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在魏国时，是以宾客的身分和梁惠王交往的，并没有接受爵禄。孟子对于做官一事，并不像当时一般游士那样热衷和钻营，是谨慎而有原则的。魏国人周霄就曾问孟子：“古之君子做官吗？”
孟子答道：“做官。《传记》曰：‘孔子若三月无君任用，便惶惶不安。到国外去，必带谒见国君之贽礼，希望谋得官职。’鲁之贤人公明仪亦曰：‘古之人三月无君任用，便需前往吊慰，一以示同情。
周霄便问：“三月无君任用则吊慰，不也太急了吗？”
孟子答道：“士之失位，犹诸侯之失国也。”
周霄又问：“孔子出国必带贽礼，是何道理？”
孟子答道：“士之出仕，犹农夫之耕田，农夫出国难道会抛弃其农具吗？”
周霄追问道：“既然出任官职乃读书人之迫切希望。而君子却又不轻易接受官职，是何道理？”
周霄此问，显然是针对孟子而发的。他想，孟子希望国君任用他，以施展其抱负，却又不肯轻易去谋求官职，这又是为什么呢？孟子于是答道：“男婴诞生，父母愿其必有妻室；女孩落地，父母望其将来嫁个好夫君。父母此心，人皆有之。然而，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儿女便钻穴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轻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但又厌恶不合礼义而仕。不合礼义而仕者，犹男女钻穴逾墙之类也。”
孟子很清楚地指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原则，假若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那就是丧失了原则，做人还有比丧失了原则更可悲的吗？
有一次，万章也问到同样的问题：“有人说，古之贤人伊尹利用烹饪之技接近商汤，向汤乞求，获得商汤重用。真有此事吗？”
孟子很肯定地回答道：“不，并非如此。伊尹耕于莘国之野，而以尧舜之道为乐。倘不合道义，纵使以天下之财富为其俸禄，他亦不回顾；纵有千驷系于面前，他看也不看一眼。不合道义者，他既不与人，亦不取于人。汤使人以厚礼往聘之，他安静地说道：‘我何以要受汤之聘呢？我何不处于田野之中，由此而以尧舜之道为乐呢？’
“汤多次使人往聘之，不久，他翻然改变了态度，说道：‘我与其处于畎(quǎn)亩之中，由此独以尧舜之道为乐，何不使今君为尧舜之君，使今民为尧舜之民，重现尧舜之世呢？天生万民，之所以有先觉后觉之分，旨在以先觉者诲后觉，我自信为百姓中之先觉者，我须以尧舜之道教天下之民，唤其觉醒。当今之世，能唤起天下之民者？舍我其谁呢？’于是伊尹想：天下万民，无论男女，若有一个未沾润尧舜之道之恩泽者，便是自己推其坠于沟壑也。他就是这样以天下为己任，将天下重担挑之于肩，所以来到商汤面前，说服汤伐桀而拯救万民。
“我从未听说过自己行为不正而能教导别人者，更何况先辱其身而能匡正天下者呢？圣人之行各有不同，对当世之君主，或疏远，或亲近，或离去，或留恋，但归根结底，皆洁身而自好矣，吾闻伊尹以尧舜之道乞求于汤，未闻其以烹饪之技而相汤也。”
孟子认为，知识分子除要坚持原则和操守，所谓“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更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这样文明才能继续提升和发展，人类才有前途可言。
魏国又有一位名叫景春的纵横家，对公孙衍和张仪这两个出名的外交政客十分崇拜。有一次景商春向孟子说道：“公孙衍、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一怒而诸侯惧，安静下来则兵革息，天下太平。”
孟子冷冷一笑说：“这哪里算得上丈夫！汝未学礼吗？男子加冠，父训之；女子出嫁，母训之。母送女出门，告诫说：‘出嫁之后，要敬公婆，戒失节，勿违夫意。’妾妇之道，以顺从为原则。至于男子，应居于天下最宽广之住宅——仁，立于天下最正确之位置——礼，行于天下最光明之大道——义；得志，与民同行阳关路；不得志，独行其道，独善其身。富贵不能淫(乱我心)，贫贱不能移(移我志)，威武不能屈(屈我节)，此之谓大丈夫。”
在一个只崇拜英雄而不尊重道德的时代里，孟子的这番话，无异是一声巨响，使张仪之流立即黯然失色。纵然在今天，依然令人震憾。“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两千多年来中国一切仁人志士、英雄豪杰的共同品格，这是人生价值中最值得珍贵的。
孟子的命运相当不好，正当他和梁惠王慢慢谈得来，已经可以劝梁惠王不必怀疑他的“亦有仁义而已矣”的道理，不要犹豫地去施行仁政的时候，不幸得很，年纪老迈的梁惠王怀着富强的梦想和复仇的愿望过逝了。孟子虽也感到怅然，但仍客观地给梁惠王下了评语：“梁惠王真不仁呀！仁者将其对待所爱者之恩惠推及于其所不爱者，不仁者却将其加给不喜爱者之祸害推而及于他所喜爱者。”公孙丑不解，问道：“此话何意？”孟子解释说：“梁惠王为争夺土地之故，驱使其不爱之民去作战，使其暴尸郊野，骨肉糜乱。兵败后欲再战，恐不胜，又驱使其所爱之子弟前往死战，此之谓将其加与不爱者之祸害推而及于其所爱者。”
来年春天，即公元前319年，梁惠王的儿子赫嗣位，是为魏襄王，这一年孟子七十一岁。一日，孟子见召，急忙上朝。满朝文武正在议事，这哪里是朝廷，简直是会场；这哪里是在上朝，简直是在开会；乱哄哄的，甚至有些像在赶山会。襄王个子矮小，身着宽大的绣袍，像似木偶戏中的小丑。他身居高位，一会歪，一会侧，一会蹲，一会坐，毫无半点国君的尊严，颇似舞台上的滑稽演员。虽说派人去召孟子，但他却既无目的，又无准备，究竟召孟子上朝何为，他心中连半点数也没有，仿佛儿戏一般。他一点谦虚之德也没有，一点恐惧戒慎的心情也没有，一副公子哥儿的作风。见了这场面，接触这气氛，看了这气派和形象，孟子真是啼笑皆非，翻肠搅肚，简直就要哇的一声呕吐出来。梁襄王见了孟子，既未寒暄，也没礼貌，招呼也不打一声，连“叟”都不叟一下子，忽然毫不客气地、冒冒失失、没头没脑地捅出一个不着边际的问题来：“天下如何才能安定？”
孟子认真回答他说：“定于一。”
孟子的这个“一”，本来是指“统一”而言，即只有天下统一，结束诸侯纷争的局面，才能安定。但字面上却很含混，一个人？一件事？一个原则？一个战略？或一个国家？……看不出来一个确定的意义，怎么理解都可以。而这位“不见所畏”的公子哥想的是一个人，而这个人就是他自己，所以马上接着问；“谁人可定天下？”
孟子告诉他：“惟有不嗜杀人者，方能统一天下。”
这时候他才恍然明白，原来孟子说定天下的人并非指的是他梁襄王，而是不喜欢杀人的人。但他不明白，有谁肯服从呢？孟子告诉他说：“天下莫不从之。陛下熟知禾苗之情形吗？七八月间，久旱不雨，禾苗枯槁，忽一日，天空乌云密布，转瞬大雨倾盆，于是禾苗得救，又望日迎风地生长起来，这长势谁能阻挡？而今各国君王无不嗜杀成性，倘有人肯施仁政，救民出水火，则天下之民皆引颈而望救，纷纷归服，犹若高山飞瀑，其势谁能阻挡？”
梁惠王既不能接受孟子的仁政思想，现在已经死了，他的继承者梁襄王又是这副架式，孟子于是决计离魏而去。
这时齐宣王刚即位不久，很想有一番作为，因此执政后办的第一件事便是振兴稷下学宫——将稷下学宫整修一新，公开礼聘天下学者贤士及当时着名的思想家，为他们安排最好的生活条件，有宽阔的马路，高门大屋的建筑，让他们能够自由而愉快地在那里思考、研究、讨论，因而天下学者云集而来者不下千人，可说是集一时之盛了，据此孟子决定再次适齐。
孟子师徒又浩浩荡荡地踏上了新的征程。一天，他们一行数十乘正滚滚地碾着明媚的春光自范城苑——地名，故城在今山东范县东南二十里，为从魏到齐的要道。向齐都临淄进发，突然，迎面旌旗招展，呐喊震天，尘埃飞扬，遮天蔽日，先有数骑飞来，这是清道的开路先锋，路上的行人和耕田的农夫，凡来不及回避者，或被怒斥，或被鞭打，或独轮车被掀翻，或包裹、竹篮被抛进沟壑，有敢与之辩理者，则被其枪挑剑击，血肉模糊地毙命于路旁。马队过后是车乘，文官绣袍玉带，儒雅风生，武将顶盔贯甲，赳赳昂扬，或驱鹰，或逐犬，或持弓，或背箭，耀武扬威，横冲直撞。这是齐宣王的儿子在田猎四野，那王子专乘一车，装饰豪华，镶金嵌玉，围珠裹翠；驾车的四匹骥骜，俱都是龙驹虎崽，两匹火红，两匹雪白，奔腾起来，交相辉映，真乃世间的珍奇。车上的王子，锦绣裹身，珠玉顶戴，特别是他那气度，是轩昂？是傲慢？令人捉摸不定。孟子师徒的车辆避于道左，直待这下山洪水般的猎队远去，方拨马上路，缓缓而前。若干时辰过去了，王子的猎队早已不知奔向了何方，然而那猎猎的旌旗却仍在孟子眼前闪耀，那弥漫的烟尘仍在孟子面前升腾，那滚动的车轮仍在孟子的心上碾过，留下了深深的辙印……
虽经一天的旅途颠簸，但这天夜里宿于驿馆，谁也不能安寝入睡，不自觉地又议论起了昼日之所见所闻，在大家七言八语地纷纷议论之后，孟子总结似的说：“环境能够改变人之气度，奉养能够改变人之体质，环境是多么重要啊！齐王之子难道就不是父母所生，骨肉之躯吗，他为何竟如此与众不同呢？……
“王子的宫室、车马、服饰，自然与众不同，他之所以能够如此，是由其所生活的环境决定的；何况以‘仁’作为自己住所的人呢？
“鲁君到宋国去，在宋之东南城门下呼喊，守门者说：‘此非宋君，为何喊声竟与吾君相同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俱都身为国君，其生活的环境相似。”
孟子师徒来到平陆，曾作短暂逗留。平陆是齐之南疆边邑，故城在今山东汶上县北，邑宰孔距心是个忠厚老实，但也有些懦弱的地方官。逗留期间，孟子曾四处奔波，做了一些实地考察，以备作为不久与宣王论政的根据。入境问俗，勤于考察，慰民疾苦，已经是他多年形成的生活习惯了。考察的结果，孟子对孔距心的政绩很不满意，身为父母官，竟使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虽说看问题不可以点代面，以偏概全，但透过平陆的所见所闻，大体上看到了如今齐国的整个现状。离齐四年，齐国的政治依然如故。虽说如今的齐国堪称东方之大国，诸侯中之强者，但百姓却因此更加灾难深重了。愈是这样，愈显示出行仁政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孟子深知，上天留给自己的时光不会太久了，救民出水火是自己的宿愿，是自己的历史责任，每想到这些，他便有一种急不可待的紧迫感。然而诸侯不容他，现实捉弄他，年岁不饶他，七十一岁了，他还在整日凄凄惶惶地为理想，为民众，为天下四处奔波，这是怎样不公平的天地神灵与世道啊！……
孟子待人、待己、对事素来是光明磊落，像透明的水晶，不杂半点斑疵。虽说与孔距心素昧平生，彼此从无任何接触与交往，但当孔距心征求他对平陆工作的意见时，他还是坦诚地对孔拒心进行了批评。他问孔距心：“倘汝之战士一日三失其职，汝将开除他们吗？”
孔距心果断地回答说：“不必等待三次，予必开除之。”
孟子严肃地说：“既然如此，邑宰失职，又该如何呢？风调雨顺之年，子之民尚不得温饱；一遇荒年饥岁，子之百姓年老体弱者抛尸露骨于沟壑，年轻力壮者则出背乡离井，四处逃散，以苟全性命……”
不等孟子将话说完，孔距心便羞愧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搓着双手在堂内走来走去，走了半天，将两手向孟子一摊，为难地说：“此非距心之力所能为也。”
孔距心说的是一句实在话，天下形势如此，齐国形势如此，一个小小的邑宰能奈滔滔天下之势何？这一点，孟子并非没有意识到，但他依然严厉责之，说道：“今有一人，接受他人之牛羊而为之放牧，那么他必千方百计地为牛羊寻牧场，找饲料。倘牧场和饲料均求之不得，他该如何处理呢？是将牛羊退还原主，还是眼睁睁地看着它们饿死呢？”
孔距心低垂了头，半天才有气无力地说：“此乃距心之罪也！……”
道理确是如此，但漫漫封建社会中，在多如牛毛的官吏中，照孟子的要求和标准做的，能有几人！……
春夏之交，熏风煦煦，醉日融融，在这个季节里，人最容易困乏。孟子每天早起晚睡，或做社会调查，或给弟子们讲学，或接见社会贤达。古稀老人了，哪里经受得住这样的折腾，逗留平陆期间，竟连病数日。百姓闻讯，纷纷箪食壶浆，前来探望。百姓不来探望倒好，这一探望倒反加重了孟子的负担，他要接见一批又一批的老少，他要与之交谈，苦口婆心地劝他们归去。拒收百姓的礼物是一件最不容易的事，虽说百姓之所携，绝无什么值钱的珍宝，但这却是他们一颗颗赤诚火热的心啊，它表示百姓们对仁政学说的衷心拥戴和热切盼望。全都拒而不收吧，冷了他们的心；各收受一点吧，这一米一粟又来得多么不易呀，这是他们嘴里不吃，饿着肚子省出来的呀……百姓的探望，增加了孟子的心里重负，他由衷地愧疚，觉得百姓这般面黄饥瘦的模样，这处处啼饥号寒的场景，是由于自己的失职造成的，因而自己是百姓的罪人，无脸面见他们。为了不使夫子过于劳累，弟子们竟不肯向老师吐露实情，背着老师挡驾前来探望的百姓。一天，驿馆外聚满了百姓，孟子全然不知。百姓因未睹孟子尊容，担心他正病情恶化，一个个热锅上的蚂蚁似的焦虑不安。忽然，远处飞来一辆装饰豪华的马车，车上乘坐的是齐相储子的心腹，他受储子之托，自齐都临淄远道专程携厚礼来与孟子交友，见驿馆外这乱纷纷的场面，觉得有失大国体统，便下令驱逐百姓，与百姓发生了纠纷与冲突。冲突惊动了驿馆内安歇的孟子，他急令弟子们搀扶出门，见状甚为惊骇。他将锦衣华冠，气宇轩昂，远道专程来访的储子家臣冷于一边，热情地接待了来探病的百姓，老泪纵横地感激他们，掏心剖腹地劝他们归去。百姓离去之后，孟子虽说也与储子家臣有了长时间的交谈，了解齐国的情况，并接受了他的礼品，但终觉心存芥蒂，特别是一想起他那视百姓若仇敌的凶残相，便不寒而栗，所以后来到了齐都，并不依礼回访储子。
孟子师徒来到临淄，直奔稷下学宫，自有学宫里的官吏安排其住处与膳食，秉报齐宣王。时值初夏，孟子一路劳顿，草草吃过午饭之后便午睡安歇了，众弟子也相继休息。过了约有半个时辰，与孟子同室的公孙丑忽闻有人落地之声，伏到窗上一看，见院内有两个陌生人正贼头贼脑地四处窥探。练过武功的人，多半警觉性高，反应灵敏，动作迅疾。为防刺客，确保老师安全，公孙丑来不及细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疾破窗而去，同对拔出短剑，高喝一声：“歹徒哪里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