蹇先艾彭家煌
蹇先艾（1906—1994）贵州遵义人，原籍四川巴县。1926年加入文学研究会，翌年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朝雾》出版，此后有《踌躇集》《酒家》《还乡集》《乡间的悲剧》《盐的故事》《幸福》等短篇小说集陆续出版。1931年一1937年任北京松坡图书馆编纂主任。抗战爆发后，回到贵阳与谢六逸、李青崖等组织“每周文艺社”，创办宣传抗战的《每周文艺》，主编贵州日报副刊《新垒》。1937年一1951年，曾任遵义师范学校校长，贵州大学教授。1951年至“文革”前担任贵州省文联主席、贵州省文化局局长等职。该时期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山城》《倔强的女人》和散文集《新芽》等。1979年，任中国作协贵州分会主席。
蹇先艾一生致力于乡土小说创作，是一位专职乡土文学作家。尽管很早就离开了贵州，但故乡始终是他文学创作的根基和源泉。作为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从一开始就树立了明确的创作目标，创作宗旨是避开都市题材，专写边远乡镇的人物风情。他自己在《城下集·我与文学》中写道：“我因为感觉着以都市生活来作材料的创作是太普遍了（虽然其中不乏佳作），便妄想换一个新的方面来写，——这新的方面即是一些边远省份乡镇中的人物和风景。”蹇先艾初学写作时，鲁迅给了他很大影响。据他本人回忆，1922年，将鲁迅的短篇小说集《呐喊》读了两遍，后来又读了《彷徨》。他说：“我读鲁迅的小说时，如获至宝。”“鲁迅的作品给我的启发更大，我师承他也更多一些。”他的创作风格也受到外国小说家显克微支和斯托夫人的影响。他酷爱波兰现实主义作家显克微支的作品，尤其是那篇表现野蛮山区农村粗犷悲凉的《炭画》，那么逼真地描绘出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的苦难形象。蹇先艾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将中国农村的悲惨生活展示出来。他还醉心于美国作家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犀》，那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浓郁的风土味，像一幅优美的乡村画，深深吸引着青年蹇先艾。
处女集《朝雾》的题名有感于人生与往事皆仿佛一抹朝雾，驻留的时间十分短促，太阳一出马上雾散天开，没有什么意味。作为初涉文坛的青年，蹇先艾最初以轻柔浪漫的抒情笔调，叙写少男少女如花似歌的岁月——有姊弟间两小无猜的依恋之情，有小姐妹间无私的友情，也有青春期淡淡的哀怨忧愁之情，朦朦胧胧，如真似幻。作品清逸之处，还在于着眼点一律是故乡的人情风物，那芬芳的泥土气息，颇似废名“竹林的故事”那种田园牧歌情调。但作者并没有沉溺于乡问天真的小儿女情长，他很快从田园牧歌的“朝雾”中挣脱出来，重新审视自己笔下的农村生活，迅速将目光转向贵州乡村苦难的现实，写出故乡的风土民俗，乃至种种陈规陋习。被鲁迅选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两篇作品《到家》和《水葬》，代表转变后的风格。
《到家》写一个旧家子弟在京城求学十年，带着思念返回故里，发现一切都不再似从前：家人或亡故或分家，漂亮的庭院变成废弃的荒原，家族早已败落，就连本家十四老爷也上街乞讨。当过去的仆人细数祖上业绩或昔日辉煌时，心中无比凄凉。代表作《水葬》是一出罕见的人间悲剧，反映冷酷野蛮的贵州乡间习俗——水葬。这是贵州“古已有之”的一种习俗。抓到小偷，不经过官府，可以由村人私下决定，将小偷处以水葬。作品中桐村的穷苦农民骆毛，偷窃未成却被别人扭住，按照山村的惯例，不由分说以“水葬”论处。村民对这“古已有之”的封建陈规已经习以为常，就连“牺牲”者也毫无异议，虽然对村邻有怨恨也自认倒霉。但骆毛毕竟不是阿Q，不能毫无牵挂地死去，他有一个年迈多病的老母亲，一想到死后母亲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时，他的精神一下子塌陷了。故事更令人难以平静的是，当骆毛被几个大汉投入水中时，村民不忍将实情告诉他的老母亲，她还在毫不知情地苦苦等待儿子归来。从作品反映的情况看，骆毛的偷窃完全是穷苦人逼迫无奈的结果，他关爱母亲，与其相依为命，其实应视为一个孝子。作品对骆毛的“牺牲，’充满着人道主义的同情，同时又在不动声色的客观写实中对野蛮残忍的习俗、村民的麻木、愚昧进行了彻底批判。
在《水葬》中依然可以看到鲁迅乡土小说文化批判的主体：看客意识，对于弱者的冷酷与麻木，对于封建陋习等的无情揭露。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尚且对中国千年来的吃人制度表示质疑，然而在《水葬》中，作为正常人的乡民对于“从来如此”的野蛮陋习非但没有表示过任何怀疑，围观者反而像过节似的从中体验着极大的满足，宣泄着施虐的快感。这和鲁迅笔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看客”毫无区别。《水葬》剥落传统习俗的外衣，直接将批判的锋芒指向麻醉的根源——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奴化教育。虽然世道已是民国，乡风却丝毫未曾改变，那些不觉醒的贫苦农民还在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背负着沉重“精神奴役创伤”的人们依然在自觉地执行着封建制遗留下来的原始酷刑，这与20世纪中国现代社会文明的进程是多么不协调。小说通过细腻真切的描写将边远贵州乡村野蛮习俗首次展示在世人眼前，因此，它的发表立即引起文学界的注意。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概括乡土文学创作特点时，首先是从蹇先艾和裴文中的作品开始的。指出《水葬》是“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对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
从蹇先艾的小说可以看出，“侨寓作家”对故乡的情感具有双重性：当用“乡下人”的眼光描写故乡农村的人和风景时，作家积极调动自己的情绪记忆，带着无限的眷恋和温情，多描写少年时代的天真、快乐、烂漫，并将其与故乡的自然美景合二为一，浑然天成；而当作者以一个“城里人”的眼光理性地打量芸芸众生，其主观上表现出的就是对于封建愚昧的民族文化心理无情的抨击。正因如此，他的乡土小说便呈现出多义性解读的可能。
20世纪30年代是蹇先艾小说创作的收获期，他的《踌躇集》《酒家》《还乡集》《乡间的悲剧》《盐的故事》等小说集里的作品，在继续沿着《水葬》笔法和风格的基础上，努力开掘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作者在《踌躇集·序言》里明确表述：“这一集的取材，似乎比旧日所作略为广泛：有破落的旗人，有丑态百出的大小官僚，有饥饿线上的兵士，有彷徨歧路的草药贩子，有同受天灾人祸的道士和尚，有晚景凄凉的采藕老人，有受命运支配的少女……我的经验和想象诚然还十分贫薄；不过至少贤明的读者可以看得见我是怎样地挣扎着，想从环境的‘狭的笼’中跳出来。”《踌躇》描写草药贩子一家的悲苦生活。草药贩子朱二的家庭经济收入来自四个方面：掌柜朱二的草药摊子，妻子替人缝洗衣服，大孩子卖报，小女儿打猪草养猪。当妻小皆因饥寒交迫、贫病交加，不能继续贴补家用时，朱二的草药生意也难以为继。一间破旧的茅屋眼看要被风刮了去，无钱修葺。上城摆药摊，又放不下病中的妻子。于是向别人借了十个铜子回家，尽管夫妻和睦恩爱，终究无法代替吃饭、穿衣和看病。朱二无奈最终离家，为生计奔波。作品重点刻画他面对妻子踌躇难安的心理：从家庭生计谋，不得不出远门找寻出路；从内心情感讲，又不愿意离别家人。这种深深的矛盾心情隐藏着主人公多么艰难的人生体验，他和一家人的悲惨现状，共同勾勒出一个没有天日，抑郁沉闷、满含辛酸与泪水的贫穷世界。
《到镇溪去》记叙一个穷困挑夫的悲苦人生。小说将人物对话地点安排在一条开往镇溪的白木船上，主人公孙大哥准备去镇上帮人挑药担，当船上的乘客议论自己早已心仪的老板娘——一个年轻的寡妇时，心中涌动着各种复杂的情绪：希望与幻灭、沮丧与懊恼。奔波辛苦了半生的孙大哥，依旧赤条条光棍一个，他渴望与那个客栈老板娘成亲，遭到碰壁。但他还是不想放弃最后的努力，决定忙完活，明天早早赶回客栈，为自己争取机会！自木船满载浓浓乡音的人们，穿梭在湍急的水面上，两岸崇山峻岭，贵州特有的自然景观和人情风貌，原汁原味、生动鲜活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要揭示农村的悲苦，作家似乎最不能忽视农村劳动妇女的生活。《乡间的悲剧》《濛渡》《四川绅士和湖南女伶》等集中讲述下层妇女的苦难史。《乡间的悲剧》描写一个被遗弃的农村妇女的不幸命运。主人公祁大娘有一个颇富地方特色的绰号“火炭梅”（贵州盛产一种火炭色的杨梅），因为常年像男人那样干活，皮肤晒得黝黑紫红，活像成熟了的本地杨梅。她不仅要在田地里干活，还要每年为城里的地主挑几担“进贡”。她的丈夫祁银跟随地主少爷上京城当仆役，一去好几年，杳无消息，可是祁大娘依旧照顾孩子，下地干活，毫无怨言。在京城谋事的地主少爷，顾念祁银在外多年，将少奶奶的丫头给他做老婆，从此她连名义上的丈夫也失去了。得知自己被抛弃，祁大娘的精神支柱顿时垮了，无望中投井自杀。地主阶级不仅从物质上压榨她，而且从精神上欺骗她，致使她在双重悲剧中走向毁灭。小说从人物性格、生活场景到语言，都具有浓郁的贵州乡土气息。《漾渡》截取一个场景的片断，反映“兵匪之灾”给乡村妇女一家带来的不幸。“我”租定渡船准备出发，突然从岸上传来一个妇女请求搭乘渡船的声音，她那男人般粗眉大眼的模样，立即引起了“我”的反感。而当她在船上诉说丈夫被抓了壮丁，娘家遭土匪洗劫，现在急需回娘家探望时，“我”不由对她产生了深深同情。《四川绅士和湖南女伶》从一个侧面叙写流浪女艺人的屈辱。某县城来了一个湖南戏班，这对文化生活异常单调、匮乏的小县城来说，如同吹来一股新鲜的清风。戏班中年轻貌美的女伶表演得非常出彩，获得大家的好评，但是仗势欺人的警备队长暗中使坏，故意拆台；而那个貌似文雅的老乡绅则对女伶垂涎三尺，这使得戏班备受流言蜚语的中伤，演出无法继续进行，只好愤然离去。文明与落后、野蛮、愚昧展开冲突，在强大的旧势力包围下，不得不妥协、出逃。
在乡土作家中，蹇先艾小说风格与台静农颇为接近，两人都善于用客观冷静的笔触叙写乡村带有阴冷之气的悲剧故事，这种由于冷酷的阶级压迫导致的不幸一经和当地久远的乡土风俗融合在一起，就产生令人触目惊心的悲剧力量。作品在感情上普遍显得凝重、沉郁和灰暗，正如蹇先艾自己所言：“……我所写的那些故事，大多数是令人愤懑和悲痛的，因此调子就往往显得有些低沉，使人读后感到沉闷和压抑……”
《在贵州道上》是蹇先艾又一篇代表作，小说叙述“我”在贵州山道上乘轿的一路所见所闻与所感。作者以冷静的笔调刻画了贵州境内险山深壑、石梯云雾的地貌环境，山民困苦的生活及其蒙昧的精神状态，人与环境均处于一种特别而极端的状况。作品重点刻画“加班”轿夫赵世顺的形象，他总穿着一双破草鞋，有钱宁可抽鸦片，也不肯顾家，还打骂老婆，他也有过当排长的经历。作品最后交待，那个赵世顺原来是个“棒老二”（土匪），昨夜军队查客店时，被抓走了。小说人物性格鲜明，形象逼真，栩栩如生。作品娓娓叙写到最后，笔锋突转，达到引人入胜的效果。诸多成功的细节描写，增强了小说浓郁的地方色彩。如樵夫们的穿着打扮，“长路”轿夫与“加班”轿夫的区别，抬轿时使用的方言行话等等，这些真切细致的描写，令人感到一路上山如同观光游览，新奇且有趣味。也许作者过于沉湎于故乡风情的摹写，未能理性地对黑暗世道进行深刻批判。《在贵州道中》浓重的乡土意识，被鲁迅所欣赏。与王鲁彦、许钦文笔下的农村相比，后者作品主题更深刻，且所描写的大都是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蹇先艾描写的却是夷蛮山地，其原始风貌不仅铸就小说的艺术美感，同时也产生极大的文明反差，使得人们更清晰地看到原始与文明之间的文化冲突。但蹇先艾作品的多义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对比的单一，大大增加了乡土小说主题的弹性和张力。
乡土作家不仅仅在自己的作品里尽情地展览故土民俗，而且本着现实主义的态度，透过乡土民俗的外在层面，开掘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悲剧主题；而在这悲剧主题下交织着普泛的人道主义、新人文主义、对静态传统秩序的质疑以及对封建愚昧及民族劣根性的抨击。《盐的故事》《盐巴客》《一位英雄》《初秋之夜》等作品从不同角度选材，历数反动统治下乡村底层百姓的苦难史。《盐的故事》写的是由于当地税局增税和奸商故意将食盐囤积居奇，致使边远乡村的百姓家家缺盐。这种稀奇的“盐灾”恐怕只能发生在交通不便的贵州山乡。与盐的故事相关的还有《盐巴客》，在险峻的云贵山地不仅需要挑夫轿夫，还需要专门为运送食盐而诞生的“盐巴客”。他们是穿行在崎岖盘旋山道上最苦的苦力，每一次他们要背几百斤盐巴在陡峭的山路上跋涉十天半月，走上百里路。他们的生存是那么的艰难，这种艰难既有自然环境的因素，更是社会不公的强烈表现。与小说《濛渡》一样，作品采用“先抑后扬”的手法。“我”以前对“盐巴客”并无好感，因为他们常常阻塞交通。偶然的机会与一个受伤的“盐巴客”同住一屋，通过交谈，对他们的命运有了新的认识，对自己以前的成见也深感惭愧。“我”眼前这位可怜人，世代是“盐巴客”，如今一家全靠他过活。他们在山道上被盐巴压弯了腰，为了生计，咬牙坚持，平日还要遭受同是下苦力的轿夫们的欺负，被迫为他们让道。这次受伤却是与川军争道，被他们推下悬崖，摔断了腿骨。作品以平实的语言叙写“盐巴客”的苦难生活，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对统治阶级的满腔愤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