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上午。
收到一封薄薄的信件，溥仪掂在手上，却似千斤磐石般，沉重地压在心头。从邮递员手中接过寄自长春的信，他顿然心悸肉跳，一种不祥的预感旋绕眼前。
长春，这个令他不堪回首的地名，如今更使他坠入无法言喻的痛楚……展信读罢，他已呈病态的脸色骤如土灰，颤抖的双手不断地痉挛起来，甚至，情不自禁地惊恐失声……
“怎么啦？”妻子急忙从厨房跑回客厅。他却魂不守舍，仿佛丧失了知觉。一句话也未答，手里只是直直地捧着那封使妻子莫名其妙的“怪信”。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妻子纳闷地接过了由全国政协转来的信，自言自语地读着信末的署名：
“长春市政工程处……革命战斗队……孙博盛”。
“孙博盛是谁？”听到妻子的问话，他像受到无法遏制的强烈刺激，猛然大放悲声。
“孙博盛……孙博元……孙博盛……”泣哭中，他语无伦次地叨念着这两个近似的名字。
也许他至死也认为，来信者是他曾在伪满时命令手下人打死的那个孤儿——孙博元的亲兄弟。其实，孙博盛只不过与孙博元同是从慈幼院挑来给溥仪当童仆的孤儿。
原来，十岁那年，孙博盛和其他六名孤儿一起被挑入伪满宫内伺候“皇上”，在老太监苏焕臣的带领下，开始了日复一日的苦役。从早到晚，洗涮溥仪使用的厕所、便池、浴池……直至深夜。不过几日，大多数童仆便因过度疲劳，被自己手中拎的大铁壶所烫伤。但他们最害怕的却是溥仪暴虐无常的脾气。他发怒时，往往叫手下人责打童仆以解闷，院内常常传出凄厉的惨叫。孙博盛就曾不止一次地遭到如此的命运。
初夏，他正在缉熙楼值班，溥仪铁青着脸走出来，当看到他把一个烟盒装进口袋时，厉声问道：
“你手里拿的什么？”
“奴才拿的是烟盒。”
“里面有什么？”
“两块钱。”孙博盛随口答道。
“拿过来看看。”
溥仪打开盖儿一看，里面装的是三块钱，立刻勃然大怒：“欺上！”于是，喊来侍卫严桐江，毒打了孙博盛一顿，又将他关进同德殿旁的小黑屋，直到柳叶发黄时才放了出来。
时隔不久，溥仪吃饭时，又问他：
“攒多少钱了？”
“什么？奴才没听清，只听皇上说了一个钱字……”
溥仪陡然变色：“胡说，惩罚他！”可怜的孙博盛又被打得遍体鳞伤，几日卧床不起。他决定逃出虎口。虽然他跑出去了，但无力抚养儿子的生身母亲却不敢收留，为了老母的安危，他迫不得已又返回了宫内。两天后，勤务班全体集合。在溥仪授意下，侍卫李国雄把孙博盛叫出队列：“伸出手来！”木板猛地向他的手心狠狠打来，一下又一下，双手被打得肿起老高，紫里发青。
“把裤子扒下来……”
不由分说，他又被脸朝下摔在地上，由两人分别按住头、脚，另外一名打手持木板，向他的臀部一阵乱打。“饶命啊……”不管怎样求饶，雨点似的木板仍不停地落下。残酷的刑罚几乎把他的屁股揍烂。后来又几次无端被溥仪打得死去活来。他的伙伴孙博元就是忍受不了这种非人的折磨，逃跑后被抓回，当着众孤儿的面，被活活毒打致死的。令人惨不忍睹的情景，镌刻在他幼小的心灵上，他恨死了溥仪和那个伪满傀儡政权。
解放后，孙博盛彻底翻了身，当上了干部，还先后被评为省、市级劳模。《我的前半生》出版后，他看到书中写到孙博元之死，又勾起了对昔日生活的回忆和悲愤。动乱之初，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这样一个曾饱受溥仪凌辱的童仆，竟被无端扣上“梦想溥仪做皇帝”的罪名。批判会上，他被斥为“溥仪的狗奴才”、“伪满的小德张”……
为了表明与溥仪彻底划清界限，他决心批判《我的前半生》。考虑到自己是名党员，要有组织观念，便给新成立的北京市委去了一封信：
“我本想写信直接质问溥仪，但因为他是统战对象，怕有不良影响，如果准许我批判那本书，请给予答复。”
在当时极端混乱的形势下，这封信被转交中央统战部后，又批转回长春市统战部。最后，孙博盛收到的答复竟是一条语录：“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
纯朴的老工人以为得到了支持，于是向溥仪发出了酿成悲剧的批判信。
这封信的内容并不多，主要是针对《我的前半生》：“那本书是大毒草，必须彻底批判，不能容忍它毒害第二代。溥仪所得的稿费应全部退还国家……”，信里还以“阶级分析的方法”，逐页开始了批判。
接到信的当天，溥仪真以为自己又犯下了弥天大罪，顿足捶胸，痛悔不已。午饭摆在桌上放凉了，他没有动一筷子，沏好的茶放在桌子上，他一口也没喝。整整一天，几乎水米未沾。
“喂喂……”猛然，他站起身，近乎疯狂地打起了电话，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群众出版社……结果，使他失望之极，他所认识的领导，基本靠了边。向谁讨教呢？他慌了神，也失去了主心骨。他想起了杰二弟，电话打通了，但溥杰有事，只好相约来日再谈。他垂头丧气，一屁股坐在了床上。
即使如此，他仍没有放弃依靠组织的信条。接信当天，电话没打通，他又急匆匆地跑到政协机关，向沈老和张刃先当面汇报。归来后，他并不推卸，独自承担起了“罪责”，伏案疾书至夜，写下长达四千五百字的“自我批判”。脱稿前，不管妻子怎么劝，他也不听，简直就像傻子似的，既不吃，也不睡。脱稿后，时而偷偷地在一旁落泪，时而突然嚎啕痛哭。睡在床上，他的抽泣声偶尔会惊醒酣然入睡的妻子。
早晨，几乎彻夜未眠的溥仪，亲自将所剩余的《我的前半生》稿酬全部交与政协机关。然后，又去邮局寄发了给孙博盛的复信。他在信中批判了书里的“问题”，态度可谓诚恳至挚，但通篇尽是扣的一顶顶大帽子，连自己也不知所云。
《我的前半生》一书，经你们正确分析与严正指责，确给自己很大启发与帮助。经自己深刻反省，书中内容确有不少美化旧事物、不少有毒的，是起坏作用的。是应该打倒的。
点头、吭气都有阶级性，这话是一点不错的。我写的书尽管也有一些暴露，但是辞句中却露出许多为自己做坏事的辩护。正如来信，指出仅仅几项，即说明问题。
……
例如书中说（七页）：我的祖父把一切官职都辞掉了，“亲王世袭罔替”的恩典是力辞不准才接受的，这是我小时听说的。写这一段不是暴露，反成了所谓“颂扬”，这是站在什么阶级（立场）说话？
又如（二十九页），我无耻地宣扬我祖母如何善良，夏天不进花园，说是怕踩死蚂蚁。尽管我后来也说：“她对蚂蚁仁慈如此，但是打起奴仆来（这个奴仆，就是封建用语）却毫不留情”，但是这个暴露不仅不够，而且掩盖了她罪恶阶级本质。她为什么怕踩蚂蚁？是对蚂蚁仁慈么？不是！这正是她的封建迷信、极端个人自私自利的表现。因为她不踩的蚂蚁，正是封建社会所说的，不杀生，积“阴德”。我的书中没有揭露她的迷信反动本质，反而在文字上形容对蚂蚁“仁慈”如此？你一语道破，既然仁慈，为什么还使用太监？这是一针见血的正确论断。
我书中说我父亲是辛亥革命辞掉摄政王，事实上是辛亥革命大势所趋，他被迫辞职的。我引用他的对联说什么：“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不正是替他表白愿意退官、替他说话么？关于你所提的我幼时对一电行工人的污辱，无耻地说封他为“镇桥猴”，这是站在反动封建立场，对工人诬蔑的话。引用在书上，说明自己改造的很差，这是严重的立场、观点问题……
……
再者，张勋背叛人民，拥我复辟时，他说的那几句话，如：“隆裕太后不忍一家尊荣，让百姓遭殃，才下诏‘共和’，谁知‘共和’民不聊生”等语。这是张勋反动透顶的话，我根本不应当引用它在书上。这样写不是反映现实，却是替封建王朝宣传的毒草了。
至于我的一贯打人骂人，这正充分说明是万恶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决定的，我说成人们对我百般奉（逢）迎、依顺养成的打人恶习是错误的……
紧接着一番自我批判后，溥仪还以不短的篇幅痛悔追述了伪满十四年的种种罪行，倾诉了十年改造与特赦给予他的新生。感激涕零，如闻其声。在近乎于罗嗦的认罪中，他反复声明《我的前半生》有毒。出于对这场运动发动者的崇拜，他对令人费解的“文革”以及对自己的批判，显示了前所未有的高姿态。
要不是赶上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要不是由于你的帮助启发，自己怎能正视错误？总之，我诚恳地接受你的批判，真诚向你表示感谢。我愿意把稿费奉还国家和人民……关于《我的前半生》的稿费为五千元（现在实际上仅有四千元，今天已交与机关，应当还与国家和人民。其中一千元，除了给帮助写稿提供材料的人酬劳六百元外，余四百元已用于我的爱人看病上）。
你看怎样好，请回信。欢迎你来信，对我的帮助。
此致敬礼！
六六年九月十六日 溥仪
复信之快，确属神速。由于被大批判弄得神魂颠倒，打死孙博元的旧债始终像噩梦困扰心头，长春的来信，又使孙博元的名字在溥仪脑海里反复翻腾浮现。以致在慌乱中，复信的开头他竟把孙博盛写成了“孙博元”。
这下又闯了祸。当溥仪的复信在孙博盛的所在单位传阅时，有人发觉了：“这是溥仪咒你不死呢！”于是，他在第二封信里对溥仪提出了严辞质问，又一次对《我的前半生》作了连篇累牍的批判。他还在信尾要求溥仪对事实负责，写信必须签字盖章，并质问道：“你的印章还像过去的玉玺吗？”
溥仪最怕的就是人们仍把他看作过去的皇帝，而不把他作为公民。特赦后，他将“同志”视为相互间最宝贵的称谓，尽管孙博盛在来信中特意点明不允许溥仪称他为同志，但他仍不放弃这种权利。他在复信中说：“我前半生的罪恶事实，根本不配称呼你为同志，我认为过去的溥仪正是今天溥仪的仇敌……”
从第二封复信开始，他照孙博盛的要求，在信的落款处小心翼翼地盖上“溥仪”二字的小篆印章。除了工资单以外，这些信件竟成了溥仪在世最后留下印章的地方。
谁能说，他不是处在痛苦的内心矛盾之中呢？自长春寄来第一封信之后，他除去医院看病，几乎每日闷坐桌前，沉浸在冥思苦想中。
董益三的一篇日记从侧面也反映了溥仪当时的心境和病况：
十月二十日（星期四），李淑贤下午三点左右来。和她（董的妻子宋伯兰——作者注）谈了一个多小时才走。据李说，溥仪最近患高血压170/？90，有时降到常态。又说，长春又有信来，说他的检讨不好，要他进一步做检查，还在质问稿费的下落等等……
他的血压逐渐升高，来自长春的批判也在不断升级。截至十月二十二日，他复信三封，写出了万余字的自我批判。接踵而至的来信，要求他老实交代打死孙博元的直接凶手。在人命关天之事面前，溥仪表现出的是诚实态度，甚至承担了打死孙博元的全部责任。
我在《我的前半生》中，有许多（处）没有写出别人的姓名来，表示一切我负全责。因此，关于孙博元被打死事，我没有写出别人姓名来……此外，因为我当时定的所谓“家规”，认为谁不对，管人的人就必须管，就要打，不然打人的人便有罪。所以，我想孙博元虽然不是我打的，可是，他死在我所定的“家规”下，我应负全责……
话虽不长，但不难看出，他与前半生那个贪生怕死、虚伪万分的溥仪相比，确有天壤之别！在动乱的岁月里，他未尝不清楚，担当如此罪名要冒何等风险，而他却敢于揽在自己名下。
关键时刻，他没有抬出别人以保全自己。是否可以这样说，溥仪那个曾被历史几度扭曲了的灵魂，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经受了奇特的洗礼和检验。
仅仅透过简单的表态，他思想斗争的激烈程度是难以想象，而且不为常人所知的。白天，他曾无数次地站在电话机旁愣神，一声不吭，又不时以凌乱的脚步踱转在气氛烦闷的屋内。夜间，有时他的枕上淌满了泪水，哭得异常伤心，惊醒了的妻子安慰他，他却浑然不知。原来，溥仪是在梦境中哭泣……
他并非完全正确。抑于批判的声势，在复信中，他甚至提出了妥协。在尔后的信中，他写道：
关于这本书如何解决？要它存在，还是不存在……我认为以后不应当再出版，不让它继续存在，因为其中虽然有揭露的地方，也有美化旧事物、放毒的地方。但是，我已向群众出版社同志提出了我的意见，即以后不要出版，因为其中有许多美化旧事物，有毒素的地方。出版社同志回复我，当把我的意见向领导反映。
正当他狼狈不堪期间，董益三夫妇被抄家后，迁居南操场南口老二号，离他家只有几十步之遥，从此成了溥仪经常登门的“患难之交”。当长春的批判信以大约十天一封的频率邮向北京时，董益三向前来求教的溥仪，提出了忠告：“你应该依靠组织，向政协机关反映，同时与群众出版社联系。”
正中溥仪下怀，他欣然从命。但是，四处联系的结果却使他灰心丧气。
他的身体日渐羸弱。心中的郁闷，惮心竭虑的苦恼，使他终日头晕目眩。去积水潭医院检查的结果，妻子大吃一惊：血色素只有七点三克，经医生诊断为贫血。次日，他又乘车来到协和医院，检查出了血压偏高的症状。当天的病历上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记载：
尿中找到可疑的瘤细胞。
这是十月二十六日。祸不单行。也正是当天，他又接到了长春的来信。双重的打击，无情地向他袭来。
远在千里之外的孙博盛何曾知晓，从九月二十八日起，与他发出批判信的节奏几乎同步，溥仪遵医嘱，须每隔十天左右去检查一次病情。
从完整的病历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溥仪自我批判期间，正是他体内的癌症逐渐加剧之时。九月十六日，十月二十三日，十月二十七日，十月二十九日，十一月一日，十一月十六日……毋须详算，溥仪平均每隔五六天就要写出厚厚的一沓。到十一月下旬，他先后写出了六份达数万字的自我批判信。其间，他在极度精神重压之下所承爱的磨难可想而知。然而，在当年最后一个月的第一天，长春的来信又将他拖入更深的痛楚之中。他拿信的手颤抖得更厉害了。
“以前我是非正式地对你批判，今天开始对你正式进行批判……”
而且，信里叫他不要“封门”，要一页页地详细检查。
面对现实，溥仪反而变得冷静了。当天，他把来信抄出一份寄给政协机关沈老，又将情况通过电话告诉了群众出版社——《我的前半生》的责任编辑王兰升：
“孙博盛来信继续要求我全面检查，限于水平，我再检查也检查不出什么来，想与文达同志商量商量……”
由于不便细说，王兰升只告知：“文达因公外出未归”。溥仪哪知，此时，李文达也因此书而受到了连累，被荒谬地扣上“特务”、“为皇帝树碑立传”等莫须有的罪名。有的人甚至把他与溥仪在伪满时的日本监护者吉冈相提并论，称之为“御用挂”。何止如此，尔后，他竟又被投入监狱，身陷囹圄达七年之久。
狂潮中，《我的前半生》的命运更是令人心碎，刚刚印刷出的两万册，在一片不知所云的声讨中，送进造纸厂化成了纸浆……
溥仪并不深知这些内情，只微微觉得有点蹊跷。当天上午，妻子来到董益三家，诉说了打电话之事，情绪低沉。对付复杂的情况，老董有丰富的阅历和经验，又有一副热心肠。
他分析了溥仪面临的形势后，冷静地说：“既然政协机关和出版社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有自己独立地去迎接困难。不要怕，事情闹到底，也不过那么回事……”
妻子颔首而去。傍晚，又偕溥仪而来，受到了老董夫妇的抚慰。品茶间，老董针对溥仪的处境，建议他把病重的情形详告长春，而且，与他细致研究了复信的具体方式。大概是受到老董夫妇乐观情绪的感染，当溥仪临走时，连妻子近来变得憔悴的脸上也露出了欢悦的笑容。可是，回到家，想到形势未卜，夫妇二人又愁容聚拢。
当天以及尔后两日，老董在日记上做了这样记载：
十二月二日，晚饭后，溥仪夫妇又来了，他把那一堆东西又抱来了（指《我的前半生》及与孙博盛来往信件等材料——作者注），告诉了我和群众出版社通电话的经过。我把上次对李淑贤说的意见，更具体跟他讲了。他问怎样对付这封信。我建议他怎样复，他郑重其事地记录下来。在通信上，我建议他把自己重病的情况详细地告诉对方，并突出这一点，这对以后的发展将带来某些便利，并劝他在困难面前，不要想逃避，要耐心地并准备长期地和对方通信，在来往和通信中得到教育和提高。他们接受我的意见。九点左右走，我送他们出大门……
十二月三日，下午三点左右，李淑贤来说，老宋来电话，叫我和溥仪到机关去把留在办公室内的东西拿回来。溥仪没有东西，不去。我到机关去的时候，淑贤在我家和她（宋伯兰——作者注）谈了一点多钟才走。据她说，淑贤精神很低沉，面容憔悴，所说的都是牢骚和溥仪沉重的心情。
十二月四日，下午三点左右，溥仪又来了……这次来，是把他复孙博盛的信稿给我看，要求我给他改。我看了复信，立即帮他做了文字修改，之后，又在一处增加了他的意见。总之，这次复信突出之点，是把他的病具体地告诉了对方，使对方了解他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做出书面检查。五点左右他走，临走时，他要求我把他的这本书看一遍，做一次全面的检查，并说他检查不出什么来，溥杰也不能做这个工作，只好请我帮助。我答应了他的要求。
为了给病重的溥仪排忧解难，老董主动承担了为其检查书中“毒素”的差事——每天抽出一个半小时。这在那黑云压城、人人自危之时，是何等诚挚、可贵！
溥仪三天两头找老董请教，遇到吃点儿新鲜的饭菜，他也会不客气地留下就餐。他特别爱吃老董的妻子做的韭菜馅饼，因妻子不喜欢韭菜、大蒜，他很久没有尝到了。当宋伯兰端上“北京风味”时，他高兴地说：“今天我可‘开斋’了。”一边品尝着滋味，一边用地道的北京话称赞说：“董大嫂啊，你做得可真‘入咂儿’！”
这当儿，他会暂时忘却忧愁。有时，已夜静更深，老董家的台灯下仍闪现着溥仪与老董这一对瘦弱的身影。他们在一起针对当时的“气候”，切磋如何对付刮来的“风暴”。“哀兵动人”，是他俩研究既定的策略。
十二月六日，经过老董夫妇阅改的复信发出了。溥仪在信里详述了从前年开始不断尿血，去年又发现左肾与膀胱相继患癌，左肾全部被切除，右肾业已致癌的严重病情，而且介绍了目前的身体状况。
我现在每天服中药，加上患高血压病、血管硬化，又严重贫血。这几天右胸又开始奇痛，呼吸行动都感疼痛。还没有查出什么原因来，医生嘱多休养，因此，我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我的书继续检查，但这需要一些时间，请你原谅。
第二天，溥仪在家忽然鼻血不止，检查时，血色素仅六点五克，况且全身浮肿已月余了。他的病情日益加重，时常流鼻血，更可怕的是，竟接连十几天昏睡不醒。可是，来自长春的批判并没有停止。
十二月十日，溥仪又接到了来信，信中要求他：“挖思想根源，交代你是用什么思想写的这本书，是谁支持你写的”。在此之前，批判信就曾多次要他交代“这本书的后台老板是谁……”
他心里再清楚不过，这部书是在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关怀下问世的，难道要他交代他所尊敬的人们的所谓罪行吗？他不能，也没有这样做。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有的人以出卖别人，胡咬乱供来求得自身的解脱，与此相反，他的对抗方法是缄口不言，只是一味“躬身自省”。的确，溥仪难以寻觅一条左右逢源之路，进退维谷是他的真实处境。老董的日记为其作了注脚：
十二月十日，今日为老溥又拟两条答案。这两条是费考虑的。因为实际上，他不能负这个责任，但在目前又不能不负这个责任，即不能推，又不能就，难就难在这里。
为解溥仪之厄难，老董不仅成了谋士，还亲自为他草拟复信。那天下午三点多钟，老董正代为“捉刀”时，他走进了屋门。有人代笔，溥仪并不依赖，他自有一条思路。一个多小时中，两人反复交换意见，仍言犹未尽，相约次日再谈。哪料，他没能赴约，原因是妻子在焦灼中病倒了，他陪着去了医院，一阵折腾，溥仪的左肋骨又痛了起来。老董未因他没来而放弃责任，起草好复信稿，又请妻子工工整整地誊写了一份。夫妇俩度过了一个忙碌的星期天。
星期一清晨，他来到老董家，拿起信稿一口气读完，激动不已。这有老董的日记为证：
十二月十二日上午，老溥来了。我把预备好的复信交给他看了，很满意，在一两个地方按他的意见做了一点修改。我叫他拿回去，自己再斟酌，按照他自己的意思任意去删改。因是他的信，由他自己负责。别人的意见能接受的就要，不能接受的，就不要，想改就改。
他临走时对我说：“我好比溺在水中的人，你伸手把我拉起来了。”老溥也有他的一套，还能这样去鼓励别人帮助他……
后来的事实说明，老董代拟的复信，一直压在溥仪手里，迟迟没有发出。原因抑或是多方面的，但惟恐牵累他人的想法则可能是主要的。
这一期间，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去医院看病。“心火上升”是他的主要症状，随之而来的是心慌、气闷、痰堵，无缘无故流鼻血甚至成了常事。病情没减，他又突如其来接到了孙博盛的第六封信。看完信，他竟感到一阵轻松。
“批判的目的在于肃清流毒就完了。”他乐观地拿着这封信来到老董家：“看来这事是不是要结束了……”
“你可不要看得太简单哟！”老董说，“肃清影响，可以理解为要花费很长时间的。”
“啊……”溥仪张得大大的嘴半晌没有合拢。
“这个问题好对付，难办的是信中追问写书的支持者问题。”老董胸有城府地断言。
溥仪的情绪像黄梅季节的气候，阴晴无定。沉默了三四天后，即十二月二日上午，他用浮肿的右手，分别致信全国政协、群众出版社，又颤颤巍巍地写出了最后一次批判《我的前半生》的稿子。
略比一下，便可发现，这是他发出的九封中，字迹最力求工整、全部楷字书写的自我批判信。每个字都似乎凝聚了他最大的气力，但从字里行间来看，已绝非一个健康人的手笔了。信中，他透露出渴求“自我革命”但又苦于看不出《我的前半生》的毒素，怀疑是自己的立场没有转变过来的矛盾心理。
这本书的毒素确实是很多的。但我看一遍，看两遍，看不出来，这是什么原因？是思想认识水平太低，更重要的是立场没有完全转变……当时写这本书的主观愿望是宣扬改造政策的伟大，但结果事与愿违，我不但没有写好，还产生许多有毒素的东西……问题很多，流毒很广，而自己还不能发现出来。
就在叹息不能发现书中毒素之时，他更没能发现体内的病毒却在抑郁的心理状态下迅速蔓延！
仅仅三天后，溥仪的尿毒症急性发作。当晚，旋即从人民医院转至协和，“急症入院”。走进医院的大门，他发现大门上方的“协和医院”已被红纸盖住，并被冠之以“反帝医院”四个大字。当天，“1161230”号病历上，增添了近两页的内容。
第五次住院记录，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溥仪，男性，六十岁，因双侧肾肿瘤、尿毒症，今晚再次入院。
……近一月来出现浮肿，尿量未见明显减少，常有鼻血，胃纳差，近十余日来有昏睡，今日在人民医院复查，转来我院急症入院。检查：体温37.2℃，脉100/分，血压140/70.神智清楚，合作，面部浮肿，下肢亦有凹陷性水肿，全身淋巴结不大，头部五官，除鼻腔有干血痂外，其他无异常。颈软，气管居中，甲状腺不大，胸廓对称，肺呼吸音正常，心界不扩大，心尖部有吹风性杂音，心律齐，腹软，稍胀，肝脾未扪及，右肾亦未触及，无腹水，肠鸣音正常。脊四肢无畸形……
诊断：右肾癌
尿毒症
左肾癌术后
然而，新年刚过，溥仪还在医院治疗，长春的批判信又寄到了家里。
“你不检查好是不行的。文化大革命其中就要革你的旧命，别以为无事了，这么长时间不检查，答复也没有了……对你不算完，速作答复。”
惶遽不安的妻子，不敢给溥仪看信，拿着它径奔老董家。他沉着地教她不要让丈夫知道来信之事，以免加重病情。同时，让她以溥仪妻子的名义复信，她照办了。
“您的来信已收到了。现在溥仪住院已月余，病情甚为严重，肾癌合并尿毒症。看来短期内不能出院，等将来出院病愈，叫他向你检讨答复，故向您表示歉意。”
不出所料，孙博盛非但不相信溥仪病重，还以为他在耍什么花招，来信说，“要印传单散发全北京市，呼吁革命的工农兵来反对”溥仪，并说：“我也有可能到北京去……”
这封一月十二日接到的信，依然按老董的意见，没有告诉溥仪。而且，老董又以溥仪妻子的名义在二月六日复信孙博盛，诚恳地申述了溥仪身患癌症、神智昏迷以致不能复信及在短期内不可能恢复的情况。
“这些真实情况，如您不相信的话，可以直接向医院了解。您的来信全都保存，稍等溥仪病情有所好转，就全都交给他，叫他作彻底检查批判……”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态度诚挚的复信，使孙博盛得知溥仪的确病重，产生了怜悯之心。因为他并非别有用心的阴谋家，也不是置人于死地的“造反派”，而是一位纯朴的老工人。动乱中，他虽曾躺卧车前，以一死的决心阻挡“造反派”抢夺国家财产，但也同大多数人一样无法分辨当时理论上的是非。
当那场噩梦消逝近二十年后的一个鹅毛大雪的晚上，笔者拜访了这位兢兢业业坚守工作岗位的六旬老人，谈至午夜。
重提往事，他感慨万端：“我当时觉得，批判那本书是革命行动，常常是白天干完活，晚上写到半夜。起先，也不知道溥仪得了重病，后来接到他的妻子来信后，我就再也未寄去批判信……”
是的，从此他没向溥仪发去一纸批判信。虽则来自长春的批判杳然绝迹，然而，早在“檄文”未绝之时，使溥仪刿心惊魄的“东北人民的代表”却已来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