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教室转了一圈，就去了办公室，翻开课本，想把上午要讲的内容再好好准备一下，但他静不下心。他还有事情要对学生说。于是他又站起来，在走廊上犹豫片刻，进了一班。一班没有人向他提问，他又去了二班。二班还是没有人提问。他希望有人提问，把他留在教室里，只要留在教室，他就能抽空子把要说的话说出来。他走到班长兼学习委员的李杏身边，问上周布置的课后作业都收起来没有？他只不过想调整自己的心绪随便问问，因为平时收周末作业，都是在周一上了早自习课，而且吃过早饭之后。可李杏是个文静而又自尊的学生，老师问她，她就以为是在责备她，脸红得像要浸出血来，小声说，还没有呢。没关系，孙永安说。要我现在就收吗？不要，吃过早饭再说吧。李杏听话地嗯了一声，又开始读书了。她读书语速很慢，前一个字刻到大脑里去了，后一个字才会被她吐出来。她家在万山围困的马伏沟，比老君山还偏，还穷，穷人家的孩子，从小就担负着家庭的希望，老师不用费心，她自己就知道该怎么做。从初中到现在，大大小小的考试那么多，李杏的成绩总是第一。
孙永安又回到办公室。他很焦灼。眼看四十五分钟很快就过去了，而他要说的事还没说出口！再不说就完了，他出家门的时候，妻子已经理了好大一簸箩瓢儿菜，还在理。不仅买了那么多菜，还做了两大罐杂酱，要是学生不去吃饭，菜不都沤烂了吗，杂酱不都浪费了吗；他们自己是从不吃杂酱的，那是奢侈品。可他就是缺乏勇气。这是咋回事呢，昨天，包括今天清早挑水的时候，他都理直气壮地下了那么大的决心，到节骨眼上怎么就断了那口气呢？他看了看表，还差五分钟就下课了，楼道上响起了躲躲闪闪的脚步声。那是其他班级的学生见辅导老师走了，就提前下了课。他班上的学生不会这样，但只要下课铃响，他们就会箭一样射出去。
再也不能犹豫了，有什么好犹豫的？学生去别处是吃饭，去我家里同样是吃饭，反正都是要花钱的。这么一想，孙永安站起来向二班走去。刚迈进教室，他就说，同学们，我家里也卖饭，你们愿意去我家里吃饭的，今天早上就可以去。
可是同学们在读书，包括万千红也在认真读书。几乎没一个人听清他的话。他说得太快了。待同学们安静下来等他重说的时候，他就像初上讲台的实习生，心慌意乱。万千红喊道，孙大爷，你成哑巴啦？孙永安讪讪的，但还是强打精神，把他的话复述了一遍。
孙永安家的早点卖的是挂面。他拖拖拉拉地回去时，有人已蹲在门前的土坝上吃开了。每当看学生吃饭，孙永安总禁不住涌起一种莫名的痛感。大部分学生家里都不宽裕，饭买得少，菜也很差，初高中的孩子，身体像有根绳子往上扯，白天黑夜地窜个头，而供给他们的养料却跟不上。刚出锅的挂面烫得不行，许多男生将碗放在地上，屁股撅到天上吃，女生则在碗底垫一块手绢。看见孙永安，都笑嘻嘻地跟他打招呼，可是孙永安却一个劲儿地盯他们碗里。他不知道妻子给的份量是否充足。
王贞秀听到声音，大声武气地叫，老孙！老孙！孙永安跨进屋。屋里乱糟糟的，是一片手的森林。王贞秀被包围在中间，面前的四方桌上，放着一罐杂酱，一个可用来洗澡的大锑铁盆里，加了瓢儿菜的面条像缺水的黄蟮，横七竖八地缠绕着。王贞秀左手拿漏瓢，右手握长筷，把收来的钱塞进围裙的兜里，接着往交了钱的学生碗里挑面，之后再用调羹加一点杂酱。学生挤得厉害，王贞秀还要用肩膀左遮右挡，同时嘴巴说个不停：慢慢来嘛，慢慢来嘛。
接着又叫，老孙！老孙！孙永安应了，却没立即到妻子身边帮忙，而是进里屋拿出一个和面用的紫色塑料盆，将那罐放在碗橱上用薄膜封起来的杂酱倒了进去，又挤过人群，把打开的那罐也倒了进去，端到靠墙的一张小桌上，对学生说，杂酱你们自己加就是。言毕回到妻子身边收钱。王贞秀紧张地瞪着眼，正想制止，可已经来不及了，学生一窝蜂地扑向塑料盆，用汤瓢往碗里舀杂酱。王贞秀看着那边嘀咕，就那点东西，前面的舀光了，后面的就没有了。孙永安轻声说，舀不完的，还有那么多呢。但王贞秀气呼呼的，没理他，两只手飞快地运动着。孙永安总觉得妻子给学生挑面挑得太少了，三两面，汤汤水水才装大半碗。其实王贞秀挑得不少了，她虽然没卖过面，也从没到街上饮食店吃过面，可她听说过别人是怎么卖面的。在普光镇，有一种出了名的品牌：三口面。意思是你买二两也好，三两也好，都只需三口就解决问题——面一口，汤一口，然后叹气一口：好贵哟。比较起来，王贞秀已经大方得不能再大方了。
果如王贞秀所料，还有七八个学生碗是空的，杂酱就舀完了。这七八个学生都是关渡煤矿来的，他们站成一圈，懒心无肠的不愿意向锑铁盆靠近，孙永安叫他们快点儿，其中一个男生说，孙大爷，我们不喜欢吃面。孙永安说是这样啊，那有啥呢，不喜欢吃就去食堂嘛。那男生说，看到你的面没卖完，我们又不忍心走。孙永安很感动，可他不由分说把几个人推出了门。
学生离去后，王贞秀把装杂酱的那个空盆使劲往桌上一摔，这就是你做的好事！孙永安咧了咧嘴。他也很心痛。他当时把杂酱倒进盆里让学生自己舀，一方面是想加快速度，更重要的是他嫌妻子给学生加得太少了。他当时想的是舀完就舀完吧，没想到果然就舀完了。那可是用瘦肉丁做的，都是上好的瘦肉。昨天他跟王贞秀做杂酱的时候，王贞秀说，多做点儿，要用就用几天。谁知一顿就完了。他有些怨恨那些舀得太多的学生，他亲眼看到一个叫马涛的男生舀了三瓢，不是万千红制止，他还不会松手的。万千红自己只轻轻勾了一点点，比王贞秀勾得还少。她能这样做，孙永安很吃惊。但不管怎么说，杂酱是一点不剩了，孙永安想给妻子解释几句，可怎么解释也是理亏，就干脆不说话。王贞秀却需要他的解释，自从丈夫把杂酱倒进盆里，她就一刻也没安心过。这普光镇远远近近的人家，凡是在店里吃过面的，谁不知道杂酱的珍贵？普光镇把杂酱不叫杂酱，叫潲子，为啥叫潲子？王贞秀说，你以为是猪吃的潲水？潲子不就是勺子吗？不就是让你用调羹舀的吗？你倒好，用汤瓢舀，还让他们自己舀！
听了妻子的话，孙永安更是哑口无言，先把饭吃了，他息事宁人地说。王贞秀没心思吃饭，她把裙兜里的钞票抓出来，放在桌面上数。孙永安也把自己收的部分加进去，跟妻子一道数。班上的学生是否有钱，从票面也能看个清清楚楚，那些有钱人，哪怕一块两块，也都是新崭崭的，没钱的人，总是把钱揉得皱皱巴巴，好些钞票拦腰断开，四角也卷来卷去。这不是没钱人不爱惜钱，是他们太爱惜钱了，恨不得一天摸出来看它十遍八遍。孙永安和王贞秀自己就是这样的，王贞秀现在去街上买菜，也习惯把钱用手巾裹住，裹了一层又一层，走不了几步，就把手巾展开察看，由于看得太频繁，路途中丢钱的事发生了好几次，有一次竟然丢了六块，为此她伤心了很长时间，见到熟人就述说一番，说得别人都烦了。
这天早上，他们一共收了五十四块二，除掉成本，刚好赚了两块。
数钱的时候，王贞秀还怀着期待，现在她没什么好期待的了，她说老孙，一罐杂酱花十二块，两罐二十四块，要是我今天只用出去半罐，就余下十八块，加这两块，就是二十块，结果呢？结果只有两块！说着说着，王贞秀的泪就下来了，你家里发财呀，你富得流油啊，要不然，哪舍得随便糟蹋呢。
孙永安勾着头扫地，头一勾下去，他稀疏的头发也搭下去了。他年轻时候头发很茂密，而今只有后脑和周边才有头发，因此留得很长，让它们倒卷过来，遮住光光的头皮。他理解妻子此刻的心情，跟自己这么多年，她一直在穷困的泥沼里打滚。她是穷怕了。要不是穷怕了，她前几年也不会去一家私人屠宰场帮工。那是男人也畏惧的活！那些肥猪跟小牛犊似的，王贞秀的任务就是配合师傅将待宰的肥猪掀翻在宽大的木凳上，师傅系着黑塑料布围裙，油腻腻的怀里搂着猪头，王贞秀则一手压住它的屁股，一手压住它的肋骨，师傅将刀子捅进去，停顿片刻再往外抽，愤怒的猪血追着师傅的手咬。直待猪血流尽，猪脖子上的刀口只冒泡泡的时候，王贞秀才敢松手。
手一松，她就像自己被放了血，累得嘴起白沫，一屁股坐在满是猪粪的石地上，头上的汗水把眼睛也蒙住了。再卑贱的生物在被推向死亡的时候也知道反抗，肥猪反抗起来真有牛犊的力气，只要师傅执上了刀，猪还扭动不停，王贞秀就要挨骂。师傅最喜欢骂她的话是“蠢婆娘”，其实她一点不蠢，她是一个宽身胚的能干女人，想当初在农村的时候，哪样庄稼都能被她侍弄得青是青黄是黄，可自从丢了田地跟丈夫到镇上过日子，她就无所适从了。她干过不少事情，可镇上不认可她的能干，做每件事都挣不了钱。她是无计可施才去那家私人屠宰场打下手的，结果挨了一个月骂，受了一个月累，师傅就不要她了，你不行，师傅说，一个女人家来干这活，我看着心酸。师傅没给她工钱，只给了她一副猪大肠……
哭了一阵，王贞秀就开始拨电话，孙永安知道她一定是给儿子打，说他们学校是坐班的，即使没上课，平儿也去了办公室，你打啥嘛，让别人听到多不好嘛。可王贞秀已经拨通了，粗着嗓子把早上卖面的经过详详细细地讲了。孙平在那边笑，笑得特别开心，连三米外的孙永安也听得明明白白。王贞秀朝儿子发脾气，说你这没天良的，妈吃了亏，你还笑！孙平让爸爸接电话。孙永安抓过听筒，儿子就不笑了，冷冰冰地说，爸，我看你不要教书算了，你最合适的职业是当慈善家，可惜慈善家都有万贯家财，你却是个穷光蛋。电话断了。
孙永安很恼火，他将扫把往地上一扔，老子偏要当慈善家！就算老子当不了慈善家，当个慈善员行不行？王贞秀心想，你想当慈善员，倒把我害苦了，昨天剁肉丁做杂酱的时候，剁得我昏昏拙拙，差点一刀把手指剁断了。但她看到丈夫气得脸膛发紫的模样，便装出想通了的口气说，算了算了，好坏也赚了两块钱吧，要是不做这生意，两块钱哪里去找？吃饭吧，再不吃就没法吃了。面已成糊糊，王贞秀盛了两大碗，递一碗到孙永安手里。吃这种面不需要筷子，只管喝就是了。孙永安喝了两口冷浸浸的糊糊，心里就越来越不平衡。他刚才发火并不是真发火，而是心里不平衡。卖一顿面只赚两块钱，实在是太少了，人家说开饮店的人都是对半赚的，而他估算了一下，只赚了不到四个百分点，这太说不过去了。最让他不平衡的是那些把杂酱当汤舀的学生，特别是那个马涛，他是班上最穷的学生，以前吃不上饭的时候，孙永安私下给过他好几次钱，每次接过钱，他都垂头咧嘴地流泪，可那泪水是白流了……
闷声闷气地喝下两碗面糊糊，孙永安又同妻子一起收拾了一下屋子，就准备上课去。正要出门，电话响了。是儿子打来的。孙平说，爸，我刚才把你们卖面的事给我同事讲了，他们都在笑你，说你在乡旮旯没见过世面。市里的这些老师，包括我们学校的老师，做生意都做成精了！有些事情电话上不好说，以后回来再告诉你，反正你记住一条，生意的本质就是获取利润，本质都没抓住，你就不要做生意，连想也不要往那方面想。孙永安说，道理是这个道理，可我不是给普通人做生意，是给学生做生意。孙平嗤了一声，说，只要是做生意，就算你的客人是我——你的儿子，该收多少钱就收多少钱，该怎么赚就怎么赚！爸你在镇上当教师当得太久了，都成迂老夫子了。停顿了一下，孙平又说，我这么讲又不对，你们学校那些教师同样在乡旮旯，可就不像你，他们是怎样宰学生的，未必我不知道？你就该向他们学习学习！
过了些日子，孙永安家卖饭就不再那么忙乱了，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了。这得力于孙永安的积极参与。第一次卖早餐的时候，学生从教学楼跑光了，他却胆胆怯怯的不敢回去，现在他不怕了，课一上完，他立即回家，如果上午或者下午的最后一堂课是他的，铃声一响，他马上宣布放学，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总想给学生多讲几分钟。学生对拖堂是很反感的，他们在教室被关厌了，早就想飞奔到自由的天地里去，但以前孙永安总觉得自己有那么多重要的话要告诉学生，少说一句就是一句的损失。现在他想通了，你们反感，我还没时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