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WRK与直复营销都发展迅速，但在60年代末，我发现自己逐渐丧失了冒险精神。我刚刚离婚，并且希望重新考虑我自身的需求及人生目标，所以我决定到非洲去。
在1960年，我偶然发现了一些令人叹为观止的马里共和国多冈族部落的雕塑品，并且买下我生平第一件收藏品。这么多年以来，我已收藏了上百件多冈族部落的艺术品。
1973年的时候，我的收藏品在美国主要的13个博物馆巡回展览，同时，几本以此为题的书也于此时出版，而许多电视节目也专题报道了这些艺术品。几年以后，这类艺术品成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以及巴黎达普基金会（Dapper Found ation）的当代收藏品之一了。
在1972年我终于决定走访多冈族部落。它位于撒哈拉沙漠的南部，离神秘的延巴克图约75英里远。我对多冈族的迷恋就像对直复营销般无可救药，我必须亲自去一趟，以满足我心中的渴望。
在出发之前，我必须多了解当地的生活习惯及信仰。我在瑞士认识了一位精神病学家，弗里茨·摩根沙勒博士（Dr.Fritz Morganthaler）。他曾花了一段时间在多冈族部落作精神病学研究，并且与他的同僚保罗·帕伦博士（Dr.Paul Parren）与戈尔迪·帕伦·马泰博士（Dr.Goldy Parren-Matthey）一起写了一本《白人想太多了》（Les Blancs Pensent Trop）的著作。
当摩根沙勒博士看完了最后一个病人时，他招呼我坐在他的治疗椅上，给了我一杯英格兰红茶及一支雪茄。我问他是否能给我一些拜访多冈族部落的建议，他并没有直接回答我，反而问了我一个奇怪的问题：我是否能接受无力感？是否能将一切权力交给多冈族部落而不保留一点给自己？如果我无法做到，他建议我最好留在家中。我告诉他我每天都将权力交给我的客户。摩根沙勒博士告诉我，如果我看起来很有权力欲望，多冈族部落的人会认为我与当初的法国殖民者一样，他们会排斥我，只把我当成一般的游客，将我远远地隔绝于他们的信仰及日常生活之外。他还告诉我，多冈族具有特别的能力，他们善用比喻来说明一些事情。如果我真想理解他们，我必须了解他们在想些什么，而不是只听他们说什么。
我的一个好朋友，埃利奥特·艾力瑟方（Eliot Elisofon）是《生活》杂志的摄影师及非洲专家。他帮我组装了一部摄影机，同时也告诫我，如果我想要了解多冈族，我与我的摄影机必须成为多冈族原野生活的一部分。
亨利·凯末（Henri Kamer）答应与我一起到多冈族部落拜访。凯末是一位法国艺术品经纪商，我在他那儿购买了数量可观的艺术收藏品。他曾到过多冈族部落几次，这次他与我同行，将扮演我的同伴及导游的双重角色。
我离开的那一天，帕特·因佩拉托博士（Dr.PatImperato）陪着我到肯尼迪机场。他曾应美国医疗健康服务小组之邀赴马里工作数年。他告诉我他要送我一个神奇的礼物，在我登机离开之前，他用我的摄影机录了一段话给多冈族部落的首领欧歌巴拉· 多洛（Ogobara Dolo）。博士向多洛介绍我是他最好的朋友及兄弟，并且要求多洛好好照顾我。于是我便启程前往非洲了。
鞋子想跳舞
中途在塞内加尔和利比里亚暂停之后，我抵达象牙海岸的阿比让机场。我住进旅馆，凯末还未抵达。但根据他的建议，我打了个电话给莫雷尔先生——法国在西非的秘密情报负责人。他邀请我与一些朋友到夜总会喝一杯，我迫不及待地答应了。
我向莫雷尔询问，如果我到夜总会，有没有一些规矩我必须要小心注意的。他告诉我，我们要去的这家夜总会是没什么可担心的，这家夜总会很大，就在路边，非常安全。我们这一伙人会坐在靠近中间的位子上，除了我们之外，大部分都是非洲男人。
当乐队开始演奏时，我们正在用晚餐。随着节奏开始变快，一群女舞者便开始靠近我们。这些舞者不像欧洲人或美国人一般随着音乐起舞，他们有他们的韵律，他们跳着属于他们自己的舞步。
当这些舞者离开时，我们的晚餐也结束了，乐队又开始演奏，这次是为客人所演奏的。我邀请席间的女士与我共舞，但没有一人答应。我开始寻找是否有其他的人愿意与我共舞。我发现一位穿着洋装红鞋的舞者，坐在离我们不远的桌子旁，她正随着音乐节奏而摆动。我对莫雷尔说我想与她跳舞，他很快地告诉我不行，如果我坚持这么做，会得罪所有在夜总会的非洲人。如果我离开我们所坐的这张桌子，他就无法为我的安全负责。
但我有自己的想法，我不顾莫雷尔的警告，离开座位走向那个穿红鞋的女孩儿，把我的鞋给她。她很惊讶地抬起头来用法语问我：“这是什么？”我告诉她这是我的鞋，然后我便走回我的座位。她握着我的鞋，很不可思议地看着它，突然间她大笑起来，然后她绕着整个夜总会走，告诉每一个人：“你看，他给我他的鞋！”这些人点点头，也互相说着：“你看，他给她鞋子啦！”所有在夜总会的人并没有惊讶或生气，只是觉得好奇、好玩。当她绕场一周之后，她走到我这儿问我：“你为什么要给我这双鞋呢？”我并没有回答。但当她坐下来，我又一次走过去告诉她，我要她保留这双鞋。她问我为什么，我告诉他，因为我想与她共舞，但她并不被允许与我跳舞，所以我请她与我的鞋子跳舞。我光着脚走回我的座位，她又再一次绕场一周告诉所有的人说：“他想要与我跳舞，所以他给我他的鞋，他要我与他的鞋子跳舞！”这些男人都笑了！鞋子是用以跳舞的——他们并未有任何性的暗示。
我等着她的下一步行动，我希望我的猜测是对的，我不了解非洲，但我了解隐喻。这位年轻的舞者又一次站起来，一边安静地注视着我，一边脱下了她的鞋，走到我们的桌前，她把鞋给了我。我问她这是什么？她回答我这是她的鞋子。这次换我了，我绕场一周告诉每一个人“她给我她的鞋子”，同时我很仔细地观察是否有人不高兴，还好没有。这些人只是一直笑，并且重复着他们曾对这位女舞者说过的话。这变成了一种仪式性的对话。当我坐回我的位置上时，我仍然握着她的鞋，好像现在每一个人都了解这鞋子的意图。最后这位女舞者穿上我的鞋，我的鞋对她来说实在太大了，每一个人都在看着她。莫雷尔很沉默，我打开了局面，而这一局面似乎自己演变下去而无法被控制。我走向这个女孩，并且试着将她的鞋穿在我的脚上，当她看到我无法穿上她的鞋时，她大笑了起来。然后我问她，既然我们的鞋都这么想跳舞，为什么我们不成全它们呢？她又开始绕场一周告诉大家：“如果我们各自穿上我们的鞋，我们的鞋会想跳舞。”大家都笑着说：“那就让鞋子们跳舞吧！”然后我便真的与这个女孩跳舞了。
我学会了用正面的态度来克服傲慢与排斥。如果我一开始就邀请这个女孩跳舞，那么我就违反了他们的文化，然而我用一种全新的沟通方式让他们以回答“是”来代替“不”，事情就大大不同了。
帕拉文
然而，我才刚开始接受非洲仪礼的洗礼。我从阿比让开始旅行到布基纳法素的首都瓦加杜古，再从那儿到博博迪乌拉素。在旅途间我发现了一种非洲独有的礼节，叫做帕拉文（palaver），这是彼此达成共识的一种仪式。
博博迪乌拉素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非洲珠宝交易中心，当地的艺术家创造出非常精致美丽的黄金饰品。我想买一对耳环带回美国，然而，议价的过程拖得非常久。即使我并不想花那么多时间在讨价还价上面，这种仪式还是如常进行。卖方先告知一个价钱，买方则提出另一个价钱，然后，买方卖方又要再一次议价。这是一个相当微妙、优雅及充满智力挑战的过程，就像玩一场游戏般，买方就像要买一个全世界最美的东西给他的母亲那般细心。
如果买方在第一次就答应卖方的价钱，卖方可能就不卖了。如果最后协议达成了，买方卖方就好像完成了一件大事，会互相拥抱、欢呼握手。我很快地发现，帕拉文冗长的过程并不是真想要议价，而是要在彼此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达成一种和谐的共识与关系。
在非洲的生活就好像一连串的“帕拉文”。我与凯末雇用了一个导游、一个司机及一些帮手，我们带着所有的装备、武器及照相机，穿越边界抵达马里。当抵达边界时，我们必须填写海关税单，将我们所带的每一项物品都写下来。如果真要这么做，那可能会花掉好几天的时间，于是我们开始“帕拉文”，很快便得到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以阿拉之名，我们送了通关人员7瓶啤酒、8条面包，以及相当于56美元的通关费，总共只花了我们3个小时。几年之后，我运用这样的技巧，获得了几项生意，我称这样的技巧为“对话营销”（dialoguemarketing）。
我与凯末进入了马里，打算前往多冈族部落，在途中我们先经过塞谷，它是巴马纳（Bamana）部落居住的山谷，我们打算在那里过夜。凯末建议我们先到当地的警察局询问可以在哪里搭帐篷露营，并且可以受到保护。我们得到一些建议，前往当地部落的首领家。首领同意我们住下来，并给予我们应有的保护措施。由于我们非常认可当地警方及部落首领的力量，因此我们的身家财产得以受到安全的保护。如同摩根沙勒博士告诉我的一样，我必须先放弃一些权力，才能重获另一种权力。
初步建立关系
一天之后，我们抵达了巴马科，它是马里的首都，我必须在此申请摄影的许可。我们拿到这个许可证，同时也同意让一个年轻的军官西迪贝上尉与我们同行。刚开始，西迪贝非常不友善，也不让我们使用照相机。我觉得我们必须想个办法让他改变态度，否则我们什么事也别做了。有一天早晨，我告诉所有人，我们要举行一个纪念会。当西迪贝上尉参加我们的纪念会时，我告诉他，我们就像是一个共同旅行的家族。像其他的家族一样，我们必须要有我们的识别标记，我们每个人都有手表，只有西迪贝上尉没有。所以，我以一个家族的发言人身份，希望他能接受一块手表，作为他成为我们家族成员的标记。我拿了一块天美时手表给他，他推辞了一下，然后很高兴地收下了。他抱着我说：“和睦相处是很好的。”他戴上了手表，拥抱每一个成员，从此刻起，我们真的像一家人了。
这是建立关系的第一步，但我随后在非洲所学到的一些事情，却真正改变了我之后的事业与生活。现在，我们正前往多冈族部落，准备会见他们的首领多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