又闹起来。一天夜里,屋瓦上石子又响起,荷生隐约看见一对黑影朝室内移动,拿起猎枪对准黑影放了一枪,黑影“消失”了。次日,荷生找咸亲告诉活鬼重现的消息,以便再次得到他的帮助,可惜,这厨子已经不见了,他的工作也有人代替了。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非常准确到位,如成亲狡黠的言行,荷生妻复杂的神态,荷生天真单纯的小大人模样等等,都描写得细腻逼真。小说在艺术上含蓄隽永,妙趣横生。如写荷生母亲被“鬼”缠住得了“鼓腹病”,却拒绝医治,而不直说她怀了孕;荷生夜里放枪将“鬼”打跑,第二天找朋友不见了踪影,而不点破好朋友就是那个被他打伤赶跑了的“鬼”。

《陈四爹的牛》着重刻画了土财主陈四爹和他的外号叫“猪三哈”的看牛倌两个人物。陈四爹是个“有钱有地而且上了年纪的人,靠着租谷的收入,本来可以偷安半辈子”,但他极为贪婪,且吝啬到想要从石头缝里榨出油来,一牛倌“猪三哈”曾有爱妻和几亩良田,自食其力,老婆被拐骗后,靠给人打零工过活。他懦弱到当别人打他的右脸,他会把左脸也呈给对方,从来没有觉悟到要反抗,无论对待什么人总是“嘻,嘻,嘻!是,是,是!”他继承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给有钱有势的陈四爹放牛,以为自己也随之“势力大”。若有人骂他,他在喉咙里嘟哝一句骂人的话,或凭空挥拳舞棍一阵,就算报复。当他喂小饱牛时,陈四爹也叫他饿肚子。最后,‘猪三哈”因丢了牛,跳塘自尽。“猪三哈”的死并没有引起陈四爹的同情,而叹息被野兽吃剩的牛肉卖不上好价钱。小说明明是写陈四爹的放牛倌“猪三哈”,却以“陈四爹的牛”为题,这种声东击西式的艺术处理,反衬出在陈四爹的心里“猪价不如牛价”。作者对“猪三哈”的一生深表同情,而对其性格的劣根性持深刻的讽刺态度,一、当然,作品讽刺的深广度不及《阿Q正传》。“猪三哈”形象尽管生动,单就人物典型性而言,尚缺乏对整个国民劣根性巨大的哲学涵盖力。小说《喜期》《喜讯》似乎都与喜事有关,事实上,作者是借“喜”字写人间悲剧。《喜期》写乡村少女黄静贞的生命悲剧。聪明漂亮的黄静贞,和族弟从小青梅竹马,彼此深爱对方,可是贪慕财礼的父亲却把她许配给了张家跛且傻的儿子。恰逢战火连绵,兵匪到处行凶,其父决定尽早嫁女为宜。黄静贞绝食数日,以示反抗,最终还是违拗不过父亲之命。迎娶之日,刚入洞房,突然闯入七八个大兵,大肆抢、杀、奸。新郎被活活杀死,黄静贞遭强奸,苏醒后羞愧难当,跳塘自尽。小说塑造了一个美丽、痴情又无力抗拒命运的少女形象,读后令人顿生怜悯之心。小说还花费相当笔墨,以幽默、喜剧的笔调描写黄父、媒人、客人及兵匪的形象。采用对比手法,将少女黄静贞梦幻里的温暖、幸福与现实的冷酷、灰暗进行比较,将“喜期”的吉庆和乱兵的残暴相对照,有力鞭笞了封建礼教及军阀混战给人民造成的罪恶灾难。《喜讯》则是一个老农希望破灭的悲剧。贫苦农民拔老爹将生活的希望寄托于有出息的儿子身上,师范毕业的儿子在外谋事,拔老爹久盼儿子消息,盼到的“喜讯”竟是儿子被视为政治嫌疑犯判刑十年。拔老爹希望的破灭,是对旧时代的血泪控诉。时人赞扬小说集《喜讯》,“风格和体裁是浓重清澈而简练,其浓重性有如北欧作家的作品”。作为乡土写实小说家,彭家煌并没有用纯客观的描写来勾画乡村的苦难现实,而是在充满喜剧的表层叙述中,隐藏着深沉的悲哀,倾注作者的满腔悲愤。

《美的戏剧》采用白描手法,写一个外号叫“秋茄子”的裁缝由于找不到活,变成乡间流浪者,凭着能说会道的嘴巴混饭吃。作品一开始就将人物的“表演才能”充分展示出来。戏场上,“秋茄子”分别恭维周围的财主、商人、农妇,虽然使出“杰出”的外交手段,而收效甚微,熟人只需跟他搭讪一两句就像躲虱子、臭虫那样远远躲开他。在这种情况下,他将目标投向外来戏班子,看戏时不断为一个演包公的黑头大声喝彩,以期让演员记住他。演戏结束后,又到后台与卸妆的演员闲聊,借机吹捧对方,把个“黑头”捧得忘乎所以,不久,就视之为知己,请他留下来吃饭。小说用地道的湖南乡音写成,人物对话生动鲜活。小说题目一语双关,从主人公“秋茄子”的角度,写他不但美美地白看了一场戏,而且还美美地白吃了一顿饭,这对他来说是非常快意的事。从读者角度,通过“天才演员”“秋茄子”的精彩表演,看到了国民劣根性,也看到了轻松滑稽的外在形式下深沉的悲凉。黑暗现实制造了悲剧人物,却叫这悲剧人物承担喜剧角色,这种契诃夫式的巧妙构思,极具艺术性。曾发表过《美的戏剧》的《新文艺》杂志编者称赞彭家煌这篇小说“描写的手腕已经达到圆熟的地步了”。

彭家煌乡土小说的风格是明显的。他用细腻、简练而悲凄的笔触,生动反映了湖南洞庭湖边封闭、破败的农村,真实描写了活动在这个环境里的各色人物。既有贪财吝啬的乡村土财主,强横、冷酷的恶霸地头蛇,也有可怜的被侮辱被损害者,还有想方设法混饭吃的农村流浪汉,这些各具形态、逼真生动的人物形象带着洞庭湖边特有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这块原本闭塞、落后的土地,由于军阀混战而“热闹”起来。这里土豪劣绅飞扬跋扈、肆无忌惮,罪恶累累的兵匪横行,残害百姓,这里各种陈规陋俗使许多妇女、青年成了悲剧牺牲品,这里还闹着天灾和瘟疫……彭家煌许多乡土小说里的人物活动都安置在一个叫“溪镇”的农村小镇里,从早期的《怂恿》《陈四爹的牛》《喜期》,到30年代的《喜讯》,都以“溪镇”为根据地,从不同侧面勾勒出暗淡、动乱、灾难重重的宗法制“溪镇”社会。彭家煌小说在幽默的叙述中包含着深沉的悲哀,这种悲剧故事渗入喜剧色彩,就使其作品有别于严肃冷静的乡土写实小说。这份机智、农民式的风趣,又使小说改变了对现实黑暗的严肃暴露,使悲愤情绪转化为旁敲侧击式的反讽。彭家煌乡村讽刺小说,对后来沙汀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