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近二十年，但在战瑶诉说这些的时候，语气中依然流露出较强的怨气，内心的不平使她说话的语调提高了许多。
听了这些以后，我的心里很是不平静。既悲哀于母亲的做法，也感叹于战瑶的固执，不期然地从心底升起一股哀惋之情。
当谈及父亲去世后的情况时，我曾问战瑶是否想过母亲的感受？她当时愣在那里没有作声。可见她完全滞留在自我痛苦中，根本没有考虑到其他家庭成员，尤其是作为妻子的母亲，在丈夫去世的打击中的感受。另外，在十余次的交谈过程中，她很少谈及自己的哥哥，即使是自己非常喜欢的弟弟，也很少谈到。关于这一点，我尚且无法作出判定，究竟是战瑶的性格如此，还是因为创伤障碍导致的情况。平心而论，我希望她的这种现象是由于创伤所致。因为在构成战瑶创伤障碍的复杂因素中，已经有许多成因是来自幼年时或成长过程中所形成的意识深层，如果再发现新的深层原因，解决起来就更加困难了。不过，我的直觉告诉我，应该是创伤应激的后期反映。
为求证这一点，我特意了解了相关情况。
在一次咨询中我问战瑶：“在你父亲去世后，你觉得对哥哥和弟弟的感情有没有与过去不一样的地方？”
战瑶略微沉吟了一下对我说：“好像也有。”
“有什么不一样？”我追问道。
沉默了大约30秒后，她回答说：“好像他们不像以前那样感觉和我亲了。”
“是他们不与你亲了，还是你不与他们亲了呢？”我继续问道。
这个问题战瑶过去就没有想过，所以回答起来有些困难。不着急，我在等。
过了一会儿，她垂下的头抬了起来，对我摇摇头，脸上是迷惑的表情。
“没关系……”我对她说，“咱们换一个角度。父亲去世后你对母亲的感觉又没有变化？”
这次她想的时间很短就回答说：“有变化。”
我没有提问，只是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她。
“我觉得对我妈好像更冷淡了。过去有的时候我还想一想她，比如身体好不好？是否能睡得着觉？但是这几个月来好像没怎么想过。对了，我想起刚才您提的关于我哥哥和弟弟的感觉，好像有与我妈一样的地方！”到后半句，她的声音也提高了一些。
“冷漠？讨厌？无所谓？抱怨？还是不信任？”我对她提示到。
战瑶愣了一下，仿佛在分辨它们之间的区别。然后回答说：“应该是冷漠和不信任。”
其实在战瑶思考的时间里，我的心情很紧张，唯恐她说出我所担心的答案，或者说出我所不愿意听到的答案。我知道，这不是一名经过专业训练的心理咨询人员的心态；但当时我确实出现了这种情况。
听她这样说我稍微松了一口气。
这一段信息的重要性在于，可以比较客观地收集到信息。但在搜集信息过程中，必须避免无目标性或者是按照自己愿望给予来访者引导的情况，否则就会判断失误。因此，采用上述半封闭式的提问是比较好的方式。
我之所以稍微松了一口气，是因为战瑶的情况应该是创伤障碍的后期反应。根据创伤理论，创伤后的情绪反应表现中有与他人情感疏远现象；创伤后的行为反应中有退缩或远离他人的表现，甚至变得敌对。实际上这都是信任感和安全感降低的反应。同时，创伤后本人会不自觉地采取情感“隔离”的手段，关闭负性情感，以此来保护自己。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关闭了负性情感的同时，往往也会限制了正性情感，例如与家人情感的疏远和淡漠。战瑶如果仅仅是对母亲出现了上述情况，而与哥哥和弟弟的情感依然如故，那就说明症结还是停留在与母亲的关系上并且进一步地强化了，打开战瑶的心结将更加困难。现在，她对三位家庭成员都产生了类似的感觉，我们只要找出核心问题，打开缺口，就会有助于战瑶从创伤障碍中走出来。换句话说，只要缓解了她与母亲的关系，问题就可能会解决得顺利一些。
当然，即使如此，根据我的判断，战瑶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全部康复，仍然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仅从她与母亲紧张关系的客观现实上，想扭转一个将近二十年的成见，绝不是轻而易举所能达到的；这个成见也绝不是通过几次咨询就能改变的。咨询只是帮助战瑶从原发事件固有的感知中寻找到新的认知角度，提示她可以从哪些方面调整与母亲的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需要在她与母亲之间建立起一个双方的、全新的互动模式。但是作为七十多岁的老人，想要她改变一种模式的可能是比较微小的，何况又在丈夫刚刚去世之时。我甚至预感到，当我与战瑶的咨询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她都要不断强化和适应新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