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意义上，对一个因突发性亲人亡故事件所造成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个体来说，处理好这些事情是有一定难度的，尤其是需要自己面对的时候。或者是因为本人没有分离的准备；或者是由于当事人在心理发育期的特殊阶段、尤其是在与异性父母建立关系并逐渐稳固的敏感时期的经历以及事件，都会对分离造成“阻抗”，有的时候还会出现虽然已经做好准备、但却没有按照计划去做的情况，这些都很正常。所以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的康复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
客观上遭遇亲人突然亡故事件的人不在少数，许多人在经历一段时间后会逐渐恢复过来，并没有形成应激障碍；而战瑶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形成的心理机制是怎样的呢？
依据她本人的叙述，在她幼年时期的成长经历中，父亲的角色非常特殊。由于母亲对小战瑶“罚不当罪”的举动以及对她太多的否定，使得小战瑶只能在父亲那里得到肯定和情感上的补偿，父亲是她寻求安全和精神慰藉的港湾。虽然她已经长大，但那时对父亲的这种感觉和所起的作用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当这个温暖港湾的载体——父亲身体突然离去时，战瑶不能接受，也不敢接受，再加上错过了最佳时机，所以成为应激障碍的心理机制之一。另外，根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原理和克莱因的“客体关系”理论，当小战瑶三到五岁时，正处于心理性发展阶段的重要时期，与异性父母的关系极为敏感。在战瑶那时的心理发展过程中，由于母亲对她的否定和较多的惩罚，对她性别角色同一性的顺利认同具有一定的影响，自然也就不能抵消从父亲那里获得的依赖满足，而且作为一个美好的象征固着在了意识深层中。一旦这种依赖满足突然消失，她便会出现带有神经症性的行为反应，譬如强迫性的思维。当然这些都是在战瑶的潜意识中完成的，其意识层并不知晓。
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理论中，曾经有学者提出过关于让患者“学会识别与使用分离”观点，但他们在这里所提出的分离是指：当身体逃避不可能时精神与情绪的逃避。例如，不允许痛苦的处境进入清醒的意识状态；也可以通过在精神和情绪上隔离创伤，从而阻断其对情绪的影响。这样做对自我可以起到保护作用，使分离成为一种有意识的选择。
正是借鉴了这样的观点，为了能够帮助战瑶较顺利地度过这个创伤期，我进行了基于贝克认知行为疗法理论和埃里斯理论的认知调整，以及依据精神分析理论所进行的战瑶与父亲情感上的分离处理，目的都是为了使其能够在精神上和情绪上隔离创伤，逐渐走出创伤应激的阴影，恢复社会功能。
在这一阶段中，对求助者的咨询治疗还要有另一个重要的内容：避免对咨询师的依赖，帮助他们学会自己安慰自己，进而完成自我提升。在之后的咨询中，我尽力让战瑶接受这样的理念，在痛苦的时候能够采用自己的方法来安慰自己，哪怕只是一点点，也是自己力量的运用。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对外界力量的依赖，也会使自己在需要的时候及时给予自我帮助。个人力量的运用所指的是选择是否采取行动。如果采取行动，应该怎么办。有力量说出想要什么，对于不想要的必须学会说“不”。当然也可以什么都不说，沉默与说话一样也是一种选择。在有的时候，说“不”并不能够起到保护作用，甚至可能还会伤害别人。例如，当别人给予自己不需要的同情和怜悯时，直接拒绝有伤他人；接受下来没有意义，而且会感觉心里不舒服。在这种情况下，沉默可能是唯一的合理选择。
创伤后的许多人都会出现失去控制感的感觉，缓解的办法之一就是把这种感觉对别人说出来。如果能够对他人说出自己的感觉和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就会赋予自己力量。如果因为各种原因实在不愿意说出来，可以给自己写信，或者记日记，以此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即使自己是唯一的读者，这样的写作也是自我表达的一个有力手段。从行为主义理论的角度看，一个人如果可以大声说出自己的感觉和希望，在很多情况下可以帮助自己了解它们。犹如老师对学生讲课一般，许多时候在讲课的过程中，老师自己也会感悟到一些新的东西。如果条件允许，可以与自己亲密的、可以信任的朋友谈谈，即使对方不能给予有力的帮助或支持，我们仅仅听见自己在讲话，就可以帮助自己意识到新的事情，甚至有可能发现自己还有以前没有看到的选择和替代。控制感的缺失，主要来自于缺乏选择，有更多的选择会导致更强的控制感。好的情绪可以通过相互促进而得到扩大。但前提是必须首先要摆脱相反的循环，即感觉失去控制导致沉默、退缩和进一步的无助。
同时，我们还讨论了战瑶尝试发现新的安慰自己的方法，建立起安慰自己的新的“黄金法则”：像为他人做事情一样为自己做事情。并且引导她做了一些训练，例如：“列出三种自我安慰的方法”等，她都做得比较好。
战瑶逐渐明确了这些理念，她从给自己写信开始，渐进到可以对信任的朋友讲出自己的感受和愿望，她自己也感觉收益很大。
通过近十次的治疗性咨询以及讨论，当然应该还有药物治疗的作用，战瑶的情况在原有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好转。
这时已经是新的一年了，对战瑶的治疗也进行了两个多月。春节过后，我们开始了下一个阶段的咨询性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