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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择才篇(12)

王导让司马睿坐着肩舆在前面走,自己亲自率领着高级官员,骑着马,神情很恭敬地跟在左右,随行的兵士们个个仪表庄严,非常有气魄。当地的有钱人和大小官僚都知道王导是大家族中的名流,他都对司马睿这么尊敬,别人谁还敢不尊重呢?都认为这个司马睿肯定大有来头。

在江边修禊的人中,江东的大贵族顾荣、纪瞻等也在,他俩看到王导和司马睿的风采,心里也很佩服,便主动在道路旁边向司马睿下跪行礼,司马睿马上让队伍停下来,自己下地,向顾荣、纪瞻还礼,神色非常谦虚、安详,这使顾荣和纪瞻都深受感动。

回城后,王导对司马睿说:“今天外出,效果已经很好,下一步应该将顾荣、贺循、纪瞻等人请出来做官,他们在江东一带,深受地方人拥戴,只要顾荣等人愿来,其他人将会一个个地跟着来求你容纳了。”

司马睿便写了一封信,让王导拿着,亲自去请贺循、顾荣等人,这些人见王导亲自送信,真是天大的面子,都很乐意出来做官,跟着王导来见司马睿,司马睿将他们一一封官,收在自己的门下。

顾荣、贺循两个人做了官,江南的士族就像风吹墙头草一样,全部倒向了司马睿。东晋政权有了这批南方士族的支持,在江南站稳了脚跟。

平时,司马睿对王导这一帮大名人们非常尊重,只要他们有什么建议,都乐于接受。不到几年,江东一带变得非常安定、富饶。

北方发生大乱以后,北方的许多士族地主纷纷逃到江南来避难。王导和司马睿又乘机多方面招揽人才,共得到106人,司马睿将这106人征集到一起,任为掾属(帮助主要官员办事的官员,不需朝廷任命),当时称为“百六掾”。

在这些官员中,王导成了核心人物,北方的许多名流来到江东后,起初都还不放心,认为司马睿太弱了,后来和王导一接触,觉得王导是个了不起的人才,便一起集中在王导的身边,共同为司马睿服务。

司马睿听从王导的安排,拉拢了江南的士族,又吸收了北方的人才,巩固了地位,心里十分感激王导。他尊称王导为“仲父”,认为他能够得到这个皇位,全靠王导、王敦兄弟的力量,所以对他们特别尊重。他封王导为尚书,掌管朝中的大权;又让王导总管军事。王家的子弟中,很多人都封了重要官职。

当时,民间流传着一句话,叫做“王与马,共天下”。意思就是王氏同皇族司马氏共同掌握了东晋的大权。

用人点拨

在东晋那个讲究门第、世家和血统的年代,要想把名不见经传、出身不是显贵的司马睿打入东晋名流,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不过王导有他的一套,除了借助自己的名利地位巧妙地给司马睿化妆和打扮一番后,给司马睿抹上了一道神秘的光环,重要的是王导利用了牧羊人牧羊的经验:用牵头羊的办法把一大群羊都牵过来,王导就通过顾荣、贺循两只头羊的笼络作用,让江南士族都归顺了他。这个办法很高明,也很有效,王导成功地辅佐司马睿建立了东晋政权,没有大批士族的人气,司马睿是很难成功进阶的。

所以择才者要想占有一大批优秀的人才,而且是有利于自己站住脚跟的人才,不妨试试这个牧羊经验,将重量级的人物争取到手,然后逐级递减,直到小打小闹的小人物,“擒贼先擒王”也是说的这个道理呀。

昏庸的九品中正制

西晋初年,晋武帝司马炎在治国方面比较能接受大臣的建议,减轻人民的负担,朝廷的政治还算比较清正。可当司马炎消灭了吴国,统一了天下以后,他开始忘乎所以起来,生活上逐渐奢侈腐化,对大臣们的合理建议也听不进去了,

任用政府官员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导致西晋加速灭亡的原因。

司马炎废掉魏元帝后,:“我轻而易举地就废了魏国,建立了自己的天下,魏国的大臣们竟然没有一个人敢讲话,这是什么原因?”

司马炎认为,这中间根本的原因就是魏国皇帝的家族势力不够强大,诸侯王没有实力,如果魏国皇帝及时分封自己的子弟,让子弟们拥有足够的权力,那么任何人都不能在朝廷里发动兵变,即使发动了兵变,也没办法站住脚跟。于是,司马炎把自己家族同姓的人一个个地分封为王侯,让他们各镇一方,并且掌握着很大的军事权力,像这样的诸侯王,共封了几十个。

晋王朝的建立,还有许多大功臣,司马炎给这些功臣以极高的封赏,还实行了九品中正制,按等级选拔人才。凡要做官者,需先由各级“中正”评定出品级,再按品级任用。各级“中正”大部分为士族把持,士族子弟做官很容易。不过要到朝中来做大官,就非得皇帝“规定”不可了。于是一些士族使用车子装了金银直接送进宫去,武帝则来者不拒,往往夜里收了金子,第二天便封下官来了。难怪有人说,封建时代的皇帝,就是全国最大的地主。

这种选拔的结果是,能在高位当官的人,他家的子弟就能及时被选到政府各级岗位上当官,中国古代有一句俗话叫“朝中有人好做官”就是这个道理。而出身比较低的人,就很难被选拔出来当官,本事再大也不行,一般的老百姓更加没有希望。

所以当时流行着一句俗话,叫:“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就是说,在高级官员位置上,没在朝廷的文武官员中,大多数出身于世代官僚的家庭。

如征南将军杨?是魏国太傅蔡邑的外孙,太傅何曾是魏国太仆何夔的儿子,安东将军王浑是魏国司徒王昶的儿子,侍中裴?是魏国中书令裴秀的儿子、妻弟,也就是司马炎的亲舅舅了。

这种选拔制度埋没了真正的人才,曾经以写作《三都赋》赢得“洛阳纸贵”美名

的左思针对这种社会黑暗写过一首诗,他用涧底松和山上草作比喻,一针见血地揭示出当时社会的黑暗:有才能的人像涧底松一样被埋没,无人过问;无能的小人犹如山上草一般,凭借祖先的功劳占据高位,洋洋得意。

这些贵族子弟,世世代代过着豪华的生活,大多数人只会搜集钱财,争权夺利,王恺和石崇比富,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王恺当时在京城中要算最富有的,没人敢和他比斗,可是散骑常侍石崇却比王恺还要有钱,王恺以为自己是皇帝的舅舅,谁都不敢和自己比斗,难道你石崇能比我家还要富有吗?两人便互相比较起来。

王恺家用糖洗锅刷餐具,石崇听说后,在家里用蜡烛当柴烧。

王恺在自己常经过的道路两边用紫丝布做成了40里长的布幛,石崇却用织锦布做了50里的布幛。

王恺把家里所有房屋都用香料刷过,石崇却用红色的石蜡涂墙。

比了几次,王恺都没有斗过石崇,更加不服气,忽然想到武帝司马炎有一株二尺米高的红珊瑚,还是海边上进贡来的,王恺去向晋武帝把红珊瑚借到家中,然后带着几个从人,抬着红珊瑚来到石崇家,认为石崇这下非斗输不可,哪知道石崇反而抄起一把铁尺,乒乒几下,把珊瑚打得粉碎,这下王恺可恼火了,要和石崇拼命。石崇却笑笑说:“这点小东西,值几个钱?”喊家人从后面抬出几十株珊瑚来,最大的有三四尺高,最小的也比王恺带来的好,石崇对王恺说:“我赔你的珊瑚树,这么多珊瑚树中,任你挑选!”

王崇气得发呆,心想连皇帝都比不过了,我还和他争什么!一转身,掉头就走。

这些占据高位的豪门贵族,除了斗富,就是争权,在朝廷里勾心斗角,如司空卫萱,掌握着大权,司马炎经常和他讨论军政大事,中书监荀勋就很不高兴,和贾充联合起来攻击卫萱,幸亏司马炎知道卫萱是个忠臣,没听他们的挑拨,可到底在晋惠帝朝杀掉了卫萱。张华在当时是个文武全才,辅助司马炎、司马衷两代都很有功劳,可当赵王司马伦发动兵变时,将张华也杀掉了事。

晋王朝对大臣、王公们不是滥赏,就是滥杀,这些贵族出身的王公大臣又一个个地争权夺利,给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用人点拨

九品中正制与周武王实行的分封制有些相似,与春秋战国时候的世卿世禄制差不多,结合了二者,是比二者都要完善、成熟的干部选拔制度,说白了,乃是一套亲属制度:就是皇上把大小的官职、爵位和地盘都封给他的子孙、亲戚,让皇亲国戚成为贵族,不是皇亲国戚的成为庶族,庶就是平民,这样的一套等级森严、讲究门第的政治血缘网。这些皇亲国戚世代享受着高官厚禄,仗着皇上的庇护作威作福,你看他们都做些什么:荣华富贵太多了比着浪费,看谁会浪费看谁会夸富,王恺和石崇政事上无能力,在斗富上倒是功夫一流、异想天开;除了比拼荣耀,还专事斗人,远近亲疏不是相亲相爱,反倒是互相猜忌、互相拆台、互相打击,愈是亲近的愈是整得厉害。国家不是向前看,积攒的精力都在这些皇亲国戚们斗富、整人的内讧中耗干了。

九品中正制让我们见识到了人事关系中任人唯亲的厉害,一个领导者把事业都交给亲戚、亲信打理,养肥自己的家族势力,则事业就被它搞垮了。美国福特公司就是一个教训,在事业发展到巅峰时,小福特把重要的职位都分给了自己的亲人,赶走了有才干的下属和参谋,结果顿时陷入低谷,把从四面八方选拔出的人才经营的流水线弄成了烂摊子,看来不是只有晋朝钟情于任人唯亲。

宇文泰择苏绰

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北魏同时有了两个皇帝,西魏实际上由宇文泰掌权,东魏实际上由高欢掌权。

西魏跟东魏比,地方小,经济落后得多。为了跟东魏相抗衡,宇文泰向地方势力让步,争取他们的支持。尤其大力争取当地汉族大地主的支持,他选拔了许多汉族地主到朝廷里做官,竭力推广汉族的统治经验,进行政治上的改革。

有个叫苏绰的汉族名师,出身于高门大族,学识丰富,才智出众,品德高尚。可是宇文泰一直没有重用他,只让他担任一名小官。

有一次,大官周惠达回答不了宇文泰向他提出的问题,去向苏绰请教。苏绰想了想,说出一番道理,把问题解决了。周惠达回去报告宇文泰,并且称赞苏绰有做丞相的才能。宇文泰听了很高兴,立刻召见苏绰,提升他为著作郎,让他做朝廷的高级顾问。

一天,宇文泰带着一大群官吏去昆明池看捕鱼,路上经过两汉旧宫的仓池,宇文泰问这是什么地方,有什么古迹,随行的官吏都答不上来,独有苏绰滔滔不绝地说了有关的历史典故。宇文泰非常高兴,跟苏绰并马而行,又问了许许多多有关天地起源历史上兴旺盛衰的故事,苏绰也都对答如流。宇文泰还有许多问题急着要问苏绰,到了昆明池也没有心思看捕鱼,就下令回府了。

回府以后,宇文泰留苏绰过夜,继续长谈。苏绰从古代帝王之国的道理,秋战国时期的申不害、韩非等法家的主张,谈得娓娓动听,宇文泰越听越兴奋,两人一直谈到天亮。第二天,宇文泰奏请西魏文帝任命苏绰为相当于丞相地位的大行台左丞。

不久,宇文泰请文帝授予苏绰大行台度支尚书和司农卿的官职。大行台度支尚书是朝廷上管财政的大臣,司农卿是朝廷上管农业的大臣。为了大力推行强国富民的办法,苏绰拟了六条诏书,奏请文帝批准,公布实行。这六条诏书的内容是:一、为政的人首先应当心平气和,善于分辨是非;二、要教育人们养成敦朴诚实的作风,去掉浮薄虚伪的习气;三、要发展农业生产,保证农民有足够的时间男耕女织、养鸡养猪;四、用人要看能力,不能光看门第;五、法律要公正,不能滥杀无辜,冤枉好人;六、赋税和徭役要根据财产多少平均负担,不能全都加在穷苦百姓的身上。

六条诏书是使封建国家富强的好办法,充分表现了苏绰的政治才能。宇文泰把六条诏书经常放在自己的案头,随时阅读,他规定,做官的人必须背诵六条诏书:不懂六条诏书的不许做官。

不幸的是,苏绰因为过度辛劳,只活到49岁就去世了。他的逝世,使宇文泰十分伤心。为了尊重苏绰生前十分俭朴的优良品德,宇文泰只用一辆布车载着苏绰的遗体送回故乡武功安葬。在灵西晋初年,晋武帝司马炎在治国方面比较能接受大臣的建议,减轻人民的负担,朝廷的政治还算比较清正。可当司马炎消灭了吴国,统一了天下以后,他开始忘乎所以起来,生活上逐渐奢侈腐化,对大臣们的合理建议也听不进去了,任用政府官员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导致西晋加速灭亡的原因。

司马炎废掉魏元帝后,:“我轻而易举地就废了魏国,建立了自己的天下,魏国的大臣们竟然没有一个人敢讲话,这是什么原因?”

司马炎认为,这中间根本的原因就是魏国皇帝的家族势力不够强大,诸侯王没有实力,如果魏国皇帝及时分封自己的子弟,让子弟们拥有足够的权力,那么任何人都不能在朝廷里发动兵变,即使发动了兵变,也没办法站住脚跟。于是,司马炎把自己家族同姓的人一个个地分封为王侯,让他们各镇一方,并且掌握着很大的军事权力,像这样的诸侯王,共封了几十个。

晋王朝的建立,还有许多大功臣,司马炎给这些功臣以极高的封赏,还实行了九品中正制,按等级选拔人才。凡要做官者,需先由各级“中正”评定出品级,再按品级任用。各级“中正”大部分为士族把持,士族子弟做官很容易。不过要到朝中来做大官,就非得皇帝“规定”不可了。于是一些士族使用车子装了金银直接送进宫去,武帝则来者不拒,往往夜里收了金子,第二天便封下官来了。难怪有人说,封建时代的皇帝,就是全国最大的地主。

这种选拔的结果是,能在高位当官的人,他家的子弟就能及时被选到政府各级岗位上当官,中国古代有一句俗话叫“朝中有人好做官”就是这个道理。而出身比较低的人,就很难被选拔出来当官,本事再大也不行,一般的老百姓更加没有希望。

所以当时流行着一句俗话,叫:“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就是说,在高级官员位置上,没在朝廷的文武官员中,大多数出身于世代官僚的家庭。

如征南将军杨?是魏国太傅蔡邑的外孙,太傅何曾是魏国太仆何夔的儿子,安东将军王浑是魏国司徒王昶的儿子,侍中裴?是魏国中书令裴秀的儿子、妻弟,也就是司马炎的亲舅舅了。

这种选拔制度埋没了真正的人才,曾经以写作《三都赋》赢得“洛阳纸贵”美名的左思针对这种社会黑暗写过一首诗,他用涧底松和山上草作比喻,一针见血地揭示出当时社会的黑暗:有才能的人像涧底松一样被埋没,无人过问;无能的小人犹如山上草一般,凭借祖先的功劳占据高位,洋洋得意。

这些贵族子弟,世世代代过着豪华的生活,大多数人只会搜集钱财,争权夺利,王恺和石崇比富,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王恺当时在京城中要算最富有的,没人敢和他比斗,可是散骑常侍石崇却比王恺还要有钱,王恺以为自己是皇帝的舅舅,谁都不敢和自己比斗,难道你石崇能比我家还要富有吗?两人便互相比较起来。

王恺家用糖洗锅刷餐具,石崇听说后,在家里用蜡烛当柴烧。

王恺在自己常经过的道路两边用紫丝布做成了40里长的布幛,石崇却用织锦布做了50里的布幛。

王恺把家里所有房屋都用香料刷过,石崇却用红色的石蜡涂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