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没亮明白，孙永安就担着水桶出了门。淡蓝色的晨雾把镇子藏起来了。镇子名叫普光，多年以前曾是一座远近闻名的寺庙，那时候叫普光寺，木鱼声和唱经声浸浸润润的绵延了数百载，到上世纪初叶，一场不明不白的大火却将庙宇焚为灰烬，自此僧人远去，香火断绝。当黑灰之中拱出蒙蒙茸茸的春草，这片土地再次还俗，成为清溪河中游的物资集散地。因环山照水，镇子上空常常起雾，有时候，头天傍晚雾气就飘飘绕绕的，要到次日午后才散。路灯昏黄，照不见房屋，也照不见脚底，孙永安凭感觉穿过几条短促的巷道，走过操场，下一段洋槐夹道的土坡，再跨一条马路，就上了老街。老街是石板街，他穿着布鞋的脚步声很瓷实，也很孤单。两百米开外，有二十余步石级连向清溪河，孙永安就是去河里挑水。多数人家还没起床，门关得死死的，门楹上已经贴了一个季度的春联，被小孩和风撕扯得七零八碎。
孙永安挑了三担水，光光的头皮上冒出鱼籽样的汗珠，石板街才显出它本真的青色，他也才看清自己洒下的弯弯曲曲的水路子。街上的人多了起来，有的摆货架，有的收拾茶桌，有的撑老旧的遮阳窗——这些事都是男人在做，女人大多坐在门边条凳上梳头发。整条清溪河流域，女人的头发都长得那么好，又密又秀，她们把头微微地偏着，木梳自上而下，黑沉沉的波浪也自上而下，像有两条鱼在里面追逐。这么好的头发都是清溪河的水养的，清溪河就像它的名字，干净得能舀起来就喝。孙永安把水担回去，就是做饭用的。
不管多忙，只要看见孙老师，街上的人都要打声招呼；孙老师二十二岁到镇上七间中学（这学校初建时只有七间房，因而得名）教书，而今教了快三十年了。见他斜着腰吱吱嘎嘎地摇过来，街坊说孙老师早啊，孙永安说不早了，都快上早自习课，我的缸还没满呢。听了孙永安的话，都不好意思地笑：跟你一比，我们都是懒虫了，要是没有孙老师从街上过，这条街怕都不晓得醒了。话虽如此，心里却并不当回事，自来水管跟血管一样密，这镇子老街新街数遍了，谁还像孙永安那样挑水喝呢？前些年，他女儿得病，儿子读书，家里穷得叮当响，挑水喝还情有可原，现在女儿早就入土为安了，儿子也能挣钱了，你何必还把自己弄得这么苦呢！
孙永安往天可能觉得苦，今天一点也不觉得。他今天的心情好极了。他把水挑回去不光是自己用的，还给学生做饭。这是儿子为他出的主意。儿子叫孙平，前年大学外语系毕业也当了教师，只不过他在市里教书。上周六，也就是前天，他回家来了。昨天早上，照例天还没亮明白，孙平还在睡大觉，孙永安就摸摸索索地起了床，准备出门挑水。扁担的铁钩碰击桶沿的声音使妻子王贞秀惊醒过来，她说老孙，让平儿去吧，养他这么大，他还从来没给我们挑担水喝呢，平儿！平儿！孙平被母亲叫醒了，很不乐意，为啥不等到天亮呢？他咕咙道。清早的水最干净，母亲说，天亮了就有人洗衣服了。孙平还赖着不起来。
他没干过这样的活，他在家里什么活也没干过，以前他就受着父亲的娇惯，还有姐姐的呵护，姐姐十五岁死去后，父亲更是把他疼到心子里去了。孙永安对妻子说，大呼小叫的做啥呢，让他睡吧，他难得回来一趟，就吱吱扭扭地出了门。他还没走过操场，儿子就追出来了。是母亲把他打起来的。王贞秀不像孙永安那样溺爱孩子。孙平带着怒气夺过父亲肩上的扁担，很快就挑回来两担水，够了吧？他将桶往地上一掼，直杠杠地这么问了一句，就开始数落，有你们这样过日子的吗？五角钱一吨水，一个月能用多少？只有蠢人才拼了老命节约而不知道开源！孙永安委屈地说，你爸是教书匠，能开什么源？你为啥就不想到开个家庭食店？儿子说，学校这么多张嘴，食堂反正都是承包给私人的，没人说学生非得到食堂吃饭，妈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做，要是开个家庭食店，不是捆绑着赚钱？我们学校到处都是家庭食店，要是我不怕麻烦，早就开起来了！
说完这几句，孙平连早饭也不吃就要走。他在家里总是呆不住的，三五个月回来一次，睡一晚上就走。市区离普光镇百十里地，不吃早饭咋行？孙永安拿了两根昨夜煮熟的苞谷棒子追出去，可是儿子坚决不要，儿子说车站不是有卖早点的吗，我买几个小笼包子就行了。现在的年轻人，花起自己的钱来就像花别人的一样。可对孙永安来说，钱几乎成为他一生的宿命，他老家在山上，大巴山区有名的老君山，从十四岁起，他就利用假期沿川东北到陕南一线当“背二哥”，去的时候背红薯，回来的时候前盐巴，其间翻越了大巴山，还要翻越上七十里、中七十里、下七十里的米仓山道，汗水砸在石子路上，把石子路也烫得冒烟。背二哥又叫背力工，凭的就是一身傻力气，把藏在骨缝里的力气都抠出来，还走不完要走的路。
支上打杵歇气的时候，背二哥往往扯开嗓子乱嚎：“背二哥呢我的人哪，你寒冬腊月哟只穿一层哪，我心想给你脱一件，可脱了这件呢，妹儿我就是光身身儿哪。”这些拿女人舒解劳累和孤独的野腔野调孙永安是不能唱的，他还是个孩子。累得不行他就叫：妈！妈！短促的叫声钢钎一样扎入林莽和石崖。他当了三个假期背二哥，川陕公路就通了，想挣那点辛苦钱也挣不成了，于是他只能在老君山上剐野棕，割桦树皮，哪怕卖上一角两角，也紧紧地拽在手里，回家时一路拿出来偷偷看。后来，他当了教师，正说生活有了起色，女儿又得了红斑狼疮。女儿五岁发病，到她十五岁死，整整十年，他孙永安为钱的事着了多少难，叹了多少气，简直不堪回首——他甚至都卑微到想在地上捡到钱！那些日子，他出门转路的时候，眼睛总是不留空儿地往地上瞅，稍稍有点像钱的东西，就一脚踢飞，看它究竟是不是钱。他吃的蔬菜，很多时候都是妻子去集市上捡别人扔下的黄叶子。孙永安也想捡，可他是教师，他不能大明其白地这么做。他要脸。
儿子的话点醒了他。这学校都是小食堂，挨挨挤挤的十几家，正如儿子所说，都是承包出去的。承包者是把家安在学校的教职工。几年前，镇上发展新街，鼓励大家去买房，学校的绝大部分教职工都去买了，都在新街上开起茶铺或者饮食店了，每逢赶场日子，四面山上的村民，背筐提篮吆猪赶羊地汇聚到乡场，办完正事，就进茶铺打牌，听老瞎子说命相，回家之前，再去饮食店吃碗面条，甚至切几两烧腊，喝几两老白干；如此，钱就像水一样往那些教职工口袋里灌。
把家留在学校的不多，留在学校的都是在新街上买不起房的人，可那十几家，自从承包了食堂，都一个比一个富起来了，跟人说话，呼出的气也是油腻腻的，提到曾经让他们头痛的钱，也不再小心翼翼脸红筋胀了。算起来，只有他孙永安没什么改变。孙永安不是不想改变。他这一辈子都在想。看着别人赚钱，他眼红得不得了！可他就是没找到改变的方法。最要命的是，再不改就来不及了，镇上已经计划把老街全部拆掉，一律变成新街，到那时，普光镇就不是以前的普光镇了，和老镇一起埋葬的，是孙永安几十年的生活，这几十年生活使他受够了煎熬，但经受煎熬的也不止他一家——大家都穷的时候，再难凑和着也还能过，一旦变成新街，就不允许你穷了，到那时，手上没有数的，日子就没法过！
儿子毕竟去大城市念过书，而今又在市里，见的世面多，他一句话就把孙永安点明白了。
开家庭食店孙永安有先天条件。他住的是平房。这间平房孤零零的，在学校主体建筑的背后，紧靠一堵高大的山墙，以前修起来是堆放杂物用，后来，杂物搬到了总务处，这间面积不小的房屋就空起来了。学校本来准备把它拆掉的，孙永安却不愿住进刚修起来的楼房，向校长申请去住那间平房，校长想了想，反正平房在学校背后，既不损于观瞻也不妨碍事务，就同意下来。孙永安不愿住楼房首先就是不想跟大家挤在一起，挤在一起就要比，比吃，比穿，比谁家来了尊贵的客人，而这些又都是孙永安的心病。再就是他怕交那每月几十元的租金，那时还没搞房改，住楼房是交租金，而住这平房不交。虽然平房里又阴暗又潮湿，上厕所还要跑几十米远，可完全送给你住，你还有什么不乐意的？有一次，王贞秀拉肚子，一夜跑了五六趟，免不了埋怨几句，孙永安就说，楼房里倒是家家有厕所，交那几十元钱，不就是方便你拉屎拉尿吗？王贞秀一听，心想为方便拉屎拉屎交几十元钱，实在不合算，也就不再说啥了。搞房改之后，任何人想住房，都必须拿钱买，学校的房子虽然比新街上便宜得多，可好坏也要三五万，孙永安的钱都是掰开用的，不要说三五万，就是三五千他也只能喊天。他还是住在平房里。
现在看来，自己在平房里熬这么多年，不就是为了某一天方便开家庭食店的么？
学校高中部每个年级只有两个班，孙永安教高一两个班的语文，还当二班的班主任。他庆幸自己当了二班的班主任，因为一班的学生都是镇上人，不可能跟他们做生意，二班的学生多半来自农村，少数来自矿上。清溪河对岸几十公里外有好几家煤矿，都是小型矿，连子弟校也没有，孩子读书，只能去沿河各处找学校。
孙永安先去了一班。学生在哇啦哇啦地读书。他很快转出来，去了二班。
在七间中学的所有班级当中，高一（2）班要是没有万千红，无论纪律还是成绩，都无出其右；即便万千红在，高一（2）班依然是学校的楷模。孙永安管理学生有一套特殊方法。其特殊之处就是不要方法。回到家里，他愁眉不展，在学生面前却总是乐呵呵的。他班上的学生都叫他孙大爷，虽然五十岁的年龄被称着大爷还牵强了些，但他脸上布满了深长的皱纹，眼袋又很突出，再加上秃顶，看上去真有一把年纪。不过学生这样喊他完全是因为他人好，是尊敬他。
他自己过得那么拮据，遇上吃饭时间空着手东游西逛明显是没钱花的学生，只要妻子不在场，他都尽可能从裤兜里翻出一块两块给学生，虽然每次给了钱都后悔，但下次遇到，还是忍不住要给。学生都把他当成自己的朋友，开班会的时候，他在上面讲话，任何一个学生都可以站起来，大声叫嚷：孙大爷，你讲得不好，让我来讲！孙永安嘿嘿嘿笑着说，好嘛，你来讲嘛。学生果然就跑到讲台上去了。要是在路上碰到他，要是学生手里正拿着包子或油炸饼之类的食品，哪怕已经咬下一半，也把剩下的一半递过去，请孙大爷尝尝，还要亲手喂到孙大爷口里去。孙永安抽旱烟，有次他把万千红等几个违纪学生找到办公室去，说着说着激动起来了，将竹烟筒使劲往桌上一磕，就磕破了，几个学生出来后，由万千红成头，立即凑钱去街上给他买了一个烟杆；这个烟杆有铁嘴铁头，表皮还镀了铜，泛着亮闪闪的黄光。
二班的学生跟一班一样多，但读书的声音比一班大多了。只有万千红没读书，万千红举着一面小圆镜，拿着唇膏往翕开来的嘴唇上涂抹。孙永安背着手从她身边过，她翘了翘鼻子，很不情愿地把东西收起来了。万千红是从云山煤矿来的，班上从云山来的只有她一个，人长得漂亮，又聪明，可就是仗着家里发财，不把校规校纪当一回事，学校分明不准学生化妆，她偏偏又打眼影又搽口红还涂指甲油，把头发也烫成栗色。孙永安教育过她无数次，她就是不改，说什么也不改。不过她也就只有这点毛病，要说成绩，她可以排到班上前十名，因此孙永安一点也不烦她，孙永安甚至觉得她很可爱。不知怎么，他总觉得万千红像他死去的女儿。其实万千红跟他女儿长得一点也不像，万千红的眼睛很细长，笑起来弯弯的，女儿的眼睛跟她母亲一样，圆溜溜的，像猫。可能是性格有些相像吧，都是又贪玩又俏皮。
要是以往，看见万千红上早自习课还在搽脂抹粉，孙永安会批评她。在他班上，别的学生家长次数不等都来找他了解过孩子的情况，只有万千红，父亲没来过，母亲也没来过，孙永安曾经问过她家庭，万千红说，孙大爷，是我是你学生，又不是我父母是你学生，你那么关心他们干啥？孙永安也没什么好说的，他知道现在有些年轻夫妻，宁愿把空余时间用来打牌，也不愿过问一下孩子。由于此，孙永安对万千红的关心也比对别的学生更多些。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充当了万千红家长的角色。万千红在他面前也特别乖巧，许多时候，比其他学生还更听他的话，除了搽脂抹粉这一条。
今天孙永安也想批评她，结果却什么也没说。
他说不出口，他好像觉得自己欠了学生什么东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