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向东的咨询方案中，我虽然划分了三个咨询阶段，但所指并非是完成一个阶段再进行第二个阶段，而是把主要力量集中在一个方面的调整，并不忽略对其他方面问题的关注。人的心理是千变万化的，大脑是人类至今尚未探索清楚的十大科学谜团之一。所以，咨询中切忌刻板和僵硬，不论事先将咨询划分为几个阶段，咨询师要时刻把整体方向和目标融汇在咨询的全过程，决不能截然分开。正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有所偏废。我认为这是科学的咨询理念。
在第一个咨询阶段中，除了处理朱向东的行为训练，我还重点对朱向东与其父母的关系问题进行调整。
实事求是地说，在这方面的努力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一直到咨询结束，问题仍然存在。由此可见，咨询过程的进行是比较艰难的。
咨询开始的一个时期，当母亲介绍完他的情况，尤其是他在家中出现一些特殊行为的时候，我便询问朱向东事情的始末。多数情况下他都回答说：“不当着她（指母亲）说”，而在与我单独交流时却告诉我他这样做的原因，但一再强调不要告诉他母亲。对此，我也产生过质疑：难道他说的都是谎话？为什么不让我告诉给他的母亲？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与他做了多次较深刻的讨论。其中一次咨询开始的时候，照例是母亲介绍朱向东一周来的情况。其中涉及到他在家中的时候，不洗澡、不换衣服，住的屋子里又脏又乱又臭。他母亲多次提醒都不听，无奈通过电话将这些情况告诉给他父亲，希望能起作用。当母亲让他接听父亲电话时，朱向东坐在沙发上，用非常愤怒的眼神瞪视着母亲，一句话不说，但也不接电话。从那以后，他父亲每天来电话询问他情况时，他都不接电话。况且自从来到北京后，他从来也没有主动给父亲打过电话听完后我问朱向东是否有这样的事情。他还是像以往大多数时候那样回答说：“不当着她的面说。”
听了这句话后，我一改以往顺随他的要求的态度，对他说：“可以，但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朱向东用诧异的眼光看着我。
我知道，这样的态度对他来说是一种突然的改变，打破了他已经习惯的预期方式，会让他很不舒服。但这正是我所需要的：受阻——讨论——澄清——调整。
我没有理会他，等他母亲离开后我用比较严肃的态度对他说：
“过去，你每次说‘不当着她面说’的时候，我都顺随你的意愿而答应。但是当你母亲离开时，你都会把一些很隐秘的东西告诉我。为了不让这种情况无休止地持续下去，今天我再顺随你一次，以后会逐渐变成你和你母亲以及我一起讨论的情况。”
说完，我没有征询他的意见，只是等着他表态。
他不说话，也没有态度，只是半低着头。
我跳过了这个话题继续问道：“你告诉我，为什么你可以把情况告诉我，而不能当着你妈妈的面说呢？并且每次都嘱咐我不要对妈妈说？”
朱向东抬起头说：“我想请您帮我，所以告诉您。如果让他们知道我的想法，就会想出怎么‘治’我的办法了，那我就惨了！”
我听他这样回答，脑海里马上跳出了一个反应：他不想改变自己的状况，尽管他还不知道自己这个真实的想法。
我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受到了美国心理治疗大师斯考特·派克有关理论的影响。记得他曾经写有一本记述心理治疗过程的手记《邪恶人性》，其中有很大的一个章节，分析他的一个治疗了三年的女病人，之所以最终不能得以恢复的原因，原因之一就是这个女病人蓄意隐瞒自己的信息。因而斯考特·派克得出的结论是：蓄意隐瞒为的是控制局面。
由此，我也不由自主地想到朱向东的父母以前曾经告诉我的话“这个孩子不说实话”。这虽然区别于撒谎，但在客观上，其效果依然是不让父母知道自己的真实想法。包括不愿意当着他母亲的面与我讨论自己的真实情况，从他的角度所显现的目标仅仅是停留不能让父母想出“治”自己的办法，而实际上是把主动权控制在自己手里。我相信，作为一个13岁的孩子不会有这样明确的动机，但客观上如果不打破他这个封闭自我的“怪圈”，他就不会冲破不想改变的限制，咨询治疗必然也不会收到效果。
对朱向东得出这个结论是否准确，关键在于要分析清楚形成的原因。
根据“躯体变形障碍”的心理学机制以及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的理论，一个人不需要付出努力就能“控制局面”的心理状态之所以会形成，主要在于当事人早期的成长经历、尤其是在幼年时期的生活或创伤性事件，使其固着在婴儿时期。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只有婴儿获得母爱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母亲所给的爱也是不附加任何条件的。但是，当婴儿到了两三岁的时候，母亲对他的期望开始增加了，在某种程度上，此时的母爱已经不是无条件的了，例如对孩子进行大小便的训练。有很多时候，母亲会说：“我很爱你，但是希望你拉‘臭臭’（‘嘘嘘’）……”；或者说：“这样的行为可不好，你以后不要这样做”等等。从此，孩子可以分辨“好”与“不好”，逐渐明白只有做个好孩子，才会得到大人的肯定，才会继续得到母亲的爱，也才会满足自己的愿望。于是，在成长过程中，或多或少地都学会了一些怎样得到别人的爱，让自己成为一个可爱的人的技能。所以，无条件的肯定只是限于婴儿期。
朱向东早期患病，得到了父母、姥姥无微不至的关怀，甚至为了避免让他受委屈而不送他进幼儿园。这样势必造成在家庭中以他为中心的局面，过度的满足、与外界相对的隔绝，使他的意识固化在了“以我为中心”、“我的需要必须无条件满足”、“爱我就必须给我满足”的婴儿时期。尽管他已经长大为少年了，但他的心理没有长大，以往的生活事件和心路历程发展成为“我要控制一切”的深层心理机制。他想要控制与父母的关系，征服他们，摆弄他们，让他们围着自己转。至于改善关系、关爱家人、激发创意、造就自己则根本不感兴趣，自然也就不能上升到意识层面，指导自己的行为。
朱向东在深层意识中不想改变自己的状态，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在这种状态下他可以获得两级收益：因“病人”身份被关注需求的满足；病人可以为需求的满足为所欲为，对他而言就是可以逃避上学。如果改变了，这些收益就会丧失。
在我的脑子里，迅速闪过从他父母和本人那里所获取的信息，同时也在快速地分析着。虽然我仿佛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和形成过程，但是难度在于，我怎么才能把这些道理对一个13岁的孩子讲清楚呢？
我仔细思考后认为，对这个年龄段的少年，单纯采用成人般的咨询方式，譬如合理情绪、心理分析或是森田疗法等都是难以收到效果的。有可能会发生作用的咨询方法，我认为最好是在本人已经接受咨询师的前提下，利用“权威效应”和心理暗示以及精神分析疗法中冥想、催眠的作用，对其深层意识进行干预。在收到一定效果的基础上，借鉴认知疗法的理论进行干预，重建他们的认知体系，并加以行为上的强化训练。
至于操作的方式，我考虑，一方面可以把这些告诉给他，让他知道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动机，堵住他继续逃避的退路。另一方面，是借助精神分析理论中关于“退化”（“退行”）的原理，打碎或破坏其固着在婴儿时期的理念，使他的问题得以解决。虽然是两个方面的手段，目的却都是一个。但哪种方式更让他接受呢？
很快地我得出结论：采用第二种方式。
上述内容的思考，完全是由于长时间在相关理论中的浸淫而形成的自动化思维过程，当时是来不及停下思考的。
我跳转话题说：“你既然喜欢听音乐，而且还可以从中感受到许多东西，今天我们共同来听一些音乐，然后分别说说自己的感受怎样？”
他马上显出很感兴趣的样子，在沙发上扭动了几下身体高兴地说：“好啊、好啊！”
我让他在沙发中闭目坐舒服了，调整好呼吸放松下来，然后打开CD机，播放了一张引导来访者冥想的专业光盘。
从音箱中飘出来舒缓的、令人松弛的音乐。朱向东双眼紧闭，安静地听着这首乐曲。
四分钟后，第二首音乐开始。这是一首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音乐，从配器到音节，都有非常大的不同。我曾请教过音乐研究人员，他告知我说，在这样的乐曲中，七个音符的组合和音调的搭配，都超出常规，非常怪异，切分音的使用也与人们素常所听的有很大差异。我不懂音乐，也记不清楚音乐专业人员给我传授的知识，然而我想可能这正是与指导语相配合，可以达到音乐治疗效果的原因之一吧。还因为在我自己的临床经验中，有着现实的感受。我在近几年的咨询中，经常使用这张光盘作为对来访者进行冥想或提取潜意识信息的工具。有许多次，不同的来访者从音乐中读到的场景都是痛苦的，有的人痛苦得无法继续听下去。事后证明，越是那些心理创伤严重的人，其痛苦感越大，其中有数位甚至感觉到头痛欲裂，或者是恶心难忍，以至必须要离开现场才能恢复。
现在，我让朱向东听这张光盘，背后的目的是想要借助音乐引导他进行冥想，并且尝试对其潜意识进行探索，帮助他在冥想中开始象征意义上的意识“退化”，用以施加心理上的影响。
然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在这首音乐开始不到十分钟的时候，朱向东突然举起一只手左右晃动，嘴里连呼“周老师、周老师”，示意我停止音乐。
在听音乐之初我曾对他说，过程中如果有难以坚持下去的不舒服感觉，请举手告诉我停下来。
见此情景，我停止了音乐的播放。
当朱向东睁开眼睛后我问他为什么不听下去，他回答说太难受了，实在听不下去了，而且有头痛的感觉。说着抬起右手不停地按压、摩挲头部的左侧——这是偏头疼患者的习惯动作，而偏头痛则是一种典型的身心疾病，与心理、精神因素有很密切的关系。
听他这样说，我的心里产生出一种被扰动的感觉，不是由于这个治疗技术刚开始不久就停下来的一种挫败感，更多的是让我联想起以前那些不能够坚持听下去的来访者，几乎都证明我没有能力帮他们，最后带着失望的感觉离开了我的咨询室。
我给朱向东的杯子中添加了一些水，让他闭目休息一会儿。
一分多钟后，他的情况好转了，我问他刚才听音乐的过程中感到怎样的难受？是否出现过一些影像。
他回答说：“第二首音乐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心里感觉好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的疼；后来这种疼就向上传，到了脑袋上，越来越疼。还有刚开始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大片水；接着就是一大片泥塘，我在泥里站着，没过了脚面，而且好像还在往下陷。我想赶快跑，或是找人把我拉出去，可是周围没有人。这时我的头越来越疼，就摆手让您停下来。”
刚才我之所以没有继续与朱向东讨论不当着母亲面说他真正想法的问题，而是跳转到音乐的话题上，原本是想运用斯考特·派克的“不退化就无法得救”观点，借助音乐疗法技术，对他意识深层中那个自己尚不能完全清楚的只想“控制局面”、“不想改变自己”的原始动机进行干预，进而完成意识“退化”的过程。
根据斯考特·派克的有关理论，通过一定的技术操作，退化成功的病人在疗程中表现出的态度和举止将会有根本性的转变。他们将会暴露前所未有的宁静、平和，具有一种让人放心的纯真气质，然而会依情况的需要有收有放。
但是，刚才对朱向东意识“退化”的操作失败了，我只好放弃这种方式，转向思考的第一种方式：揭示他意识深层中的动机，让他直接面对核心问题，不允许继续逃避。
我把对他所有行为的分析结果以及行为背后所掩藏的真实动机，尽量用他能够听得懂的词汇告诉了他。
朱向东听后马上作出了比较强烈的反应，不承认自己有这样的想法。我清楚，这是他精神防御机制中的“否认”机制启动，并形成了阻抗。但是，也可以说明，我们讨论到了实质性的问题，也就是问题的核心。因为根据精神分析的理论，当所有事实都指向一个问题时，或者说所有现象都可以用一种成因解释的时候，患者反对得愈是激烈，离问题的解决愈是接近。
我没有用更多时间与他在这个问题上进行纠缠，因为打破阻抗需要时间。只是与他更具体讨论自己如果真的想改变，应该去做那些具有积极意义的事情。并且协商好，从现在开始他要做到以下三条：
第一，对于今天我说的话可以不同意，但必须认真去想。并告诉他，非常希望能够找出反对我的理由。
第二，以后的咨询，依然按照以往形式开始，当有对母亲所说的内容有不同意见时候，必须要当着母亲的面说出来，而且要态度尊重。如果当面不说，单独交流时我不听。
第三，因为父亲每天都要来电话询问他的情况，要求每周必须至少接听父亲两次电话，主动打一次电话，交流10分钟以上的时间。
我在提出这些要求后对他强调说：
“我要求你、而不是希望你做到这些！不论你是否认同自己的动机是想要控制局面，也不管你是否真心愿意改变自己，但是请你思考清楚，如果做不到这些要求的话，以后就不要来了。你看，每次到我这里来，你自己要早起，不能睡懒觉，路上至少要用两个小时；母亲要请假，下午还要赶回去上班；咨询要花钱；你父亲工作这样忙，还要每天电话询问你的情况；我要把别人的时间挤掉一些安排给你，这些都必须要有意义啊！如果我要求你的内容你不能做到，就如同医生开了药你不吃，病就永远好不了一样，我只能理解为你不想改变自己。既然如此，何必再浪费时间呢？我们三个大人就不再陪你玩了！请你想清楚。”
我不知道上面这些话对他的影响怎样，但我的目的是用这种方式，明确阻断他想要掌控局面的深层意识，虽然朱向东意识上可能并不清楚。
对我所提出的这些要求，朱向东当时表示都同意。咨询结束时，我又当着他母亲的面重复说了一遍，也请他母亲在家中给予监督。
在后来的咨询中，他从比较少的程度逐渐发展，到后来几乎每次都可以把对母亲所说情况的不同意见当面说出来，多数时候可以形成讨论。据他母亲反映，在家里的时候，孩子说话的态度也有所改变。在一次咨询中，朱向东还主动地给母亲的杯子里添水。另外，他与父亲的关系也开始有所缓解，虽然暂时还做不到主动给父亲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