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东单，是个繁华的去处。闹中取静，十字路口南边不远有个坐东朝西的二层小楼——崇内旅馆。十二月二十四日午间，老万提着送给大哥的黑皮箱，陪伴溥仪从前井胡同迁住于此。
起初，他到北京后，被政府安排住在东四旅馆。五妹那儿只是偶尔回去一下。其他特赦人员也散居各处。杜聿明在远东旅馆，王耀武住崇内旅馆。宋希濂在崇外旅馆。数虎坊桥最热闹，曾扩情、杨伯涛、陈长捷、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等六人同住一起。
谁在北京有家，可以去家里住。对民政局负责人说的话，有的特赦人员根本不信，直到溥仪寓居五妹家、郑庭芨搬到南池子，他们才意识到自己成了行动自由的人！
岂止溥仪，所有的人都在瞪大眼睛观察着这个新的世界。他来旅馆的前两天，特赦人员齐聚政协俱乐部，推选王耀武和邱行湘为学习组长。座谈中，老宋率先开了腔：我释放十九天了，印象最深的是社会风气的变化。我在街上没见过骂人和打人的。有一天，我坐三轮车时见工人很累，要多给他点钱，他就是不要。新社会的一切都在变！
对此，杜聿明颇有同感：“一次乘公共汽车，因为眼神不好，多给了售票员一毛钱，她当时就退给我了。”接着，郑庭芨谈起了在民政局的见闻：我去民政局接待室，看到有人正申请回家的路费。我想，过去的政府哪管这些事？
“看了新的北京，兴奋得不得了。”溥仪抢过了话茬，“要不是敌伪十四年的腐朽统治，人民过上好日子，多好呀。每逢想到这儿，我就惭愧不已，只有化惭愧为力量，来赎自己的罪过哟……”
时间不够用，从下午两点到五点，周振强、陈长捷、卢浚泉又争先恐后地畅谈在京遇到的新鲜事，发言有长有短，看法却不约而同：北京城和北京人已非昔日可比！
然而，他在崇内旅馆二一一房间，也开始接触了社会生活的另一侧面。刚集中于此，有的人不敢上街，甚至怕公安人员跟在后边，索性闷坐屋中。溥仪讲了自己在五妹家时逛遍北京以及所闹的笑话后，有几个人试着出去遛了几趟，发觉根本没设想的那回事，才自嘲地谈出了原来可笑的念头。
溥仪搬往崇内旅馆，出于各种考虑，对外并未张扬。但通过各种渠道不胫而走的消息，却引来不少麻烦，时常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慕名前来求见。
“外面有人找……”一天，他正在学习，又被旅馆的服务员唤出，并被绘声绘色地告知，有两个穿长袍马褂的老人求见。
“什么人呢？”他正纳闷儿，服务员递过一个考究的信笺。拆开一看，里边有帧用大红纸以楷字书写的“请安帖”。不看则已，瞧过之后，他立刻勃然大怒，对服务员说：告诉他们，我不在！
拒见的理由何在？原来这二人是清朝末年曾在宫中供职的大臣。令他极为震怒的是，帖上竟然写着他们在清朝的官衔：
前翰林院编修陈云诰、前度支部主事孙忠亮。
不仅如此，他们还俨然以清朝遗老自居，在帖上向皇上“亲诣请安”。“解放十多年了，竟然还有这种事情！”他愤愤而言，鄙视地将信笺原封不动地退给了服务员。腐朽没落的意识，如此不肯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而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残存，这使他不禁想起周总理的告诫：你们也不要把现在想得那么好，有的人还不如你们……勉强压住火气，没有发作起来。
不久，他应邀去北海公园参观一个书法展览，极为欣赏一幅称颂祖国建设的楷书对联，看了落款才知竟是陈云诰所书。这时，他才晓得他是中央文史馆馆员，而且也渐渐明白那些人的头脑中，不光有残存的封建思想，还有拥护社会的进步一面。他是否从中意识到了人的思想的复杂性？尽管不可臆测，但有一点却是真实的：一年后，他回想起发生在崇内旅馆的那件事时，又为原来没对两位老人帮助，而采取了回避态度，甚感懊悔。
形形色色的来访者中，还有一些所谓的民主人士。他们来找溥仪，有的想一睹圣颜，有的是来叙旧，还有的是想教他跳舞，给他说媒拉纤……总之，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外边又来了一人访问杜聿明，溥仪躲避不及，也被拉着做了介绍。听到名字，虽没见过，但已知那是个没摘帽的坏分子，他急于走开。可还没等他溜出门，那人一把拽住了他：“‘皇上’，您会打牌吗？初次见面，请赏光。”
我不会。溥仪冷冷地拒绝道。那个人仍纠缠不清，他一扭脸走出了屋门，扬长而去。
一位在旧军阀时代发迹的人士，还当他仍是天津租界里吃喝玩乐的“寓公”，竟然在他面前又吹嘘起在过去如何大耍威风的旧事。甚至得意忘形地讲起当年带兵包围舞厅，拿着手枪讹诈人的丑事。他嗤之以鼻，打断了来人的胡言乱语。那个人走了，他冲着门口厌烦地说：“他带来了腐朽气味……”
决不仅仅是满清遗老和一些旧社会过来之人对他感兴趣。一天，门缝塞进一张信笺。他拾起读道：
溥先生，我住在楼上月余，很想与您谈谈，但对您目前的处境不清楚，故未冒昧一试。我是一个清史爱好者，来避暑山庄已十多年之久，对清史颇感兴趣，故想与您谈谈，不知允否。
揣此，并颂日礼。
对您目前的处境不清楚？他看着信笺，不禁哑然失笑。为了满足这位清史爱好者的要求，他主动邀其叙谈，但内容却不止清史，谈的更多的是使清朝末代皇帝如何成为公民的这个时代。
咳，我这记性……他刚理发回来，又慌慌张张地往外走。同伴知道他又将什么东西忘在处边了。当他从理发师手里接过丢掉的皮包时，又一次感到懊恼。
“这是谁的肥皂泡在脸盆里了？太浪费了！”早晨，一位特赦人员发现洗漱室里的脸盆里满是肥皂泡，顺手捞出了一块肥皂。一嚷嚷，人们都来了，纷纷谴责肇事者。这时，他红着脸站出来，承认是自己洗完衣服忘在那儿的。他于是成了众矢之的，以至平日的小事也成了人们的笑料，有的人讽刺加挖苦：“还是什么皇帝呢，这不是窝囊废吗……”
连日，他的情绪顿显消沉，整天低着头。王旭东找来了杜聿明和王耀武：肥皂之事，他不是故意的，要与人为善，要相信皇帝是能够学会生活的，哪能瞧不起他呢……一番话，说得两人连连表示，不再歧视溥仪。
的确，在抚顺时他生活上有了进步，但在新的环境中还远远不能适应。他闹了几次笑话，信心也一度动摇。特赦伙伴的理解和帮助，使他的信心又得到了恢复。
学习时，他与大家坦诚相见。无怪乎王耀武谈起他时不无褒意：这个‘皇帝’对我们几个国民党战犯挺客气，说是我们总归打过日本，他在伪满倒当了汉奸，每念及此便悔恨不已。他与昔日的将军们逐渐融洽了。因为他们在力图成为新人的根本目标上，并无分歧。
邱行湘乍从虎坊桥迁来时，认为他是封建皇帝，不愿和他接近。他却主动向他打招呼：你年庚多少？
“我是一九〇七年生人。”
“老弟，”他亲热地以兄长自居，看来，我比你大一岁，我是一九〇六年生人。二人越说越热乎。
“伪满洲国垮台后的那年冬天，我随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到长春，还看过你那个伪满皇宫。我那时的印象就是，溥仪只是‘新京’的皇帝。”
是啊，在长春，不是我生活，而是我替别人生活。
交往中，二人相互产生了好感，经常来往走动。他对溥仪的进一步了解，体现在另一件事上。邱行湘在给笔者的信里回忆道：有一天早晨，杜聿明和王耀武来我处，研究送给领导锦旗之事。溥仪本不属国民党人员范围，但他是崇内学习组成员，争执不下时，他提出，只要我们好好改造自己，不必拘泥于形式上的歌颂。我想不到，溥仪这个封建的代表人物，如此开明。
他交心的透明度，往往令人诧异，乃至私生活也毫不避讳。溥仪自幼长于宫中，受到腐朽糜烂的清宫生活的毒害，使他已非常人。殷兆玉回忆说：“溥仪曾对我单独谈起清宫的腐败生活，甚至羞愧万分地说自己还有长期自渎的恶习，正在克服。这使我感到惊讶！”
然而，他惊讶的不止是溥仪那长期未除的恶习，更重要的是他的坦诚和那一切从头开始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