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导让司马睿坐着肩舆在前面走，自己亲自率领着高级官员，骑着马，神情很恭敬地跟在左右，随行的兵士们个个仪表庄严，非常有气魄。当地的有钱人和大小官僚都知道王导是大家族中的名流，他都对司马睿这么尊敬，别人谁还敢不尊重呢？都认为这个司马睿肯定大有来头。
在江边修禊的人中，江东的大贵族顾荣、纪瞻等也在，他俩看到王导和司马睿的风采，心里也很佩服，便主动在道路旁边向司马睿下跪行礼，司马睿马上让队伍停下来，自己下地，向顾荣、纪瞻还礼，神色非常谦虚、安详，这使顾荣和纪瞻都深受感动。
回城后，王导对司马睿说：“今天外出，效果已经很好，下一步应该将顾荣、贺循、纪瞻等人请出来做官，他们在江东一带，深受地方人拥戴，只要顾荣等人愿来，其他人将会一个个地跟着来求你容纳了。”
司马睿便写了一封信，让王导拿着，亲自去请贺循、顾荣等人，这些人见王导亲自送信，真是天大的面子，都很乐意出来做官，跟着王导来见司马睿，司马睿将他们一一封官，收在自己的门下。
顾荣、贺循两个人做了官，江南的士族就像风吹墙头草一样，全部倒向了司马睿。东晋政权有了这批南方士族的支持，在江南站稳了脚跟。
平时，司马睿对王导这一帮大名人们非常尊重，只要他们有什么建议，都乐于接受。不到几年，江东一带变得非常安定、富饶。
北方发生大乱以后，北方的许多士族地主纷纷逃到江南来避难。王导和司马睿又乘机多方面招揽人才，共得到１０６人，司马睿将这１０６人征集到一起，任为掾属（帮助主要官员办事的官员，不需朝廷任命），当时称为“百六掾”。
在这些官员中，王导成了核心人物，北方的许多名流来到江东后，起初都还不放心，认为司马睿太弱了，后来和王导一接触，觉得王导是个了不起的人才，便一起集中在王导的身边，共同为司马睿服务。
司马睿听从王导的安排，拉拢了江南的士族，又吸收了北方的人才，巩固了地位，心里十分感激王导。他尊称王导为“仲父”，认为他能够得到这个皇位，全靠王导、王敦兄弟的力量，所以对他们特别尊重。他封王导为尚书，掌管朝中的大权；又让王导总管军事。王家的子弟中，很多人都封了重要官职。
当时，民间流传着一句话，叫做“王与马，共天下”。意思就是王氏同皇族司马氏共同掌握了东晋的大权。
用人点拨
在东晋那个讲究门第、世家和血统的年代，要想把名不见经传、出身不是显贵的司马睿打入东晋名流，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不过王导有他的一套，除了借助自己的名利地位巧妙地给司马睿化妆和打扮一番后，给司马睿抹上了一道神秘的光环，重要的是王导利用了牧羊人牧羊的经验：用牵头羊的办法把一大群羊都牵过来，王导就通过顾荣、贺循两只头羊的笼络作用，让江南士族都归顺了他。这个办法很高明，也很有效，王导成功地辅佐司马睿建立了东晋政权，没有大批士族的人气，司马睿是很难成功进阶的。
所以择才者要想占有一大批优秀的人才，而且是有利于自己站住脚跟的人才，不妨试试这个牧羊经验，将重量级的人物争取到手，然后逐级递减，直到小打小闹的小人物，“擒贼先擒王”也是说的这个道理呀。
昏庸的九品中正制
西晋初年，晋武帝司马炎在治国方面比较能接受大臣的建议，减轻人民的负担，朝廷的政治还算比较清正。可当司马炎消灭了吴国，统一了天下以后，他开始忘乎所以起来，生活上逐渐奢侈腐化，对大臣们的合理建议也听不进去了，
任用政府官员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导致西晋加速灭亡的原因。
司马炎废掉魏元帝后，：“我轻而易举地就废了魏国，建立了自己的天下，魏国的大臣们竟然没有一个人敢讲话，这是什么原因？”
司马炎认为，这中间根本的原因就是魏国皇帝的家族势力不够强大，诸侯王没有实力，如果魏国皇帝及时分封自己的子弟，让子弟们拥有足够的权力，那么任何人都不能在朝廷里发动兵变，即使发动了兵变，也没办法站住脚跟。于是，司马炎把自己家族同姓的人一个个地分封为王侯，让他们各镇一方，并且掌握着很大的军事权力，像这样的诸侯王，共封了几十个。
晋王朝的建立，还有许多大功臣，司马炎给这些功臣以极高的封赏，还实行了九品中正制，按等级选拔人才。凡要做官者，需先由各级“中正”评定出品级，再按品级任用。各级“中正”大部分为士族把持，士族子弟做官很容易。不过要到朝中来做大官，就非得皇帝“规定”不可了。于是一些士族使用车子装了金银直接送进宫去，武帝则来者不拒，往往夜里收了金子，第二天便封下官来了。难怪有人说，封建时代的皇帝，就是全国最大的地主。
这种选拔的结果是，能在高位当官的人，他家的子弟就能及时被选到政府各级岗位上当官，中国古代有一句俗话叫“朝中有人好做官”就是这个道理。而出身比较低的人，就很难被选拔出来当官，本事再大也不行，一般的老百姓更加没有希望。
所以当时流行着一句俗话，叫：“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就是说，在高级官员位置上，没在朝廷的文武官员中，大多数出身于世代官僚的家庭。
如征南将军杨？是魏国太傅蔡邑的外孙，太傅何曾是魏国太仆何夔的儿子，安东将军王浑是魏国司徒王昶的儿子，侍中裴？是魏国中书令裴秀的儿子、妻弟，也就是司马炎的亲舅舅了。
这种选拔制度埋没了真正的人才，曾经以写作《三都赋》赢得“洛阳纸贵”美名
的左思针对这种社会黑暗写过一首诗，他用涧底松和山上草作比喻，一针见血地揭示出当时社会的黑暗：有才能的人像涧底松一样被埋没，无人过问；无能的小人犹如山上草一般，凭借祖先的功劳占据高位，洋洋得意。
这些贵族子弟，世世代代过着豪华的生活，大多数人只会搜集钱财，争权夺利，王恺和石崇比富，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王恺当时在京城中要算最富有的，没人敢和他比斗，可是散骑常侍石崇却比王恺还要有钱，王恺以为自己是皇帝的舅舅，谁都不敢和自己比斗，难道你石崇能比我家还要富有吗？两人便互相比较起来。
王恺家用糖洗锅刷餐具，石崇听说后，在家里用蜡烛当柴烧。
王恺在自己常经过的道路两边用紫丝布做成了４０里长的布幛，石崇却用织锦布做了５０里的布幛。
王恺把家里所有房屋都用香料刷过，石崇却用红色的石蜡涂墙。
比了几次，王恺都没有斗过石崇，更加不服气，忽然想到武帝司马炎有一株二尺米高的红珊瑚，还是海边上进贡来的，王恺去向晋武帝把红珊瑚借到家中，然后带着几个从人，抬着红珊瑚来到石崇家，认为石崇这下非斗输不可，哪知道石崇反而抄起一把铁尺，乒乒几下，把珊瑚打得粉碎，这下王恺可恼火了，要和石崇拼命。石崇却笑笑说：“这点小东西，值几个钱？”喊家人从后面抬出几十株珊瑚来，最大的有三四尺高，最小的也比王恺带来的好，石崇对王恺说：“我赔你的珊瑚树，这么多珊瑚树中，任你挑选！”
王崇气得发呆，心想连皇帝都比不过了，我还和他争什么！一转身，掉头就走。
这些占据高位的豪门贵族，除了斗富，就是争权，在朝廷里勾心斗角，如司空卫萱，掌握着大权，司马炎经常和他讨论军政大事，中书监荀勋就很不高兴，和贾充联合起来攻击卫萱，幸亏司马炎知道卫萱是个忠臣，没听他们的挑拨，可到底在晋惠帝朝杀掉了卫萱。张华在当时是个文武全才，辅助司马炎、司马衷两代都很有功劳，可当赵王司马伦发动兵变时，将张华也杀掉了事。
晋王朝对大臣、王公们不是滥赏，就是滥杀，这些贵族出身的王公大臣又一个个地争权夺利，给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用人点拨
九品中正制与周武王实行的分封制有些相似，与春秋战国时候的世卿世禄制差不多，结合了二者，是比二者都要完善、成熟的干部选拔制度，说白了，乃是一套亲属制度：就是皇上把大小的官职、爵位和地盘都封给他的子孙、亲戚，让皇亲国戚成为贵族，不是皇亲国戚的成为庶族，庶就是平民，这样的一套等级森严、讲究门第的政治血缘网。这些皇亲国戚世代享受着高官厚禄，仗着皇上的庇护作威作福，你看他们都做些什么：荣华富贵太多了比着浪费，看谁会浪费看谁会夸富，王恺和石崇政事上无能力，在斗富上倒是功夫一流、异想天开；除了比拼荣耀，还专事斗人，远近亲疏不是相亲相爱，反倒是互相猜忌、互相拆台、互相打击，愈是亲近的愈是整得厉害。国家不是向前看，积攒的精力都在这些皇亲国戚们斗富、整人的内讧中耗干了。
九品中正制让我们见识到了人事关系中任人唯亲的厉害，一个领导者把事业都交给亲戚、亲信打理，养肥自己的家族势力，则事业就被它搞垮了。美国福特公司就是一个教训，在事业发展到巅峰时，小福特把重要的职位都分给了自己的亲人，赶走了有才干的下属和参谋，结果顿时陷入低谷，把从四面八方选拔出的人才经营的流水线弄成了烂摊子，看来不是只有晋朝钟情于任人唯亲。
宇文泰择苏绰
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北魏同时有了两个皇帝，西魏实际上由宇文泰掌权，东魏实际上由高欢掌权。
西魏跟东魏比，地方小，经济落后得多。为了跟东魏相抗衡，宇文泰向地方势力让步，争取他们的支持。尤其大力争取当地汉族大地主的支持，他选拔了许多汉族地主到朝廷里做官，竭力推广汉族的统治经验，进行政治上的改革。
有个叫苏绰的汉族名师，出身于高门大族，学识丰富，才智出众，品德高尚。可是宇文泰一直没有重用他，只让他担任一名小官。
有一次，大官周惠达回答不了宇文泰向他提出的问题，去向苏绰请教。苏绰想了想，说出一番道理，把问题解决了。周惠达回去报告宇文泰，并且称赞苏绰有做丞相的才能。宇文泰听了很高兴，立刻召见苏绰，提升他为著作郎，让他做朝廷的高级顾问。
一天，宇文泰带着一大群官吏去昆明池看捕鱼，路上经过两汉旧宫的仓池，宇文泰问这是什么地方，有什么古迹，随行的官吏都答不上来，独有苏绰滔滔不绝地说了有关的历史典故。宇文泰非常高兴，跟苏绰并马而行，又问了许许多多有关天地起源历史上兴旺盛衰的故事，苏绰也都对答如流。宇文泰还有许多问题急着要问苏绰，到了昆明池也没有心思看捕鱼，就下令回府了。
回府以后，宇文泰留苏绰过夜，继续长谈。苏绰从古代帝王之国的道理，秋战国时期的申不害、韩非等法家的主张，谈得娓娓动听，宇文泰越听越兴奋，两人一直谈到天亮。第二天，宇文泰奏请西魏文帝任命苏绰为相当于丞相地位的大行台左丞。
不久，宇文泰请文帝授予苏绰大行台度支尚书和司农卿的官职。大行台度支尚书是朝廷上管财政的大臣，司农卿是朝廷上管农业的大臣。为了大力推行强国富民的办法，苏绰拟了六条诏书，奏请文帝批准，公布实行。这六条诏书的内容是：一、为政的人首先应当心平气和，善于分辨是非；二、要教育人们养成敦朴诚实的作风，去掉浮薄虚伪的习气；三、要发展农业生产，保证农民有足够的时间男耕女织、养鸡养猪；四、用人要看能力，不能光看门第；五、法律要公正，不能滥杀无辜，冤枉好人；六、赋税和徭役要根据财产多少平均负担，不能全都加在穷苦百姓的身上。
六条诏书是使封建国家富强的好办法，充分表现了苏绰的政治才能。宇文泰把六条诏书经常放在自己的案头，随时阅读，他规定，做官的人必须背诵六条诏书：不懂六条诏书的不许做官。
不幸的是，苏绰因为过度辛劳，只活到４９岁就去世了。他的逝世，使宇文泰十分伤心。为了尊重苏绰生前十分俭朴的优良品德，宇文泰只用一辆布车载着苏绰的遗体送回故乡武功安葬。在灵西晋初年，晋武帝司马炎在治国方面比较能接受大臣的建议，减轻人民的负担，朝廷的政治还算比较清正。可当司马炎消灭了吴国，统一了天下以后，他开始忘乎所以起来，生活上逐渐奢侈腐化，对大臣们的合理建议也听不进去了，任用政府官员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导致西晋加速灭亡的原因。
司马炎废掉魏元帝后，：“我轻而易举地就废了魏国，建立了自己的天下，魏国的大臣们竟然没有一个人敢讲话，这是什么原因？”
司马炎认为，这中间根本的原因就是魏国皇帝的家族势力不够强大，诸侯王没有实力，如果魏国皇帝及时分封自己的子弟，让子弟们拥有足够的权力，那么任何人都不能在朝廷里发动兵变，即使发动了兵变，也没办法站住脚跟。于是，司马炎把自己家族同姓的人一个个地分封为王侯，让他们各镇一方，并且掌握着很大的军事权力，像这样的诸侯王，共封了几十个。
晋王朝的建立，还有许多大功臣，司马炎给这些功臣以极高的封赏，还实行了九品中正制，按等级选拔人才。凡要做官者，需先由各级“中正”评定出品级，再按品级任用。各级“中正”大部分为士族把持，士族子弟做官很容易。不过要到朝中来做大官，就非得皇帝“规定”不可了。于是一些士族使用车子装了金银直接送进宫去，武帝则来者不拒，往往夜里收了金子，第二天便封下官来了。难怪有人说，封建时代的皇帝，就是全国最大的地主。
这种选拔的结果是，能在高位当官的人，他家的子弟就能及时被选到政府各级岗位上当官，中国古代有一句俗话叫“朝中有人好做官”就是这个道理。而出身比较低的人，就很难被选拔出来当官，本事再大也不行，一般的老百姓更加没有希望。
所以当时流行着一句俗话，叫：“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就是说，在高级官员位置上，没在朝廷的文武官员中，大多数出身于世代官僚的家庭。
如征南将军杨？是魏国太傅蔡邑的外孙，太傅何曾是魏国太仆何夔的儿子，安东将军王浑是魏国司徒王昶的儿子，侍中裴？是魏国中书令裴秀的儿子、妻弟，也就是司马炎的亲舅舅了。
这种选拔制度埋没了真正的人才，曾经以写作《三都赋》赢得“洛阳纸贵”美名的左思针对这种社会黑暗写过一首诗，他用涧底松和山上草作比喻，一针见血地揭示出当时社会的黑暗：有才能的人像涧底松一样被埋没，无人过问；无能的小人犹如山上草一般，凭借祖先的功劳占据高位，洋洋得意。
这些贵族子弟，世世代代过着豪华的生活，大多数人只会搜集钱财，争权夺利，王恺和石崇比富，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王恺当时在京城中要算最富有的，没人敢和他比斗，可是散骑常侍石崇却比王恺还要有钱，王恺以为自己是皇帝的舅舅，谁都不敢和自己比斗，难道你石崇能比我家还要富有吗？两人便互相比较起来。
王恺家用糖洗锅刷餐具，石崇听说后，在家里用蜡烛当柴烧。
王恺在自己常经过的道路两边用紫丝布做成了４０里长的布幛，石崇却用织锦布做了５０里的布幛。
王恺把家里所有房屋都用香料刷过，石崇却用红色的石蜡涂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