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答案让德宗大为惊异，作为自己的长孙，居然能够按照祖、父、子的顺序依次排开称“第三天子”，既新奇有趣，又很契合实际，德宗不禁对这个怀里的皇孙更增添了几分喜爱。公元788年，年仅十一岁的李纯就被封为广陵郡王。成年后，他娶了大将郭子仪的孙女郭氏为妻，虽然郭氏在历史上并不著名，但她的父亲是驸马郭暧和母亲升平公主却广为人知。两年后，夫妻俩就有了儿子李恒，即后来的唐穆宗。
公元805年，唐顺宗李诵领导下的“永贞革新”彻底失败，而在革新中被打压的宦官们全面反扑，他们联合藩镇势力逼其退位，传位于太子李纯。宪宗继位后，改革的拥护者王叔文、王伾、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等人也同时被贬。
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被逼成为太上皇的李诵此刻深刻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然而他已无法改变些什么，没有了实权，只要能在兴庆宫里安度余生，此时已是李诵最大的愿望。自从他迁居到兴庆宫之后，群臣们再也见不到他，刘禹锡曾在《刘子自传》中写道：“当时太上皇身体不适，宰相大臣都不能得到召对。而宫掖事秘，建桓立顺，功归贵臣。”刘禹锡引用的是东汉末年顺帝、桓帝被立的例子，以此来暗喻宪宗的即位，无法不让人猜测，这其中是否有外人无法获知的隐情。
公元806年正月十八日，宪宗突然发出一道诏书，宣称太上皇“旧恙愆和”，旧病没有治愈，情况很不乐观。这就相当于向天下人告之太上皇李诵的病情，此等做法在政治上相当罕见，自古以来，当朝重要人物病危时往往会秘不外宣，一是怕引起朝廷和政局的动荡，二是权臣会利用此段时间做一些手脚，比如当年的秦始皇。所以，宪宗发这道诏书的用意实在令人费解。其次，李诵做太上皇已有五个多月，按说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他的身体应该逐渐好转才对，即便没有好转，也不至于恶化得如此之快。
而就在宪宗宣布病情的第二天，即十九日，太上皇李诵就暴毙于兴庆宫，年仅四十六岁，至此就有人怀疑，李诵并非病死，而是被人毒害，下毒的人很有可能是宦官。
从十六日开始，宪宗就一直呆在兴庆宫，亲自照顾父亲喂食喂药，不假他人之手，也停止了早朝、商议政事。
后世有人认为，高调通报太上皇的病情，是宪宗做贼心虚的表现。公元805年10月，宪宗刚刚即位，一个叫罗令则的武将密谋叛乱，拥立新皇帝，因其党羽泄密，这个谋划才未得逞，但这件事让宪宗和拥立他的宦官们草木皆兵，想尽一切办法消除那些可能威胁他们利益的隐患。因为有了宪宗的默许，所以宦官们才敢胆大妄为。
另一件令人奇怪的事是：到了公元819年7月，群臣们开始商量给宪宗上尊号，其中一个宰相主张“孝德”二字，另一位宰相崔群则认为，“睿圣”更好，因为已经包括了“孝德”的含义在里面。听着两位宰相的争论，宪宗突然怒火中烧，大声喝道：“不必加孝德！”之后便撤掉崔群的相位，贬到湖南做一个小小的观察团练使，如此大的反差，似乎也表明了宪宗对“孝德”二字极其敏感，从侧面反应他“内有惭德”，做过某些不为人知的不孝之事。
在唐朝历史上，顺宗李诵是惟一拥有详细记载的皇帝，就是《顺宗实录》，作者是大文学家韩愈。不过，由于韩愈与逼迫顺宗退位、拥立宪宗继位的宦官俱文珍关系交好，所以言语中对他们所做之事略有维护，而在宪宗时期，这本记录曾被多次下诏修改。似乎这所有的一切，都在掩饰着事情的真相，然而，这些怀疑始终是怀疑，并没有真正的依据可以证实。
不过，宪宗登基之后，很快就显露出作为一个皇帝的才干。削弱藩镇势力是自代宗以来所有皇帝的愿望，宪宗的父亲顺宗皇帝也曾为之努力，结果却失败了。宪宗继位次年，就开始对拥兵自重的节度使们开战。经过长达十几年的斗争，全国所有的藩镇至少名义上全部归顺了，所有的平叛成果也被史学家们称为“元和中兴”。
尽管宪宗登上皇位是依靠宦官之力的逼迫，但获取权力途径是否合法，并未影响他在政治上的作为，而在历史上，具有同样经历的皇帝比比皆是，就连他最仰慕的对象——太宗和玄宗也莫不是如此。
泾原兵变
即位之初，德宗还遵循着疏宦官近朝廷官员的原则，没有让宦官掌握特别大的权力，然而在爆发了泾原兵变之后，他的态度就截然转变了。这一转变使得宦官再次专权，甚至可以废立皇帝，操纵皇帝的生死，最后，德宗的儿子顺宗、孙子宪宗以及后来的敬宗、文宗均都死于宦官之手。
德宗刚刚即位时，基本上是疏斥宦官而亲近朝廷官员的，做到了“亲君子远小人”，然而没过多久，他的态度就截然转变了，不仅开始亲近宦官，而且还让其掌管军政大权，德宗的这一转变使得宦官再次专权，逐渐发展成为唐晚期政治腐败和黑暗的表现之一。不仅如此，这一举动还使得德宗的儿子顺宗、孙子宪宗以及后来的敬宗、文宗等等，都死于宦官之手，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才使德宗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呢？
公元783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突然发兵三万，围攻襄城（今河南襄城）。淮西招讨使李勉为了解救襄城，便采用了围魏救赵之计。他乘着李希烈后方空虚，派兵直捣李希烈的巢穴许州（今河南许昌）。然而，对于李勉的这种举动，德宗毫不理解，反而以为李勉也是想趁火打劫捞一把，还派遣宦官指责李勉违诏。李勉被迫从许州撤兵后，途中遭到李希烈的伏击，襄城因而更加危急。
倘若襄城失陷，东都洛阳也会陷入危险之地，德宗急忙从西北抽调泾原（今甘肃泾川县北）的兵马去救援襄城。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带着五千人马途经京城长安，不巧遭遇大雨，兵士们又累又冷，冻得瑟瑟发抖。在这种时候，如果能吃上热乎乎的饭菜，或许身体上的疲乏也会一扫而空。但朝廷派来犒赏军队的京兆尹王翔端出的全是粗米咸菜，这一下，泾原兵士怒火中烧，他们一脚踢翻了饭菜，纷纷嚷道：“这个狗官，平日不知贪了多少民脂民膏，享用的是美味佳肴，如今我们拼死拼活地杀敌，却只能吃糠咽菜，这样的狗官，这样的昏君还有什么值得保卫的？不如直接杀入长安城将其推翻。”众人越说越起劲，磨拳擦掌，眼看就要闹出兵变。
姚令言这时也心灰意冷，准备入朝辞行，但他听说部下哗变后，仍然急忙赶来劝解众人，他厉声喝道：“你们目光太短浅了！倘若东征立功，何愁没有富贵，为什么要做这等灭族之事！”
德宗听说哗变的消息后，也赶紧派出宦官带着二十车钱帛去慰劳兵士，希望能以此稳定局势。然而“亡羊补牢，为时已晚”，姚令言的劝说和德宗的示好都没有起到效果，泾原兵士已经被激怒，完全失去了理智。他们杀死宦官，并以武力胁迫姚令言向西进兵。进入长安后，兵士们首先冲入皇宫，皇宫的禁卫军无法抵抗，德宗在仓促之下无法可想，只得带着太子、诸王和公主仓惶逃走。
自从代宗杀了擅权的宦官鱼朝恩后，就有所警惕，不再让宦官掌管军队，所以德宗身边当时只有一百多名宦官和随从。
临行前，翰林学士姜公辅拦住德宗的马提醒道：“朱泚曾经担任过泾原帅，很得军心。当年，他因为受到叛变的弟弟朱滔牵连，被陛下削夺了兵权，只挂着太尉的虚名，常常觉得自己忧愤不得志。如今情势危急，陛下不如将朱泚抓来，使其不离陛下身边，否则必定祸患无穷、悔之晚矣！”
然而，此时的德宗已经六神无主，完全丧失了天子的气度，只顾着逃命，根本听不进去姜公辅的话。泾原兵士冲进皇宫，发现皇帝已经跑了，就擅自打开官库大肆抢掠，整整闹了一夜。第二天，兵士们抢累了，也心满意足了，这时才想起来不知该如何收场，只得又回头去找节度使姚令言。
姚令言见事已至此，无论后果如何，自己也无法置身事外，无论是主动请罪，还是冒险反叛，最后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朝廷必定会将全部罪责摊到自己头上，反正都是一死，不如放手一搏。想到这里，他只得长叹一声说：“我无力担此大任，诸位不如去找朱泚商议。”
朱泚本来就是个野心勃勃的人，如今天赐良机，便马上接管了长安兵权，与河北诸镇的割据势力遥相呼应。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泾原之变”，姜公辅的担忧不幸应验。
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正当德宗为朱泚的叛乱焦头烂额时，又收到了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联合朱泚，公开以武力与朝廷对抗的消息。
泾原兵变时，德宗曾避难奉天（今陕西乾县），朱泚僭号称帝后，李怀光曾奉旨率军救驾，在奉天解围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奉天解围后，李怀光认为自己劳苦功高，德宗一定会亲自召见厚赏。李怀光性格粗疏，看不起宰相卢杞等人，经常对人说卢杞奸诈谄媚，天下之乱都是这些人造成的。卢杞得知后非常恐惧，他生怕李怀光会在德宗面前诋毁自己，便暗中阻止德宗召见李怀光，还下令让其立即乘胜追击、收复长安。李怀光千里迢迢赶来奔赴国难，自认为竭心尽力，忠心耿耿，而皇帝近在咫尺，竟然不肯召见，自然非常不满，于是他屯军咸阳，上书揭露卢杞等人的罪行，直到德宗下令把他们贬为远州司马才罢休。李怀光还上疏请求杀掉深得德宗信任的宦官翟文秀，不过，尽管德宗委曲求全，一一答应了他的要求，他仍不进军配合作战。
神策河北行营节度使李晟觉察到李怀光的异常，提醒德宗应有所防备，但德宗此时非常信任李怀光，没有采纳李晟的建议。接着，德宗预备亲自带领禁兵到咸阳，以劳军为名督促各将进兵征讨，尤其是要督促李怀光。
而李怀光身边也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人趁机挑拨离间，他们说德宗用的是汉高祖伪游云梦的计谋，打算趁机擒获各将。李怀光听后大为恐慌。
德宗出发前，为了避免李怀光猜疑，特意加封李怀光为太尉，并赐铁券，以示信任有加。然而，使者到咸阳宣诏时，李怀光心中疑虑重重，他当着使者的面将铁券扔在地上说：“陛下是在怀疑怀光吗？人臣反，赐铁券，怀光不反，今赐铁券，不是要逼我造反吗？”
没过多久，李怀光公开宣称：“我现在决定与朱泚联合反唐，陛下的车驾应当远避。”
李怀光的反叛使得局势更加恶化，不少大臣都投降了朱泚。不过，叛军内部也相当不稳定，李怀光的一些部下不愿意跟随叛乱，投奔了朝廷，而长安城内的朱泚对李怀光也并非完全信任，李怀光很快就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境地，最后只能带着人马逃往河中。
李怀光走后，朱泚陷入了孤立，李晟率领着大军进逼长安，公元784年5月，李晟收复长安。朱泚和姚令言带领残兵败将匆忙逃跑，在途中被部下杀死，河中的守将投降后，李怀光就自缢身亡了，至此，历时半年多的泾原兵变总算宣告结束。
德宗在惊魂未定中战战兢兢地重新坐上皇位，如果说代宗逃难是因为吐蕃的外患，那么德宗的逃离则完全是因为内忧，是他在平藩中举措不当造成的。然而，德宗并未考虑到自己的失误，在内心深处，他惟一想到的就是自己手中没有兵权。在叛军进城时，自己信赖的禁军将领竟然不能召集到一兵一卒保卫宫室，仓促逃亡时身边最可以依靠的竟然只有以窦文场、霍仙鸣为首的百余名宦官，两相对比之下，朝廷武将难以依靠，身边的宦官却忠心可依，想到这里，德宗心里就像被针刺了一下。他想：“自己身为皇帝，绝对不能没有近卫亲军，倘若这支近卫亲军由朝廷官员掌管，却不能使自己放心，那么由宦官掌领也就如同自己亲领一样，没什么区别了。”
在这些想法的支配下，德宗的行为也很快发生了转变。他将神策军分为左右两厢，任命窦文场和霍仙鸣为监神策军左、右厢兵马使，开启了宦官分典禁军的先河。德宗重返长安后，神策军就驻扎在京师四周和宫苑之内，成为比羽林军、龙武军更加重要的中央禁军和精锐机动武装部队。到了796年，德宗又设立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分别由窦文场和霍仙鸣担任，这一职务直接由皇帝授任，成为地位高于神策军大将军之上的实际统帅。从此，神策军的统率权牢牢掌握在宦官手中。
在设立这些制度之后，德宗一门心思想的是如何保障自己的安全，根本没想过会带来哪些弊病。直到他临终前，恐怕也没有料到原本是想保护皇帝安危的制度，却成了悬在皇帝头上的一把催命刀。军政大权被宦官把持后，不仅文武百官出于其下，甚至可以废立皇帝，从宪宗到昭宗期间，登基的九个皇帝中有七个是由宦官拥立的，两个被他们所杀。这些宦官们虽然身体残缺，但能量却不容忽视，他们的地位和权力从此逐渐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了丑恶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