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看得见的东西，一滴墨水像露珠滴在思想之上它使无数人展开了思维的翅膀。”
这是一九一五年二月胡适在留学札记中记下的一句话，来自拜伦的长诗《唐璜》。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十日，当他在报纸上得知梁启超结束在日本的流亡生涯回国时，在日记中写道：“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1]
到一九二九年梁启超去世，他的看法也是如此，他送去的挽联说：
文字收功，神州革命。
生平自许，中国新民。
他对梁启超的评价，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用来评价他自己。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以来开始语言的革新，不仅在语言表述形式上有很大的改变，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价值，引入了许多新的概念。“新民说”就是他的创见，其文字也被称为“新民体”，胡适少年时代深受梁的影响，并沿着梁开启的道路往前走，在语言形式和思想观念上都有了实质性的突破。如果说梁启超代表了戊戌到辛亥那个时代，胡适代表的就是“五四”时代，众所周知，他以倡导白话文而暴得大名，登上中国思想界的大舞台。
白话还是文言，确实不仅是一个语言的问题，语言的背后是表述习惯，是思维方式，也是政治话语方式，是关系到整个社会日常生活的问题。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答读者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现今大总统和国务总理的通电都是用骈体文做的；就是豆腐店里写一封拜年信，也必须用“桃符献瑞，梅萼呈祥，遥知福履绥和，定卜筹祺迪吉”……等等刻板文字。我们若教学生“一律做白话文字”，他们毕业之后，不但不配当“府院”的秘书，还不配当豆腐店的掌柜呢！[2]
这就是当时的现实。
所以，自“五四”以来他就一直呼吁政府公文全部要用白话。黎元洪做总统，擅长骈体文的饶汉祥专门起草文件，胡适在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八日的《努力周报》批评：“黎元洪的鱼电，滔滔三千多字，说的只是两三句话，并且连这两三句话都说不清楚，竟闹出笑话来，几乎下不得台。这件小故事应该使黎元洪得一个教训。饶汉祥一派的滥调文章可以少做做了！有话何不老实说？何必绕大弯子？何必做滥调文章？何必糟蹋许多电报生与读者？饶汉祥可以歇歇了！”同年九月八日，蔡元培邀请汤尔和、蒋梦麟、陶孟和、胡适吃饭。当时汤即将就任教育总长，胡适半开玩笑地对汤说：“我们不久要送一个议案到教育部，请教育部把一切公文都改用国语，并加标点符号（此为我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的提案）。这件事，你（尔和）若肯行，我来帮你做一个[月]的秘书，何如？”九月二十二日，汤就任，要在第二天的国务会议上提名他为秘书。他因开学太忙，走不开，希望暂缓。[3]最后当然没有去。
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他在《努力周报》二十一期发表的短评《这一周》，开篇就是建议教育部率先把一切公文改成国语，并加标点符号，给全国做个榜样。这是当年八月“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年会上的一个议案，他希望汤早日批准施行。他说：“标点符号案是教育部颁布的，小学改用国语案也是教育部颁布的。教育部既然正式提倡标点符号，既然正式提倡国语，岂可至今还不肯用国语和标点来做公文吗？况且法令的第一要件是要明白无疑。凡是可以使公文格外明白无疑的，都应该采用。……还有一层，中国的公文里，保存着无数古代阶级政治的遗形物，最不合今日民主共和国的精神。若一律改用白话，不但虚伪的文句可以扫空，阶级观念的根株也就可以一齐掘倒了。所以我们主张中华民国的法律公文应该一律改用白话，一律分段，一律加上新式标点符号；教育部既然正式提倡国语与标点符号，这个改革应该从教育部做起。”[3]
一九二八年，他给学生罗家伦（志希）写信：
前天听说你把泉币司改为钱币司，我很高兴。我因此想，你现在政府里，何不趁此大改革的机会，提议由政府规定以后一切命令、公文、法令、条约，都须用国语，并须加标点、分段？
此事我等了十年，至今日始有实行的希望。若今日的革命政府尚不能行此事，若罗志希尚不能提议此事，我就真要失望了。
他以为吴稚晖、蔡元培、蒋介石、胡汉民等人都会赞成此事，等来的却是失望。[5]
直到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他在平津铁路局演讲时还在呼吁：“现在白话虽然已经相当普遍，但是有些地方仍然是用文言，希望今后白话能普及到任何方面。如各机关来往的公文，也要用白话。”[6]
政府公文的习惯是最难改变的，这一点他也很清楚，因此他主张由提倡新文学来推动白话文，“要先造成一些有价值的国语文学，养成一种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然后可望改革的普及。”[7]
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借助“五四”运动的浪潮，白话文的推广有一日千里之势，一九一九年前后全国出现的大大小小四百种以上学生刊物，绝大部分都是使用白话文的。更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二日，教育部颁发十二号训令，同意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关于推广国语，以消除文、言分歧，以期言、文一致的建议，令各省教育厅、京师学务处，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这年七月，商务出版的“新法国语教科书”不单国语，也不止一二年级，而是所有年级都用语体文，还加上了新式标点，生字加注音字母。
尽管当时文言教科书没有完全退出，相隔十年后，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九日，胡适还在日记里粘贴了当天的一则剪报《小学校一律采用语体文》，教育部编审处通令小学不用文言教科书，一律采用语体文。同时通令初中教科书的编辑也多采取语体文。
从新的语言表述形式来说，白话文与标点符号是不可分割、融合在一起的。一九一五年八月二日，胡适为《科学》杂志写《论句读及文字符号》万言文，对标点符号等做了很细密的思考。最早采用新式标点符号的就是《科学》杂志，之后，《新青年》《太平洋》《新潮》《每周评论》《北京法政学报》等刊物都采用了新式标点，北大出版的“大学丛书”、月刊，也多用标点，乃至老牌《东方杂志》也有全用标点的文章。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胡适与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朱希祖、马裕藻等北大教授向教育部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希望教育部把这几种标点符号颁行全国，学校、报馆、印刷所、书店都采用，以省读书人的脑力，以谋教育的普及。这个议案作为教育部一九二〇年二月的训令第五十三号公布。[8]
胡适对白话文的提倡也没有止步于《新青年》时期，他在以后的岁月里对于白话文，乃至新式标点仍处处留心。同为《我们的政治主张》十六个签署人之一的罗文干和王宠惠都是反对白话文的，一九二四年一月七日，罗发愤做了一篇约六千字的白话文，胡适将此事记在当天的日记里。一九二九年，他在《新月》发表批评国民党侵犯人权的文章，商务印书馆元老、清末翰林出身的张元济大为赞赏，给他写了一封白话信，他在回信中的激动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今天第一次得读先生的白话信，欢喜极了。”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六日，他在北平丰泽园吃饭，看到厕所的这则告白：“诸君：维持清洁，请溺桶内。”他感叹：“十个字用三种标点符号，皆不错！此岂北京文化之表现乎？”[9]也在日记中记下。
一九三四年一月五日，他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民间报纸《大公报》执笔写下的第一篇“星期论文”，就是《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其中说到“今天[五日]晚报的福州专电说，福州的人民政府已把一切公文都改用白话加标点符号了。这是自然的趋势，迟早总会全国实行的。我们睁眼看看世界，今天还有一个文明国家的公文报纸用死文字的吗？”[10]之后，张季鸾主持笔政的《大公报》从社评到新闻报道渐渐变成了白话。
一九三四年五月五日，因傅作义将军的委托，他为怀柔抗战中阵亡将士公墓书写碑文，首次尝试用白话写这类文字，连铭也是白话的。一年后一九三五年六月五日的日记中他说，“这是第一块白话碑文用全副新式标点符号分段写刻的，所以拓本流传全国。”[11]
他不仅倡导白话代替文言，使用新式标点，而且赞同简化繁体字。当大陆上批胡运动如火如荼时，也正在推行文字改革，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说，每次一张“简字表”一出，胡适立即叫他送去，“每张他都仔细看过。认真评阅之后，总是称赞不置，心平气和，言出由衷”。[12]
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通行的语言，胡适的提倡之功尤不可没。鲁迅在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写信给胡适说：“但白话的生长，总当以《新青年》主张以后为大关键”。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九日，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王云五给胡适来信，“我和梦旦的意见，都很望你能为白话文多做些提倡的工夫。我觉得这件事对于中国前途的贡献更大。我的七岁小孩现在已能写短信，我的十一岁小孩已经在初中第二年了，这不是白话文的功吗？”[13]
一九二七年，当胡适来到阔别十年的美国时，美国的报刊上如此地赞美他：“他勇敢地推进了中国的白话文（一种为人们所不齿的口语）运动，他对中国的贡献可以与意大利的但丁和彼特拉克相媲美：他为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打开了文化教育的大门。而这些人在过去是永远不可能掌握复杂的古汉语的。他号召国人用他们的口头语言来写作，认为用白话文创作的著作具有不容置疑的价值和生命力。”[14]
很多年后，胡适在向唐德刚口述生平时讲到，“前些年[美国的]《展望杂志》（Look）选出我为全世界一百名闻人之一。……他们选我的原因，是我曾经替中国发明了一种新语言。这一项荣誉，世界不论任何人——男人或女人，都不能承当。我没有替中国发明一种语言，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人曾经替任何国家‘发明’过一种语言。”[15]他接着说“语言文字是世界上最保守的东西，比宗教更为保守。”
早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他为钱玄同编的《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写的“卷头言”中也说过类似的话，“我深信语言是一种极守旧的东西，语言文字的改革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得到的。”[16]
但他深知语言的变化必将带来其他方面的深刻变化。一九二一年八月五日，他在南京讲“国语运动与国语教育”，对此有过完整的思考，白话乃是开通民智的利器，国语教育不单是把文言教科书翻成白话。他在一九二六年说：“我们已经意识到，如果中国要生存，必须抛弃某些东西。如果我们真的要教育，要普遍的一般教育，我们首先要有一种新的语言，应能被听、说、读、写所能应用、理解的语言，是一种人民的活生生的语言。”他说，一种新文学和新价值观的出现，对于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兴起有推动作用，认为中国采用白话也将有同样的效果，“因为语言是最重要的思想和表达的载体，所以一个民族语言任何激烈的基本变化，都必将引起社会和精神生活其他方面的巨大变化。”[17]
所以，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他在杭州烟霞洞养病时，当越南的潘是汉带了四个同国人来访，他就劝说他们提倡越南白话，造成国语文学，以为新国家的基础。对于新语言将带来的变化，他充满信心。
胡适以白话文为切入口，实际上就是要引入、普及新思想、新价值、新方法、新生活，按我的理解，新语言并不是指他发明了白话文，而是他借助这种语言形式，推广、传播他的思想，使普通中国人都能通过读书识字，获得常识，具备判断事物的基本理性，成为现代人，拥有现代的生活。表面上是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实质上就是以民间语言替代庙堂语言，以公民语言代替权力语言，以常识语言代替陈腐语言，以开放性语言代替封闭性语言。在这个意义上，称他为中国发明了新语言，也未尝不可。
他在《新青年》时代发表的文章，为白话文、新文学鼓与呼之外，大力倡导“易卜生主义”，论“贞操问题”，谈丧礼改革，谈“新思潮的意义”……这些新价值指向的是一种新生活。一九一九年八月他写过一篇《新生活》，曾广为小学中学教科书选用，他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日记里说，这是他传播最广的文章。他在这篇短文中说，何谓“新生活”？“新生活就是有意思的生活。”“凡是自己说得出‘为什么这样做’的事，都可以说是有意思的生活。”“我们希望中国人都能做这种有意思的新生活。其实这种新生活并不十分难，只消时时刻刻问自己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就可以渐渐的做到我们所说的新生活了。”[18]
简单地说，新生活的核心就是独立思考，就是理性的生活，而不是糊涂地活着。他自己的语言如同清水般澄澈，没有任何杂质，明白、清晰地把普世价值、文明常识告诉他的同胞。
胡适在故乡安徽绩溪上庄，从小阅读大量白话小说，“我在不知不觉之中得了不少的白话散文的训练”，“把文字弄通顺了”。[19]他十四岁到上海，《时报》曾滋养了他的少年时代，不仅是那新创的短评体裁，而且因为上面刊登的新小说，他把那些小说都剪下来，贴成一本。一九二一年九月四日他在上海见到陈景韩，就是他当年崇拜的《时报》主笔，也曾写过短篇小说，就劝陈做白话。因为在他印象里，陈在十年前做的白话小说并不坏。
早在胡适在留学美国期内尝试写白话诗，探讨白话代替文言之前，他对白话文就有了实践。一九〇六年，他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即参与创办了白话的《竞业旬报》，还做了编辑，并动手做白话文，写白话小说，不仅在语言上开始从旧文言的套中挣脱，许多新思想已在萌芽之中。他在《四十自述》中说：“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不但给我了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我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白话文从此形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20]他说，自己的文章长处和短处，在上海《竞业旬报》时代就已充分表现出来，“我的长处是明白清楚，短处是浅显。”当时他不到十五岁，从那时起，他就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所以我从来不怕人笑我的文字浅显。”[21]他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日的日记中写道：“我的文章专注意在这一点长处：‘说话要人了解’，这是我的金科玉律。”[22]
一九一六年七月六日，他写了一篇《白话文言之优劣比较》，称自己和任鸿隽、杨杏佛等留美学生讨论文学改良之法，他主张以白话作文作诗作戏曲小说。他说：“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因不能使人听得懂之故。”“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23]就是这一年的十月，他把这些思路整理了一下，写信给正在办《新青年》的陈独秀，由此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白话文可以说是胡适的武器，也是“五四”一代新知识分子的武器，借助这种新语言，他们表达自己的新思想、新观念，他的语言虽然浅显而不粗陋，其特征是清晰、干净，这是一种常识语言、公民语言。与他的这种语言融为一体的是他“得寸进寸”的社会演进思路，可以说，倡导白话文就是他渐进地推动古老中国往前走的第一步，是他为自己的“得寸进寸”思路找到的第一个可行的支撑点。
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五日，胡适在《时事新报》发表《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一文中提出：
社会是种种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须要改造社会的种种势力。这种改造一定是零碎的改造，——一点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改造。无论你的志愿如何宏大，理想如何彻底，计划如何伟大，你总不能笼统的改造，你总不能不做这种“得寸进寸，得尺进尺”的工夫。所以我说：社会的改造是这种制度那种制度的改造，是这种思想那种思想的改造，是这个家庭那个家庭的改造，是这个学堂那个学堂的改造。[24]
这是他首次直接引用“得寸进寸”的说法。此前，他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写的《新思潮的意义》文中说新思潮的唯一目的就是再造文明，“文明不是拢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拢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25]
他的“得寸进寸”的社会演进思路此时已经成型。这个思路早在他留学美国时就已初现雏形：
一九一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正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的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26]
一九一六年一月三十一日，他在写给美国H.S.维廉斯教授的信中说，自己不赞同一场革命，而宁愿从基础建设起，他一贯相信，通向开明而有效的政治，没有捷径可走。“不管怎样，总以教育民众为主。让我们为下一代，打一个扎实之基础。”虽然他知道这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但也是一个十分必需的过程。[27]“得寸进寸”就是需要这样的一种耐心。
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他在寄给许怡荪的信里说自己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28]
他所说的教育并不局限于学校教育，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教育。所以，他选择的下手处就是倡导白话文，试图通过语言的革新，来建立新社会的基础。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八日，他在《努力周报》发表的《我的歧路》文中回忆，自己一九一七年回国，七月五日船到日本横滨，得知了张勋复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漏，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29]
“五四”以来，胡适不断使用“得寸进寸，得尺进尺”类似的说法。一九二二年六月他在为《努力周报》写的“这一周”短评说：“我们是不承认政治上有什么根本解决的。……我们应该把平常对政治的大奢望暂时收起，只存一个‘得尺进尺，得寸进寸’的希望”。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三日，他为“中国科学社”写社歌，最后几句歌词就是：
我们唱天行有常，我们唱致知穷理。
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30]
一九三四年，他写《“九·一八”的第三周年纪念告全国的青年》。其中说：“努力一分，就有一分的效果。努力百分，就有百分的效果。”[31]
他不相信根本的改造，不幻想毕其功于一役，一夜之间在地上建起天堂，不赞成那种寻求一揽子解决的主义，对各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主义总是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只相信一点一滴的改造，在他看来，即使是世界史上的两次大革命（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虽然震动百世、快意一时，最终还是要回过头来面对枝枝节节的问题。因此，他为自己选择了一条“得寸进寸”的渐进之路。
一九一九年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就是因为他不赞同那种大而化之、一个主义在手就可以包医百病的思路，希望脚踏实地，得寸进寸，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他说：“‘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32]他喜欢易卜生的选择，“易卜生是聪明人，他知道世上没有‘包医百病’的仙方，也没有‘施诸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对于社会的种种罪恶污秽，只开脉案，只说病状，却不肯下药。但他虽不肯下药，却到处告诉我们一个保卫社会健康的卫生良法。”[33]
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二日，他在北大同学新闻事业同志会成立时讲话，希望学生对于真的问题、活的问题有点贡献，“宁可因讨论活问题而被封禁，被监禁，被枪毙；不要拿马克斯、克洛泡特金来替张作霖、曹锟、薛大可、叶公绰的报纸充篇幅！”
他选择“得寸进寸”的社会演进思路，使他只愿意在学术教育和思想言论层面上努力，他可以在北大做教授，做中国公学校长，做北大文学院院长、校长，但他对从政没有兴趣，无论是北洋政府时期的教育次长还是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部长、考试院长、行政院长，他都没有兴趣，革命更不是他的选择。一九二一年八月十二日，老朋友朱谦之在商务印书馆见到他时，正好读了他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大喜，以为他的思想变了。歌词中赞美辛亥革命时用炸弹炸袁世凯未遂和炸良弼的彭家珍四烈士，其中说：
他们的武器：
炸弹！炸弹！
他们的精神：
干！干！干！
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说：“谦之向来希望我出来做革命的事业，我不赞成他的意思。他在警察厅曾劝我革命，但我不赞成。”[34]
他的“二十年不谈政治”承诺并没有坚持多少年，但在大多数时候，他谈政治只是一种业余的精神生活，“在我成年以后的生命里，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述评的不感兴趣的兴趣。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35]他的这种兴趣主要是言论表达，他始终倡导并践行用真姓名发表负责任的文字。一九二二年二月七日日记：“梁任公吃亏在于他放弃了他的言论事业去做总长。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36]他坚持自己办刊，从《努力周报》到《新月》到《独立评论》，这是他生命中最有光彩的事业，也是他践行“得寸进寸”的重要方式之一。他赞同联省自治，但是当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一日，蓝公武劝他加入他们的联省自治运动时，他就不肯加入，“我虽现在不主张放弃政治，但我不能玩这种政客的政治活动。”[37]梁启超们要和他结合组党，他也拒绝了。
他对年轻人的期待，总是希望他们先把自己“铸造成器”。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引用易卜生的话说：“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38]所以，激进的青年常常会觉得他的主张太温和了，不够过瘾。
一九二二年九月六日，北大两个学生黄日葵、刘仁静遇到他，他们不满意他谈政治的态度，他则很诚恳地告诉他们：“我也想用一个观念来简单的说明现在的复杂现状，但我的训练使我的思想万不能[不]如此简单。这是没有法子的！我们谈政治的方针，事实第一，步骤第二，意见第三。”[39]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八日，他在欧洲与傅斯年谈政治。那时候，傅希望中国能有一个有能力的独裁者出来，以整饬社会秩序，再造文明。他不赞同，认为这与唐明宗每夜焚香告天，愿天早生圣人以安中国，有何区别？何况独裁者如墨索里尼之流，“势不能不靠流氓与暴民作事，亦正非吾辈所能堪。德国可学，美国可学，他们的基础皆靠知识与学问。此途虽迂缓，然实唯一之大路也。”[40]
他从来不相信一夜之间在地上建起天堂，不指望天上掉大馅饼，宁愿走迂缓之途，不断求得问题的不断解决。他从来没有打算依靠某个救世主，而只相信每个人自己的觉醒和选择。这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欧洲写信给好友、地质学家丁文江：
今日之事只有三条路：一是猛烈的向前，二是反动的局面，三是学术思想上的大路。（缓进）
我们即不能加入激进派，也决不可自己拉入反动的政治里去。[40]
他的选择与他的成长经历、教育背景有关，其中不能忽略他幼时对太平天国的创伤记忆。他生于一八九一年，去太平天国已远，但他从长辈那里听说了许多有关太平天国的事情，特别是他的故乡遭遇太平天国之乱，人口从乱前的六千人到乱后的一千二百人，减少了百分之八十。[42]
从胡适再往前推，得寸进寸的思路和说法，比他老一辈的晚清人物张謇就有过，一八九五年以后以状元身份在故乡南通埋头办实业、办教育，早在一九〇六年就提出过类似的说法，“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43]当时清廷已颁布了预备立宪诏书，民间立宪运动正在兴起，各种议论纷纭驳杂。
戊戌变法的当事人之一王照欣赏胡适，民国元年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其中也提出过“得尺则尺，得寸则寸”。一九三〇年十月九日王已七十多岁，在上海访胡不遇，留下了这篇稿子，他担心胡适不理解，专门在这一句下面注了一句话：“得尺得寸，即胡先生一点一滴之谓。”[44]
胡适在年轻时曾对梁启超、张謇这些稳健派抱有最大的希望。一九一六年七月十七日，袁世凯死后，他认为国事有希望，理由是这次反袁的中坚人物，“不在激烈派，而在稳健派，即从前的守旧派。这情形大似美国建国初年的情形。”“我国今日的现状，顽固官僚派和极端激烈派两派同时失败，所靠者全在稳健派的人物。”“将来的希望，要有一个开明强硬的在野党做这稳健党的监督，要使今日的稳健不致变成明日的顽固，——如此，然后可望有一个统一共和的中国。”[45]
胡适主要是学者、思想家，张謇是实业家，也是教育家、政治活动家，他们扮演的社会角色并不相同，但他们一样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进得一寸就是一寸，不奢望、不幻想，温和而执著。与那些高扬激进旗帜、大刀阔斧、雷霆闪电般的历史人物相比，他们往往显得不够过瘾，不够雄浑，不够痛快，似乎缺乏颠倒山河、挥洒自如的大气魄。但是，从一个较长的历史进程来看，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选择可能留下了更多正面的遗产，是后人可以效仿，可以跟进的。一个古老民族在流了太多的鲜血之后，也许更应该珍视那些不流一滴血的本土精神资源。
胡适对张謇的认同是由衷的，所以他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为张孝若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写序，深情地称许张謇“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46]
做独立知识分子是胡适的选择。虽然他与政治舞台上的人物也多有来往，包括蒋介石在内。胡适与实业家、银行家多有来往，日记中提及的有穆藕初、刘鸿生、徐新六等人，有些还是好朋友。实业家和知识分子之间，在二十世纪前半叶有着很多共识，也有很多合作。他们都是晚清开始产生的新兴的社会阶层，是古老中国的新因素。他们大多数都是认同“得寸进寸”的社会演进思路，并在找到各自的支撑点之后，步步往前努力。如果说胡适的支撑点是白话文，是新语言，那么张謇的支撑点就是办实业，办工厂。
傅斯年留学归国之后认同了胡适的思路。一九四八年的最后一天，他们在南京长江边一边喝酒，一边背诵陶渊明的诗，并潸然泪下，就是因为这种渐进推动中国的路走到了尽头。信奉“得寸进寸”演进之路的他们不期待一个完美的明天，他们致力于今天，他们不寻求乌托邦式的天堂，只想为百病丛生的现实寻求解决办法。因此，他们要不断地发出独立的声音，表达他们的见解，以唤醒社会，这是一条代价较小、成本较轻、较为健康的道路。然而当他们追求的这条路将被急风暴雨的革命打断时，他们内心的凄凉可想而知。
注：
[1]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0页。
[2][8]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第103页。
[3][34][36][37][39]《胡适日记全编·3》，第791、第806页、第427页、第552页、第472页、第788页。
[4]胡适主编，《努力周报》（影印本）岳麓书社1999年版。
[5]罗久芳、罗久蓉编辑校注《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年版，第271页。
[6]《胡适文集·12》，第47页。
[7][24][25][32][33][38]《胡适文集·2》，第62页、第570页、第558页、第252页、第488页、第486页。
[9]《胡适日记全编·5》，第887页。
[10][31]《胡适文集·11》，第386页、第476页。
[11]《胡适日记全编·6》，第519页。
[12]唐德刚著《胡适杂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页。
[13][14][22]《胡适日记全编·4》，第152页、第488页、第445页。
[15]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页。
[16]《胡适文集·3》，第651页。
[17]转引自[美]周明之著，雷颐译《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页。
[18]《胡适文集·2》，第549—550页。
[19]《胡适文集·1》，第51页。
[20][21][24]《胡适文集·1》，第85页、第80页。
[23][26][27][28][45]《胡适日记全编·2》，第414页、第63页、第335-336页、第325页、第430—431页。
[29]《努力周报》影印本（长沙：岳麓书社，1999）。
[30][44]《胡适日记全编·5》，第830页、第804—806页。
[35]《胡适口述自传》，第46页。
[40][41]《胡适日记全编·4》，第339页、第436页。
[42]《胡适口述自传》，第22页。唐在同书第30页的注解中认为不大可信。
[43]张謇著，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6》，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68页。
[46]《胡适文集·4》，第5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