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后，苗丽莉生活中一个以前没有引起重视的问题突然严重起来：从她的婚姻发生危机，到办理离婚事宜过程中，苗丽莉一直住在娘家。在她情绪低落、身心疲惫时，来自父母的关怀使她备感温暖，给她注入了重新面对生活的勇气。但是，在她和陈辉离婚后将面临新的生活时，父母对她的牵挂和忧虑又严重阻碍了她迈开通往新生活的步伐。
原来，离婚后苗丽莉得到了她和陈辉共同购买的住房，她在重新调整了自己的身心状态后决定搬离父母家，开始独自居住的新生活。同时，在离婚后陈辉一直态度暧昧，很有希望复婚的倾向，而在她的身边则又出现了新的追求者。此时，在搬家的问题上她的父母极力反对，他们很担心在经过这样的波折后，女儿不能很好地照顾自己。同时他们又在女儿应如何对待陈辉的态度上施加了很大压力，告诫她绝对不许和陈辉再有任何来往，应该积极地和新的追求者交往！
这是半个月后苗丽莉前来咨询时诉说的苦恼。
说到这里，苗丽莉的眉头紧锁，为难地说：“搬走吧，怕伤了父母的心，毕竟在我艰难的时候他们曾非常好地照顾了我；而我一旦好起来了就马上离开他们，总感觉于心不忍；而且，他们的意见虽然我不能接受，但听起来也还是为我好。不搬走吧，又无法忍受他们对我日常生活的干涉和对我的感情生活施加的压力——因为虽然我不会和陈辉复婚，但对他也没有憎恨和厌恶的感觉，并不想和他绝交。当然，对于新的追求者我也十分慎重。然而我这样的想法和做法却得不到我父母的理解。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对于一个心理咨询师来说，需要处理最多的，可能就是来访者这种矛盾冲突的心理状态了。按照心理学理论解释，来访者的这些困惑和苦恼，主要是来自动机的“多重趋一避冲突”。主要是一个人同时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吸引和排斥，即在面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选择时，不管选择哪一个都有喜欢和不喜欢的两面。生活中面临或决定重大事件前，往往出现这种冲突。心理学动机理论认为这种冲突比较难以解决，而解决的关键是要认真分析每个选择带来的利弊得失。以剥茧抽丝的方式找到其中主要冲突，暂时忽略其他冲突，集中力量使主要冲突得到缓解，其他问题也就连带消失。具体方式可以采用“认知失调理论”、强化主要冲突的某一方面或者引导来访者启动某项精神防御机制。
苗丽莉此次前来咨询的原因就是她也遇到了这种冲突的困扰。我分析，现在的她貌似有三对冲突——从父母家搬走还是不搬走、与前夫接触的愿望与来自父母的阻力、对新追求者的态度和父母的期望。然而在这三对冲突中，都掺入了“父母态度”这个因素，所以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苗丽莉内心“我”的需求与父母意见的冲突。如果让她心中的那个“我”的力量增强、所占位置空间增大，这一系列的冲突就有可能解决。
于是，我先从肯定她的感受入手：“你提的这个问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尤其是在中国，由于数千年来儒家文化和思想占有主导地位，纲常伦理成为衡量人的品德的一个主要社会道德指标，这些思想和指标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在这个文化背景下的所有人，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接受或不愿意接受。所以，在许多人的意识理念中都会认为，子女应当听从父母的教导，尊重父母的意见，即使父母的意见和自己的想法不同，首先要做的也是反省自己，思考自己的想法是否可以改变，然后尽力迎合父母的态度。虽然现在人们越来越追求独立自主，但父母毕竟是自己身边的‘重要’他人，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还是会形成很大的压力的！”
果然，我给予的理解和“共情”得到了更多的回馈。根据她回忆的与父母关系的事件，通过分析，我们看到了苗丽莉心路发展过程的又一个印迹：
苗丽莉坦言她从小就很听话，她对自己的态度绝大多数由父母对自己的态度决定——能得到父母赞赏的事情，即使心里不情愿也会说服自己去做；父母不同意的事情，即使心里很想做也不会付之行动。在与陈辉的婚姻出现问题前，她的人生就十分符合父母的期望，而她觉得只要父母满意，就实现了生活的大部分目标。可以说，正是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下，她是在一定程度上“盲目”地嫁给了陈辉；在婚姻生活中，她也是沿用了自己对待父母的“原则”，要求丈夫以这样的原则对待自己。她常常会因为要照顾父母的生活或心情而要求陈辉配合自己，放弃许多“二人世界”生活的权利，每当陈辉提出不满时，她总十分气愤地想，他为什么会这样“不孝顺”？！也许是因为这样的摩擦多了，也导致了陈辉的感觉日益压抑。因此，总是为了父母而剥夺丈夫的权利，也是陈辉当初提出离婚的重要因素之一。
直到发生陈辉提出离婚的事情时，虽然父母极力要求她离婚，但她内心的声音却从未有过的强大，致使她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才来寻求心理咨询的帮助。在经过了半年多的心理辅导之后，她开始越来越重视自己真正的需要，也正是在内心逐渐成长的情况下，这一次，她不愿意遵从父母的意愿了，只是，她现在还不能化解这几十年来形成的思维惯性所产生的巨大力量，心中仍然感到惶惶不安。
……
我很理解她面临的困境。在经过回忆与分析的阶段后，我说道：“世界上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快乐，他们也是从这个出发点来安排孩子的生活的。中国的古人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中国的文化中才传承下来尊重长辈意见的习俗，并且影响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正是在这样习俗的影响下，当初你父母赞成你和陈辉结婚，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你能够得到幸福，正如同他们现在反对你再与陈辉来往一样，也是希望你能彻底脱离他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你是否同意我的看法呢？”
苗丽莉马上就回答说：“我同意。”
“那么，你能否思考一下，你的父母对你提出这些要求的最终愿望和目的是什么呢？”
“是我能够幸福！”她回答。
“很好！如果抛开你是否遵从他们的意见不谈，只从他们在你婚姻变化前后的态度和给你提出的建议上看，你能总结出什么吗？”
在苗丽莉的目光中先是闪现出疑问的神情，接着很快就出现理解的眼神，然后微垂下了头，盯着自己交握在一起的双手。
我已经发现了她这个规律，在她思考问题时，或者看着窗外，或者就是这样的状态。
我没有打扰，只是等。
苗丽莉不愧是一个聪明的女人，没多久她就抬起头对我说：“我想，他们以前支持我结婚和后来又坚持我离婚，现在反对我与陈辉来往以及希望我开始新的感情生活，这些都说明一个问题：只要我的生活幸福了，他们的愿望就满足了。”
“我认为也是这样！”我表示了赞同后又向深层推进一步：“那么，谁才能真正知道你是否幸福？如何才能使你自己幸福呢？”
“是我自己，我的内心！”这次她没有思考就做出了回答。
问题到此并没有完，我又进一步追问：“那么，怎样才能让你内心中的那个‘我’，在需要做出这样的判断时能够全面考虑，尽可能不失误呢？”
“嗯……我想，只有让自己心中的‘我’长大成熟了，才不会判断失误。”她回答。
应该是提问收尾的时候了，我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永远在别人的庇护下，在舒适、安逸、狭窄的环境中生活，他（她）内心中的那个‘我’会不会长大成熟？”
这次苗丽莉没有说话，而是坚定地摇了摇头。
我也没有说话，用肯定的目光微笑地看着她。
她仰起头如释重负般地舒了一口气，然后回应着我的眼光，紧闭着双唇，又坚定地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