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南怀瑾语录：佛并不具权威性，也不具主宰性。佛这个主宰和权威，都是在人人自我心中，所以说一个人学佛不是迷信，而是正信。正信是要自发自醒，自己觉悟，自己成佛，这才是学佛的真精神。
南老师告诫大家：如果你去拜拜祈祷一下，那是迷信的做法；想靠佛菩萨保佑自己，老实说，佛不大管你这个闲事，佛会告诉你保护自己的方法。这一点与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一样的，自求多福，自助而后天助，自助而后人助。
为什么“天行健”，就要“自强不息”呢？为什么“地势坤”，就该“厚德载物”呢？因为道家的观点如老子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效法天地，这就把握了成功规律。
天地万物、世态人情都处于变化之中，这就像那句现代流行语所说：惟一的不变是变。在一个变化的世界里，人应该认清变化，因变应变，与时俱进，这才不致于落伍。
依道而行、追求变化的人，生命力是强健的、圆通的，他们以追求人生价值为目标，永不满足于现有成就，也永远不会安于现状。
云门禅师对上堂的众人说法：“我对你们只说一句话，乃是教你们直下承当。即使拈一毫而顿悟山河大地，也不过是剜肉作疮。别去抓捞那些空洞的东西，要在自己脚下寻找，不作丝毫的理会，也不带丝毫的迟疑。大丈夫做事应当独自承当，不可受人欺慢。”
他又说：“你们不要只知道吃别人的口水，记住一大堆废话，担着无数老掉牙的古董到处行脚，而且不管驴唇马嘴，四处夸耀自己什么都懂。就是你能从早说到晚又怎么样？死后阎王面前他可不会听你说。你们都是舍离父母、师长而出家，踏破草鞋，千里迢迢，在外面经冬历夏的人。你们要小心，不要因为图人一粒米而失掉半年粮。”
云门的话意思其实就是一个人只有自己来承当自己，才能真正走上解脱之路。没有别的路了，你剩下的只有向你自己求救，打开自己的心门，点燃那盏心灯，让自己成为自己的避难所。
有一个信者在屋檐下躲雨，看见一位禅师正撑伞走过，于是就喊道：“禅师！普度一下众生吧！带我一程如何？”
禅师道：“我在雨里，你在檐下，而檐下无雨，你不需要我度。”
信者立刻走出檐下，站在雨中，说道：“现在我也在雨中，该度我了吧！”
禅师：“我也在雨中，你也在雨中，我不被雨淋，因为有伞；你被雨淋，因为无伞。所以不是我度你，而是伞度我。你要被度，不必找我，请自找伞！”
说完，他便扔下这个人独自走了。
自己有伞，就可以不被雨淋，自己有真如佛性，应该不被魔迷。雨天不带伞想别人助我，平时不找到真如自性，想别人度我。自家宝藏不用，专想别人的，岂能称心满意？自伞自度，自性自度，凡事求诸己，禅师不肯借伞，这就是禅师的大慈悲了。
道谦禅师与好友宗圆结伴参访行脚，途中宗圆因不堪跋山涉水的疲困，因此几次三番闹着要回去。
道谦就安慰他说：“我们已发心出来参学，而且也走了这么远的路，现在半途放弃回去，实在可惜。这样吧，从现在起，一路上如果可以替你做的事，我一定为你代劳，但只有五件事我帮不上忙。”
宗圆问道：“哪五件事呢？”
道谦非常自然地说道：“穿衣、吃饭、屙屎、撒尿、走路。”
道谦的话，让宗圆终于言下大悟，从此再也不敢说辛苦了。
谚语说：“黄金随着潮水流来，你也应该早起把它捞起来！”世间没有不劳而获的成就，万丈高楼从地起，万里路程一步始，生死烦恼，别人不能代替分毫，一切都要靠自己啊！即使是天皇老子，也不是要你什么都不干，眼巴巴等待援助之手啊。
天帝对一人讲：“在你危难时，我可以救你三次。”事后这个人果然遇到了危难，他被困在洪水之中。
突然，一条渡船经过，船上的人说：“上来吧！”他说：“天帝会管我的。”过了一段时间，漂来一段圆木，上面有人喊：“上来吧！”他说：“天帝会管我的。”又过了好长时间，一只大木盆远远漂来，他想去抓，转念想：“天帝会管我的。”
最后，他终于支撑不住落水淹死了。他的灵魂去找天帝，问：“你为什么说话不算数？”天帝讲：“我讲话是算数的，已救你三次，可惜你缺乏悟性，因此在劫难逃。”
南怀瑾说，没有一个方法可使一切众生皆入涅檠中，因为自性自度，佛也不能度你。神仙与佛，不过是自度的过来人；一切名师只是把整个经过的经验告诉你。人毕竟要自度，一切众生皆要自度。
中国古语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即是自己拯救自己，有了自救的愿望，才会奋起努力，克服一切困难，征服所有阻碍，老天自然就会暗中帮助你了。
归根结底，还是要你先发起自助的这个心愿，自我承当，直面现实，那才是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伟丈夫的作为。
一日一心得
释迦牟尼佛在涅檠前曾说：“以自己为岛屿、为舟航、为明灯。”这是多么肯定“自皈依”和自己拯救自己的力量啊。如果我们不能回到自身中来，反求诸己，认识、接纳自己，转而肯定、提升自己，找到安身立命之道及安心的法则，哪里又有真正的皈依处呢？
知其不可而为之
南怀瑾语录：孔子跟孟子难道是那么不知天高地厚、那么笨吗？连这一点都还看不通，好像那各种狗在街上跑失了，找不到家，变成野狗，灰头土脸地，连大便都吃不到，到处人家喊打，“戚戚惶惶如丧家之犬”；没有人养、没有人要，冬天到了还要给宰来炖狗肉吃。孔孟就是专干这种事，他们走这个路子，所为何来？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你看看我们的老祖宗、前辈圣人的行处，那比一般宗教主义还难，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正是菩萨的伟大行愿！
“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句话用在南老师的头上，是合适的。因为，南老师的理想也是实现不了的。南老师的一生，特别是后半生，他从教化入手，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要改变社会风气。南老师认为，在全世界的范围里，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经济，不是军事，而是文化；下个世纪的最大的战争是“文化战争”。他的这个观点，国际上有个别学者也在说，但那是站在西方的立场来对付东方的。而南老师从历史经验出发，认为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存，应该以文化为本。所以，他把弘扬传统文化当作自己毕生的责任。我们拿他在台湾的情况来看，他做文化事业做得很认真、很执著、很辛苦，也很有成绩，培养了成百成千的学生，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可以说是很成功的。但传统文化有没有在深入人心？社会风气是否因此而改观？当然没有。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孔子说：现在天下大乱，已是无可挽救；但如果天下太平。一切很好，就不用我们来改革现实了。我们追求的事业无法实现，我早就知道，但我就是要像那位做门卫的隐士说的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
明朝有位叫张岱的，在注《论语》“石门章”的时候，曾经把人分为三种：愚人、贤人、圣人。他说：懵懵懂懂，没有认识到一定的事难以做到就去做，是愚人；精明洞察，知道一定的事难以做到即罢手不做，是贤人；大智若愚，知道一定的事难以做到而毅然去做，是圣人。
愚人一项我们这里置之不论。张岱说知其不可为而不为是贤人，这话实在说得笼统了，忽视了很多质的区别。平常碰到具体的生活小事，做不到就不做，这自然是最基本的自知之明，比方说，世无常胜将军，所以体坛上二连冠、三连冠的高手，连得几次冠军之后，见好就收，不自己把自己摔进失败的低谷，就是一种必要的人生智慧。
但是，也有一些时候，事情不是这样简单。殷商之末，纣王无道，微子、箕子、比干三个人，比干出来提意见，被商纣挖了心；箕子披头散发装疯子，做奴隶保全了性命；微子干脆离开商国，一走了之。三个人行为不同，箕子、微子都是知道纣王不可改变，殷商大势已去，因而撒手不管的。微子是“虽降志而不枉己”，即虽丢下了对姬姓江山(他是纣王的亲哥哥)的责任，但并没有违背自己的良心；箕子是“虽辱身而不求合”，即自己屈身受辱，但并不想投机，要往上爬。只有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不为”(实即不趋利害义)才可以说是贤人作风。但是，还有一种人，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看出某种情况严重，见风使舵，知难而退，并为自己的精明练达沾沾自喜，这种人是聪明人，但决不是贤人，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智慧，都用在经营一己的利害上。
贪生怕死、趋利避害，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尽得人之常情的人，也只能做个毫无英特之处的常人。常，就是平常；既是平常，就没有什么了不得，人人都可以做到。张岱所谓圣人，则与此不同。他们超出于平常人们的小聪明、谋身自处的小机智(在这一点上，他们确实大大不如平常人)，而为了某种追求、某种理想、某种道义，义无反顾，殚精竭力，成败在所不计。
孔子是这样的人。诸葛亮也是这样的人。《后出师表》说：不兴师伐魏，汉朝必亡；兴师伐魏，敌强我弱，也难救其不亡。但是，与其坐等汉朝灭亡，不如尽力伐魏。可见，曹魏难灭，汉室难兴，诸葛亮早已清楚地知道，但自从离开隆中，夺荆州，定西蜀，对外联结东吴，对内治军理财，最后六出祁山，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事业虽未成就，但人类不顾—切，精进向上的崇高精神，却因此而无限光大，成为一种取之不竭的财富！
知其不可而不为，这种谋身自处的精明机智满街尽是。
知其不可而为之，这种义无反顾的大智大慧实在是成事的必要的心理。因为，虽不能成事，却可成人。
“明知不可而为之”，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形象勾画。一个人知道自己所从事的事情是可望成功的，于是坚持干下去，最后果然取得成功。他固然是一个成功的人，但说来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了不起。而一个人明知自己所从事的事情，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还可能取得成功，但他不是一丝不苟地坚持做下去，“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为自己的信念和理想而献身。这就非常不易而难能可贵了。
就像愚公移山，又像西绪福斯把石头推上山坡，圣人何尝不知道“克己复礼”任重而道远，但却周游列国，“累累如丧家之犬”而精神不改，晚年退居讲学，仍然以礼乐文化为核心内容，为推行“仁道”而贡献力量。正如曾子所说：“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正是这一方面的精神，突现了儒家积极入世的特征，与知其不可而不为的道家大相径庭。
在中国的古语里，没有比“知其不可而为之”更动人更悲壮的了。从古至今，由于种种原因，某些情况下，会出现整体的不公正不清醒不健康的形势。还有一种情况是由于主观方面的实力不足，一件事的能否成功太无把握。怎么办？是知难而退还是知难而进？
前边我们讲了一些做人的道理和原则，但是千万不要误以为学上一点高尚和高明，就可以得心应手，所向无敌，百战不殆，如入无人之境。不，不可能的，理想不是一蹴而就的，标杆不是一跃就达到了的，你不可能什么都学会了学精了学妙了才做事情，你只有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在碰壁中，在失算与挫折、失态与丢丑中学习。
你做了十件事，其中最后一件做到了行云流水，游刃有余，无为而无不为，发必中，行必果，这也是值得赞美和满意的。那么前九件呢，你追求的是化境，做到的仍有生疏；你追求的是瓜熟蒂落，做到的仍然有些勉强；你追求的是不言之言，却仍然费了许多唇舌；你追求的是不战而胜，却仍然是颇费力气。这不但是不足为奇的，而且几乎是必然与必须的。
这说明什么呢？除了化境，除了因势利导，除了心平气和与理性的微笑以外你必须具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必须在追求成功，追求高妙，追求高境界的同时具有不怕碰壁，不怕失败，不怕风险，不怕付出，更不怕投入的决心和勇气。
这里还有一点，沉重的一点，我必须告诉读者：虽然我坚信美德是必要的，智慧、光明、心胸和境界都是必要的和有着奇妙的效用的，但是这些好东西并不注定它一出现就所向披靡，它们的被承认，它们的发挥、运用和成功仍然需要一个过程。
一日一心得
“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孔子乃至这一类人的最好写照。这样一群“不识时务”的人，明知自己的理想很难实现，但仍痴情不改，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就付出一万份的努力。也正如屈原所说：“路漫漫而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道不同，不相为谋
南怀瑾语录：不向既成势力低头——已是既成势力，投靠不上。不向反对的意见妥协——既然反对，和他妥协也没有用。不向不赞成的人士拉拢——不赞成的人拉拢了也不可靠。”
南老师执著追求自己的理想，他有一个独特的做法，是自己干，这是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他不同权力相结合，也不同豪门财阀相结合。南先生初到台湾时，全靠“煮字疗饥”，一直没有正式工作，过了十余年贫寒生活。但是，1966年他却拒绝了一个极好的工作机会。他应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邀请，到台湾三军各驻地巡回演讲。有一次，他在高雄冈山空军基地演讲时，蒋介石也在现场，受到他演讲中某些观点的触动，回台北后，即下令成立“复兴中华文化委员会”，蒋介石亲任会长，邀请南老师主持实际工作。这是一个多好的工作机会啊！名利权势的收获，胜于一纸私立大学的聘书远矣！但南先生非但没有欣喜拜受，反倒婉言拒绝了。因为这不合乎他的处世原则。他有意要跟政治势力保持一定距离。后来，他同别人谈起这件事时说，他是“以保持超然身份之故，婉辞美意”。
1976年，台湾“中国广播公司”邀请南怀瑾给员工讲授《易经》课程，每周一次。他讲了十几堂课，听众的反应很好，自我感觉也很好。那天，他正讲得兴致勃勃，忽然听到广播发布的消息：蒋经国的长子蒋孝武接任“中国广播公司”的董事长。演讲结束时，南先生对听众说：因有事要出门，暂时请假，待回来后继续讲课。就这样，他果断地中止了在“中广”公司的《易经》课程。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从此变成御用文人，学术自由没有了，还不如躲着他们比较好。”
所谓“人各有志，不能强勉。”又所谓“燕鹊安知鸿鹕之志！”其实都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意思。
当然，“道”在这里的外延较广，既指人生志向，也指思想观念、学术主张等。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司马迁感叹说：“道不同，不相为谋。真是各人追随各人的志向啊！”（《史记·伯夷长齐列传》）
这是政治态度不同不相为谋的典型。
司马迁又说：“世上学老子的人不屑于儒学，学儒学的人也不屑于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是不是说的这种情况呢？”（《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这是思想观念、学术主张不同不相为谋的典型。
贾谊的《鹏鸟赋》写得好：
“贪夫殉财兮，烈士殉名；
“夸者死权兮，众庶凭生。”
孔子自己也曾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
“从吾所好”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卡尔·马克思引用过诗人但丁的一句名言，叫做——“走自己的路，让人们说去吧！”
不也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