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了几次，王恺都没有斗过石崇，更加不服气，忽然想到武帝司马炎有一株二尺米高的红珊瑚，还是海边上进贡来的，王恺去向晋武帝把红珊瑚借到家中，然后带着几个从人，抬着红珊瑚来到石崇家，认为石崇这下非斗输不可，哪知道石崇反而抄起一把铁尺，乒乒几下，把珊瑚打得粉碎，这下王恺可恼火了，要和石崇拼命。石崇却笑笑说：“这点小东西，值几个钱？”喊家人从后面抬出几十株珊瑚来，最大的有三四尺高，最小的也比王恺带来的好，石崇对王恺说：“我赔你的珊瑚树，这么多珊瑚树中，任你挑选！”
王崇气得发呆，心想连皇帝都比不过了，我还和他争什么！一转身，掉头就走。
这些占据高位的豪门贵族，除了斗富，就是争权，在朝廷里勾心斗角，如司空卫萱，掌握着大权，司马炎经常和他讨论军政大事，中书监荀勋就很不高兴，和贾充联合起来攻击卫萱，幸亏司马炎知道卫萱是个忠臣，没听他们的挑拨，可到底在晋惠帝朝杀掉了卫萱。张华在当时是个文武全才，辅助司马炎、司马衷两代都很有功劳，可当赵王司马伦发动兵变时，将张华也杀掉了事。
晋王朝对大臣、王公们不是滥赏，就是滥杀，这些贵族出身的王公大臣又一个个地争权夺利，给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用人点拨九品中正制与周武王实行的分封制有些相似，与春秋战国时候的世卿世禄制差不多，结合了二者，是比二者都要完善、成熟的干部选拔制度，说白了，乃是一套亲属制度：就是皇上把大小的官职、爵位和地盘都封给他的子孙、亲戚，让皇亲国戚成为贵族，不是皇亲国戚的成为庶族，庶就是平民，这样的一套等级森严、讲究门第的政治血缘网。这些皇亲国戚世代享受着高官厚禄，仗着皇上的庇护作威作福，你看他们都做些什么：荣华富贵太多了比着浪费，看谁会浪费看谁会夸富，王恺和石崇政事上无能力，在斗富上倒是功夫一流、异想天开；除了比拼荣耀，还专事斗人，远近亲疏不是相亲相爱，反倒是互相猜忌、互相拆台、互相打击，愈是亲近的愈是整得厉害。国家不是向前看，积攒的精力都在这些皇亲国戚们斗富、整人的内讧中耗干了。
九品中正制让我们见识到了人事关系中任人唯亲的厉害，一个领导者把事业都交给亲戚、亲信打理，养肥自己的家族势力，则事业就被它搞垮了。美国福特公司就是一个教训，在事业发展到巅峰时，小福特把重要的职位都分给了自己的亲人，赶走了有才干的下属和参谋，结果顿时陷入低谷，把从四面八方选拔出的人才经营的流水线弄成了烂摊子，看来不是只有晋朝钟情于任人唯亲。
宇文泰择苏绰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北魏同时有了两个皇帝，西魏实际上由宇文泰掌权，东魏实际上由高欢掌权。
西魏跟东魏比，地方小，经济落后得多。为了跟东魏相抗衡，宇文泰向地方势力让步，争取他们的支持。尤其大力争取当地汉族大地主的支持，他选拔了许多汉族地主到朝廷里做官，竭力推广汉族的统治经验，进行政治上的改革。
有个叫苏绰的汉族名师，出身于高门大族，学识丰富，才智出众，品德高尚。可是宇文泰一直没有重用他，只让他担任一名小官。
有一次，大官周惠达回答不了宇文泰向他提出的问题，去向苏绰请教。苏绰想了想，说出一番道理，把问题解决了。周惠达回去报告宇文泰，并且称赞苏绰有做丞相的才能。宇文泰听了很高兴，立刻召见苏绰，提升他为著作郎，让他做朝廷的高级顾问。
一天，宇文泰带着一大群官吏去昆明池看捕鱼，路上经过两汉旧宫的仓池，宇文泰问这是什么地方，有什么古迹，随行的官吏都答不上来，独有苏绰滔滔不绝地说了有关的历史典故。宇文泰非常高兴，跟苏绰并马而行，又问了许许多多有关天地起源历史上兴旺盛衰的故事，苏绰也都对答如流。宇文泰还有许多问题急着要问苏绰，到了昆明池也没有心思看捕鱼，就下令回府了。
回府以后，宇文泰留苏绰过夜，继续长谈。苏绰从古代帝王之国的道理，秋战国时期的申不害、韩非等法家的主张，谈得娓娓动听，宇文泰越听越兴奋，两人一直谈到天亮。第二天，宇文泰奏请西魏文帝任命苏绰为相当于丞相地位的大行台左丞。
不久，宇文泰请文帝授予苏绰大行台度支尚书和司农卿的官职。大行台度支尚书是朝廷上管财政的大臣，司农卿是朝廷上管农业的大臣。为了大力推行强国富民的办法，苏绰拟了六条诏书，奏请文帝批准，公布实行。这六条诏书的内容是：一、为政的人首先应当心平气和，善于分辨是非；二、要教育人们养成敦朴诚实的作风，去掉浮薄虚伪的习气；三、要发展农业生产，保证农民有足够的时间男耕女织、养鸡养猪；四、用人要看能力，不能光看门第；五、法律要公正，不能滥杀无辜，冤枉好人；六、赋税和徭役要根据财产多少平均负担，不能全都加在穷苦百姓的身上。
六条诏书是使封建国家富强的好办法，充分表现了苏绰的政治才能。宇文泰把六条诏书经常放在自己的案头，随时阅读，他规定，做官的人必须背诵六条诏书：不懂六条诏书的不许做官。
不幸的是，苏绰因为过度辛劳，只活到４９岁就去世了。他的逝世，使宇文泰十分伤心。为了尊重苏绰生前十分俭朴的优良品德，宇文泰只用一辆布车载着苏绰的遗体送回故乡武功安葬。在灵车启程的时候，宇文泰亲自带着文武百官，用酒祭奠苏绰的亡灵，情不自禁地放声痛哭，连手里的酒杯都掉在地上了。苏绰虽然去世了，但是他制定的六条诏书，一直成为西魏治国的准则。车启程的时候，宇文泰亲自带着文武百官，用酒祭奠苏绰的亡灵，情不自禁地放声痛哭，连手里的酒杯都掉在地上了。苏绰虽然去世了，但是他制定的六条诏书，一直成为西魏治国的准则。
用人点拨
随级改变的。我们常说“合适的职位合适的人选”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的，非得有一个逐渐了解、逐级擢升的过程，认识加深了，才能把人才放到合适的位置。绰，开始只是宇文泰听人说起，随意安排了文官，后来直到宇文泰碰到历史盲点，才显示出苏绰读书人的学识，才发现苏绰，邀请他清谈，通过谈话，才知道他的才干和胸襟，这才相信别人说他有丞相之才不假，再后来通过苏绰试用期的表现，发现他真的是有丞相之才，才正式任命为苏绰为一国丞相。这个过程很曲折，但是却是递进关系，通过舆论、面谈、实践三方面的考察，确信对方的才干，再委以匹配的位置，整个考察过程细致而全面，是个成功的择才案例。
这个案例对企业有借鉴价值，选拔不妨将推荐信、面试和试用三方面结合起来，全面考察人才，对人的听、言、行三方面都有涉略，实际做到的话，能够对人才录用得出相对真实、客观的答案和依据。
魏孝文帝开科大举
齐名帝建武二年九月丙戌日，魏主来到邺城，多次到相州刺史高闾的馆舍，称赞他的治绩，赏赐非常丰厚。
高闾屡次请求调回本州，魏主下诏说：“高闾因已近暮年，请求衣锦还乡，只知道进取，忘记了退让，有损谦逊的美德，可降号为平北将军。但他是朝廷的老成之士，应当依了他的心愿，改授为幽州刺史，使惩罚和劝勉两方面都顾及到，皇恩国法并举。”
于是文帝任命高闾为幽州刺史，谁任相州刺史呢？孝文帝任命高阳王拓跋雍为相州刺史。文帝告诫他说：“作牧守说难也不难。如果本身端正，即使不下命令，下边也会自觉行事，所以就容易；如果本身不端正，虽然下达命令，下边也不会听从，所以就困难。”
现在看来，文帝的这段话对官员修身多么有价值。
十二月初一，魏主在光极堂召见群臣，宣布推举选拔各级官员的命令，作为全国大选的开始。
光禄勋于烈的儿子于登拉关系请求升官，于烈上表说：“如今圣明君主当朝，理应清廉谦让，可是臣的儿子于登竟走后门要升官，子不教，父之过，怪只怪臣养了一个不孝子，臣请求皇上立刻把于登罢免。”
魏主听了十分感慨，非常钦佩于烈的大公无私和不论亲疏，说：“这乃是有识之士的言论，不想于烈能够做到这一点。”
于是魏主引见于登，于登见了文帝十分惭愧，一来是父亲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揭发自己，丢尽了人；二来是事情败露了，皇上一定要治我的罪了。正在胡思乱想，只听文帝对他说：“朕将推广教化于天下，因你父有谦逊的美德、正直之士的风度，所以提拔你为天子珝军校尉。”
于登以为听错了，赶忙跪倒：“臣有罪，万万不敢受封。”
文帝说：“你起来吧，你这次受封不是有功奖你，而是希望你今后能够继承你父亲的谦逊品德，不辜负他老人家啊。”
于登眼中含着泪花，叩拜三首，答应道：“为臣知道了，为臣一定心中谨记。”封完于登，又赏赐于烈，加封于烈为散骑常侍、聊城县子。
魏主对群臣说：“国家从来都有一件事可令人概叹，那就是大臣们私下不肯公开谈论朝政的得失。做君主的害怕不能纳谏，做臣子的害怕不能尽忠。今后，朕每提拔一人，如果有不合适的地方，你们一定要直言相告；如果有人有才能而朕不知道，你们也应当及时地举荐他。凡是这样做的，谁举荐就赏谁，谁轻易不举荐的要问他的罪，你们应当明白。”用人点拨魏孝文帝是一位非常贤明、严格和仁爱的君主，从择才上可窥见一斑。他择才看重对方的品德，特别是跟修身有关。在他眼中，什么是理想的人才呢？高闾做相州刺史好好的，可惜扎不下根，老是想回家，孝文帝说他有损谦逊的美德，可是又体恤他年老功高，让他到离家近的地方当官，赏与罚可谓用心良苦；于烈揭发儿子私自徇情讨官，文帝为他的谦虚品格打动，反而让父子二人都升了官。从这两件事看出，文帝择人的标准是看重对方谦逊的品格，而且他知道，为官者要做到谦逊说容易也难，其实是不容易做到。但凡不容易做的，跟修身有关的品质都可以算是择才的标准。
古代看重的这个标准，现代人不见得重视了，其实这个标准对于人才的立足之本有着恒久的意义。用人单位如能注意人才的修身品德，像谦逊、知错就改、诚实等与做人密切相关的素质，一定会对人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要知道，做事先做人，不会做人的做事也不讲求原则。
清谈误国的王珩西晋的王公大臣们，虽然已经富贵得无以复加了，可大多数人仍然是极其吝啬，或者在虚名上下工夫，只是不愿意为治国多动脑筋，王珩就是典型的代表。
王珩还是少年的时候，就长得风度翩翩，神清气朗，和人交谈，也是显得特别聪明。有一次，王珩拜见山涛，山涛对他非常欣赏，可他送王珩出门时，叹息道：“哪家的娘亲，能生出这样聪明的小儿？可惜误国误民的，也一定是他！”
司马炎也听说了王珩的名气，问王珩的堂兄王戎说：“你的弟弟王珩，在当今社会上，哪个名人可以和他相比？”王戎说：“当今天下，没人能和王珩比，要比也是在古人群中才有。”司马炎见王戎都这么推荐，便加倍重用王珩，接连加封，年纪轻轻，就当了尚书郎。
王珩在当元城县令时，成天只会清谈，不理政事，就这样，他的名气反而更大，不久便被提拔到首都，当了黄门侍郎。当了黄门侍郎后，王珩交往的多是上层贵族，家中贵客盈门，每当满堂宾客时，王珩总是手持拂尘，拂尘的手柄是玉制的，和王珩的手同样颜色，映衬得手指很好看，坐在首席侃侃而谈，谈的都是老子、庄子等道家学说，和当时的社会事务没有关系。有时候觉得说得不很妥当，又经常更改观点，别人送他一个外号，叫“信口雌黄”，他也不在乎，仍然到处鼓吹。
在晋怀帝司马炽的年代里，王珩做官做到了司徒，王珩为了保住自己的富贵，想把自己的弟兄们一起推到重要岗位上，他对当时的太傅司马越说：“当今天下大乱，治理国家，一定要用文武双全的人才！”
司马越认为说得对，问：“哪些人是这样的人才？”
王珩说：“我的一个亲弟弟王澄，还有一个堂弟叫王敦，都是天下一流的好人才。”
司马越很信任王珩，便奏请怀帝批准，让王澄当荆州刺史，王敦当了青州刺史，王珩高兴地对两个弟弟说：“古人说，狡兔三窟，才能常保平安，现在你们两个人，一个在荆州，那里地势险固；一个在青州，那里背负东海，也是个险要的地方，你们俩在地方上为一方诸侯，我在朝廷中掌握大权，弟兄三人，真可以说是有‘三窟’了。”
公元３１１年，太傅司马越病死，汉将石勒发兵攻晋，在苦县（今河南鹿邑）捉住了王珩，石勒指着王珩的鼻子责骂道：“晋国上下，乱到这个地步，全是你们这班大臣的责任，你是太尉，怎么会把军队治得这么差！”
王珩说：“我从小就不想当官，勉强在朝中任职，一切大事都是皇族亲王主持。
如果说晋室灭亡，那也是天意。您今天正可以顺应天意，灭晋建国呢！”
石勒讽刺道：“你从少年就在朝为官，现在头发都白了，还当着太尉高官，统领军队，还说什么不想当官，骗得了谁？”
王珩被问得满脸羞愧，默默无语。当天夜里，石勒命令士兵把关押王珩等人的房子的墙壁推倒，一般俘虏全部整死。用人点拨这个王珩只会清谈，为何还一再地受赏识、受重用，身居高位，为何让这样一个误国误民的清谈人士来管理社稷呢？足见晋朝特殊的选才观了。在世族门阀盛行的社会里，所谓的人才就是像王珩这样的：这样的人仪表堂堂，谈吐高雅，有道家仙风，开口老庄，闭口老庄，天花乱坠，滔滔不绝，具备外表和言谈的标准，就是人才了。而实际上在清谈的背后却是人格的空虚，这些人大事干不来，小事不屑干，只会纸上谈兵，遇到问题就傻了，更可恶的是，这些人不问国事，小算盘打得比谁都精，知道安插亲信，任人唯亲，发展自己家族的势力，瓜分国家利益和财源，国家被他们弄倒了台，质问起来只会推卸责任，一脸无辜的样子，这样的人不但误国误民，而且虚伪自私得可恶！
试想，如果晋朝不是以清谈为择才标准，迷恋浮华耀眼的外表和装饰，走到自取灭亡的地步吗？这都是咎由自取，警告择才者谨防只重表象不重内在的虚荣心理作祟。
专任不疑，精兵恃勇自凉州刺史杨欣全军覆没，黄河以西就不复为晋朝所有。
晋武帝每每提起，想西平羌戎，收复凉州，朝臣们无不噤若寒蝉，没有一个人表现得稍微勇敢些。
后来马隆入朝，愿意替武帝解除这一西顾之忧。但他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招募士兵、组建征西军要由他一个人全权负责，其他人（包括皇帝）不得过问。武帝应允，决不干涉，并委任马隆为武威太守。
马隆首先设立比武场，公开招募体魄壮健、臂力强劲的武士，只要能够达到他所设定的条件，根本就不关心他们是什么身份、地位和为人，一律录用，从而组建了一支三千五百人的敢死队；他又征得武帝许可，亲自到武器库挑选精良器械，装备军队。这一切进行完毕，马隆立即率师西渡温水，开赴凉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