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郁达夫是我青春时代的最爱，大约十七八岁开始，我有好多年独自与郁达夫的心灵对话，今天翻开《郁达夫文集》，依然能唤起我早年的记忆，他的每篇作品几乎都带着我不成熟的伤感，不成熟的幻想。在我的记忆深处，郁达夫的天空总是那么阴郁，如同他的姓氏一样，总像是低垂的云翳，或者夕阳即将西沉，他喜欢给自己的书房起个“夕阳楼”的名字。我很难把他和阳光灿烂联系在一起，他的精神气质是忧郁的、灰色的。他的文学、他的生活似乎都是阴天或多云，或者在黄昏开始。可是，他的情绪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心灵竟如此富有感染力，到底又是因为什么？二十多年后，我思来想去，大概是——他的不装饰，不做作，不虚伪，他的真率，他的大胆直白，他的毫无忌讳、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姿态，处处都让一个梦想年龄的少年神往不已。
郁达夫对我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魅力，还在于他一生的命运几乎都在漂泊。他在新文学的天空光华四射之后，忽南或北，忽上海，忽北京，忽广州，忽安徽……最后他想在杭州安顿下来。然而等到属于他自己的“风雨茅庐”建成，他也未能停下漂泊的脚步；“风雨茅庐”终于没有为他遮风避雨，他漂泊到南洋，以五十之年惨淡地结束了自己“感伤的行旅”。他的漂泊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心灵上的，他的心灵一直在新旧文化之间漂泊、游荡。他一手写新小说、白话散文，另一手没有停止过旧体诗的写作；他一手拿线装书，一手读原版外文书。我觉得作为一个定格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的人物，郁达夫就提供了这样一个介于新旧之间的文化典型。他生在十九世纪末，甲午战争的次年，变法维新的浪潮已然兴起，他在偏远的江南小城或许也能呼吸领会到时代变化的气息。他生活的时代，旧文化已渐趋衰微，新文化的嫩叶初绽。他是如此热爱传承了几千年的旧文化，这种热爱不光停留在形式上，比如他早熟的旧体诗，他对本国古老文化自然而然的接近。同时，他贪婪地在英国、德国、俄罗斯及世界各国文学中汲取异质的营养，他自述在日本读经济学，大多数时间却泡在外国文学上面，几年下来至少读了上千种小说。因为英文版小说中常夹着法文，他竟无师自通，懂得了一点法文。
在他的旧体诗中还带有典型的文人情怀、文人心态，有很深的传统烙印。他爱喝酒、抽烟，甚至不避讳逛妓院的事。在日本留学时，读小说有空，他就去咖啡馆找女孩子喝酒。他自称“零余者”，常常自嘲百无一用是书生。他是新文学开山的重要作家，其作品之所以打动了那么多年轻的读者，还是因为他终究已开始挣脱旧文化、旧文学的桎梏，呼吸到了新时代的空气。他的语言独具一格，富有魅力，有着极为鲜明的个性。即使是他的旧体诗也已有了清新可喜的近代味，是苏曼殊的延续，甚至高于苏曼殊（他认为苏只是学了点龚自珍而已）。他是文化转型时代的代表人物，一个可以不断解剖的标本。他在文化上的象征意义，在更深的层次上，要比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更重要。他的灵魂在新、旧之间游荡、漂泊，仿佛没有找到最后的归依；新、旧的矛盾、挣扎，使他身上总是萦绕着一种难以挥去的伤感、痛苦，也正因为如此，才引起了同时代万千青年的共鸣。那本来就是一个文化转型时代，旧的还没有离去，新的正在确立，在他身上，新旧交错，有时新的占上风，有时旧的占上风，在他和王映霞轰动视听的婚变中，他写下的《毁家诗纪》仍选择了旧体诗的表达方式。在情感上，他更多的还是在旧文化中找到自己的归宿，在理智上，他已看到更为广大的世界，他熟悉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他知道近代文明的不可抗拒。
从他的教育背景来看，他七岁进私塾，九岁入书院，奠定了旧学的根基。但当他少年时代新学已经勃兴，他从十一岁起就进入了富阳当地的新学堂（富阳县第一高等小学堂），开始学习英文、算学、地理、体操、图画。以后，他在嘉兴府中学、杭州府中学、之江大学预科、杭州蕙兰中学就读，接受的都是新教育。十八岁起他留学日本近十年，在东京帝国大学读的是经济专业，他懂英文、德文、日文，还懂一点法文。在他“风雨茅庐”的藏书中，有大量不同文字的文学作品，当然也有大量的线装书。他在小学读ABC，课余喜欢的是古文、古诗、古史，《红楼梦》《西厢记》都已进入他的阅读视野。在他的中学阶段和日本留学期间，他读古书的兴致始终没有泯灭，他喜欢晚明小品《西青散记》之类，喜欢清代诗人黄仲则的《两当轩集》。他成年之后，一有钱也是喜欢跑旧书铺，把买柴米油盐的钱换了旧书。他最早在报纸上发表的作品就是他的旧体诗，那时他还不到二十岁。在日本，在异国文化的氛围中，他不断地以旧体诗这种形式，表达内心的各种情感，乃至与日本文人唱和。在他心灵深处，他还没有走出旧体诗代表的文化时空，但在现实的巨变中，他已经被抛到了一个陌生的、难以把握的世界，而且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了这个新世界的创造和建设。他借助新的文学方式，用新的笔调喊出了转型时代的声音，《沉沦》的大胆、感伤和无奈后面，不同于旧式文人的怀才不遇，而是一代青年的苦闷，也是一代青年的挣扎和呼喊。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新旧融合、亦新亦旧、旧中有新、新中有旧，也许这是他的幸运，正是这一特征成就了他独一无二的文学事业。同时，也使他在生活中常常陷入矛盾之中。
郁达夫在评价苏曼殊时说，他的译诗比他自己写的诗好，他的诗比他的画好，他的画比他的小说好，而他的浪漫气质，由此而来的行动风度，比他的一切都要好。我以为，作为人的郁达夫，也要比他的小说、散文、旧体诗更加丰富，更为生动，有着更大的魅力。
二
人们常常会想到郁达夫的颓废、病态、伤感、浪漫，好像还有点自暴自弃、自怨自艾……这些都不是装出来的，不是“佯狂”，不是“为赋新词强作愁”，在他完全是真挚的、诚恳的，他要把自己的世界无遮掩地呈现出来，这几乎成了他文学的支点。
郁达夫是“五四”一代最有代表性的几个作家之一，他在小说、散文方面的成就是后世讲文学史时绕不过去的，他作为独特的个体生命表现出的独特光彩也曾是人们反复争议的话题。他本人在评价“五四”文学的历史意义时说过两句话，一是融入世界文学的洪流中，二是自我的发现。我觉得这两句话很准确地抓住了新文学的内核，也是判断他本人价值的关键。尤其后者，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列·散文二集》导言中进一步指出：“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以这一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更以打破了械梏之后的文字为体用，现代的散文，就滋长起来了。”
其实，何止是现代散文，也何止现代文学。个人、个性、自我、自我价值，这都是旧文化所不具备的。在旧的文化坐标上，郁达夫所心仪的诗人黄仲则也好，画家徐文长也好，一个读书人，无论你有多大的才华，也无论你在文学上、艺术上有多大的雄心抱负，只要你在唯一的科举路上没有走出来，你的一生注定了就是悲剧。在那个绝对的价值体系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读书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循着秀才、举人到进士、状元的科举之路往上爬。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都是因此，如果离开了为皇帝所用、为朝廷所用这一条路，读书人就毫无价值，分文不值。千年如此，从无更改，直到郁达夫十来岁的一九〇五年，延绵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才最终被废除。但接下来的几年，还有不叫科举的科举，留学生要报效朝廷仍要通过考试，授予洋进士之类的头衔。整个社会的普遍舆论，也都认为只有读书做官才是正道，才能真正光宗耀祖。至于文学、艺术这一切，完全不具备独立的价值。只有像蒲松龄、曹雪芹这些科举不成或家道衰落、穷愁潦倒的人，才会从中寄托自己的怀抱。到辛亥革命之后，这样的状况并没有结束，共和的出现并没有马上迎来新文化、新文学思潮。郁达夫有幸遇到了“五四”，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老大中国才最终确立了文化的独立价值，包括文学、科学、艺术……在旧文化体系中被视为小道、末技的这一切，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一个人，可以在权力结构之外从事自己的创造，为自己找到安身立命的价值。作家、学者、画家、科学家，从“五四”时代起，开始正式登上社会舞台，显示自己不可替代的独有价值。从此，社会舆论渐渐不再把做官当作读书的唯一出路，一个多元的近代文明社会才渐露头角。
自我的发现之所以变得如此重要，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找到恰当的解释。如果说，以作家这个角色立足社会、影响社会，郁达夫、鲁迅他们这一代还是第一代，他们开启新的道路、树立新的行为模式和做人范例，都带有近代的意义。他们以写作为饭碗，受到社会的尊敬，享受盛名和鲜花，可以不依傍朝廷，也不依傍其他利益集团，独立自主，凭自己的作品，为自己赢得生存和尊严。正是“五四”的新浪潮带来了这种可能性。从这一崭新的生活方式而言，郁达夫已经完全属于新文化的怀抱，彻底告别了传统的旧文化。他作为主要发起人的“创造社”乃是“五四”时代最重要的文学社团之一，这些自发的社团，截然不同于明代晚期的东林、复社，那是具有政治色彩的旧式清议社团，本身还没有挣脱朝廷的脐带，而包括创造社在内的“五四”社团已经是现代自主社会空间出现的标志。
三
一九三一年，日本人增田涉第一次见到郁达夫——“带着腼腆的微笑，很瘦，给人一种纤细柔弱的感觉。谈吐举止都很温柔，是个文人的样子”。他本来就是一介文人，但他与旧式的吟风弄月、醇酒妇人的文人也有了本质上的区别。旧文人往往是游离于整个社会之外，独善其身，玩弄诗词文章，苟全性命于乱世和治世之间，对于社会没有发言权，也不大会公开站出来批评社会的不公、不义，更不敢议论朝廷的是与非。身为“五四”一代作家，郁达夫的一生与他生存的时代一再构成冲突，北洋军阀、国民党政权、日本侵略者，都是他批评的对象。即使是他在作品中反复言说的那种苦闷、感伤和病态，也未尝不可以看作是社会批判的一种特殊方式。他自己在谈到《沉沦》时说过，“眼看到故国的陆沉，身受到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沉沦》由此产生，那是一种“哀鸣”，也是一种反抗。
他自己曾多次表白过，他只是文人，不是战士，叫他去撒传单，他是不会去做的。一九三〇年，他对林语堂、徐志摩等人表示自己是一个文人，不是一个战士。一九三三年，在宋庆龄家里，他对美国红色记者史沫特莱说：“我不是一个战士，我只是一个作家。”然而，在他一生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傲骨嶙峋的一面。
一九二一年，他还在日本留学，聆听被誉为“宪政之神”的日本政治家尾崎行雄演讲时，听到尾崎把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仍称作“清国”，并对当时军阀当道的中国说了些不友好的话，他当场站起来打断演讲，堂堂正正予以反驳。尾崎只好承认错误，当场道歉。其实，他并不认同武夫当国。他回国后，有一次，他曾在北京平民大学的课堂上痛骂北洋军阀，公开对学生说：“军阀统治，社会混乱，读死书是一点意义没有的。”在学生张友鸾的记忆里，那一次，他把一堂文学课变成了政治课。他在写给沈从文的那篇《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里甚至激愤地说，与其读书、从事写作，还不如去做强盗、做小偷。
正是因为对军阀统治的强烈不满，他才满怀热情地跑到广州，结果也是失望，他的《广州事情》一文，就是他和国民党冲突的第一次公开化。他愤慨地说：“什么是党派？什么是争斗？更什么是感情？实际上不过是为了一点金钱、权利而已，旁的话都是骗人的器具，狐鬼的画皮！”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离“四一二”不过半个多月，他撰文直接谴责蒋介石是“新军阀”，随后在日本的左翼文艺刊物上发表，差一点被逮捕，当军警在五月二十九日搜查创造社出版部时，他恰巧去了杭州，才得幸免。创造社的同人责怪他惹祸，他因此公开声明退出这个自己参与创立的团体。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的内心始终是压抑的，他多次因文字得罪当道，离开上海避祸。但他还是坚持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事情，一九二七年九月创刊的《民众》旬刊是他发起和主编的。他执笔的发刊词说：
“我们不想做官，所以不必阿谀权贵；我们不想执政，所以没有党派；我们更不想争地盘，剥民财，所以可痛骂新旧的自私自利的军人；我们是被压迫，被绞榨的民众的一分子，所以我们敢自信我们的呼喊，是公正坦白的……”
一年后，他又和朋友办了个《白华》半月刊，他指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还要讲乐观，还要讲理论，还要讲文学，实在是不通的事情，尤其当言论创作的自由，被压缩得同针头那么纤细的现在。”
一九三〇年，他为自己的《薇蕨集》题词，以文学笔法抨击国民党当局钳制言论的高压政策，出版时被抽去。一九三一年，他因奔走营救创造社的朋友，受到当局警告，去故乡避难，他还是忍不住要讽刺“中央帝党”玩秦始皇玩过的把戏。“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钓台的春昼》一文中那首有名的诗就是这时写的。
一九三〇年，他和鲁迅列名“中国自由大同盟”发起人之一，也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之一（当年就因个性不合而退出）。一九三三年，他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参与过要求当局释放被捕作家丁玲等的联名通电。当杨杏佛被暗杀的消息传来，他在杭州愤然写下沉痛的旧诗，“生死无由问伯仁”。熟悉他的钟敬文说，他讨厌虚伪，憎恶暴力，他对于弱小者怀着近于“感伤”的同情，他的知人论世往往都是感性的。归根到底，他就是这样一个文人，一个有骨气、讲气节的文人，他别了自己的“风雨茅庐”，客死南洋，千秋饮恨，正是他要坚持的这种气节。这一点与古代的文人气节既有相通处，也有不同处，他身上隐约已有现代人格的闪光。他很少谈论教育，一九四〇年，在新加坡《星洲日报》创办《教育周刊》时，他写了发刊词，痛斥专制下的教育不过是“去势教育”，新教育的真谛也不仅是科学精神，还有人格的修养和精神的健全，他认为这是“创造物质运用物质的根底”。也许这就是他一生所苦苦追寻的。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郁达夫小说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郁达夫文论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郁达夫散文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郭文友《千秋饮恨：郁达夫年谱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