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张季鸾，我竟然同时想到了大胡子的爱因斯坦，这个念头貌似很荒谬，但是也不全然荒谬。一九二二年，爱因斯坦一生中唯一一次到过中国，他们曾在上海同桌吃过饭。一九三〇年，爱因斯坦写过一篇文章《我的世界观》，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话：“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力的、有情感的个人，是人格……”。我想这句话可以用来评价张季鸾，他就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有情感的个人。
世界上没有比“个人”这个词更重要的词了。离开了“个人”这个词，其他所有的词都没有意义和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这个词就相当于“1”，其他所有的好词都相当于“1”后面的“0”，有了“1”再多一个“0”就翻倍了；反之，没有“1”，“0”再多也是“0”。在很多时候，在历史的段落当中，我们遇到了很多“0”，但是没遇到“1”，也就是个人不见了，什么都不见了。
张季鸾很不幸，他生在了一个战乱连绵、动荡不安的时代。张季鸾又很幸运，他生在了一个个人还可以成为有尊严的个人的时代。所以他作为一个普通的记者，一个普通的报人，竟然可以凭着他手中的一支笔，影响一个时代。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新闻史，更重要的是，影响中国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历史。尤其是一九二六—一九四九年这二十三年的中国，他所代表的《大公报》对那个时代的影响要超过同时代的报纸。这样说是有根据的，一九三六年的一个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几乎百分之八十的知识分子、官吏、公务员都是《大公报》的读者。所以，张季鸾很幸运，一个职业报人可以用他的笔影响一个充满动荡和不安的时代，并且可以在未来的历史上继续掀起波澜。张季鸾的时代并没有过去，他还留在历史的记忆当中。
我常常想，历史到底是什么？过去我以为，历史是那些已经过去的事，后来我慢慢明白，历史不光是已经过去的事，它是关乎过去、今天和将来的事。历史是一条神秘的隧道，它可以打通过去、现在和将来。所有人的命运都在历史中展开、延续，张季鸾同样如此，他没有过去。
我想把张季鸾放在中国一百多年的言论史中来看待。这里的言论史是相对于思想史，而不是相对于新闻史。因为新闻史与我说的言论史，二者有所重叠、交叉，也有区分。
中国一百多年的言论史，我把它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张季鸾所代表的“文人论政”时代，张季鸾是中国处于文人论政时代的最高典范。中国的文人论政始于王韬，他在香港于一八七四年创立《循环日报》，拉开中国文人论政的序幕。接下来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其后有邵飘萍等人，到张季鸾时期才真正成熟，达到了中国言论史上文人论政的最高峰。
第二个阶段是“党人论政”时代。“文人论政”消失之后，进入“党人论政”时代。国民党办报的那些人，像程沧波、马星野等，都有留英留美背景，受过非常好的学术训练，虽没有机会走上西方新闻人那样的职业新闻道路，但也没有带出一个“党人论政”时代。要说“党人论政”的典范，一是一九六〇年代的邓拓，二是一九八〇年代的胡绩伟，两人先后主持过《人民日报》。但是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第三个阶段，我称之为“网人论政”时代。自一九九〇年代末以来直至现在和我们还不清楚的未来，中国言论史正在经历这一个时代。“网人论政”就是七嘴八舌，自媒体包括博客、微博、微信，这些网络上的言论，意味着这是个零门槛、低门槛的发言时代。包括李承鹏、韩寒等都可以看作是网人。但是网人尚没有定型，它不像文人和党人产生了典范或者说代表。由于“网人论政”离我们的时间还太近，只有将来的人才能看得更清楚。它趋于成熟的标志，在于能不能产生出一些代表人物，不仅可以利用互联网表达公共意见，而且深刻地干预公共事务，甚至干预历史的进程，发挥重大的社会作用，更重要的是，能不能代表一个民族的良知。至少我还没有看到，现在有些网文确实漂亮也很受欢迎，但其心态是刻意迎合受众的需要，知道受众想要什么，就选择写什么和怎么写，而不是把内心最真实的声音表达出来，所以我还不认为成熟的“网人论政”典范已经产生。
放在大的百年言论史的框架里来看，从“文人论政”到“党人论政”再到“网人论政”，将来必然要进入一个中国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只有在那些新闻自由成熟的国家才有的“公民论政”时代，到那个时候，人人可以畅所欲言，按良知来表达对公共事务的看法，媒体人更要坚持专业标准。这样的时代，将来的中国会有，虽然现在还没有。
今天我们处于“网人论政”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回顾处于“文人论政”时代的张季鸾，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把他放在中国言论史的初级阶段，作为“文人论政”时代产生出的人物，他对国家、民族承担了什么责任，他怎样回应时代的挑战，他的言论又如何影响了他所生存的时代，这都是今天我们可以去思考和探究的一些问题。
某种意义上说，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大致上是由三代人书写的，即（一八）八〇后、（一八）九〇后和（一九）〇〇后。八〇后的代表是宋教仁、鲁迅、蒋介石、张季鸾。张季鸾活着的时候，在中国的实际影响恐怕比鲁迅还要大，他长期以来，几乎每天都执笔写社评，鲁迅的杂文只能发表在副刊，那个时候叫“报屁股”，他的社评都登在报纸最重要的版面，代表一份报纸的声音和那个时代的声音。九〇后的代表是一八九一年生的胡适之，一八九三年生的毛泽东，还有晏阳初、陶行知等都是九〇后，二十世纪的思想史、政治史大致上是他们这些人书写的。〇〇后的代表人物是一九〇四年生的邓小平、一九一〇年生的蒋经国，他们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海峡两岸，一直到今天。
八〇后的张季鸾，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一九二六年到一九四一年他主持《大公报》笔政的这十五年间，尤其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到他去世，中国报纸获得迄今为止最高的国际荣誉——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奖章。这十年，是真正意义上的张季鸾时代，张季鸾生逢其时，死得其所。他死后举国哀荣，超过同时代所有死去的人。国共两党、举国新闻界、知识界一致表示哀悼。
在张季鸾身上包含了太多值得我们回望的因素，我想用三个字来概括他一生的作为：
第一个字是“容”，有容乃大的“容”，不仅《大公报》在他掌笔政的十五年中，能包容各种各样有才华的年轻人，包括王芸生、徐铸成、萧乾，乃至左派的范长江、杨刚，还有很多在新闻史上留下名字的人物。这些其他的报纸也能做到，他的有容乃大，更重要的在于与外部的合作，《大公报》在那个时代，做到了一件事，他和中国当时非常重要的几个知识分子圈子有极好的合作关系。
在张季鸾的手里，《大公报》与当时中国非常重要的几个知识分子圈子都有很好的合作关系：
第一个是胡适所代表的北大、清华教授圈子，一九三四年元旦开始，《大公报》推出的“星期论文”就是他和胡适圈子的合作。星期论文最开始约了胡适、傅斯年、蒋廷黻等八个撰稿人，后来扩大到二百多个作者，以胡适圈子为核心，基本上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学术界的自由主义这一脉络的精华。
第二个合作关系从一九二八年开始，是跟天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何廉、方显廷他们的合作。南开经济学院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是最好的经济学院，方显廷和何廉做了大量的第一手经济调查，把当时中国的工业和手工业情况进行了摸底，他们把所得到的学术成果用通俗的表格和文字形式陆续在《大公报》上发布，对中国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他们的团队一直和《大公报》合作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大公报》重心南移，天津《大公报》停刊。《大公报》先后办过《经济研究周刊》《经济周刊》《统计周刊》，都是和这个经济学圈子的合作。
第三个是定县的乡村建设圈子，晏阳初所代表一批从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大学留学回来，拿到过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哲学、戏剧等博士学位的人，他们放弃在城市工作的机会，在定县进行乡村建设，出了很多成果，不仅是学术成果，直接在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上有很大贡献。定县乡村建设是一九二六年开始的，两年后，乡村建设的实验刚刚有一点起色，张季鸾就注意到了晏阳初们所做的大事。第一个被派到定县采访的是徐铸成，《大公报》不仅连载徐铸成发回来的详细通讯，并且配发了《大公报》另一位掌门人胡政之写的社评，对于定县的实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定县不是做戏，不是精英表演给乡亲们看，而是精英真正生活在乡村中，与乡亲们融为一体，这是中国从来没有过的。《大公报》的报道开启了与晏阳初这一圈子合作的基础，在未来的时间当中，后来他们又继续跟进报道，还一起合作创办了《乡村建设》周刊。
第四个圈子，他们于一九二七年就开始与学衡派的代表吴宓有良好合作。一九二八年元旦，《大公报》开辟了文学副刊，由吴宓在北京组稿。吴宓只写文言文，长于古体诗，反对白话文，代表中国文学的旧派，同时又是哈佛高才生，中西兼通，用西方哲学和文论概念来研究中国的《红楼梦》和古典诗词，也是别出心裁。如果说张季鸾和吴宓的合作是因为他们都是陕西人，都是陕西旧学的书院里出来的，这还可以理解。但是白话文写得不大好的张季鸾，同样能够接纳白话文写得最好的沈从文。
第五个圈子，即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新文学圈子。一九三〇年代，张季鸾结束与吴宓的合作，开始与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新文学派别的良好合作。以后中国文学史上很多重要的文学作品都是首先发在《大公报》或其附属刊物《国闻周报》上，包括传世之作《边城》也首发于《国闻周报》。现代文学史上许多重要作家的作品都是通过沈从文之手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首发的。
《大公报》的副刊发掘了文学史上一位又一位的作家。一家报纸的掌舵人，有这样的胸怀，能够与社会上方方面面的知识分子圈子有那么深的关系，有那么良好的合作，这是很难的。中国人向来都不擅长于合作，但张季鸾超越了这样的民族性格，在他掌握《大公报》的时期中，他有足够的包容与胸襟与各方面的知识分子合作。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是留日出身的，《大公报》的几个重要人物都是留学日本，胡适的知识分子圈子是留美、留英的。以往有一种观点认为，留学欧美与留日的学生是天敌。北大教授当中，留日回来的是浙江人多，留学英美回来的是安徽籍的人居多，所以留学英美回来的与留日回来的人，又被看作是浙籍与皖籍的地缘、地域之争。以我看来，这不是留学背景之争，也不是地缘之争，而是意气之争。一个留日背景的学生，可以与留美回来的晏阳初们，可以与没怎样上过学的沈从文们，都可以合作得很好。这太令人意外了，我一直没看懂，不大明白凭什么他有这样一种有容乃大的气度。我大致猜想：张季鸾比较文人气，他是把自己看作文人的。而鲁迅则相反，鲁迅一生最大的毛病或者缺点就是缺了这个“容”字。张季鸾身上有一个“容”字，这在中国的土地上特别难得。
第二个字，我觉得他身上有一个“诚”字，诚实的诚、诚恳的诚，无论做人处世还是写文章，他都充满诚意，诚实地面对自己，诚实地面对现实，诚实地面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他的笔下句句都是真话、句句都是实话，因为他句句出自真诚，句句都发自肺腑，哪怕是别人不喜欢听的他也要说。如果说，一个报人要说一些当权者不喜欢的话，我们可以理解，这叫有风骨、有肩膀，可以获得掌声，虽然这样做的人也不多，其中有的人这样做就被杀了，“萍水相逢百日间”，邵飘萍、林白水在一九二六年都被杀了，史量才一九三四年也被暗杀了。但是，一个人要说得罪大众的话，得罪很多读者的话，这是最不容易的，但是张季鸾敢干，而且干的最多的就是这件事，得罪大众。今天“网人论政”的明星式人物最大的问题就是迎合大众，绝不得罪大众，当然他们最大的成功也是这一点。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张季鸾提出的“四不”方针中最重要的一个“不”，并不是“不党”，也不是“不私”“不卖”，而是“不盲”。“不盲”中最重要的就是不盲从于大众的舆论。看上去张季鸾真的是生不逢时，生在了“九一八”以后的中国，但是他又生当其时，生在“九一八”之后的中国。“九一八”，距离他生命的终点还有十年，这正是他一生当中的黄金时代，这十年给他提供了空前绝后的发挥空间。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是留日学生，他懂日语，他深知日本的国情，深通日本的国民性，能把握日本人的心理，他的话句句能摸着日本的心思。所以，“九一八”之后的中国，《大公报》是挨骂的，《大公报》不知道挨了几次炸弹，有记载的是五到六次，其中三到四次是中国人扔的炸弹，要让《大公报》、张季鸾吃炸弹，有一次是直接寄了一个邮包给张季鸾个人，他没有拆，那里面就是炸弹。因为他们不主张马上抗日，他们并不反对抗日，但不主张立即抗日。他认为中国现在抗日就是死路一条，立马就是亡国灭种。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六年间，《大公报》的言论始终跟很多报纸、跟整个公众的呼声是拉开距离的。这个过程中《大公报》不知道受了多少的唾沫，张季鸾并不受大众的待见。但是，他跟胡适他们是相通的：都认为中国今天还没有能力跟日本开战，希望能够拖延时间，让中国的国力、交通、兵器工业都能够得到一定的预备，时候到了再跟日本有一战。选择这样一个立场，在当时中国就要得罪大众，就是不盲从大众，大众就要给你各种各样压力，但是他们对日本从来没有小看过，他们始终把日本看作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
我们都知道《大公报》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破天荒地开过一次编辑会议，做出一个最高决策，被称作“明耻教战”。“明耻”是要办一个专栏：“六十年来日本与中国”，让王芸生去编一八七一年以后的史料。“教战”即是请当时中国最有名的军事学家蒋百里来办一个军事周刊，向国民普及军事常识。“明耻教战”是《大公报》的决策，它是要抗日，但不是现在，而是将来。他们的决策正好与蒋介石的决定不谋而合。蒋介石也是留日的，是在辛亥革命之前留学日本的学生，他们对日本的认识要远高于当时中国的一般大众，也远高于很多对日本没有认识的知识分子，历史的后见之明让我们知道，他们的想法是正确的。这场战争如果不是一九三七年爆发，而是一九三一或一九三二年就爆发，结局可能完全不同。这就是《大公报》的厉害，一个人可以这样影响一个时代，一个报人可以这样影响一个时代。所以他曾私下说：“一个记者就像是一个政治家”。他亲口对徐铸成说，做一个记者跟做一个政治家是一样重要，有的时候可以影响国事。他这么看也是这么做，所以充满了自信，不仅充满了知识上的自信，他也充满了道德上的自信，他更加充满了职业的自信。一个人如果没有职业的自信，他的职业做得最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始终是一个饭碗，只有对职业的自信可以上升到精神的高度：认为我这一个职业是可以影响国家命脉的，这个职业才会做得好。那个时代很多行业的人，银行界的、企业界的、报界的、大学的、中小学的都是这么看的。
张季鸾不是做教育的，但是他做报纸也可以做到这种程度。报纸不是包子，包子只能满足我们肚子的需要，满足不了我们精神的需要。但是报纸不仅可以满足我们物质的需要，它在物质上可以用来包花生米（张季鸾说，他写的文章上午还有人看，下午就可以包花生米），而且可以满足我们精神上的需要，可以来武装我们的头脑，让我们去应对各种的艰难、挑战。我说张季鸾作为一个报人对于自己的职业有自信，事实上他在《大公报》的十五年和他办《大公报》前的十五年，他一生三十年的报业生涯充分体现了。他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字“诚”字，诚实地面对，一个人只要诚实地面对自己，诚实地面对别人，诚实地面对世界，他就有尊严。尊严似乎没有办法用物质来量化，但是没有了尊严就什么都没有了。有一个小故事跟他没关系，二三十年代很多小学生读过的一篇课文《牧童与国王的故事》，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学制小学国文课本第八册。有一个牧童在路上遇到国王的车仗队，叫他让路他不让，他说：道路是公共的，为什么一定要让您先走呢？国王说：好，你明天到我宫里来，我有三个问题考你，如果答得好，我把皇位让给你。第二天他去，国王考他三个问题：一、什么东西最快？他答：思想最快，人的思想一刻千变。二、什么东西最深？他答：人的欲念最深。三、什么东西最快乐？行善最快乐，行善心安，心安便快乐。国王高兴的从座上跳下来说：好好好，你回答得很好，我把皇位让给你。牧童摆摆手说：我不要、我不要。用六个字来回答，太棒了，这就叫尊严。牧童有，张季鸾有。
张季鸾跟蒋介石关系很好，那是私交，他支持蒋介石的抗日政策那是出于公心。他始终是诚实地面对，他一切都从公出发不是从私出发。他就是那位牧童，一位有尊严的牧童，虽然他是一个写字的牧童，不是一个放牛的牧童。那时候的小学课本有这样的课文，要熏陶小学生成为这样的人。我想张季鸾活在那样的时代，能在那样的报纸，有那样的建树，是跟那个时代匹配的、吻合的。任何东西都是一个相互的关系，离开了那个相互关系，什么都不可能。
到一九六〇年代的中国只能产生邓拓，那已经是一个“党人论政”的时代。一九六六年的中国，邓拓只能自杀，没有第二条路，而且他自杀的时候遗书上也必须写上“毛主席万岁”，要叫他的老婆孩子，在他死后不要怀恨，要继续喊“毛主席万岁”，这都是必然的。但是今天不可能再有邓拓，如同今天不可能再有张季鸾一样，每一个时代都只可能产生它那一个时代的人物。
张季鸾的第三个字是“勇”，他有容，有诚，都是需要有勇气的，需要有所失去，并不是得到。这样的勇气在我看来，无非是三个方面的勇气，第一是不盲从大众的勇气，这是最大的勇气；第二是承担责任的勇气，无论选择什么，你自己和所在的报纸都是需要承担责任的；第三是直面现实的勇气，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你都要挑起来，都要面对。
日本人打过来，“九一八”发生了，要面对，不能闭着眼说日本人没打过来。卢沟桥打起来了，也不能说还是“九一八”的那个状态，所以“七七”之后，《大公报》的选择是全力抗战、焦土抗战。所以，他在《大公报》汉口版写了几篇影响中国至深的社评，比如《最低调的和战论》《置之死地而后生》等，那都是当时应对现实的需要写下来的。当时包括孔祥熙这些人，都有一些动摇。张季鸾写这些文章，用徐铸成的话说，那些裹布小脚一样的白话文，字字句句都打动了中国人。他大部分的社评都是用半文言写的，极少数是用白话文写的，最有名的那篇白话文是西安事变时《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这大概是他第一次用白话文写的文章。他其实不太会用白话文，所以说他的白话文是裹过脚的，他跟陈布雷一样，最擅长的是文言文，他受过非常好的传统文化的训练，白话文对他来说是个弱项，但是有的时候必须用白话文，因为需要更多的没有受过很好旧学训练的人听到他的声音，所以他愿意用最不擅长的笔法来表达他的立场和观点，在汉口时他就是这样写文章。
所以，我们看到，张季鸾在他的一生中，如果论文章，他也未必是完美的，未必是无懈可击的。但他确实做到了用他的文章去影响他的时代，他是有诚意的，有勇气的，所有的一切取决于他的责任意识，他愿意承担责任。“勇”的核心就是承担责任。这种勇不是匹夫之勇，需要有表达的技术，更需要有一颗谦卑的心。
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看作高人一等。今天中国的评论界，无论是报纸的评论，还是网络的评论，有一个毛病，就是精英意识很强，尤其是比较知名的作者，他的文章有意无意透露出强烈的居高临下的意识。而张季鸾不是，他始终站在普通人的立场，普通文人的立场，“文人论政”这个词是他自己说的，不是我们后人说的，是他获得“密苏里奖章”时说的，我们无非做到了文人论政，而不是商业性的，我们的报纸是文人办报，文人论政，这是他概括出来的。他把自己定义为文人，什么叫文人？在我们中国传统概念中，文人一是手无缚鸡之力，二是手无寸铁，只有一支笔。所以他的定位很清楚，他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而我们可以把他看得很高很高；有的人把自己看得很高很高，他一定会变得很低很低。这是一个非逻辑学的问题。
爱因斯坦说，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具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我们往往会强调“创造性”这个词，在新闻的行当里，张季鸾当然是有创造性的，他的新闻标题，随便拉一个，都让后人瞠目结舌。比如说，蒋介石掌权以后，军阀之间的战争一场接一场爆发，第一场就是一九二九年，桂系跟蒋介石打起来，是在湖南湖北，引发这场战争的导火索是李宗仁掌握的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免掉了湖南省主席何键的职务。新闻的电报一发到大公报社，那天晚上张季鸾踱了几步，一个好标题就出来了，《洞庭湖掀起大江潮》，“洞庭湖”是指湖南，战争要在湖北打，这样的标题是很绝的。比如说，第一次和第二次“围剿”的失败，那个师长张辉瓒被红军抓住，砍头了。砍下来以后固定在木板上，顺着赣江，顺流而下，一路漂向南昌。这篇“汉口特约通讯”是《新闻报》驻汉口记者陶菊隐业余为《大公报》写的，通讯发到天津，他在那里踱了几步，在通讯里勾出一句话，就做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小标题。这是张辉瓒在岳麓山下葬时老部下送的一副挽联，非常感伤优美，意思就是这个木板装了个人头，从江上漂过来，叫“江波无语载元归”。他把这句话勾出来做标题，整个新闻就是亮的且有诗意的，而且这里面透露了真实的信息。像这种报道都是有一点犯禁的，因为他透露国民党打败仗了，国民党是执政党，怎么能打败仗呢？他通过这样一条诗意的标题把这条新闻就公开出来了，这个报道的题目都是很绝的。像这样的东西太多了，这就是他具备高超的新闻艺术。
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做新闻需要有很高的智慧。比如，一九三〇年中原大战要打起来了，冯玉祥要和阎锡山合作，本来冯玉祥被阎锡山给软禁起来了，但是阎锡山已跟冯玉祥达成共识，要合作反对蒋介石，打一场内战，阎悄悄把冯放掉。这件事别人是不知道的，张季鸾亲自派到太原采访的徐铸成凭着新闻敏感，偶然得知这一消息，但是又没有办法把真实的情况传递出去，就发了一个电报给张季鸾，说“二舅真日西逝，请节哀”之类的意思。冯玉祥是第二集团军，所以说“二舅”；“真日”是时间，指几月几号；“西逝”就是往西走，回到他的大本营陕西潼关；“请节哀”，就是先不要发表，这还是一个秘密。张季鸾一看就明白徐铸成想要传递什么信号。第二天，不声不响在头条新闻大标题的上面，用了一排五号字，不醒目地、无头无尾地来了条新闻，说冯玉祥从某日起“不见客”。其实冯玉祥已经走了，战争马上要打响了。这条新闻为这个重大的新闻事件埋下了一个伏笔。但他也没说破，谁也不能说他犯禁，不能找他的毛病，几天后，时局明朗，冯玉祥在潼关宣誓，发表通电反对蒋介石。人家再回头看那条放在头条新闻前面、无头无脑的新闻就会恍然大悟，原来《大公报》早就明白了，这都是做报纸的典范，中国新闻史上最漂亮的细节。还有就是中原大战快要打完了，到底谁胜谁负，取决于张学良东北军支持谁。胡政之亲自去找张学良摸底，张学良说他明天就要发表通电是支持南京政府，不是支持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他们。胡政之与张季鸾事先约好了，如果支持南京就发电报，“请速汇二百元来”。当夜这个电报发过来，《大公报》在张学良没有发布通电之前就发消息，张学良将要发表通电，表达支持南京的态度。他们的新闻抢在了所有报纸的前面。这些漂亮的仗在那个时代只有他们打得好，那么默契，那种智慧和专业的成熟，是中国“文人论政”阶段的最佳典范。
如果从《循环日报》算起，到储安平办的《观察》周刊停刊，七十四年的“文人论政”阶段，也可以分为几个段落，第一个可以称为“梁启超时代”的话，第二个可以称为“《新青年》时代”，第三个可以称为“职业报人时代”或干脆就叫“《大公报》时代”，第四个是“《观察》周刊时代”，每一个时代，分别有他的典型特征。“梁启超时代”是政论家办报办刊，成熟的职业报人群体还没有出现。“《新青年》时代”是思想家办报办刊。第三个时代是职业报人在办报，就是张季鸾他们办报，“新记”《大公报》代表了中国职业报人办报成熟的时代。在此之前，从汪康年、彭翼仲、英敛之到邵飘萍、林白水他们，都没有把中国带到一个成熟的报人时代，只有到了一九二六年张季鸾、胡政之接续《大公报》后，“文人论政”才进入到了一个职业报人办报的时代，这批人一生都服务报业，没有离开报业，把办报作为他们的终极目标，而不是作为敲门砖，不是作为谋取其他利益的中介。这是很难得的，一个职业只有到了这样的阶段，它才是稳定的，才算得上成熟了，才可以称为典范。他们的时代还在延续，不幸抗日战争之后遇到了国共内战，这个时代出现的“《观察》周刊时代”，是因为这短短几年中，知识分子都忍不住了，光靠《大公报》这样的传统报纸的发言，他们等不及了，他们要自己来办周刊论政，所以出现了知识分子纷纷自办周刊论政的短暂时代。知识分子破门而出，纷纷从各个大学和学术机构中破墙而出，自己办起一个个的周刊来，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以《观察》周刊为代表的大量周刊冒出来，比如《时与文》《世纪评论》《周论》《新路》等，这是以中偏左、中偏右这一批，代表的是相对独立的言论，还有一些左的或右的。在这样一个脉络中，我们可以更容易的看到，张季鸾作为“文人论政”时代的最高代表，虽然历史只给了他十五年的时间，从一九二六年到一九四一年（当然此前十五年的积累很重要），但是他却创下了一个范例、一个可以不断被追溯和研究的范例。王芸生是他的接班人，徐铸成也是，要说政论和社评，王芸生写得更好，王芸生曾回忆过，张季鸾病重之际还在传授写作的秘诀，就是“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他一生执笔指点江山、臧否人物，几乎都是这样要求自己的。这两句话体悟清楚了，所有的秘密都被揭开了，甚至可以说，他一辈子文人论政的密码都在这句话里，这是他毕生经验的总结。短短一句话就包含了“容”“诚”“勇”三个字，有容乃大，富有诚意，并勇于承担责任，一切尽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