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道路
艾青（1910—1996），原名蒋正涵，1910年3月出生在浙江金华县畈田蒋村一户地主家庭，自小寄养在本村贫苦农民“大叶荷”（即大堰河）的家里，因而与劳苦人民和苦难的农村建立了血肉联系，这成为他日后诗歌创作重要的生活源泉和思想基础。中学时代经受了大革命的风暴，阅读唯物史观的书籍，启发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他少年时就喜爱美术，1928年秋考入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学画，翌年春赴法国巴黎留学，受到20世纪现代艺术思潮的熏陶并积极参加反帝爱国的进步活动。1932年初，他在度过三年异国生活后，回到民族危机深重的祖国，五月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并成为鲁迅支持的美术团体“春地画会”的成员。但到七月，即同其他十几位青年美术工作者一起，以“危害民国”、“颠覆政府”的罪名被捕入狱，经受了三年多的囚禁生活。在上海监狱中，艾青不得不放弃了多年热爱的绘画，而握起写诗的笔，从此开始了他作为一个真正诗人的生涯。
艾青是中国新诗朝现实主义这一路向的发展中最杰出的代表。艾青作为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光辉诗人，他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历史的选择。他是“五四”新文化在走过了20年的历程后又一次与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吹芦笛的诗人”；他是抗日战争争取民族解放的时代精神与现实主义艺术态度相熔铸的结果——“吹号者”；他是将自己个体生命对存在的体验始终与哺育他的贫苦农民联系在一起、一生都在为土地流泪的“农村青年”——“大堰河”的“乳儿”。文化的滋养、时代的启迪、个人的命运，显示出艾青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他的出现和成功也超越了个人的意义。
艾青的创作道路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几个时期：
早期，是“吹芦笛的诗人”歌唱“大堰河”的时期。1936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大堰河》，收诗歌九首，以深沉的感情和新颖的风格，备受人们的喜爱。其中《大堰河——我的保姆》是最优秀的一首，也是诗人的成名作。不仅在中国新诗史上，第一次以抒情诗的形式塑造了一个旧中国农妇的不朽典型，而且也表现出作为青年诗人的艾青与中国现代大众的精神结合。正如理论家冯雪峰所指出的：“艾青，就正是这样的一个诗人：他的诗的外表自然是极知识分子式的，但他的本质和力量却建筑在农村青年式的真挚、深沉和爱的固执上，艾青的根是深深地植在土地上”。早期的《煤的对话》《春》《死地》等等，以全新的意境和深沉的暗示，表现出对于光明的向往与追求，诗人歌颂太阳，期待黎明，相信烈士的鲜血换来了春天，更深情地表露自己的坚信与愿望：“我乃是对于人类再生之确信”，愿为胜利的欢笑而牺牲，并呼唤着“请给我以火，给我以火”。这种不倦的追求，成为诗人以后创作中一个重要特点。诗人的国外生活，也在诗集中留下了纪录。《马赛》《巴黎》等诗，略带依恋之情，而主要的却是充满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揭露和诅咒。文艺理论家胡风对这一时期的作品给予热情的肯定：“我想写一点介绍，不仅因为他唱出了他自己所交往的，但依然是我们所能够感受的一角人生，也因为他的歌唱总是通过他自己的脉脉流动的情愫，他的言语不过于枯瘦也不过于喧哗，更没有纸花纸叶式的繁饰，平易地然而是气息鲜活地唱出了被现实生活所波动的他的情愫，唱出了被他的情愫所温暖的现实生活的几幅面影”。艾青早期的作品，在艺术上较多地受到法国后期浪漫主义诗歌和后期象征派诗歌的影响，但是由于诗人偏爱的是象征派诗人中较多地关注社会现实的（如维尔哈伦）和较多“农村情结，’的（如叶赛宁）诗人，所以象征主义的影响并没有妨碍他选择和走上现实主义的艺术道路。
抗日战争时期，是艾青创作的成熟期亦是他创作的第一个高潮期。艾青在写于抗日战争初期的《诗与宣传》中曾这样说：“我们，是悲苦的种族之最悲苦的一代，多少年月积压下来的耻辱与愤恨，将都在我们这一代来清算。我们是担待了历史的多重使命的。……我们写诗；是作为一个悲苦的种族争取解放、摆脱枷锁的歌手而写诗。”在另一篇写于同时的《诗与时代》一文中，诗人坚定地认为，中华民族已在战火中觉醒，这个“可以接受诗人们的最大创作雄心的时代”使“自己诚挚的心沉浸在万人的悲欢、憎爱与愿望当中”。抗战的爆发使诗人开始了新的生活和创作道路。遍及半个中国的行踪，使他扩大了现实的视野，更深切地感染到时代的精神，同时促成了创作激情的高涨。在抗战前期的几年内，他的诗作的数量和质量都有重要的进展，《北方》《向太阳》《他死在第二次》《旷野》《黎明的通知》《火把》《溃灭》《献给乡村的诗》和《反法西斯》等诗集，是诗人本人，也是我国抗战前期诗歌创作最丰硕的收获。《北方》主要记叙着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和不幸，例如著名诗篇《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诗人把想象的画面放在北方冰封的大地上，加强了凄怆悲凉的抒情氛围，痛苦地诉说着出现在中国土地上的严峻的忧郁与深重的苦难：无数人的家园被暴戾的敌人烧毁；妇女在死亡的恐怖里受尽刺刀的戏弄：老人们无家可归，到处流浪……诗人怀着深深的忧愤，要让全世界知道法西斯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也使全民族在这最危险的时刻感奋起来。1938年春天写的《向太阳》是诗人的第一首长诗，它“以最高的热度赞美着光明，赞美着民主”，与抗战初期热烈的情绪一致，它充满了热情、乐观和希望。它标志着艾青创作视野的新的开阔与飞跃。诗人用“第一次看见光明的眼”，迎着“真实的黎明”向我们走来。他神往于“群众的歌声”，来到长街，向站在十字路口的交通警、来自城郊的菜贩、打扫马路的清道夫和年轻的主妇，道以深情的早安。接着，诗人想起了“被不停的风雨所追踪，被无止的噩梦所纠缠”的昨夜，解剖了“把自己关在精神的牢房里”去“哭泣我们的世纪”的过去。诗人在黎明到来之时觉醒了，揩干了湿热的哀泪。诗人强烈地感受着太阳的光热。然而更使他兴奋的是，他看到了“在太阳下”真心诚意为抗战献身的人们：“一个伤兵”尽管支撑拐杖走着，他在“太阳下的真实的姿态”的确要“比拿破仑的铜像更漂亮”，因为中国的伤兵是以自己的热血在保家卫国；几个背募捐袋的少女，“在太阳下唱着清新的歌”，这才是真正的“幸福的象征”：一群搬运工人，每前进一步发出沉洪的呼声，那流汗的脸上，泛着的又是多么奇异的光辉；而在旷场上操演的士兵，誓志“抢回我们的田地”，太阳使他们的刺刀闪出更加明亮耀眼的白光……诗人被这新生的日子所蛊惑，深深地爱着抗战的人们——“像我深深地爱着太阳一样”，他感谢太阳和沐着阳光的群众，唤醒了自己曾“被人世间的丑恶厌倦了的眼睛”，召回了自己的童年。它以绚丽多彩且生气勃勃的画面，展示了我国人民在抗战年代热烈紧张的生活和乐观主义的神情容颜，反映了中华民族于危难时进发的同仇敌忾的意志和献身精神。正如朱自清在谈到《火把》和《向太阳》时所指出的：“抗战以来的新诗的另一个趋势是胜利的展望。这是全民族的情绪，诗以这个情绪为表现的中心……他们发现大众的力量的强大，是我们抗战建国的基础”。《向太阳》的出现，确立了艾青在抗战文艺中作为一名出色的吹号者的地位。
艾青写于抗战时期的另一首优秀长诗是《火把》，它可以称作《向太阳》的姊妹篇，是一曲抗战年代表现革命青年的道路的青春之歌。与《向太阳》的抒情诗体不同，《火把》是一首叙事长诗。艾青自己说，《火把》中的人物、情节都是虚构的、想象的。长诗以一场显示人民群众力量的火炬大游行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一个有爱国热情但感情脆弱的女学生，如何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下，受到教育与锤炼，走出个人主义和多愁善感的精神藩篱，举起生活的火把，投入革命集体的怀抱的过程。这部长诗，以鲜明的形象否定了唐尼式的感伤情调，而热烈颂扬了那“煽起使黑夜发抖的叛乱”的光的队伍、火的进军。朱自清对《火把》作了很高的评价：“这篇诗描写火把游行，正是大众的力量的表现，而以恋爱的故事结尾，在结构上也许匀称些。可是指示私生活的公众化一个倾向，而不至于公式化，却是值得特别注意的”。这部长诗，在艺术上也颇具特色，艾青曾谈到：“这首长诗，我尝试运用变化多端的手法，场景也一幕一幕的有所变换”。不难看出，除了叙事与抒情交融之外，诗人大量运用了富有戏剧性的对话，电影剪辑式的手法，以及急骤跳动的旋律。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艾青来到了革命根据地延安。诗人进入了全新的生活和创作的境界。反映崭新的生活，为工农兵歌唱，是收录在《黎明的通知》《献给乡村的诗》《反法西斯》和《雪里钻》等诗集中诗歌的重要特点。这一时期艾青还以不少诗篇抗议德国法西斯的罪行，歌颂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反侵略的胜利，如《土伦的反抗》《希特勒》《十月祝贺》《敬礼》和长诗《索亚》等。诗的形象结合着明确的是非爱憎，以阶级分析眼光看待国际重大事件，站在历史唯物主义高度坚信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
从抗战胜利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覆灭，这漫长的三十余年，是艾青创作于曲折中行进的时期。抗战胜利前后至人民解放战争时期，艾青从思想感情到创作风格起了较大变化，将心灵与艺术投入到新的世界、新的群众中去。从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诗人为了适应新的生活、适应工农群众的欣赏习惯，探索为人们容易接受的方式，比较直接地刻画和歌颂具体的实在的新事物，并竭力使自己的诗格律化。很明显，他想跳开原有的格局，建立新的大众化、通俗化的风格。然而，这些努力，可以说有时是在一种矛盾的艺术心境中进行的。一方面，重视关注现实的革命的变动以及重大的生活内容，本身有着不可抹杀的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受时风所驱而对变革的“现实”去作趋时的“记录”，就容易忽视诗的特殊艺术规律，也忽视比政治领域更为宽阔的美的领域。一方面，重视学习采用民歌体和格律化的形式写作，无疑是使自己的诗走向大众化的努力；但另一方面，这种宁取“下里巴人”而舍弃“阳春白雪”的做法，却割断了艾青自己已经形成，并具有力与美的艺术传统。这样，尽管也产生了像《黑鳗》《春姑娘》《礁石》和《启明星》等较好的诗，但总的说来，艾青表现新生活的作品，常常停留在概念化或表面现象的罗列上。在这个阶段里，《南美洲旅行》是一个例外，暗示、隐喻、象征、幻想这一套艺术手段在艾青笔下重现，以富有个性的声音传达了时代精神。紧接着，一场政治风暴卷起，已不容许艾青在艺术港湾里进行思考、探索与论辩。艾青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先后到黑龙江农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动。1961年，摘去右派的“帽子”。但在“文革”中又受到打击。在这二十年的沉默，特别是在十年浩劫的漫长岁月里，正如艾青写的“山没有树，河没有水，鸟没有歌唱”。也正如艾青说的“同形象思维告别了十年”。这一切，完全是由于中国的政治生活不正常和社会动乱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