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条战线”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九日，浙江大学农学院学生、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在杭州监狱中遇害，由此引发新一轮以“反迫害、争自由”为主题的学生运动——“于子三运动”。毛泽东曾说“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是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第二条战线”。任弼时在当年总结有三次大的学生运动，就是指北大女生“沈崇案”引发的“抗暴运动”、“反饥饿、反内战”为主题的“五二〇运动”以及“于子三运动”。
“于子三运动”发生在浙江大学，前后持续四个半月。参加运动的不仅有青年学生，还有全体教师员工，同时得到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全体教授罢教、全体讲师助教罢教，放在整个浙大校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
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先生，“对共产党并不了解，也不同情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但由于他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在一九四七年‘于子三运动’中，他第一个起来号召浙大全体教授罢教，以抗议国民党当局杀害学生的暴行。”十月三十日上午，在于子三遇害后第二天的全校教授会上，“在听取竺可桢校长、校医和学生代表的情况汇报后，束先生首先发言，他说：‘我向来不赞成学生搞政治活动，但是，政府如此摧残我们苦心培育的学生，如此践踏人权，我们无法容忍。教授会应该以罢教抗议政府的暴行。’他还愤慨地说：‘我就不信，我们不敢罢教！’在场七十多位教授都赞成他的意见，于是以浙大教授会名义作出决议：为抗议于子三被杀，全体教授罢教一天，并发表宣言，谴责政府暴行，要求保障人权。全体教授罢教，在浙大历史上从未有过”。像束星北这样平常并不关心政治，却仗义支持学生正义行动的教授各个院系都有，物理系的王淦昌，外文系的张君川，农学院的蔡邦华、刘潇然，工学院的杨耀德、钱令希，法学院的严仁赓，师范学院的俞子夷，音乐教授沈思岩，体育教授舒鸿等等，都给浙大学子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十月三十一日（于子三遇害第三天），杭州已临时戒严，教授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罢教一天的决议，成立“于子三善后委员会”，发表题为《国立浙江大学教授会为于子三惨死事宣言》的抗议，要求保障人权，惩办相关人员。十一月一日，讲师助教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罢教抗议声明，浙大劳工福利会、研究生联谊会也站了出来。浙大师生员工如此团结一致，共同向当权者抗议，这在浙大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整个运动中，竺可桢的言行感人肺腑，成为学生最有力的精神支柱。当他得知于子三等四人被捕的消息，马上开始活动，到处给有关当局打电话，又是民政厅，又是警察局，又是省党部，又是保安司令家，又是省政府秘书长。他要求保安司令转告警察局，“四人如有重大嫌疑，应送法院；如无，则由余保释”。当天他亲自赶到保安司令部、警察局各处，再三交涉，坚决要求保释未果。二十七日，他要求见被捕学生，当局以“恐泄漏秘密故不允”，他又郑重“要求早日引渡至法院，可用司法手续办理”。二十八日晚上十点半，他还打电话要求保安司令部将学生移交法院。二十九日上午，他打电话给保安司令部责怪他们“爽约”，没有及时送学生到法院；他主持召开行政会议讨论营救，并劝说学生不要罢课。然而就在这天下午，于子三在狱中被害。他与医生李天助、学生代表二人夜间赶到现场，拒绝在所谓“于子三以玻璃自杀”的“证明”上签字，只在另一白纸上写下：
浙江大学学生于子三委实已死，到场看过。竺可桢卅六年十月廿九日夜十二时
由于他连日奔波，还要处理日常校务，吃睡都不正常，体力不支，加上心情难受，他竟当场昏晕了过去。十一月四日他到南京，想到教育部辞职。
第二天，他在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说，于子三“作为一个学生是一个好学生，此事将成千古奇冤。”这是他当天日记的记录，与《申报》的报道有点小出入：“使于生（子三）致死主要凶器与创口之真相均尚须调查，其死因或将成为千古疑案”。他还说了一句，“总之，学校的立场认为这是一法律事件，其最后结局，将判明政府法治精神的充分与否及保障人权意愿的有无。”他的仗义执言，冲破了当时官方的新闻封锁，一时震惊全国。教育部长朱家骅要他在报纸上“更正”，他断然拒绝：“报载是事实，无法更正。”
十一月六日，他不停地奔走于谢冠生、王云五、俞大维、陈雪屏、朱家骅、陈布雷等政要之间，为于子三喊冤，争取其他几个学生的出狱，毫无结果。这一天《大公报》刊登他的谈话，“谓有关于法律问题及于子三自杀颇成疑问之说云。”陈布雷的意思，“以为于是胆怯而自尽，余亦认为可能，但余发表谈话，亦只说尚有疑窦，未说是被杀也。”这是他当天日记所载。十一月七日，他返回风声鹤唳中的杭州。
更难得的是，在“于子三运动”的关键时刻，他曾公开表示：“一本过去理智态度、求是精神，决不畏难而退，不能以利害得失而放弃追求真理。”并说：“真理在我们这一边，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当于子三死讯传来，浙大的莘莘学子就“踏着于烈士的血上去”，他们游行示威，发表《告同胞书》《再告全国同胞同学书》《天堂血泪》等，冲破官方的新闻封锁，向全国、全世界控诉“天堂血泪”。他们提出要“用我们能够使用的方式，在这个可诅咒的地方，击退这可诅咒的时代”。八百五十四名学生联名控告浙江省保安副司令竺鸣涛，连续发表“为继续罢课再告全国同胞同学书”、敬告师长书、上校长书，他们举行公祭大会，组织申诉队走上街头、深入各校，把学运之火燃向全杭州，燃向浙江和全国。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昆明、武汉、厦门、福州、苏州、长沙、西安等地学生纷纷起来声援，反迫害、争自由的浪潮席卷全国，波及二十多个大中城市、十五万学生，成为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崩溃前最后一次全国规模的学生运动。
“学生魂”
于子三（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山东牟平人，一九四四年秋考入浙大农艺系。在一九四七年元旦爆发的“抗暴”运动中，他是一名宣传队员，因为他的演讲打动人心，开始引起大家注目。“五二〇”运动前夕，他被推选为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他的名字因此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他还参加了地下全国学联和中共地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新民主青年社”（简称“Y·F”）。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凌晨，他被捕以后遭到严刑逼供。十月二十九日下午，死于浙江保安司令部监狱，年仅二十二岁。
于子三之死引发了一场“于子三运动”，国民党当局希望尽快安葬于子三的遗体，第四天就通知浙大校方，限在几天内下葬，遭到竺可桢的拒绝。浙大学生自治会拟定的出殡方案，包括要求举行公祭，出殡的路线，挽歌、挽词、口号、传单，当然都是当局不能接受的。多次交涉无效，浙大学生决定于一九四八年一月四日出殡，从三日晚上起，浙大外出的道路全部被军警封锁。第二天早上，“子三广场”的公祭大会一开始就受到大批手持棍棒铁尺的所谓“工人”围攻，许多学生受伤，出殡计划流产。直到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四日，也就是于子三遇害四个半月之后，浙大才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按竺可桢的意见，三百多名学生代表乘校车护送于子三灵柩前往杭州凤凰山麓，灵柩上覆盖着书有“学生魂”三个大字的巨幅悼幛；出殡路线避开了繁华的闹市区，没有游行，也没有口号和传单。
浙大学生自治会发表《为安葬于烈士告全国同胞同学书》说：“今天我们忍辱地埋没了于子三，但是同胞们同学们，我们埋的不只是已死的于子三，而是一颗烈性的民主炸弹，它会在领导着走向解放的斗争中炸毁那反民主的暴君。”在《于子三精神不死》的短评中说：“这难道就是我们的政府口口声声所称道的‘民主’‘自由’么？这难道又是我们国家所要的法律尊严么？”
于子三之死震撼了一代青年学生，连不少平时埋头书本的学生也站了出来。一个学生代表说：“我们应该依于同学的名字而生存，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在灰心的时候，我们在悲观失望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于子三而振作起来；跌倒的时候，于子三的声音会叫我们站起来而加倍了我们的勇气。同学们，光明就要来临的时候，黑暗总是加倍的浓厚，在杀人者垂死呻吟的时候，它最后的挣扎也是最凶狠。今天对着于子三同学的英灵，懦弱者要忏悔自己的懦弱，悲观者要唾弃自己的悲观，一切勇敢者要更加坚定自己赴死的决心。”
于子三墓在凤凰山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胜利，他的墓地成了当时青年学生向往的圣地。一个同学发表文章说：“在西湖与钱塘江间的南宋故宫的废墟上；我们埋下一棵种子，一颗炸弹！从此，凤凰山就成为一座维苏威，向着这罪恶的旧中国，日夜喷射火石！”另一个同学站在于子三墓前说：“我们埋下去的是一颗愤怒的炸弹，也是一颗自由的种子，他有一天会爆炸的，他有一天也会开出灿烂的花，结出丰满的果来。”当年清明节，就有大批上海学生到杭州春游时，为于子三扫墓——“你倒下去，但是我们都站起来了。今年是民主与反民主决斗的一年，也正是反动势力必然走向灭亡、人民势力必然走向胜利的一年。你光荣的牺牲，加急了中国学生的团结，加速了统治者的灭亡，更将提早实现人民的解放。”这是一九四八年四月上海学联敬挽的《于子三同学千古》诔文。
三月二十三日，浙大学生为欢迎第一批春游的上海同学，在工学院广场举行联欢晚会。上海交通大学学生演出了精彩的活报剧《张开希竞选》，毫不掩饰地嘲讽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大会”竞选总统的一幕。“张开希”（Chiang Kai-shek）就是蒋介石的英文译音。相隔数十年，还有人在感叹：“真是大胆、泼辣，惟妙惟肖、出神入化！”四月四日，在浙大体育场举行有七千学生参加的沪、杭两地学生联欢会，上海各大、中学向浙大自治会献旗，旗上题词“我们携手迎春天”。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批青年学生站到国民党的对立面，加速了这个政权的崩解。对执政的国民党而言，这无疑是比战场上的失败更深刻的失败。
当年，参与领导这场学生运动的浙大物理系助教、杭州地下党负责人之一许良英写下这样的小结：“作为受难的祖国政治气压表指针的青年学生，就因为他（她）们担承着祖国未来的命运，而呼吸在广大人民的呼吸里，义不容辞地在强制的死寂中呼喊出人的声音，在寒冷和黑暗中擎起正义的火把。这火把，曾在‘五四’划出了中国的文艺复兴，在‘五卅’划出了大革命，在‘一二·九’划出了抗日战争，在‘胜利’后两年的一九四七年，它又照亮了遍地人民的血和泪，因此，也照亮了旧中国送葬行列前面的路。”
校园民主
“于子三运动”有限胜利的直接原因，首先是浙大有一个普选产生的学生自治会。“五二〇”运动后，蒋经国在苏州、嘉兴等地集训全国学校中的三青团、青年军骨干，提出“以口号对口号、以组织对组织、以行动对行动”。在浙大，争夺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的斗争日趋激烈，负责筹备第一届普选工作的于子三自然成为他们最早下手的目标。
于子三的死反而激起了多数浙大学生的义愤，他们“以普选来纪念于故主席”，在校园里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选举，这不仅在浙大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在全国高校中也属罕见。
选举一开始，校园里除了抗议杀害于子三的大字报，又贴满了推荐候选人的海报，有系级推荐的、有社团推荐的、有宿舍推荐的、也有几人联名推荐的，五花八门，琳琅满目，文字生动活泼，形式多种多样，一时盛况空前。
请看当时的几则海报：
数学系的推荐书——
“理事=谷超豪（15）
证明：∵理事=民主+科学，
民主+科学=谷超豪，
∴理事=谷超豪”
农学院农经系三年级的推荐书——
民主风度与热心服务为标准理事的要件，赵修鉴君具有理事才能，故值得推荐；
慎重投票和选举贤能是普选期中的大事，每位同学投他一票的重举，才称得放心。
有国民党、三青团推荐的候选人：
法律系二年级学生庄××等联合推荐
王××、张××二位为本届理事
张、王两同学要是做到理事，他们一定主张膳务部统筹养猪，过旧历年时有猪肉打牙祭，非常实惠，请投他一票，想吃猪肉的同学，你说好不好？
不难想见当时竞选之激烈。
十一月二日，即于子三死后第四天举行的普选投票中，九十一个候选人中二十三人当选，其中谷超豪得票最多，共七百六十八票。竺可桢当天的日记写道：“此次为第一次普选制”，当选者中“左派几占十之七八……故料想反政府之行为必层出不穷也。”新的理事会一成立，就把主要精力用来领导学生运动。
浙大的校园民主不仅归功于长久的学运传统，也离不开竺可桢这样的好校长、费巩这样的好教授。一九四〇年，竺可桢就大胆起用无党无派、敢于仗义执言的政治学教授费巩出任训导长。在费巩支持下创办的《生活壁报》成为浙大学生的一个民主论坛，带动了校园民主的发展（一九四五年费巩“失踪”，一九四八年浙大自治会将《生活壁报》改名为《费巩壁报》，一直存在到一九四九年），校园里各种壁报、刊物也红红火火，先后出现了华社、科学时代社、新潮社（于子三就是该社社员）、拓荒社、干社、湄潭剧社、乌鸦、喜鹊歌咏队等各种独立的社团，这一切构成了这次自治会普选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些多样化的学生社团，也就不会有真正自治的学生自治会。事实上，这次普选就是许多不同社团经过反复酝酿的结果，他们联合推荐的理事候选人基本上也都当选了。
“民主堡垒”
浙大有长期的学运传统，远可以上溯到清末浙江大学堂时代，近可以看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正是浙大学生首先冲到南京，要求国民政府抗日，由此引发了全国各地学生的请愿潮。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中，浙大最早响应北平学生，十二月十一日就联合全杭州学生冒雪上街游行示威，并准备赴南京请愿。当时的校长郭任远勾结军警入校逮捕十二个学生自治会代表，因此爆发了“驱郭”为目标的罢课斗争，持续一个月，蒋介石亲自到浙大平息学潮。为了缓和人心，他接受浙大前身浙江高等学堂毕业的陈布雷等人建议，任命竺可桢为浙大校长，从而翻开浙大新的一页。
抗战爆发后，浙大西迁，经历五省，跋涉五千里，在贵州的遵义、湄潭落脚。一九四二年一月，浙大发生“倒孔”运动，竺可桢劝阻无效，亲自走在游行队伍前面保护学生。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日寇一路打到贵州的独山，震动整个大西南后方，一时人心惶惶。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浙大学生认真思考国家的命运。一九四五年三月，浙大教授费巩在重庆“失踪”，浙大学生举行罢课，发表《促进民主宪政宣言》，认为中国的问题“根本的关键就在于政治的不民主”，要求立即“停止一党专政，实行政治民主”，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取消党化教育，释放政治犯，严惩一切贪官污吏。立即得到昆明西南联大、重庆中央大学等校的热烈响应，成为全国学运高潮的新起点，浙大因此被誉为“民主堡垒”。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日，浙大学生为促进国内和平、民主、团结举行游行。一月三十日，浙大在杭州、龙泉部分的学生七百多人为声援昆明“一二·一”运动，举行反内战、争民主的示威游行。六月十日，浙大教授罢教，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制止内战。十一日，浙大等杭州的大中学校学生，为了团结起来反对内战，组织学联，发表“国是宣言”。十三日，浙大等二十多所大中学校学生五千多人，为了反对内战、反对出卖内河航行权，要求实现政协决议、组织联合政府，冒雨集会并举行大游行。年过花甲的经济学家马寅初教授闻讯赶来，发表了严厉抨击豪门资本的动情演说，并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被报纸誉为“一马当先”。“六一三”大游行是抗战胜利后继“一二·一”运动后全国最大规模的一次游行。
一九四六年十月，浙大师生全部回到杭州。十二月三十日，因北大女生沈崇被美国士兵皮尔逊强奸引发北平学生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与十一年前的“一二·九”运动一样，浙大也是率先响应，一九四七年元旦，联合杭州七所学校的三千多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一九四七年“五月风暴”前夕，当时还鲜为人知的农艺系三年级学生于子三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代表会主席，推上了风起云涌的学运舞台。五月十六日，于子三第一次主持学生大会，通过了从十七日起不达要求、誓不复课的“无限期罢课”决议。第二天，他带领一千多同学到火车站欢送晋京请愿代表。五月二十日，汇集南京的沪、杭、苏等地学生和南京各校六千多学生，举行了抢救教育危机的联合大游行，并向国民参政会请愿，发生“五二〇”惨案，学生重伤二十一人、轻伤九十七人、被捕二十多人。
五月二十一日，晋京请愿代表之一崔兆芳回校声泪俱下地报告惨案经过。五月二十四日，浙大和杭州各校三千多人举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示威游行，得到杭州市民的同情和支持。学生们纷纷参加宣传队，走上街头，走向农村，校园内更是热火朝天，各种社团、壁报到处冒出来，气得浙江省主席沈鸿烈大骂浙大是“共产党的大本营”。
浙大地下党
当然，也不能忽略中共地下党的作用。浙大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成立很晚，自“一二·九”以来发生的一系列学生运动，都是广大学生的自发行动，纯粹出于他们的爱国热情，和对民主、自由的朴素追求，背后并无地下党在推动、组织。一九四二年毕业于浙大物理系的许良英一心想入党、参加革命，但那时浙大还没有一个地下党员，他只好到桂林去寻找党组织。
自李晨一九四三年考入浙大电机系，浙大地下党组织才开始建立。到一九四四年，李晨和一九四二年入学的史地系学生吕东明在遵义发展了三个党员，但都是单线联系，没有成立正式支部。浙大的第一个地下党支部一直到一九四七年（沈崇案引发的抗暴运动后一个月）才成立，当时也只有三个人。多年来，在一波一波、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中，中共地下党所能够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
一九四七年八月（“五二〇”运动后），浙大地下党支部改组，在两个月中发展了二十四名新党员（绝大多数是参加过历次学运的骨干）。许良英曾任党支部书记（后改任中共杭州工委组织委员）。到于子三遇害前夕，浙大支部已有三十五名党员（包括外地转入的）；秘密外围组织“新民主青年社”（简称“Y·F”）也有四十多人，于子三就是华家池校区“Y·F”的负责人。此外，浙大另有一个单线联系的地下党系统。当时，中共地下党在学校主要是大学发展组织的基本方略是，“钉住一点，放射出去，射了出去，凝结起来，加以扩大，成为大点；大点钉住，又再放射，又再凝结，又再扩大”。还有一个方略就是重点控制学生社团，从学会、剧社、壁报、膳食团到至关重要的学生自治会，党员一般在幕后，由外围的积极分子出面活动。
在这次普选产生的二十三名学生自治会理事中地下党员就有六个（还不包括许多“Y·F”的成员），自治会中成立了党组。得票最多的谷超豪当时虽不是党员，但他早在一九四〇年就在温州中学入党，一九四三年失去组织联系（到一九四八年三月在浙大重新入党）。
由于普选的胜利，中共地下党通过自治会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他们依据上级制定的“有理、有利、有节”原则，能收能放，充分考虑现实可行性，尽可能地争取广大教师员工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支持，尽可能地利用合法斗争（比如法庭），党员一般不轻易出面，在背后组织，而是让外围组织的骨干带头。这些策略为于子三最后安葬在凤凰山麓、取得运动的有限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
不过，诚如这次运动的幕后领导者许良英说的，于子三运动在浙大的胜利，“首先应归功于‘五四’、‘九一八’和‘一二·九’以来浙大学生的爱国民主革命斗争传统和浙大特有的崇尚科学和理性的‘求是’校风，同时也应归功于主持正义、全心全意爱护自己的学校和学生的竺可桢校长和其他老师；在这里，地下党组织不过起着一种黏合剂的作用。”
附录：部分“于子三运动”参与者简表
六十多年过去了，曾为于子三遇害而呼号的浙大学子、“于子三运动”的亲历者，特别是那些积极参与者和领导者，又有着怎样的命运？他们当时或是浙大学生或是浙大毕业留校任教，都是“求是”精神哺育出来的，在他们生命中黄金般的年龄受到民主、科学思想的熏陶，受到竺可桢先生校长的教诲，经历大时代的洗礼，他们中大部分学有成就，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有着出色的表现；同时又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浙大的“求是”精神，崇尚理性，脚踏实地，敢于探求真理、坚持真理，不盲从，不迷信，不浮夸，不说假话、大话、空话，在第一线埋头苦干，他们是真正的“求是”人。在一九五七年的民族灾难中，他们中有不少人成了“右派”。这个表格很不完整，只是我了解的一小部分：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李景先、田万钟、吴洵高编《于子三运动》，浙江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于子三运动（一）》，中共杭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杭州党史资料》1985年第2期，1985年7月1日。
《于子三运动（二）》，中共杭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杭州党史资料》1985年第5期，1985年12月10日。
《于子三运动（三）》，中共杭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杭州党史资料》1986年第1期，1986年6月10日。
《于子三运动（四）》，中共杭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杭州党史资料》1986年第4期，1986年10月8日。
《杭州党史资料》1988年第1期，1988年3月15日。
浙江青运史研究室编《浙江学生运动史》（1903—1949）征求意见稿，1997年6月。
许良英《忆束师星北先生》，江苏邗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物理学家束星北——纪念束星北逝世10周年》，1993年。
《竺可桢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竺可桢全集》第1至10卷，上海教育科技出版社2004—2008年版。
浙江大学校史编写组《浙江大学简史》第一、二卷，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闵燮編著《中共群运与青运剖析》（1937—1949），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0年版。
田万钟先生来信，本文初稿完成于1999年，附录的表格经田先生补充订正。而今田先生已远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