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闻史上巍然屹立的《大公报》之所以成为第一流的大报，与两个关键人物张季鸾、胡政之是分不开的。穿长衫不穿西装、富有文人气质的张季鸾生前没有出过文集，他不无自嘲地说自己的文章早晨还有人看，下午就拿去包花生米了。直到他去世后，十五年的老搭档胡政之才给他编了一本《季鸾文存》。穿西装、像个老板的胡政之则没有这样的幸运，当《胡政之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四月版）由后人编辑成书、终于出版时，离他谢世几近六十年过去了。
在了解民国初年这段历史时，我常常会想起只活了三十二岁的杰出记者黄远生留下的那本文集《远生遗著》，那几乎是一部活的民初史，可惜他的生命太短了。胡政之自一九一二年进入《大共和日报》，到一九四九年在上海病故，两度主持《大公报》，手创国闻通讯社、《国闻周报》，他在新闻舞台上活跃的时间大致上与民国在大陆的三十八年相始终，倾注着一代报人毕生心血的《胡政之文集》，厚厚的两本，上千页，正是他留下的一部时代实录，我们几乎可以当作“一个人的民国史”来读。
在同时代的报人中，胡政之有很多与众不同之处，他很早就认识到中国人缺乏世界知识，这是中国社会进步迟缓的重要原因。从他进入新闻业早期开始，他就非常重视对中外关系、国际形势的报道、评论。日本人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时，他还是《大共和日报》的驻京特派员，在信息封锁很严厉的情况下，他每天千方百计获取点点滴滴的消息，以电讯形式发给报社，留下了那段交涉中的许多蛛丝马迹。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非常关注，不断发表有见地的文字。他认为要养成国人对世界的判断力，就必须加强对国际事务、世界潮流的系统报道，让读者明白来龙去脉。他是唯一全程采访了巴黎和会的中国记者，这是他一辈子引以骄傲的一段。抗日战争期间，他曾作为中国访英团代表之一，前往英国从事民间外交；抗战胜利后，他成为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之一。在这期间，他发表在《大公报》上的通讯《十万里天外归来——访英游美心影录》《纽约归鸿》《美国归来》等，都显示了他健全的国际知识和他的远见卓识。我以为，《大公报》的国际报道和评论始终高人一筹，在同时的报纸中显得出类拔萃，这与他的重视以及他对国际大势的清醒认识是有很大的关系。
胡政之是个非常理性、严谨的人，他的文章也是以说理见长，而不是以文采取胜，他的文章最大的特点就是：踏实，诚恳。可以说，他的采访、政论和时评都是如此。他一生心无旁骛，一直没有离开心爱的新闻事业，几乎亲历了那个时代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而且是许多事件的重要见证人，除了上述外交史上的几次大事，包括张勋复辟、张作霖退出北京、东北易帜、大革命风暴中的武汉、“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等等。他采访过的各方面人物也可谓多矣，无论面对如何显赫的政要，他都能做到不卑不亢，并以平视的眼光看待，国民党掌握政权之后，他曾多次采访蒋介石、胡汉民、阎锡山、白崇禧、张学良、李宗仁、于右任等人，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的是这些历史人物具有个性的举止、谈吐。他第一次在南京见到蒋介石，时在一九三〇年，“综观蒋氏态度，出语甚少，而听话颇凝神注意。”在蒋的居所，他没有看到旧日军阀穷奢极欲的气象，也没有看到时髦阔人的欧式生活痕迹。“性格谨严”却“雄辩滔滔”的胡汉民，“议论明快，口若悬河”，与蒋的“木讷”正好构成鲜明的对比，只是这位立法院长的住所比蒋处更狭小，起居也更为俭朴简单。
“九一八”事变后，他是第一个见到张学良的记者。张亲口告诉他，自己早就下令，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率先遭到攻击的沈阳北大营，那里的东北军其实是没有武装的，他们的军械事先都被收缴，存放在库房里。身为东北军主帅，年轻的张学良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变将意味着什么。这些第一手的采访报道迄今还没有受到历史研究者的重视。
在波诡云谲的大时代里，胡政之有着很清楚的角色定位，那就是做一个报人，在这个位置上发挥作用，对于办报、如何做记者他都有很独到的见解。早在一九一七年，他就提出新闻事业的天职有两个，一是报道真确公正的新闻，一是铸造稳健切实的舆论。到一九三四年，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中国为什么没有舆论》，他的答案是：“因为中国没有言论自由！中国国民一个大毛病，就是不说真话，而且不许人说真话！因为不许说真话，所以整个社会，充满着诈伪、虚骄、自欺欺人的空气，把人生也弄成空虚而没有意味。久而久之，谁都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他认为新闻记者的责任很重大，不仅要说真话，而且要和史官一样兼有才、学、识。他一再强调，新闻事业是国家公器，不应该只看重营利，虽然他不反对赚钱，但不能专以赚钱分红为目的；如果只为了求利，世间其他的买卖很多，何必办新闻事业。他说，新闻事业也不应该为政治利用，而是要为公理张目。人类是政治的动物，不能与政治绝缘，但新闻纸应该以极超然的态度，公正是非，为公理公益监督政治。新闻记者运用这个公器，是需要勇敢、智慧、果决、明敏、谦逊、自制；要有为社会服务的精神。他的许多思想，今天看来还是一点都不落伍。我特别留意到一九四四年四月他发表的那篇广播讲话《宪政风度》，将“宪政风度”简明地概括为四个要点，一是服从法律，二是尊重自由，三是公道竞争，四是容纳异己。他明白习惯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养成的，但除了这条道之外，人类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出路。
读完此文，我猛然想起他的法学背景，虽然他一辈子献身新闻业，他心中的宪政梦却是不曾磨灭过的，他只是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地推动中国。一九四九年，当他辗转在病床之上，即将离开人世时，他栖身的这片大地正面临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未来他已看不到了，他与那个时代一起合上了双眼。他的生命已经完成，他没有虚度此生，他的文字忠实地记录了那个大起大落、流血流泪、悲歌慷慨的大时代，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