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同，不相与谋。”从“道”的本义即“道路”来说，“道不同”，即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所取的“方向”或“目的”不同，以及达到“目的”的方式与方法不同，所以，“道不同”者，是不可能在一起共事与谋的。换言之，朋友就是“志同道合”者之谓，也就是朱子所谓“以义合者也”。因为人与人之间所崇之“义”不同，所以，又存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情况，那么，像“狐朋狗友”之类是否也属于“朋友”范畴呢？
从孔子强调“君子群而不党”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来看，那种以谋取私利为目的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换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种比较固定的关系圈子，表面上看似乎是朋友，但是实际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因为孔子及儒家所讲的朋友是以“道义”为基础的一种人际关系类型。
孔子并不否认交朋友要有自己的目的性。但目的是为了“辅仁”，即彼此促进德行的提高，而不是为了获得某种物质上的利益。所以，不以道义为基础的人际之“合”都不能算是“朋友”的范畴。
一日一心得
“道不同不相与谋”是择友的一个重要原则。朋友是要志同道合的，志不同道不合那也只会南辕北辙越走越远。孟子说过：“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鲁迅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培根说过：“财富非永久之朋友，朋友才是永久的财富。”
做人是天下一等学问
南怀瑾语录：学问不是文学，文章好是这个人的文学好；知识渊博，是这个人的知识渊博；至于学问，哪怕不认识一个字，也可能有学问——作人好，做事对，绝对的好，绝对的对，这就是学问。这不是我个人别出心裁的解释，我们把整部《论语》研究完了，就知道孔子讲究作人做事，如何完成作一个人。
南先生给学生们立了一个规矩：凡到他那里听课的，都要给大家洗茶杯、扫地。不管学生是什么教授、博士，都要做这件“功课”。如果学生不会洗，不会扫，南先生就会示范给他看，比如洗茶杯时，要认真擦洗，不是冲一下就算。尤其是杯子内外面这一圈，嘴巴要接触的地方，很容易因细菌传染疾病，要特别仔细地刷洗。南先生以如此高龄，能够做这件事，其他人就不必摆什么教授、博士的架子了。
南先生说：“现在大专青年这类的事都是这样，从小就没有注意。扫地不知怎么扫，穿衣不知怎么穿，你说这是怎么回事？我发现，我们常常将许多事情归诸于社会问题、教育问题、青年问题。其实社会没有问题。社会是个什么东西要搞清楚。社会是大家的，是由每一个人结构而成。不能将一些错误的事情，都推给社会，那是推托的话，自己不负责任。谁都不必负责嘛——因为那是社会问题。但是，社会是谁管呢？谁都是社会，谁也都不是社会。所以，我就告诉那些从事新闻事业的同学，你们把这些什么社会不社会的问题，少讲好不好，不要弄得大家莫名其妙。”
有的人毕业于名牌大学，不一定有学问；有的人从未进过学校的门，不一定没有学问。这并不是说读书没有用，而是说只会读书还远远不够。因为很多做人的经验、办事的技巧不是课本上能够学到的。只会读书，充其量获得了人生需要的30%左右的学问，而不读书的人，如果他在做人做事的过程中留心学习，也能学到人生需要的70%左右的学问。很多博士在事业上的成就远不及一些读书不多的农民，原因即在于此。
现在的教育体制主要向学生传授知识和技能，在如何做人方面关注不够，即使毕业于名牌大学，将来走上社会，仍然会面临很大的问题。因为知识技能仅仅是应用工具，做人的学问却能告诉人们如何合理运用这些工具。好比一辆车，尽管它很豪华，很漂亮，如果驾驶技术生疏，不懂交通规则，难免不出车祸。那还不如骑一辆破自行车稳当呢！所以说，做人是天下第一等大学问。
如何做人呢？归纳曾子和子夏的意见，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敬重贤人。在生活中，很多人瞧不起那些才能高、品行好的人，这恰恰暴露了自己不辨贤愚、狂妄自大的毛病。懂得敬重贤人，至少能证明你心有天平，懂得好坏，这已经足够让人肃然起敬了。
二是孝敬父母。父母是自己最大的恩人，不孝敬父母，岂不是忘恩负义吗？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怎么能得到他人信任和帮助呢？而且，父母血脉连，是最关心自己、疼爱自己的人，也值得自己全心关爱啊！
很多人开始忙于事业，忽略了父母亲情，等到父母不在了再来伤心痛悔，不是太迟了吗？
孔子曾遇到一个名叫丘吾子的高士，此人年少时遍览群书，周游天下，回来后，双亲已经亡故了。所以他痛悔地对孔子说：树欲尽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他还说：走了就不再来的，是年龄；失去了不能再见的，是双亲啊！孔子当即对弟子们说：“你们记住，这足以作为教训！”于是，弟子回去奉养父母的有十三人。
三是忠于职守。在绝大多数领导者眼里，一点忠诚胜过更多智慧。一位大师说：“假如把智慧和勤奋看作金子那样珍贵，那么，比金子还珍贵的就是忠诚。”
四是诚信待人。颜回曾向孔子请教“怎样才能立身”，孔子的回答是：谦恭、尊重、忠诚、守信，可以立身。保持谦恭就能免于受众人所忌；尊重别人就会受到别人爱戴；待人忠诚就能得到别人的帮助；坚守信用别人就会依赖你。有人爱戴你，有人帮助你，有人依靠你，你一定能免除祸患。这样的人可以治理国家，何况安身立命呢？
从孔子的话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诚信是立身之本。如果一个人不讲诚信，在社会上连脚都站不住，哪还谈得上发展呢？这个问题后面还要详谈，暂且略过。
五是勇于实践。做学问的目的，肯定不是为了让那么多知识、经验占用自己的大脑内存，也不是为了好玩，更不是为了向知识贫乏者炫耀自己多么有才华。归根结底，做学问的目的是为了应用到社会实践中，为自己、为他人、为社会创造价值。如果不能用学问创造价值，跟没有学问也差不多，又何必费神去做学问呢？
任何学问都是有欠缺的，都会过时，只能在实践中完善它，改进它，离开了实践，任何学问都是漏洞百出，以之自矜，只会得到“书呆子”评价；以之示人，还会谬种流传，成为侵害他人思想的病毒。
所以说，勇于实践，对于人生成长，到关重要。
一日一心得
做人做事有原则，品格异于常人者，人生道路可能并不平坦，但最后往往是他们能成大器。善待他们，不仅交了一个善友，也为社会做了一件善事。但拥有某方面的才能却性格偏激者不在品格杰出者之列。
人人是大人物
南怀瑾语录：大凡杰出的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关于“大人物”的解释南怀瑾有自己的看法。他在成都时，与宿儒梁子彦结为忘年交，经常在一起探讨学问。有一次，他们谈到有关《大学》的话题。《大学》历来被称为“大人之学”，是教人学做“大人物”的。南怀瑾发表见解说：“《大学》是从《乾卦·文言》引申而来的发挥；《中庸》是从《乾卦·文言》引申而来的阐扬。《乾卦·文言》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梁先生说：“你这一说法，真有发前人所未说的见地。只是这样一来，这个‘大人’就很难有了。”
南怀瑾语录：“不然！宋儒们不是主张人人可做尧舜吗？那么，人人也即是‘大人’啊！”
梁先生颇不以为然，又无辞辩驳，便说：“你达到了‘大人’的学养吗？”
南怀瑾语录：“岂止我而已，你梁先生也是如此。”
梁先生莫名其妙，便请他解释清楚。南怀瑾又说：“《大学》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我从来没有把天当作地，也没有把地当成天。上面是天，足踏是地，谁说不合其德呢！‘与日月合其明’，我从来没有昼夜颠倒，把夜里当白天啊！‘与四时合其序’，我不会夏天穿皮袍，冬天穿单丝的衣服，春暖夏热，秋凉冬寒，我清楚得很，谁又不合其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谁也相信鬼神的渺茫难知，当然避之大吉，就如孔子也说‘敬鬼神而远之’。趋吉避凶，即使是小孩子，也都自然知道。假使有个东西，生在天地之先，但即有了天地，它也不可以超过天地运行变化的规律之中，除非它另有一个天地。所以说：‘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就是有鬼神，鬼神也跳不出天地自然的规律，所以说：‘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听了这番高论，梁先生便离开座位，抓住南怀瑾的肩膀说：“我已年过六十，平生第一次听到你这样明白的人伦之道的高论，照你所说，正好说明圣人本来就是一个常人。我太高兴了，要向你顶礼。”
后来，梁先生逢人就夸南怀瑾善于学习、见识高明。
南大师的解释确实新颖别致，让人深受启发。所谓“与天地合其德”，如《易经》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很好理解，厚德载物前一节已经讲过了，不必再提。
不过，天地之道还有一个“先天”、“后天”的差别。先天之道大致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客观规律，因为天地也是按客观规律形成的。后天之道是天地产生之后的规律，如四季变化规律、办事规律、处世之道等等。归根结底，“与天地合其德”就是要按规律办事。
所谓“与日月合其明”，就是说智慧要像日月一样，无所不照。“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智慧到达的地方太少，肯定是不行的。强调“专业”也是不行的，关注的东西太少。用现代说法，要有全球眼光、未来眼光，这样差不多就“与日月合其明”了。但日月也不是一天到晚挂在天上，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所以做人不必每时每刻都明察秋毫。该糊涂时就糊涂，更见智慧。
所谓“与四时合其序”，就是说办事要依天时变化。古代主要靠天吃饭，跟着四季走，事情很简明。现代靠科技吃饭，四季对某些行业有影响，对某些行业没有影响。时代不同了，办事规律也发生了变化。这里强调按规律办事，不是非得跟着四季走不可。
例如，台湾塑胶集团创始人王永庆提出过一条经营理论：“卖冰淇淋要在冬天开业。”冰淇淋是夏令商品，冬天开业销量小。但王永庆认为，正因为如此，经营者为了维持公司生存，不得不殚精竭虑地改善管理，提高服务水平。等各方面都搞好了，旺季也到了，生意一下子上去了。这也是一条规律，但不是惟一。卖冰淇淋也可在夏天开业。路不止一条，但要想成功，必须找到一条可行之路。
所谓“与鬼神合其吉凶”，意思是事情的成败与鬼神的喜恶相合。古人认为鬼神喜欢和帮助善人，痛恨和打击恶人。只要一心向善，自然能得到鬼神呵护。而且古人很迷信，办大事前先向鬼神问卜，如果不同意就算了，免得惹鬼神不喜欢。还会按时祭祀，免得鬼神肚子饿了，身上冷了，心里一烦，跑来搞破坏。凡此种种。现代人根本不相信鬼神的存在，迷信这一套当然不用搞了，但一心向善总是不错的。
一日一心得
南怀瑾先生对“大人”一词的解释，颇有新意，但未必准确。所谓“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意思大致是：按规律办事，智慧像日月一样无所不照，办事依从天时变化，从善弃恶以合乎鬼神的喜恶。要做到这些，才称得上“大人”，但并不容易。“人人即是大人”的说法是对的，如同儒家所谓“人人可做尧舜”和佛家所谓“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但这只是说，人人都有成为“大人”、“尧舜”或“佛”的潜质，要想达成目标，还需自修。想省略过程直达结果是不可能的。
爱财、好色都不算坏事
南怀瑾语录：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声色货利，没有不爱好的。只是对这四件事的欲望，程度上有大小的不同而已。孟子这里没有从心理这一方面发挥，其实人人都是同样爱好这些的，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只要扩充这大家都爱好的事，并导之正途，那么不但对社会无害，而且能收到移风易俗的效果，反而是国家、社会、人民的福利了。
南怀瑾先生说过，爱财、好色都不是坏事，关键看爱好的程度和方式。爱财到贪婪，好色到疯狂，就过了。为了财色，采用不近人情、不合法理的手段，也过了。
孔孟之后的知识分子，脸皮比较薄，往往羞于言利，却爱谈好色，并把前者视为一件俗事，后者视为一件雅事。其实雅者不雅，俗者不俗，都是很平常的事。所谓雅俗，不过是文人们的想象罢了。当代知识分子脸皮厚多了，两件事都喜欢谈。但谈得太多，也过了。要是按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财色仅属于五大需求之一。用80%的心思考虑这20%的问题，成本投入好像过于高昂。
所谓“过犹不及”，太过了跟不足一样，都不是好事。
孔子、孟子的学问，往往从人之常情出发，所以他们都不会回避财色问题。但他们非常注意度的问题。
孔子曾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意思是：假设富裕可以强求，即使拿着马鞭替人家赶大车，我也愿意。如果富裕不能强求，我还是按自己的喜好做事。
孔子最大的爱好是推行仁道，穷也好，富也好，都不改其志。别人送封地给他，不合乎自己所定下的原则，他也不要。
孟子经常把富贵二字挂在嘴边，但他对财利问题上也有自己的原则。有一次，一个叫陈臻的人问他，为什么齐王送他一百镒金却不接受，宋君送他七十镒金却接受了，薛君送他五十镒金也受了。这不是前后矛盾吗？孟子说：“在宋国时，我要远行，需要路费，他说：‘送你一点路费。’这是合乎礼的，我为什么不接受？有薛地时，我对安全有担心，他说：‘听说你需要防身用品，送你一点钱买兵器。’这也是符合礼的，我为什么不接受？至于在齐国，就没有送钱给我的理由。没有理由而赠送，这是收买我啊！哪有君子可以用钱收买的呢？”
像孔子、孟子这种人，不愧是圣人。因为他们心里有一个严格遵守的原则，即使法律、道德允许，不合原则的利益他们也不会要的。因为他们心里有一部比世俗法严格得多的“法律”。这部“法律”仅用于要求自己，不要求别人。
普通人没有这么高的境界，但起码应该在法律的框架中求财利。俗话说：“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做。”以非法方式求财，可能不是吃“补药”，而是给自己上“毒药”。
有一个古代故事：宋国的穷人向氏去向齐国的富豪国氏请教致富之术。国氏说：“我擅长偷盗。第一年我家就衣食不愁了；第二年便丰衣足食了；第三年就富甲一方了。我用偷来的钱救济本乡的穷人，他们衣食富足了，也很感谢我。”
向氏得到了致富秘诀，非常高兴，就去打洞爬墙，偷人家的财物，不料没过多久就被抓住了，不但赃物全部收缴，连原本属于自己家里的东西也被没收了。
向氏认为国氏欺骗了自己，就去国氏家抱怨。国氏问他是怎样偷盗的，他把详情说了一遍。国氏听了，哈哈大笑道：“怎么能这样呢？你太不会偷盗了！我告诉你我是怎么偷盗的吧：天有四时，地有蕴藏，我偷盗天的寒暑冷热、地的肥沃、云雨的润泽，用来使五谷生长。我收割庄稼，并用来建筑我的围墙，盖起我的房屋。我猎取陆地上的飞禽走兽，钓取水泊中的游鱼龟鳖，这些东西没有不是偷盗的。但我偷盗的东西都是自然产物，不是某个人的私有财产，不会给我带来任何祸害。你偷的那些金银珠宝、珍品古玩、谷物钱财都是别人的私有产物，你偷得越多，罪过越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