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去世之后，出色的“新月派”文学评论家叶公超如此评价：“他的文字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刚性是属于他自己的，华丽、柔媚是他没有的东西。”“在杂感文里，他的讽刺可以不受形式的拘束，所以尽可以自由地变化，夹杂着别的成分，同时也可以充分地利用他那锋锐的文字。他的情感的真挚，性情的倔强，智识的广博都在他的杂感中表现的最明显。”[1]
其实，用这些话评价鲁迅的讲演也未尝不可，他的讲演同样的刚性、挺拔，有时甚至很锋锐，三言两语，就能击中要害。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他在上海劳动大学演讲一开头就声明：“我不会讲演，也想不出什么可讲的，讲演近于做八股，是极难的，要有讲演的天才才好，在我是不会的。”他在《集外集》自序中也说：“我曾经能讲书，却不善于讲演。”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他在北平师范大学大操场上露天演讲，轰动一时。《世界日报》“明珠”副刊随后（十二月一日—二日）刊登孤萍的《看鲁迅讲演记》说，那天鲁迅在学生自治会休息时，围住他的青年纷纷提问，有人说：“再在我们那儿公讲一次吧，北方青年对您太渴望了！”他的回答是：“不能了，要走。大家盛意可感的很，我努力用功写文章给诸位看好了。因为口头说并不比文章能生色，看文章大家不要挨挤。”
尽管他自认“不善于演讲”，讲的不如写的，但是他的讲演常常给听讲的青年留下至深的印象。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听过鲁迅演讲的北大学生严薇青回忆：“他的声音不大，但是沉着、有力；他的浙江口音比较重，听起来相当吃力，但是语言简练，大部分能听得懂。他一开头就严肃而又风趣地说：‘今天来的人很多；不过，不一定都是来听我讲演的，恐怕有些人是为了看我的脸来的。’台下的青年们都会心地笑了。”[2]
同一天下午，在北平辅仁大学文学院听过鲁迅演讲的木将，多年后回忆：
先生穿着一件灰朴朴的长袍，和在相片上所见到的一样，短发直直地立着，留着胡子，脸是苍白和瘦削的，没有笑，坚定地站在那里，两眼平和地看着大家。他不是叱咤风云、锋芒毕露地口若悬河，而是声调平缓地在讲话，像年老的长辈为孩子们讲沧海桑田的生活故事。然而就是这些讲演，深深地刻印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看见先生铁铸似地站在北中国的夜空下，站在人民大众的反抗风暴中，愈久弥新。[3]
由茨曾听过两次鲁迅的演讲，在《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如此回忆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北师大大操场上的那次：
听讲的人全都站着，也没有讲台，鲁迅先生是站在一只破旧的书桌上讲话，四周的人都仰望着他。……他的话讲得缓，不响亮，有点沙，但是每一句的意思很清楚，听的人不会感到厌倦。[4]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鲁迅去世已整整六年，林曦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鲁迅在群众中》一文，回忆起北师大大操场上那次演讲还是那么激动：
鲁迅先生的讲演态度中，是决找不到一点手比脚画的煽动和激昂的。他的低弱的绍兴口音，平静而清明，不急促，不故作高昂，却夹带着幽默，充盈着力量，像冬天的不紧不慢的哨子风，刮得那样透彻，挑动了每根心弦上的爱憎，使蛰伏的虫豸们更觉无地自容。
一九三六年十月，郑伯奇回忆鲁迅一九三〇年三月在中国公学社会科学院的讲演时说：
怕是有病的关系吧，鲁迅先生的声音并不高，但却很沉着；口调是徐缓的，像是跟自己人谈家常一样的亲切。
在朴实的语句中，时时露出讽刺的光芒。而每一个讽刺的利箭投射到大众中间，便引起热烈的鼓掌和哄堂的笑声。
不知什么时候，屋子里添进了那么多人。偌大的一座讲堂是挤得水泄不通了。连窗子上面都爬着挟书本的学生。[5]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鲁迅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讲《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相隔近半世纪，原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讲师刘惠之已记不起具体内容，不过仍“记得先生这天演讲时，音调虽平淡，但言词和他的文章同样锋利、幽默”。[6]
有人攻击鲁迅“很欢喜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事实上他并不喜欢演讲，大多数时候，他去演讲，往往是主办方再三邀请，盛意难却而去的。他在他说话时他绝不口吃，这一点大凡听过他讲课、演说、谈话的人都可以证实。“至于说用语是‘南腔北调’，也是一种诬枉。鲁迅虽生长东南，而居北方甚久，说话虽较低缓，无慷慨激昂的音调，但吐字清楚，条理明晰，绝无倒南不北，缠夹不清之弊。”“他说的国语，略带一点江浙味，吐音清切，引证比喻，又均适贴而富于幽默感，使听众既易理解，又感兴趣。”“每一个听过鲁迅演讲或教书的人，一定都能证明：鲁迅不但善于作文，就是演讲，也很能吸引听众。”[7]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在北平听过鲁迅讲话的于伶这样回忆：
先生的谈吐深刻、严密，有力而又生动活泼，句句吸住我们。渐渐谈下去，愈来愈强烈地发射出真挚的热情，又有一种严峻的强大的威力，从他瘦削的脸上透射出来。这是先生对于青年热切的爱抚与严格的要求。他自己很少笑，可是我们这些青年人却从他揭露反动派和所谓“第三种人”作家中一些人的丑恶表演时，逐渐被他的话引出笑声来了。大家的笑声都很短促，可真是笑得深。笑声短，想是因为大家有一种心情，怕会耽误或者深怕失去听他接着说的话头。大家是贪谗地想能多听到一点的缘故。[8]
当然，上述这些回忆，有许多毕竟是鲁迅被神化以后写的，光是“鲁迅”这个名字就笼罩着令人目眩的光环，其中也许不无拔高、夸张的成分，但是将那些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形容词剔除之后，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鲁迅讲演的真实魅力。
二
一九一二年，鲁迅在教育部举办的暑期演讲会上讲美术，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回忆，他讲的内容和他那一时期写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大致相同，但讲得“深入浅出，要言不烦，恰到好处”。这是我们现在知道的鲁迅生平第一次公开演讲。
鲁迅一生至少做过六十多次讲演，横跨了一九一二年他任职北京教育部到一九三六年在上海谢世的二十四年。其中北京居住时期讲演十次（包括两次在西安）、厦门居住时期五次、广州居住时期十次（包括香港的两次）、上海的最后九年中共演讲三十八次（其中有十次在北平）。讲演成为他表达思想、面向社会、特别是影响青年的重要方式，二十四年中，他的六十多次讲演影响及于几代青年。正如曹聚仁所说，他一生所作的几回讲演“都是很重要的”。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九日，鲁迅到北大国文学会讲演，本来准备在马神庙的北大二院举行，因为人多，临时改在北大三院大礼堂，照样人满为患，鲁迅绕到后台才能走上讲坛，可是就连台上也差不多挤满了人。他当夜写信给许广平：“听者有千余人，大约北平寂寞已久，所以学生们很以这类事为新鲜了。”李霁野回忆，鲁迅讲完后还被学生层层围住，场面很是热烈。鲁迅后来对他说：“南方的青年比北方的更热情，常常把他抬起来，抛上去，有时使他头昏目眩才罢手。”“北方的青年较为沉静，不过现在似乎也更为活泼了。”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在北平辅仁大学文学院听过鲁迅演讲的木将，多年后仍清晰地记着那天的情景：
屋子里没有生火，很冷，只听见有人咳嗽，但没有人说话。静极了。这样的气氛使我感到温暖。一下子好像全屋子里的人都亲近起来了。……[9]
十一月二十八日，鲁迅到北平中国大学讲演，“作为会场的礼堂里早已挤满了人，大门口、窗上窗外全都站满了，还在人挤人地涌来，露天空场上的人更多。临时扛来了一张吃饭用的八仙桌，扶着鲁迅先生站上去讲了”。原定讲二十分钟，实际上讲了半个多小时。回忆者于伶就是桌子边上的纠察之一。[10]
当然，最为轰动的还是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鲁迅在北师大的那次讲演，虽然内容并不是最精彩的。讲演先是准备在风雨操场的大礼堂举行，结果窗户上、讲台上都挤满了人，水泄不通，连鲁迅上讲台都很困难，是从人丛中挤进去的。讲演只好改在大操场露天举行。只听见有人喊了一句“到大操场去”，人群便如潮水般涌出。当时在场的林曦有生动地回忆：
掌声像霹雳一般从屋子的一角传开来。人群大大地波动了一下，欢呼迸裂出震破屋顶的巨响。
一扇原是紧锁着的小门，霍的打开了。人群此时更像大风暴中的海洋，猛烈地荡动。我被挤得什么也看不见，只听人喊：鲁迅先生来了，哈，从人的肩头给抬进来了！
台上有人大声报告讲演开始，但再下去什么也听不见，人海搅起了剧烈的轰动，什么地方挤得起了争吵……
“在露天举行！”声嘶力竭的高呼，瓦解了也解救了群众。随着“在大操场，在大操场”的呼声，从门口窗子涌出了奔腾的岩浆般的人流。空气轰响着松下来的出气声和狂涨着热情的欢呼。[11]
于伶回忆：“鲁迅先生兀立在一张方桌子上讲话。当时还没有传声扩音的话筒与喇叭这样的电气化设备。先生为了要让四周的几千人尽可能听得到，真是‘大声疾呼’了。但离得远的听众还只能看到鲁迅先生的战斗的姿态。”[12]俞芳回忆：“在大操场的排球场附近摆着一张大方桌子，鲁迅先生就站在这张桌上讲演。听众很快地围在桌子的周围，前面的坐着，后面的站着，密密层层的。我在礼堂内倒是占着较前面的位置，而挤到操场却在较后面了。那天天气较冷，有风，当时又没有扩音器，而且鲁迅先生又要照顾四周的听众，在讲演中，只得经常转换方向。讲演的内容听不大清楚，现在也记不全了。”[13]刘惠之依稀记得，抬来一张桌子，桌子上放了一把椅子，把先生高抬上桌，冒着寒风就讲了起来：“那时候，没有扩音设备，一则先生声音不大，二则讲台在当中，先生为照顾到四方听众，不时地面向东、南、西、北，在先生背向时，更加听不清楚，所以，这天的讲演听的不全，更加记不清了。”[14]
那一天鲁迅的演讲，“热烈的盛况是空前的，秩序之好也是空前的”。最后竟连北师大的大操场都容纳不了——
靠近大操场的教室大楼、巷道、宿舍、院子，以至校门，都站满了人。后来，连整个师范大学所在地的和平门外、南新华街，都拥满了青年人，使交通都断绝了。同学们都要听先生讲话，但听不见。听不见，看看先生也好。但又看不见。先生讲过后，大家你推我挤，有的要看看先生，有的拿着纪念册请先生题字留念：
“先生，先生！”
“先生，先生！”
一片青年人的海洋！一片人声的波涛！[15]
在这前后，他在北平的几场讲演，每一次会场几乎都被青年“围得密密层层，风雨不透”。鲁迅的讲演为什么有着如此之大的号召力？那毕竟还是一个年轻人充满了理想、激情的时代，不光是鲁迅的讲演广受欢迎，温梓川回忆，当年在暨南大学请鲁迅讲演之后，又请了胡适，“听的人很多，比听鲁迅演讲的人还要多上好几倍。”[16]“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危亡的刺激日甚一日，青年思想逐渐激进，向左翼靠拢，鲁迅的人气迅速上升，而胡适为许多青年所不理解，乃至责难。这在胡适日记中可以看到活生生的记录。林辰认为，青年人对鲁迅的热情固然是由于他数百万言的著、译，也由于他浩然独立的人格与独具一格的个性魅力，当然最直接的原因还是他的讲演本身，常常不是无的放矢的空谈，而是有着坚实深刻的内容，并不像他自己常说的“我没有什么学问和思想，可以贡献给诸君”“我没有整篇的鸿论，也没有高明的见解，只能讲讲我近来所想到的。”郑伯奇曾几次陪同鲁迅前往上海的大学演讲，他的看法是：“鲁迅先生的演讲能够打动听众的心坎，正如他的文字一样，因为他能在日常生活的微细现象中，找出高深理论的具体根据，又能用素朴而深刻的日常言语，将这理论表现出来。”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鲁迅的演讲技巧，单是他的讲题就常含苦心，精心所拟，如：《娜拉走后怎样》《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老调子已经唱完》《无声的中国》《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同时，他的讲演嬉笑怒骂，并不气闷。他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一文中说：“讲演固然不妨夹着笑骂，但无聊的打诨，是非徒无益，而且有害的。”[17]
我们试看鲁迅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厦门大学学生欢送会上的开场白：“不久以前，我在北京，有人骂我是学匪，不但是骂，还要通缉。我着实不敢担保：今后不会有人还要加我以小偷的罪名。”顿时台下一片笑声。
同年七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他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记录者之一欧阳山回忆，广州的天气闷热多雨，借用的市师礼堂又小，只能容三、四百人，结果那几天到了五、六百人，还不包括许多站着的。“鲁迅先生演讲的效果很好，全场很活跃，讲到很多地方都引起哄堂大笑。”比如他讲曹操杀孔融“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引起听众大笑。“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有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又引发了笑声。他指出，曹操主张有才就行，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但他杀孔融的罪名就是不孝。讲到吃药、喝酒、穿衣、扪虱等，也是满场大笑，“比方我今天在这里演讲的时候，扪起虱来，那是不大好的”。“大家听了都大笑起来，但他自己却不笑，而是当成很严肃的事情来讲，大家越是笑，他的神情就更严肃。”[18]
同年十一月六日，鲁迅在上海暨南大学讲演，一位听众留下了这样的记录——他讲到广州的蚊子多，而且比江、浙的要大些，嘴也要长些，“吸起血来不用说是厉害得多，我是供给不起的”。——“说到这里，先生微笑了，同时，引起了大家一阵欢笑；但到了大家发笑的时候，他却不笑了，反而看着大家笑。——这是鲁迅先生演讲时惯有的风格。”[19]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五日，应陈望道之邀，鲁迅到上海江湾的复旦实验中学讲《老而不死论》，陈望道回忆，“我记得，当时鲁迅先生的演讲极有声势，他幽默而泼辣地指斥当时的黑暗势力。每当讲到得意处，他就仰天大笑，听讲的人也都跟着大笑”。[20]
一九三〇年二月，鲁迅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讲绘画，快要结束时，他说“今天我带来一幅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结晶，请大家欣赏欣赏”。——“说时一手伸进长袍，把一卷纸徐徐从衣襟上方伸出，打开看时，原来是一幅病态十足的月份牌，引得哄堂大笑。在笑声中结束了他的讲演。”[21]
二十多年前，我曾在《演讲与口才》杂志上读到过一篇题为《鲁迅的演讲观》的文章。作者指出，鲁迅虽无意做一个演说家，却成了杰出的演说家。鲁迅也没有专门研究过讲演的理论和技巧，但其讲演却每每切中要害，入木三分。而且他的讲演从不拖泥带水，浪费听众的时间，他曾说过“我有定例：至多十分钟为限”，其实他的讲演既有一分钟的，如《读书与革命》，也有五分钟的，如在厦门平民学校的演讲，一般的讲演都是四十分钟到一小时。至于做学术讲演，则有一次讲不完，而分成两次、多次讲的。
鲁迅的讲演中不仅时时迸闪出思想的火花，无论是讲演本身还是回答听众的提问，还常常有一些令人难忘的隽语。比如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九日，他在“左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茅盾在《我和鲁迅的接触》文中回忆，鲁迅大约讲了半小时，大意是关于国民党御用文人和报纸对“左联”的攻击等。有一句话，他一直记得很清楚，鲁迅说：“我们有些人恐怕现在从左边上来，将来要从右边下去的。”[22]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鲁迅在北平师范大学讲演结束后，在休息室有青年表示，希望他留在北平教书，他回答：“我一到此间，即有人说我卷土重来，故我不得不卷土重去，以免抢饭碗之嫌。”有人问他住在上海的感觉，他则回答说：“上海太商品化，洋场气。而且现在连住上海租界也不稳当了。统治阶级的嗅觉是极灵的，但被统治阶级也灵敏。所以有时无影无踪，使敌人扑空。”[23]听众禁不住大笑。
当然，他讲演中最具震撼力的还是那些精辟的概括，许多流传后世、广为人知的段落都出自他的讲演中，随便抄几段即可见一斑——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另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娜拉走后怎样》）
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上海文艺之一瞥》）
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记谈话》）
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一九三〇年三月九日在上海中华大学讲演《革命文学》）
……
三
一九二四年七月，鲁迅应国立西北大学的邀请，前往西安讲《中国小说史》。当时曾听过讲演的谢迈千回忆：
鲁迅先生上堂讲演，总是穿着白小纺大衫，黑布裤，黑皮鞋，仪容非常严肃。讲演之前，只在黑板上写个题目，其余一概口讲，说话非常简要，有时也很幽默，偶尔一笑。[24]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五日，鲁迅在中山大学学生会欢迎会上讲演，近十年后，清水写下《我忆念到鲁迅先生》时，依然清晰地记着——
他把腰微微地一屈，站了起来，随着一阵震天价响的掌声踱到讲台前了。这时候，大家齐把精神集中，鸦雀无声的听他老的说话。他那干瘪黄瘦的脸庞，高起突出的颧骨，浓的眉，长的发（未修装），短髭，布鞋，尖锐而又慈和的眼睛，我是看得非常之清楚。[25]
同年十月二十八日，在上海立达学园听过鲁迅讲演的胡行之回忆：
一霎时，掌声雷动，讲坛上便挺立着一个老头儿。他的模样呢，黄黄的脸，唇上堆着一撮黑须，发是乱蓬蓬的，穿着一件颇肮脏的老布长衫，面色黄黑，赛似一个鸦片鬼，又似一个土老儿，如果没有读过他的文章，怎会知道这是一个文坛健将呢？
他之不爱修饰，随便的衣着，说话时常带讽刺，使人发笑，使人感到沉痛，这完全如他的文章一样。古人说“文如其人”，确是一些不错的。[26]
同年十一月六日，鲁迅在上海暨南大学文学系同级会讲演，听过讲演的黄慕度回忆初见鲁迅的印象：“他中等身材，两道浓眉之下黑白分明的眼球炯炯有神，日本式的短髭簇聚在上唇，显出别致的风采。他微笑着向大家不断地点头”。[27]
一九三〇年三月九日，鲁迅在上海中华大学讲演《革命文学》，曾听过这次讲演的李乔记得他：“穿灰布长衫，朴素得像一位老农民似的先生。没有戴帽子，留着平顶，头发一根根直立着，不由得会使人想起‘怒发冲冠’那句词来。他的颧骨很高，两眼炯炯有光，一看到那方形的脸庞，那两道浓眉，那撇隶书的一字形的胡髭，不用介绍，这是我早已仰慕的伟大作家——鲁迅先生了。”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听过鲁迅演讲的北大学生严薇青回忆，“我们看到鲁迅先生穿着藏青色布棉袍；平顶头，没戴帽子；脚上穿着大家熟知的黑色帆布劳动鞋。”[28]
林曦的《鲁迅在群众中》回忆自己在北师大大操场上见到的鲁迅：
苍白的瘦面孔，肌肉并不紧张，但却含蓄着一般沉毅的魄力。浓黑的直立的长发，不整齐而倔强。平直的两道浓眉，和隆直的鼻子，互相正确的垂直，这样所构成的严肃和正直之感，被软软的上下眼泡所包起来的柔细的眼睛和向两鬓退去的皱纹，用和善深沉的色彩给调和了。掩口的黑须，和血色不甚明显的口唇，在说话时巧妙的配合着语句的幽默，话停时，却追加上令人信服的坚定。
暗旧的茶绿色的棉袍，领扣虽是扣了，却不大对得上。当说话时一只手作着沉稳的手势时，袖口显得空洞，袍子的下摆落在膝盖下不远的腿上，衣服短，人更觉得低矮了。
李文保回忆鲁迅那天休息时回答学生的提问，“每次答话不多，却中肯有力。答问时，鲁迅的态度有似和家人谈家常，从容，安详，毫不矜持，没有一点知识分子架子。从他身形看，头上刺天的短发，饱含着闪耀光芒的双眼，挺硬齐平的胡须，随着讲话动作着。时已冬季，穿的却是一件夹袍似的青色薄棉长袍，脚穿的却只是青年常穿的青色网球鞋。讲话有时用手轻摸着桌上他的旧毡帽，给人以极为简朴的印象。”[29]
多少年后，这些亲聆过鲁迅演讲的青年都忘不了先生的面容，从西安、广州到上海，从上海到北平，时间跨度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二年，前后近十年。他们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场合看到的鲁迅也各有不同，有的说像“鸦片鬼”“土老儿”，有的说像“老农民”……但没有人忘得了他那一根根直立的头发、常常锁着的眉头、一撇隶书的“一”字形短髭，以及一烟在手、绵绵不绝的形象。二〇〇五年六月五日，因向清华大学请辞教职而名动一时的画家陈丹青在鲁迅纪念馆说，他从照片上看到过郭沫若、茅盾、冰心等人的模样，“各有各的性情与分量”，胡适、沈从文、梁实秋等人“也各有各的可圈可点之处，尤其胡适，真是相貌堂堂”——
这时我回头看看鲁迅先生：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长得不一样。这张脸非常不买账，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
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命运，配他的地位与声名。……
鲁迅的时代，中国的文艺差不多衔接着西方十八、十九世纪。人家西方十八、十九世纪文学史，法国人摆得出司汤达、巴尔扎克的好样子，英国人摆得出哈代、狄更斯的好样子，德国人摆得出歌德、席勒的好样子，俄国人摆得出托尔斯泰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样子，二十世纪的印度还有个泰戈尔，也是好样子——现代中国呢，谢天谢地，总算五四运动闹过后，留下鲁迅先生这张脸摆在世界文豪群像中，不丢我们的脸——大家想想看，上面提到的中国文学家，除了鲁迅先生，哪一张脸摆出去，比他更有分量？更有泰斗相？更有民族性？更有象征性？更有历史性？[30]
诚然这当中包含了画家独特的情感因素和审美视角，是一种个人化的和艺术化的评判。当年曾两次听过鲁迅讲演的由茨看到的鲁迅：“脸色很苍白，除了两撇浓黑的髭以外，在鬓边也长出几根粗硬的须，看去就是好几个月不进理发店。穿着一袭黑布面的山羊皮裘，一条狭窄的腊肠式灰尼西装裤，和一双胶底平等鞋。”[31]他觉得这个样子的鲁迅是一个可亲的人，“庄严而不傲慢，和蔼而不轻佻”。[32]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一判断和只看过鲁迅照片的油画家陈丹青不谋而合。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录当年亲睹过鲁迅面容的人们留下的文字，并与一位油画家的文字相印证，无非是想让这一幅活在无数人心中的肖像变得更具体、更清晰一些。
四
鲁迅一生最重要的时期先后处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之下，他对现实的不满始终如一。他从不给当权的武人好脸色看，当然当权者也不喜欢他；更多的时候，他处于边缘、民间，与达官贵人没有往来；他演讲时也从不看人颜色，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否则他宁愿不讲。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演讲毫无忌讳，什么都敢碰，他还是有分寸、有节制的，并不“冒险”。
鲁迅的《而已集》中有一篇《略谈香港》：“然而我的讲演，真是‘老生常谈’，而且还是七八年前的‘常谈’。”他向来不主张“震骇一时的牺牲”，而主张“深沉的韧的战斗”，主张“打壕堑战”，而不是许褚式的“赤膊上阵”。从北到南，在时代巨变的浪潮中，他之所以一再坚持“老生常谈”，无非因为真的“民国”并未出现，只有“军国”、“党国”，天下老鸦一般黑。他到厦门不久，就发现那里的“社会和学校也和北京一样腐败”。他到广州，又发现所谓“革命大本营”，那里的人民“并无力量”，广州“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他目睹了“三一八”，又耳闻了“四一二”，见证了广州“四一五”的清党杀戮，青年的人头、热血，让他感到无比的沉重和痛苦。面对这样的时代黑暗，他说过“倘笔舌尚存，是总要使用的”。他也说过“一演说，就与当局者的意见一定相反”。无论如何，他决不帮闲，所以即使在殖民地香港他也要喊出“老调子已唱完”，变“无声的中国”为“有声的中国”的时代强音。
一九二四年七月，鲁迅在西北大学讲“中国小说史”，时为陕西省长的军阀刘镇华请他到西安讲武堂给士兵演讲，并托人示意，要他换一下题目，可他不愿为军阀捧场，只肯讲小说史，碰了钉子的刘镇华几乎要撕下“礼贤下士”的面具，经人劝阻才罢。当地《新秦日报》则因透露了刘氏“怒形于色”的消息而被罚停刊几天。对此，许广平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一日给单演义的信中这样解释：“鲁迅对当时西安以及北方军阀黑暗，是很小心对待的，故对军士也只讲小说史，即可具见。”[33]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日，鲁迅在厦门大学周会上讲《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两天后，他写信给许广平：“这里的校长是尊孔的，上星期日[四]他们请我到周会演说，我仍说我的‘少读中国书’主义，并且说学生应该做‘好事之徒’。他忽而大以为然，说陈嘉庚也正是‘好事之徒’，所以肯兴学，而不悟和他的尊孔冲突。这里就是如此胡里胡涂。”
十一月二十七日，鲁迅应邀在厦门集美学校讲演，内容就与校长的观点相悖。校长的意思是学生就应专门埋头读书，而他认为学生也要留心世事。他在演讲一开头即说：“我在厦门的时候，听说叶校长的办学很拘束，学生极不自由，殊不敢加以赞同。本不想来，林语堂先生却怂恿我随便说一些。刚才叶校长又请我吃面。吃了人家的东西，好像要说人家的好话，但我不是那样的人。对于叶校长办学的方法之错误，以及青年身心的发展，和参加社会的活动必要等等，我仍旧是非说不可的。”
他在《华盖集续编·海上通讯》文中说得更详细：
校长实在沉鸷得很，殷勤劝我吃饭。我却一面吃，一面愁。心里想，先给我演说就好了，听得讨厌，就可以不请我吃饭；现在饭已下肚，倘使说话有背谬之处，适足以加重罪孽，如何是好呢。午后讲演，我说的是照例的聪明人不能做事，因为他想来想去，终于什么也做不成等类的话。那时校长坐在我背后，我看不见。直到前几天，才听说这位叶渊校长也说集美学校的闹风潮，都是我不好，对青年人说话，那里可以说人是不必想来想去的呢。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他还在后面摇摇头。
我的处世，自以为退让得尽够了，人家在办报，我决不自行去投稿；人家在开会，我决不自己去演说。硬要我去，自然也可以的，但须任凭我说一点我所要说的话，否则，我宁可一声不响，算是死尸。但这里却必须我开口说话，而话又须合于校长之意。我不是别人，那知道别人的意思呢？“先意承志”的妙法又未曾学过。其被摇头，实活该也。
一九二七年二月，就连鲁迅应香港青年会之邀前往演讲，英国殖民当局也不大欢迎。他还在赴港船上，就有船员为他的安危担忧，以为他去香港“说不定会遭谋害。”他在《略谈香港》中说：“我去讲演的时候，主持其事的人大约很受了许多困难，但我都不大清楚。单知道先是颇遭干涉，中途又有反对者派人索取入场券，收藏起来，使别人不能去听；后来又不许将讲稿登报，经交涉的结果，是削去和改窜了许多。”二月二十五日，他给章廷谦写信说：“十七日到香港去演说，被英国人禁止在报上揭载了。真是钉子之多，不胜枚举。”[34]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四日，鲁迅在上海暨南大学饭厅讲演《离骚与反离骚》，含沙射影地批评了国民党当局，还直接批评了胡适和“新月派”。他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写信给杨霁云：“在暨南的讲演，即使检得，恐怕也通不过的。”
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日，鲁迅在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讲《上海文艺之一瞥》，不久（七月三十日），他写信给李小峰：
《上海文艺之一瞥》我讲了一点钟，《文艺新闻》上所载的是记者摘记的大略，我还想自草一篇。但现在文网密极，动招罪尤，所以于《青年界》是否相宜，乃一疑问。且待我草成后再看罢。大约下一期《文艺新闻》所载，就有犯讳的话了。
鲁迅一九三二年的北平之行应邀做了密集的五次演讲，号称“北平五讲”。期间有种种不利于鲁迅的传闻，小报上散布着许多恶毒的诽谤，有人说他此次重回北平是“卷土重来”，是来抢饭碗的，所以他才会多次公开表示，自己马上就要“卷土重去”。作家出版社一九六二年出版的许广平《鲁迅回忆录》说，北平的国民党当局甚至连逮捕公文都已写好了，由于十一月二十七日是休息天，不办公，所以公文还缺了一个“官印”，二十八日上午鲁迅还在中国大学讲演，他们想当然地以为至少当天他不至于离开，“就在这间不容发的紧要关头，鲁迅当天下午就搭车离开了他所酷爱的北京和可依恋的群众。他走了，从此永远不再来了。”逮捕他的公文白白预备了。这是深知内幕的朋友后来告诉鲁迅的。[35]
鲁迅在中国大学演讲那天，确实有听众被当场捕去。事后，中大还有人继续被捕，许多人为鲁迅的安危感到担忧。他离开北平之后，一时传说纷纭，或说他在车站、或在火车上遭到暗算，北平的青年学生有人主张散发抗议宣言，有人主张示威游行，后来从周老太太那里得到确切消息，知他已于十一月三十日平安回到上海，大家才放了心。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鲁迅写信给杨霁云：“在北平共讲五次，手头存有记录者只有二篇，都记得很不确，不能用，今姑寄上一阅。还有两回是上车之前讲的，一为《文艺与武力》，其一，则连题目也忘记了。其时官员已深恶我，所以也许报不再登载讲演大略。”
不过说到底，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间，“有惊无险，太严重的迫害，并不曾有过。”[36]曹聚仁的这一说法是可信的。
五
一九三三年一月，上海《出版消息》第四期发表署名“美子”的《作家素描[八]：鲁迅》一文，其中说：“鲁迅很欢喜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然而这是促成他深刻而又滑稽的条件之一。”鲁迅把自己的一本杂感集干脆就叫做《南腔北调集》，以作为“答复”。他在《题记》中说：“前两点我很惊奇，后一点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37]
其实他并不喜欢演说，这一点，从《而已集》这篇《通信》中也不难看出，“然而苦矣！访问的，研究的，谈文学的，侦探思想的，要作序，题签的，请演说的，闹得个不亦乐乎。我尤其怕的是演说，因为它有指定的时候，不听拖延。临时到来一班青年，连劝带逼，将你绑了出去。而所说的话是大概有一定的题目的。命题作文，我最不擅长。否则，我在清朝不早进了秀才了么？然而不得已，也只好起承转合，上台去说几句。但我自有定例：至多以十分钟为限。可是心里还是不舒服，事前事后，我常常对熟人叹息说：不料我竟到‘革命的策源地’来做洋八股了。”[38]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鲁迅给章廷谦的信中也说：“我在这里，被抬得太高，苦极。作文演说的债，欠了许多。”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一日，他在北平燕京大学国文学会讲《现今的新文学概观》的前一天，还写信给许广平说，“我这回本来想决不多说话，但因为有一些学生渴望我去，所以只得去讲几句。我于月初要走了，但决不冒险，千万不要担心。”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北平的“左联”等左翼社团聚会请他讲话。他曾说过这样一席话：“这回，是专为探望母亲的病来的。……近两三天之内，做了三回演讲。前天刚谢绝了一处，昨晚倒又答应了到师范大学去讲一次。今晚，决计不作讲演，随便谈谈。其实讲演也只是随便谈谈……”[39]
而有的时候，对于素昧平生的青年学生的邀请，他却会欣然前去，不推脱，不摆架子。当年在暨南大学就读的马来西亚华侨学生温梓川回忆，一九二九年冬天，他们的文艺社团“槟榔社”（前身是“暨南文艺研究会”）邀请鲁迅演讲。“因为我们当时还不知道鲁迅住在哪里，便写了封公函，把我们要求他到暨南来演讲的意思，征求他的同意，日期和时间都由他自己订定，信是挂号寄到上海四马路北新书局转交的。过了一个星期，鲁迅的回信寄来了。他答允到暨南来作公开演讲，至于讲题却一时尚未能决定，并且还约定我们最好届时在真茹车站等他，他自己会搭火车前来。到了那天下午三时前，他果然如约从火车三等座走下车来。我们七八个同学，便把他一窝蜂地拥到大饭堂去。”[40]所以温梓川说那次请鲁迅讲演“最为省事”。那一天是十二月四日，鲁迅的讲题是《离骚与反离骚》。
六
从现存的演讲记录粗略地看，鲁迅一生的演讲大致上可以分为六类，关于中国文明与改革的艰难与曲折、关于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关于文学与革命与其他的关系、中国文学史和小说史研究、读书和美术方面的见解、其他的即兴话题。透过这些演讲，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中国文明史、国民性鞭辟入里的深刻认识，可以看到他对知识分子与权力、文学与权力、文学与革命的一针见血的看法，他对读书、对艺术、对人生的见解。有时候，他的讲题本身就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比如《娜拉走后怎样》《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老调子已经唱完》《无声的中国》《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老而不死论》《象牙塔和蜗牛庐》等等，仅这些命题就足以垂之精神史，启迪后世。
鲁迅已经是一个民族的符号，没有人能够回避，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同时，我们也毋庸讳言，真实的鲁迅不是神，而是人，他不是完美无缺的，他有他的精神限度。他的求学生涯、读书兴趣、知识结构、人生经历，他的性格、脾气、爱好、家庭出身乃至地域背景，都决定了鲁迅何以成为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九年，他对自己了解不多的苏联有过真诚的向往；他晚年在上海，日渐向左翼意识形态靠拢，逐渐与人性论疏离，信奉了文学的阶级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他对苏联的认识是片面的，他未能察觉到斯大林铁腕下的血泪与苦难，也未能洞见阶级论支配下的文学往往沦为口号宣传的宿命。
但，我们并不因此否定鲁迅的价值，否定他曾经达到的精神高度，更不会忘记正是他选择了独立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即便是他日渐被迷雾笼罩的生命黄昏，他对纷繁复杂的世事还是保持了清醒的判断，他一直对形形色色的力量保持了某种警惕与清醒，他对“四条汉子”、对“太阳社”和“创造社”等都有过极为尖锐的批评。这些在他的讲演当中都有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流露。独立思考——始终是他对青年的谆谆教诲。他一方面力图站在边缘、民间、底层大众的立场，他在不少作品中表达出对底层民众的悲悯，对一切人间的不平、非文明的因素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一方面，他身上又有着强烈的精英意识，我的朋友蔡朝阳是鲁迅故乡绍兴一所高中的年轻语文教师，他发现信奉尼采的鲁迅有很多文章有意、无意间露出了对普通民众居高临下的姿态，《纪念刘和珍君》等文不断出现“庸众”“无恶意的闲人”等字眼，鲁迅对普通民众的麻木、冷漠、不觉悟表现出了无比痛恨和蔑视。他感到鲁迅对普通民众一直有爱恨交织，爱中有恨，恨中有爱的情绪，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认为鲁迅的有些文字“很冷，甚至有些油滑”，没有宗教信仰的鲁迅之所以能够“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靠的不是爱，而是“阴冷”。画家陈丹青只看到其“好玩”的一面，没有洞察其“阴冷”的一面。这些观点无疑都是富有启发性的。面对鲁迅，今天的中国有两种很不好的倾向，一种是对鲁迅的偶像崇拜，乃至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不准别人说一句鲁迅的不是；一种是全盘否定鲁迅，以打倒鲁迅为目的，都是我不能认同的。
鲁迅早年就读的学校，从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到留学日本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都是工科、医科学校，之后他弃医从文，转向文艺，他通日语，还学过德语，德文曾是他的“敲门砖”，他在日本到处搜求德文的新旧书报，接触东欧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后来他又自学了俄语，但并不懂得英语，他自己译的西方作品基本上是从日文或德文转译的。他接触西方文明是从南京求学时代开始的，阅读过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法意》等学术著作，和林纾翻译的小说，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的目光不再停留在三味书屋和百草园给予他的限定，他超越了老绍兴的束缚。但他接受的精神资源也是有限的，他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博览古书，其中尤其是野史最多，他熟悉中国古代文化、历史，他对中国旧文明有着鞭辟入里的认识不是偶然的。在吸收世界文明方面，他偏重于文学、哲学、艺术，特别对东欧、俄罗斯文学有着强烈的兴趣，当然他有一定的自然科学基础，对植物学尤其情有独钟，他对日本文学及文艺理论等都有很深的了解。他阅读过尼采等德国哲学家的传记和著作。
从鲁迅留下的讲演记录稿，我们不难看出，他信手拈来、他常常列举的都是俄罗斯、苏联文学、历史、现实中的事情，他对源自希腊，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欧美文明了解非常有限，几乎很少涉及。作为文学家，鲁迅的学养、他所吮吸的精神滋养或许差不多够了，但作为思想家，他未能呼吸而领会到欧风美雨，更好、更多地饱吸人类主流文明的乳汁，这是毋庸置疑的缺陷。这一点，我曾和朝阳讨论过。他认为鲁迅在精神气质上，接近的是尼采、叔本华一路，就其美术、美学的兴趣来看，也是如此。鲁迅作为文学家，是从感性出发的，作为思想家，只是生存哲学层面上的，其表达是诗性的、直觉的，缺乏逻辑推演，属于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这一谱系。所以他很怀疑，欧美文明中基于经验主义的常识理性，即使鲁迅接触到了，也未必对他有很大意义。当然，这已经是一个无法验证的问题。
在鲁迅离世七十年后，鲁迅过时了吗？鲁迅的时代过去了吗？这些问号，每个人只要翻开鲁迅的那些小说、杂感，就能作出各自的回答。他的杂文不是篇篇精品，其中有大量混战的产物，有许多晦涩、隐晦、曲折的文字，有嘲讽甚至也有他不主张的谩骂，但他确实常常用小题目做出了大文章，深刻、透彻、清晰。狂妄不可一世的李敖，二〇〇五年秋天在北大讲坛上的表演，曾经迷惑、欺骗、倾倒了许多青年，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具有一定思考能力、接受过人类普世价值的青年，然而，如果对照阅读鲁迅的《二丑艺术》，短短千言，洞若观火，足以让李氏的戏法原形毕露。
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尼采的超人说到马列的阶级论，鲁迅的信仰之路并不平坦，但他骨子里终究是一个具有强烈内省气质的个人主义者，我们不妨把他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个人主义者。他对权势始终如一地保持了距离，表示了蔑视，不仅态度决绝，而且身体力行，这是足以为后世知识分子法的。鲁迅是真挚的，他对本民族的阴暗、灰色的一面看得很透，他洞察人性的幽暗与卑微，但他对这个他与生俱来的民族始终怀着热望，他要肩起“黑暗的闸门”、掀翻“吃人的筵席”，他发出的第一声呼号就是“救救孩子”。这一切我们也都能在鲁迅的演讲中读出来。无论如何，鲁迅的缺失，正是我们今天起步前行的地方。
注：
[1]陈子善编《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96、103页。
[2][4][5][6][13][14][18][24][26][27][28][29][31][32][33][35]马蹄疾《鲁迅演讲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64、511、392、484、522、526、247、70、263、271、463、523—524、511、510、72、535页。
[3][8][9][10][12][15][20][23][39]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第206、185、205、188、187、206—207、14、191、184—185页。
[7]《鲁迅演讲系年》，见林辰《鲁迅传》，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251页。
[11]《鲁迅在群众中》，《新华日报》1942年10月19日。
[16][40]温梓川《文人的另一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167页。
[17]鲁迅《且介亭杂志末编》，《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58页。
[19][21]刘运峰编《鲁迅佚文全集》，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第772页、第790页。
[22]《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
[25]汉口《西北风》半月刊第3期，1936年12月5日。
[30]陈丹青《我谈大先生》，《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2005年8月10日。
[34]时间有误，应为2月18日，被禁载的是次日的演讲记录《老调子已经唱完》。
[36]曹聚仁《鲁迅评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
[37]《鲁迅全集》第4卷，第417页。
[38]《鲁迅全集》第3卷，第446—4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