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吹拂，枝头吐绿。眨眼间，已是闹春时节。崇内旅馆内为期两月的学习已近尾声，溥仪对自己的前半生亦有了深一步的忏悟。尤其在周恩来总理接见后，他的思绪像提起闸门的洪流，翻滚不停，一泻千里……
“在伪满时代你要负责！”周总理对他中肯的评析，不时鸣响在耳畔。他对伪满的作孽并不推诿，可在是日本人“绑架”还是自愿去伪满的问题上，他在一九五四年做过交代，但在一般人面前却一向讳莫如深。总结前半生时，他在崇内旅馆首次当众公开了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此所做的伪证，使这一段被掩盖的历史终于大白于天下！
……
一九四六年八月九日。夜幕中，一架军用飞机在日本东京厚木机场徐徐降落。随着机舱门打开，只见五个身影从里面闪了出来。
“空中来客”是谁……当晚，美国旧金山电台向全世界透露了这一“谜底”。原来，飞机来自苏联伯力，走下飞机的是别尔缅阔夫等四名苏联军官。那个惟一的中国人，就是爱新觉罗·溥仪。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其卵翼之下的伪满政权也随之寿终正寝。八月十六日，溥仪在企图逃往日本途中，被苏军在沈阳机场拘捕并送往苏联。一年后，苏联应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要求，同意溥仪出庭对日本战犯侵略我国东北的罪行做证。他这才来到了异国之邦。
随之，一场轩然大波陡然兴起。八月十日，国民党要人谢冠生在南京发表谈话，声称：“引渡溥仪事，苏联已有明确表示，即可引渡。”溥仪在东京做证后将“引渡来京公审”，似一石激起万顷波澜，新闻界简直像开了锅。在世界各报纷纷转载这则新闻的同时，许多报纸又都在同一版上刊登了“溥仪解至东京做证，事毕仍由苏联押回”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报道。
一时，各种说法和消息竞相流传，真伪难辨。甚至，有的报纸还认为：“苏联之所以使溥仪出证，盖欲使此皇帝出丑受窘，由是间接反映对日皇裕仁及一般帝皇制之亵渎也。”这时，居住在苏联大使馆里的溥仪，“惶惶然，不可终日”。
忽然，设在前日本陆军省宽阔会堂的审判厅显得狭窄起来。旁听席变得拥挤不堪，连贵宾席和保留座位都已座无虚席。八月十六日晨，溥仪第一次出庭做证。
这不仅使政治、新闻界人士为之翘首注目，连法庭和世界各国的人们也无不视为一大“趣闻”。
当溥仪步入证人席时，摄影机和电影机镜头无不对准了他。普通证人仅有一名宪兵护送出庭，溥仪却由两名宪兵一左一右缓步“伴入”。看上去，身着藏青色西装和衬衫的溥仪，面容十分严肃。做证中，竭力开脱自己，这是他的原则。承认自己在伪满是一个“傀儡皇帝”，怕被说成是勾结日寇的卖国贼。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吧？又怕暴露与己有关的历史真相，加重罪责。他正是怀着这样一种矛盾心理，忐忑不安地站在了证人席上。
“你叫什么名字……”担任首席检察官的美国人季楠按照惯例，对证人的出生地、简历等提出了一系列询问。
当他以低沉的语调叙述自己三岁“登基”的经历时，法庭一片寂静。他谈到辛亥革命时，称孙中山是“非常伟大的人物”，还说：“我的母亲隆裕太后曾与孙中山先生会晤，而且非常赞同建立民国，于是决定将中国的统治权交与革命党。”他甚至称辛亥革命是“非常进步的运动”，显见，隐瞒了自己对推翻清王朝的仇恨之情。
“你离津赴旅顺前和日本著名人物有什么接触吗？”
溥仪回答季楠时，只是心虚地谈到和日本驻屯军司令香椎浩平的会见，而对在天津“夜见土肥原”那一幕却避而不提，因为那确是他与日本侵略者勾结的铁证。正是在这次会见中，他提出，“建立的‘满洲国’必须是帝制的，否则不去……”
“为什么又去了旅顺呢？”
照溥仪的说法是，日本人胁迫他去的。当迫不得已谈到板垣的来访时，他又略去了向板垣提出不当“执政”，而要当“皇帝”的史实。
接着，季楠询问他为什么最后接受了日寇的建议时，溥仪进入了一个尤为“感人”的角色。他戏剧性地逐一环顾了面前的十一位法官，然后以演讲的姿态申诉说：“当时那么多的民主国家都不能抵抗日本的侵略，‘余何独能耶？’”——他居然反问起了检察官。语调一转，他又如泣如诉地控告了板垣对他的威吓：“这是关东军的决策，如果你拒绝接受，将对你采取严厉行动！”为了证实其真实性，溥仪抬出了郑孝胥，说这些恐吓的话是日本人让其向自己转达的。
溥仪慷慨陈词之时，从五公里外的巢鸭监狱押往此庭、正在被告席上端坐的板垣，“闻听提到自己名字，顿显不安之状”，不断用颤抖的手指触动耳朵下的耳塞线，神经似紧张到了极点。当溥仪讲到板垣威逼他去东北时，板垣的脸部“因憎恨而变其形象”，嘴角向下，眼睛斜视溥仪，表示出极度“鄙夷的神情”，转而，又几次偷眼观察听众的反应……
不管板垣做何丑态，“被胁迫去‘满洲国’”，却是溥仪做证时一口咬定不放的。
当天，报纸即以“说伪满傀儡戏开场的故事，板垣在法庭表情煞是好看”为题做了报道。这次开庭，旁听席上始终“有人满之患”，多数听众一直站至休庭，足见“开场戏”之精彩。
八月十九日，溥仪第二次出庭。他采取了“哀兵动人”的策略，再三请求法庭原谅他在生命受到威胁时，被迫登上“满洲国”皇位的苦衷，因而招致庭长威比的严厉驳斥：“怕死是不能原谅的。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国家恕宥怕死的卖国贼！”
提到“卖国贼”这个字眼，顿使溥仪心惊肉跳！虽然，前一天合众社已发布消息：“引渡被搁，溥仪证毕仍押苏”，不至于“解京公审”，但他仍心有余悸。因为十天前，中国报纸公布了溥仪的族兄溥侗（汉奸）尽管已患风瘫，仍将受到审判的消息。这对于他不能说不是一个震动。
也许出于恐惧的心理，他详述其接受“皇位”的理由时，竟编织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弥天大谎：
“由于年轻，怕遭杀害……另一方面又是为满洲人民着想，先秘密训练军队，等待时机成熟时，再与中国政府合作，光复东北——就是因为这一理想，才将我驱入了虎穴。”
多么堂而皇之！这番出人意料的话，引起大厅内一片嘘声。
下午的出庭，他的表演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极力粉饰自己只是个傀儡，“连会见亲属的自由都没有，少数近亲出入宫门都有详细记录，甚至祭扫祖宗陵墓都得不到允许。”尤其谈起第三个妻子——谭玉龄之死，他竟然以拳头猛击桌面，高声怒叫：“谁害死了她？就是吉冈中将！”（对于谭玉龄之死，溥仪确感痛心，直到溥仪病逝前，谭玉龄的第一张“入选”照片仍然用白色透明塑料皮夹包着，保存在他贴身的衬衫兜里。）他明明知道这样说是“仅仅把怀疑当做事实”，可硬要做出证据确凿的样子，当时，大厅里安静得出奇。当天，海外媒体报道这次庭证时，竟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冠之：“溥仪也讲爱国——他在法庭上说，做‘皇帝’是入虎穴，想藉此恢复失地。伪满政权不过是猴子戏而已。”
溥仪的脸上渐渐流露出满足的神色。因为，他看到法庭上的人们是那样全神专注地听着他对日本人的罪行滔滔不绝的揭露。
“……居住在东北的中国人往往被日本人驱至荒芜不毛之地，被迫从事劳作，毫无行动自由。不仅如此，还被强迫将存款储蓄在日本银行，当时竟达六百亿元……凡是十八岁至四十岁的人，都要在‘劳工服役法’下被日军驱作牛马，根本没有医药的治疗，每日只得到极少食物而已！东北的中国人要随身携带身份证，不准迁居，失去了人身自由。日本人还在东北贩卖鸦片，所得净利高达二十亿元，并拿这些钱来支助日军经费……”
由于这次出证得以发表长篇陈词，结束时，他似乎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出了法庭。
然而，他乐观得太盲目了。究竟溥仪是在日本人胁迫下违心当的傀儡皇帝，还是“诚心”想当皇帝？
这个问题，从质询一开始便以各种形式尖锐地提了出来。溥仪竭力想证明自己是前者，否则，“卖国贼”这顶帽子必戴无疑。
相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则要从质询中，找出溥仪不是“傀儡”的根据，希图减轻日本战犯的罪行。这场双方都感到生命攸关的质询竟持续了六天，被日本报界称之为“冲锋肉搏式”的交锋！
二十一日，是溥仪陷入困境的第一天。《世界日报》形容他“以紧张面容，立于法庭上”。一位瘦小的白发博士走上庭，他是日本律师团首席代表鹈泽。他质询的方式很特别，竟向溥仪询问起三岁登基是否在北京天坛行过祭天礼以及逊位后是否还希望重现“康、乾”盛世……对于此种问法，连季楠检察官都认为“离题太远”。而威比庭长认为这实质是“真假皇帝”的问题，才使质询持续下去。
对第一个问题，鹈泽在得到溥仪的肯定回答后，马上以溥仪就任伪满皇帝也在长春南郊举行过“大礼”来证明他是真心想当皇帝，而并非傀儡。明白了这个圈套后，溥仪回答第二个问题时，采取了回避和讥讽的态度。“……如果孔夫子出世治世，世界自然要好些。”……在哄笑声中，这位博士尴尬地退下阵去。
溥仪刚松了口气，美国律师布列尼克上阵了。
“……那么你看过李顿报告书吗？”显然，他绕了半天弯子，又回到了溥仪是否傀儡皇帝的问题。对于这种迂回式的质询，溥仪索性答复“记不清了”。
然而在咄咄逼人的追问下，他又无法躲闪，只得当庭承认那时欺骗了“李顿调查团”。一九三二年“国联”派来的“李顿调查团”曾向他了解，他是如何当上“满洲国执政”的。当时，他在日本人监视下，撒谎说：“我是由满洲民众的拥戴才来到满洲的。”法庭上，如今他是这样解释自己的谎言的：
“如果我当时把真实情况告诉李顿，那么，今天谅不能来到这里做证啦！”报纸形容这时的溥仪：“口嚼指甲，以手抚脸”，“一双近视眼，辄于其深光眼镜后转眨不已”。
在布列尼克的步步紧逼下，溥仪越发惊慌失措。在先后十几个问题上——甚至连离开天津赴旅顺及伪满洲国“登基大典”的日期，他都“记不起来了”。翌日，当见到各报纷纷以“被美律师询问时神经紧张，前日被盘诘突失记忆”为题，描述自己出庭的丑态时，他的额上仍渗出了冷汗。
更使溥仪难堪的是，布列尼克紧接着引用英国记者伍海德撰写的《在中国的记者生活》一书中记载庄士敦转述溥仪亲口说的话，来证明他是自愿做皇帝的。在溥仪还是“什么都记不起来”的遁词下，美国律师被激怒了，要求法庭“协助”令证人回答问题。这时，坐在被告席上的日本战犯无不“面显欣喜之色”，而幸灾乐祸。
终于，布列尼克使出了他的杀手锏。二十二日下午，一封溥仪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写给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南次郎的亲笔信被提交法庭。这封信如被确认是真的，溥仪甘心情愿做“满洲皇帝”就会得到证实。那么，他不但会丧失证人资格，同时它也将成为溥仪勾结日本侵略者的卖国铁证。
法庭上的气氛异常紧张。信交到了溥仪手中。只见他辨认时，两眼紧瞪着“黄绢信”，双手甚至颤抖起来。突然，他猛地抬起头，火冒三丈地填膺高呼：“这是伪造的！”又一下子把“黄绢”甩到地上。
“这是谁的笔迹……”
“不知道！”溥仪仅仅气乎乎地回答了三个字。
在这场“御笔”真伪的辩论中，合众社的报道，形容溥仪当时激动得“身体不时颤动，且常以右手擦鼻”。实际，这正是他色厉内荏的表现。但他心中也暗自庆幸自己只在“黄绢”上盖了“御印”，而没有签名，真是阿弥陀佛！
布列尼克问来问去不得要领，气愤地向溥仪大声威胁地喊道：“把一切罪行都推到日本人身上，可是你也是罪犯，你终究要受到中国政府的审判！”这时坐在被告席上的东条英机和大岛浩却“面部颇含笑容”，“板垣四郎则略呈微笑，其仁丹胡须，亦随之翘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溥仪更为吃惊的场面出现了。二十六日，布列尼克拿出了溥仪送给庄士敦一个扇面题词的照片，来证实“黄绢”上的字迹就是溥仪的亲笔信。字迹真伪谁能当场做出决断？法庭只好提交专家另行鉴定。最终，皆因双方都有专家鉴定而得出了两种不同的结论，只好不了了之。
谁想，战犯辩护律师又忽然拿出了溥仪曾在旅日途中所作的两首诗，作为他主动投靠日本侵略者的证据。其中一首诗写道：“万里雄航破飞涛，碧苍一色天地交，此行岂仅览山水，两国申盟日月昭。”
面对证据，他不得已，只好承认是自己写的。对于是否发自内心，他只做了支吾的回答。其实，这首诗正是他妄图借日本帝国主义力量来实现他复辟美梦的最好说明。
自从布列尼克大声咆哮后，惧怕作为卖国贼受到审判的顾虑，终日盘桓在溥仪的心头。再加上国内报纸又公布了皇族子女——卖国贼金碧辉（日名川岛芳子）即将公审的消息，更使他心头罩上了一层阴云。
正像溥仪后来所谈到的：布列尼克的话“确实打中了我的要害，说到了我最害怕的地方。我就是出于这种心理，才把投敌叛国说成是被绑架的结果，我把我与日本的勾结，一律否认。”不管问什么，只要他认为不利于自己，统统答以“不知道”或“记不得了”。在质询中，先后有六名律师出庭，但都在他这个“绝招”面前变得束手无策。
说来，人们也许不信，当时一名法庭官员甚至因此而“道歉”。原来，溥仪这种装糊涂的做法使一位法庭语言组长“轻率”地动了火：“东方人士受压力时，即欲躲避供词。”他竟忘了在场的绝大部分是东方人士，招致了人们的不满和震怒，迫使这位摩尔先生立即表示歉意，并收回了发言。
度日如年的溥仪，好不容易熬到做证的第八天，也就是最后一天。法庭检察处出示了一九三一年日本驻津总领事给外务省的机密文件，其中记载：
“土肥原大佐，已领导溥仪自天津逃出。溥仪被秘密载入汽车内，偷出租界后，即被带至码头，在携有两挺机枪之武装人员四人保护下登艇。开抵大沽，改乘日船‘淡络号’。”
刻意介绍溥仪这次做证的《世界日报》，以鲜明的题目：“日外务省密件中证明，土肥原胁诱溥仪，造成一九三一年天津暴动，溥仪在武装保护下登艇，”来证实他是被“胁诱”的。
相反，这又与公布于法庭的当年日驻津总领事给外务省的电报产生了明显抵触：
“溥仪获得恢复帝位将受日皇室欢迎之消息后，表示极愿复位。”
然而，这封真实的电报却并没有使法庭取消溥仪证人的资格——显然法庭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这的确是历史的真相。
当天，纽约广播电台播送道：“东京消息，伪满皇帝溥仪，出席远东军事法庭前后做证八日，今日已告终止。”
数日后，溥仪乘飞机返回了苏联。
那么“御笔信”的真相呢？他只是在回国后向五妹夫万嘉熙谈到过，除此从未向别人提起。按他自己的话说，是“怕自己受审判”……
他不再有所顾忌了。在崇内旅馆，他当众和盘托出，得到的是信任。一次座谈会上，他追溯得更深，这是从一九五一年写“自传”谈起的：
写自传，那么在自传中要不要交代罪恶？除了人尽皆知我是个有着十二年历史的伪满头号汉奸之外，我还做了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最重要的是我和日本军阀的勾结：一个是我曾在天津亲笔写信给日本军阀，请他们以武力助我复辟；一个是一九三二年我到东北，并非是被日本特务绑架的，而是听了土肥原答应让我复辟清朝后自愿去的。
这些当事人已全死了，是无人知道的秘密。说不说呢？我反复考虑，抗拒从严是肯定无疑的，但坦白从宽靠不靠得住呢？也许对别人能宽，对我这样的头号汉奸还能宽吗？总之，我还是不相信政策。所以，在我所交代的罪恶历史中，就没有写出这两件大事，而是把在东北的所作所为全推到了日本人吉冈身上。我试图隐瞒这样的历史，是为了表明自己当汉奸从头到尾都是被迫而并非心愿的。
“两年后，我交代了‘九一八’以前勾结日本军阀和自动去东北投靠敌人的罪行，一九五四年也把这一罪行写在了认罪书上。但这也不过是承认了法律上的责任，还没有认识到道义上的责任。认罪而不悔罪，我一味害怕惩办，却没认识到像我这样的罪人不受惩处，乃天理所不容。”
可贵之处，不仅是他不再掩盖过去的这段丑史，也能对其他人——哪怕是家族亲友的不正确看法，直陈己见。他曾专门写道：
“例如，家里人——我的堂弟对我说，过去在伪满，我一切不能自主，是受日寇强迫到东北的。我当面痛驳了这种错误观点。”
如今，对过去那段被掩盖的历史真相，他毫不隐讳。即使国际友人提出相反的疑问，他也会诚恳地做出解答。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访问过他，就谈到了这种情景：
“我从前一直认为溥仪是被日本人绑架走的。他却直率地告诉我，‘我是自愿去东北投靠的日本人，想以此来复辟大清皇帝的统治。’我说，我佩服他的诚实。溥仪却说，‘这是揭穿自我欺骗的结果。你不知，这多么不容易啊。’”
作为当事人，他在这里表现出的不止是尊重历史，也彻底否定了“旧我”。无疑，在崇内旅馆，他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