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邵飘萍殉难八十年后，一部砖头般的大书《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散木著，南方日报出版社二〇〇六年九月版）悄然问世，大概是对这位生于乱世、死于乱世的一代报人最好的纪念。八十年的时光不算短，几代人的时间过去了，人们仍记得邵飘萍惨遭杀戮的那个日子，记得他从容赴死的一幕，当然更忘不了他在报业史上四射的光华。同时代的报人胡政之在他遇难第五天曾写下一篇《哀飘萍》，对这位文采斐然、才气焕发、具有采访天才的新闻同业充满悲伤，认为这是民国以来新闻界空前的惨事。那一年，邵飘萍只有四十岁，正处在新闻事业的巅峰状态，他手创的《京报》巍然屹立，已是北方舆论的重镇，受到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各界读者的喜爱，当然也受到强势集团的侧目。转眼八十年过去了，当我们再次回望新闻史上永远伤痛的天桥时，仍然会有强烈的在场感，仿佛邵飘萍一直没有离开，一直在我们的身边，邵飘萍赴义的那个清晨仿佛与我们近在咫尺。对他而言，这是幸还是不幸？
邵飘萍不幸生在一个动荡的乱世，军阀混战，政局诡谲，有枪便是王，新生的共和国徒有国会、总统、宪法，却不能保障真正的民主，在枪杆子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自从辛亥革命那年开始新闻生涯，十五年间，他曾一次又一次地遇险，下狱、流亡、封报、流言的诽谤、权势的恫吓……这一切他都曾一一饱尝。
从杭州《汉民日报》到《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再到独立创办《京报》，他一路走来并不是一帆风顺，路上并不是铺满了玫瑰花，而是有荆棘、有坎坷，年轻的邵飘萍正是在不平坦中显示出了活力。他是新闻的全才，对采访更是有无与伦比的天才，这一点只有黄远生可以和他相提并论，连报业巨人胡政之、张季鸾都自叹不如。他的评论也往往是一针见血，锋利无比，他之所以为有权势者所嫉恨，就是因为他那支不饶人的笔。他始终热切地关怀社会，站在一个报人的角色推动社会进步，对当时的丑恶现象，对形形色色的军阀、政客、无耻议员都进行了毫无顾忌的批评、嘲讽和鞭挞；他不太喜欢用曲笔，他的针砭往往是直截了当的，这是新闻这种文体本身决定的。难怪手握枪杆子的军阀对他恨之入骨，非杀之而后快。
他的声音穿透了时代的黑幕，借助当时最有影响的那些报纸将时代公诸阳光之下。他的通讯、时评因此成为一个可憎时代的有力见证，他本人因此屡遭迫害。先是民国初年，他在杭州，因为直言不讳而得罪当地的权贵，他曾站在被告席上；又因批评袁世凯而被捕，他在狱中过了九个多月，获释后只能东渡日本避祸，时在一九一三年。一九一九年“五四”浪潮过后不久，因为公开批评当权的“安福系”，他遭到通缉，创办不足一年的《京报》第一次被查封，被迫再次亡命日本（一年后因政局变化才得以复刊）。等到“三一八”惨案后，奉系张作霖兵临北京城下，他面临的是难以回避的血光之灾，几路军阀已合谋将他——这个手无寸铁的一介书生送上刑场。他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但他并不后悔，他就义时是面含笑容的。这一天的来临对他也许并不突然，在此之前，他拒绝过张作霖的三十万元支票；更早的时候，他还拒绝过袁世凯十万大洋的收买。他的夫人祝文秀回忆，当时曾劝他不要在《京报》过多地得罪张作霖的势力，以免遭到不测。他坦然回答：“张作霖的那些倒行逆施，我不讲，没人敢谈；就是枪毙我，我也要讲！”
不久前，具有世界影响的女记者法拉奇去世，国内许多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个消息，有些新闻从业者不约而同地谈到法拉奇之所以受到尊敬，关键在于她作为记者的独立性，这是值得中国同业学习的。其实，这种独立性在我们本国的新闻传统中照样存在，黄远生、邵飘萍等人的采访报道就是有力的证明，他们留下的文字几乎可以当作信史来看。追根究底，就在于他们坚持了新闻的独立性，而没有依附于当时的不同势力和利益。他们的不幸下场都是因为不愿向强权屈服，都是因为忠实地守护了新闻记者、报人的独立选择。在新闻自由还没有制度性保障的年头，他们的选择注定了他们的命运，这不仅是他们的不幸。
邵飘萍有幸生在一个社会转型的时期，那是一个王纲解纽、天下未重新定于一的乱世。延续了几千年的集权专制解体了，辛亥革命将皇帝从紫禁城的宝座上拉了下来，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破土而出，古老社会暂时获得了自我解放，有了在夹缝中喘一口气的机会，大学、报纸、书局这些近代的新生事物第一次有了伸展翅膀的空间。从辛亥到“五四”，再到“五卅”“三一八”，他有幸遇到了一个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这里有滚烫的理想、有青年的热血、有澎湃的民族浪潮、有对普世文明的真诚向往……也只有在这样一个时代，他才有可能登上新闻的大舞台，施展自己的全部才华，赤手空拳办起自己的报纸，并影响了一个时代。可以肯定地说，那是一个不稳定的乱世，一个充满不安的时代，但是包括邵飘萍在内的许多人还可以在一个没有路的地方坚持找路，在没有自由保障的地方享受追寻自由、实践自由的快乐，在风险莫测的时局中保持自己独立的人生抉择，赋予自己的人生以意义。换句话说，即使有性命之忧，有流血的危险，但他们还可以努力、可以奋斗，可以把自己生命的活力全部发挥出来。
邵飘萍有幸生在那个时代，“人味儿”尚存。当他殉难，北京弥漫着一片肃杀之气，风声鹤唳，他的家属、新闻界的同行都不敢出面为他收尸、下葬，挺身而出的是几个戏曲界的朋友，昆曲名角韩世昌拿出大洋两百元，拜托师傅侯瑞春出面为飘萍收尸，被誉为“义伶”。京剧名角马连良也亲自出面，参与其事。现在保存下来的邵飘萍殉难后的照片，那些带着弹孔的面容，就是马连良亲手拍下的。“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京剧大师义薄云天、手葬一代报人邵飘萍的故事不仅值得报业史永久记诵，而且也应该载入戏曲史。还有一个小说家陈慎言写了三十万字的《断送京华记》，在自己办的《中华新报》上连载，抨击军阀暴行，被张作霖下狱，关了三个月，侥幸获救。
这就是一个时代的真实风貌。嗜血、杀戮、赤裸裸的暴力决胜负游戏尽管走马灯一般上演，但是在民间社会，在这个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大地上，毕竟还有温情、有义气、有人味儿，这是军阀的枪弹夺不去的，是贪婪、狡诈的官僚政客们毁不了的，这也是邵飘萍的有幸。所以我们看到，在他身后，虽然北京新闻界被卡住了喉管，在上海、在其他城市，他的朋友、同学、同行包括胡政之、张季鸾、陈布雷等人都发表了沉痛的纪念文字，社会各界、各团体谴责军阀杀人的宣言、电文、通告也都刊登在当时的报纸上，如《申报》《商报》《民国日报》《国闻周报》等等。即使在北京，当年《清华周刊》也刊登了纪念他的文章。当时，张学良面对北京新闻界代表为邵飘萍的求情，表示自己无能为力，还说了一句话，“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
《乱世飘萍》不是第一本邵飘萍传，但这不是一本简单的人物传记。作者将邵飘萍放在整个近代中国和新闻史的大背景下，而不是将传主孤零零地拔出来，这是一个特点。历史人物都是他生活的时代的产物，幸与不幸都离不开那个时代。对于传记，这不失为一种好的处理，虽然我不太同意作者对一些历史背景的判断，比如关于“三一八”的定性，比如对其他一些历史事件的解释等。邵飘萍不是完人，不是没有缺点的，他有才子的潇洒，有讲排场、讲究享受的一面，生活消费水准很高，为了维持《京报》和他自己的开销，他也接受过包括北洋政府、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内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津贴、赠款，他没有因为收了钱就改变自己的主张，这是军阀对他恼羞成怒的缘由之一。《乱世飘萍》澄清了当年有关邵飘萍的一些流言，为他做了一些辩护，但也没有回避他的“私领域”、他的一些缺点。不过，我们不会忘记鲁迅的那句断语，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即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也遮没不了邵飘萍作为新闻界战士的光彩。他一生虽短，十五年的新闻生涯也并不漫长，但他生逢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经历了大时代的起伏烟云，他终生没有离开新闻事业，咬定青山不放松，最后以身殉报，在近世中国树立了一个新闻报国的榜样。我个人更看重邵飘萍这个特有的个体生命的活力，他在新闻事业中屡仆屡起、披荆斩棘的那股子劲，他在纷乱时局中长袖善舞、得心应手的那种洒脱和豪迈，本书提供的细节还是太少了些。
《乱世飘萍》大概是目前为止关于这位报人最详实的一本传记，作者与邵飘萍虽无血缘关系，却有着特殊的感情。其父亲郭根就是飘萍的长女婿，也是一位报人，曾做过《大公报》要闻版编辑、《文汇报》总编辑，受到徐铸成等人的赏识。尽管作者没有从事新闻业，对新闻史却有着浓厚的兴趣，小时候他在京报馆曾听外婆汤修慧谈论往事，他们一家可以说是报人世家，在精神上也算是一脉相传。八十年来，邵飘萍的身影在邵家后人心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现在，这本传记不光是作者多年劳作的结晶，同时带着汤修慧、郭根几代人未尽的心愿，这本书因此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