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风呼啸，卷落枝头最后几片枯黄的叶子，树杈频频颤抖，似乎在发出痛苦的悲鸣……萧瑟的严冬降临了北京，像是比以往哪一年都冷。
人，可以抵御自然界的冷酷，却难以阻遏人类本身所卷起的寒流的袭击——那简直能把人的神经冻僵。“一月风暴”前夕，城内夺权的声浪甚嚣尘上。大字报、大标语刷满了街头巷尾，安装着高频喇叭的广播车傲慢地行驶在繁华的市面，发出震耳欲聋的狂呼。戴着柳条帽的“文攻武卫”队伍横冲直撞，各地来京串联、上访的人群拥挤不堪……街头竖立的“大批判专栏”，不时爆出一个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新闻：
“彭真、万里、刘仁、夏衍、田汉被革命群众组织‘活捉’”……
“重庆血案”……
“蚌埠惨案”……
十二月十日，溥仪从人民医院看病回家，缓缓步行在新街口一带。猛然，天空中飘下一张张红、绿纸片，原来是揪斗“彭、罗、陆、杨”的传单。目睹这一混乱场面，他除了凄楚不解的苦恼外，还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恐惧使他觉得周身冰冷。不远就是老董的家，他信步跨入。
“你知道吗？新街口大字报可多了，上面说，造反派在今日凌晨逮捕了彭真、万里……”
“啊……”老董放下了手里的书。溥仪接着喋喋不休地谈起街上的所见所闻，而焦点最终还是落在了本身的处境上。
原来，发自长春的第四封批判信寄来的三天前，老万来到溥仪家，告诉了他一个突然的消息：“李玉琴到了北京，今天上我家去了。”
“是吗？”他惊愕地抬起头，心里琢磨着：“这么混乱，她到北京干吗来呢……”
杰二弟的电话结束了他的猜度。李玉琴带来了孙博盛对溥仪的质问，要搞清溥仪究竟打死过几个人，她还转达了某人对她的劝告：应当带着红卫兵到溥仪家去“造反”，批判溥仪的那本毒草书！
他顿时目瞪口呆，攥着电话的手不住乱颤。他判定凶多吉少，跌跌撞撞地跑到派出所找到方所长。
“应该尽量避免与李玉琴发生正面冲突，她若到家里找你，不要开门，有事让她找政协。”
他听完方所长的叮嘱，又去找老董，意见也是如此。对策已定，他把情况告诉了戴大嫂。
李玉琴果然来了。听见敲门声，戴大嫂应声走出，但只开了一道缝：“你找谁？”
她反问道：“溥仪住在这儿吗？”
“你认识他吗？”戴大嫂也未正面回答。
“认识。”
“你叫什么？”
“李玉琴。”
“噢，”戴大嫂一听她的名字，只说了句：“不在家。”说罢，转身关上了大门。虽然李玉琴遭受了冷遇，仍连续来了几趟。戴大嫂有时索性连门都不开，隔门喊道：“没回来，有事上政协找他去！”
实际上，溥仪正悄声听着门外的动静，搓着手，紧张地在院内来回走绺儿。他为自己的处境惴惴不安，可是，却丝毫不知那位昔日“福贵人”——李玉琴的焦灼心境——他应该理解啊！
远在长春的“福贵人”，缘何千里跋涉赴京？原来，她在“文革”开始不久，便受到冲击。她被贴了大字报，不仅家门口被糊上了批判文章，还被抄了家。连在文化大革命的“改名风”中，她改名为“育勤”（意为接受教育、刻苦勤劳）也被说成是“篡改丑恶历史”。
不仅如此，她家里的一些亲属也被诬为“皇亲国戚”、“黑五类”而不同程度地遭受株连。大哥、大姐被贴大字报；一个五十年代入党的侄子是党支部书记，也因牵连被罢了官；侄男甥女受到歧视，不准当红卫兵。家里的一些人甚至因“皇亲”问题找不到谋生的正式职业……
“抄家”高潮里，一些亲友、晚辈，纷纷找她哭诉。但是，“福贵人”亦无奈。内外夹击的境况，使她毅然决定到京“上访”，并想让溥仪出示书面材料，以证明她在伪宫内的被压迫者身份。
她先找到了省委，那里的干部只是表示同情，却无力挽救“福贵人”一家的命运。这样，百般无奈的李玉琴这才丢下三四岁的孩子，与比她年岁小的嫂子一起，由哥哥陪伴奔赴喧嚣的北京城。
事实远不像她想象的那么简单。人山人海的上访接待站，容纳不下也解决不了全国各地来访者的冤情上诉，勉强找到一个住处已是不幸中的万幸。去了全国政协，那儿刚被造反派夺权，得不到任何明确答复。她的哥哥见问题解决遥遥无望，只得先期返归。只剩下孤零零的姑嫂二人。
正当此时，承受不住思想与病魔双重折磨的溥仪，因尿中毒与酸中毒同时并发，被送入协和医院治疗。他的病床前，挂着一个小牌：“外科住院处：五病室一一八号病床溥仪”。
输液、打针、吃药……他的病情暂时缓解。
病历上，这样记载着溥仪的严重病情：
双肾肿瘤患者，尿毒症入院，近来常流鼻血。面部仍较浮肿，慢性肾功能衰竭。肾功能恐不易更多恢复。
还有两天，日历便可掀到一九六七年二月。他停止输液不多日，但已静卧病床三十六天了。他的睡眠极不好，近半个月来几乎每日需服“利眠宁”，否则，只能干瞪着两眼捱到天亮。昨日的病历上还清楚地记载他饮服安眠药之事：“一月二十九日（服）利眠宁二十mg”。
安眠药没有减轻疲惫的感觉，一觉醒来，他的脑袋仍是昏沉沉的。早晨，医生来查床后在医嘱上写道：“明晨，空腹取血检查。”
医生走后，他甚感乏力，又躺在病床上。妻子来了，扶他坐起，身后垫着枕头，半倚半卧地靠在床栏，两人缓慢地说着话。
蓦地，房门猛然推开，他绝然没想到的情景出现了：李玉琴与其嫂杜小娟走进来，表情严峻。溥仪惊恐万状，强挣着揭开被子欲下地，伸出了手，想与她握手，可是落空了。李玉琴没睬他，搬了一把椅子竟自坐下了。
“你是谁？”李淑贤吃惊地问道。
溥仪忙接过话茬，向妻子介绍说：“这是……李玉琴。”
这时，李玉琴与李淑贤四目对视。李玉琴问道：“你是谁？”
“我有资格在这个屋里呆着。”
李玉琴明白了面前是谁。“你是什么成分？”
“你是什么成分？”
使溥仪极端难堪的口角发生在眼前。
“你不认识我吗？”杜小娟问溥仪。
“不认识。”他木然地摇摇头。
“我是杜小娟，李玉琴的大嫂，”她大方地自我介绍后，又指着李玉琴说，“是我拽她来北京的。我是代表东北人民和‘皇亲’受害者来见你的……你认识李风吗？你认识……”她一连述说了几个人名，溥仪都茫然地回答：“不知道。”
“可现在这些人都成了皇亲国戚了！”李玉琴愤慨地插言。接着，又历数了亲属中背上“黑五类”的黑锅，受到抄家、冲击之人。
听到此，溥仪为李玉琴一家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深感不安，叹息道：“没有想到因为过去的事，造成这么多的不好影响……”
杜小娟为了回去“交账”，一边记一边问：“过去，你给李玉琴家谁享受过皇亲待遇？”
“谁也没给过，”溥仪勉强直了直身子，苦笑着解释说，“只有婉容家才享受皇亲待遇，那时因为她是皇后，她娘家的地位也够。李玉琴家的地位不够……”
提到“皇亲”二字，李玉琴一股怒火涌上心头。她好像置身于造反派的喝问之下，又仿佛看到亲属向她哭闹、要求证实家庭清白的场面。她把来京后的愤怒一古脑地发泄了出来：
“还说什么皇亲？你对我们家连亲属都不承认！你不是给我们家订了六条‘禁令’吗？什么不准对外泄露和你的关系，不准我们家和你来往，不准求官、求职、求钱……绝对服从你的旨意……”
她越说越有气：“你还给我订了‘二十一条’家规，强迫我签名后在佛龛前烧掉。在宫里，我有一点自由吗？现在人们说我是‘皇娘’，可当初我进宫时，你给我做过一件新衣服、被子吗？”
“你还委屈呀？没做衣服，当初你身上穿什么？”这时，李淑贤看到溥仪只是赔不是，便憋不住插言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杜小娟瞧李玉琴被顶得一时说不上话，便扬起手里的《语录》，大声地说：“你了解当时的情况吗？”
“你不了解，让溥仪自己说吧！”李玉琴也抢白了李淑贤两句。
瞧着面前的激烈争执，溥仪一阵心慌，无力地靠在墙上，表情极为痛苦。
“文化大革命要触及每个人的灵魂，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李玉琴怒气未消，紧接着杜小娟的话茬，对溥仪说：“你还不是一般的牛鬼蛇神，而是最大的地主头子，你的余毒至今还存在！”
“什么余毒？你说说！”李淑贤气恼地反问。
“说就说！”
李玉琴提起了哥哥在伪满时受溥仪“挂落”，当了伪警长，至今仍背黑锅……
言语间，溥仪的脸色越来越难看，灰白的脸上又像抹上了一层黄蜡，他那惯常的动作——扶眼镜框的频率也越来越快。短短的两小时内，他似乎苍老了许多……
冲突的发生，使李玉琴姑嫂本来的愿望落了空。“证明”没能写成，又时近中午，她们只得先找地方吃饭去了。午饭后，溥仪无论如何也睡不着，大脑像炸了似的疼个没完。无奈，他找来医生，病历上又添写了一行字：
“一月三十日下午一点，（服）利眠宁。”
下午三时许，李玉琴姑嫂待溥仪休息过后，又来到静悄悄的单人病室。李玉琴当时的心理活动，在十八年后曾亲自向笔者作了如下叙述：“我那时也是出于无奈才去找溥仪的。我并不是不关心他，事先，我去医院打听过溥仪的病情，得知他肾病稍好些才去的。谁想，竟发生了不愉快。说实话，我那时不是真恨溥仪，只是出于一时激动，说了气话。当初，我想，要是不去找溥仪写‘证明’，谁又能够给我证明呢……”
当天下午，大概双方都经过了冷静的思考，虽偶有口角，但气氛缓和多了。谈话中，即使提到一些令人不悦的往事，双方也并没有火冒三丈。再加上四妹的女儿丽瑛夫妇来看望溥仪，也稍许冲淡了紧张的空气。
当李玉琴提出，为什么在书里不写进她受压迫的事实时，溥仪心平气和地做了解释。杜小娟尽量压着火气，向溥仪表达了她们的急迫心情：希望尽快写出证明，而且渴望第二天就能取走了事。溥仪答应写，只是以商量的口吻说，因身体有病，等出院再写……姑嫂二人表示：已经等了多日，心里着急，请溥仪夫妇再商议商议。
僵持之后，出现了商量的场面，何尝不是乐事？待溥仪答应尽快写出证明，姑嫂俩临走时，脸上有了笑意。
转机刚刚出现，岂料，化干戈为玉帛之想竟成泡影！
姑嫂二人走后，溥仪的病情有增无已。一星期后，李淑贤在写给孙博盛的信里，谈到了这种情形：
在一月三十日，李玉琴、杜小娟同志也到“协和”见到了溥仪。在表面上看来，（病）似乎已较前好转，而实际手、脸都是浮肿的，决不是正常的，不是真正的胖。与李玉琴同志见面后，溥仪的病情又比以前不好了，由于他是慢性肿毒病，恐怕不是短时间能好的。
协和医院“派仗”日炽。在反复要求下，他又转到人民医院一个二十多人的大病房住院治疗。这么一折腾，“证明”延宕了一个多星期也没写成。
李玉琴以为溥仪故意搪塞，加上相继去几个接待站“上访”，皆无结果，更感到了“证明”的重要性。姑嫂带的几个钱又花光了，大嫂觉得走投无路，终日啼哭，竟想跳进什刹海一死了之。不能再拖下去了！她打定主意用“控诉”的方式迫使溥仪低头，及早写出“证明”。
这是阴历二十九，隔一天就是大年初一了。
当晚，喧闹的病房静了下来。溥仪正躺在床上看书，李玉琴姑嫂二人怒冲冲推门而进。后面还跟着两个人，一个是出于好奇上访的女转业军人，另一个是接待站派来的一名二十岁出头的“三司”红卫兵。
一看此状，溥仪猛地坐了起来。他想起头两天杰二弟关于李玉琴要带红卫兵来斗他的电话，两眼发直，手中的书“啪嗒”掉在了床上。
“溥仪，你听着，我们今天来控诉你的罪行！”李玉琴厉声喝道。
病房内的患者全坐了起来，有的医务人员也闻风赶来观看批判“皇帝”的场面。屋里一时静得出奇。
所谓的批判，并不像人们预想的那样残酷，反而带有一点儿“温情”色彩，李玉琴准许溥仪坐在了置于病房中央的椅子上。
她站在溥仪面前，从兜里拿出准备好的几页发言稿，一段“最高指示”念罢，便开始了控诉：
“在伪满，你总梦想当皇帝，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给东北人民、我的一家和我本人都带来了数不清的灾难……”
从进宫的遭遇到动乱之中受到的冤屈，又从亲属的株连到自己所受的迫害、打击……她越讲越愤慨，禁不住指着溥仪说：
“你简直是个皇帝迷！”
说着说着，她声泪俱下，泪水，打湿了手中的稿纸。
当她抬眼看到溥仪双腿交叉坐在椅子上，不像低头认罪的态度，震怒地说：
“溥仪，你老实点，东北人民记得你的罪恶！不行，把你带到东北去，让东北人民批判你！”
“对，不然把你揪到东北……”她的大嫂也在旁边激愤地说。
溥仪的脸色像死人那样难看。他表面的平静掩饰不住内心的战栗、愤恼。对自己过去罪恶的痛恨与遭如此对待而愤然不平的心理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痛苦情感。起伏的胸膛犹如蕴藏着汹涌奔流的岩浆，时刻会像火山爆发那样喷射出来。他想同她们辩论一场，甚至想大声喊道：我承认过去的罪行，可那些已成为历史，我现在是一名公民了，不应这样对待我啊！但是，理智又告诉他，决不能做唐突的蠢事，否则将招致更大灾祸，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强压住心中的怒火。
批判继续着。李玉琴控诉当年溥仪虐待手下人的罪行，述说他大发淫威的种种表现。
“你用数不清的‘规矩’限制了我的自由，有一次还要用笤帚疙瘩打我……”
“怎么，我打你了？”溥仪憋不住了，仰起脸反问。
“你就是要打我……”
“究竟打了没有？”溥仪毫不放松。
这时，站在旁边的好心人劝他说：“你主要得从对她的态度上检查……”
他极力克制住自己，不吭气了。
在成了批判会场的病房内，溥仪斜对面，有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小伙子，表情与众不同。他叫王维国，是“三司”所属的外语学院“红旗”组织的一个红卫兵。当姑嫂二人激昂声讨之时，他悄悄唤过接待站的那个“三司”红卫兵：“溥仪是统战对象，有什么事说什么事，不能召开批判会。”接着，又介绍了溥仪转院后的病情，告诫说：“不要把斗争目标搞错，否则，要犯错误的。”
……
李玉琴走了，留给溥仪的是一份要求撰写“证明材料”的十四点提纲。
漫长的冬夜，溥仪全无困意。他躺在静静的病房，透过窗户眺望群星闪耀的夜空，思忖着怎样才能理清眼前这一团乱麻……
“以牙还牙嘛！”一位亲戚去医院探视时，就出过这样的主意。在前半生里，他不容任何人对他稍微触犯，并将此视作皇帝的威严，这是人所共知的。为了复辟“大清”，他也会施展纵横捭阖的手段以挑起军阀之间的混战。难道他不会借用力量，抗拒面前的威胁吗？并不是不可能。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有一句话，他已写入书里：“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现在他有了新的注解。那个亲戚对他说：“把她（李玉琴）揪回来嘛……”又劝说，“大哥的心可太软了……”言外之意是，只要溥仪同意，他们就向她“开火”，溥仪摇头断然拒绝。
此事发生前后，不少人劝他给周总理写信以制止李玉琴，连载涛也建议采取这个办法，他不同意。他不想用周总理的威名来压人，也不想对李玉琴施加报复。同一病房的红卫兵向他了解李玉琴的底细时，倘要落井投石，他满可以假红卫兵之手攻击她，但他没有这么做。
当“三司”另外的两名红卫兵向溥仪进一步调查，打算整她时，他不想搅混水，反而极力为她开脱，以致惹起妻子的不满和不理解。这在老董的日记里亦可找到根据：
二月十一日，李淑贤一早来，满腹牢骚地说，“三司”昨晚派两个人与溥仪谈了话，了解情况。溥仪一味地表示对李玉琴曾有压迫，是不好的，为李掩盖，不说真话……
实事求是地说，溥仪也存在出自个人角度的顾虑和犹豫，心理是复杂的。但在写与不写“证明”上，他选择了前者。由于重病在身，他只得口述，请杰二弟执笔。洋洋数千言的证明材料写完了，交谁来审呢，“三司”还是政协？正当他处在思想矛盾之时，溥杰转达了政协沈老的意见：希望好好考虑一下，“如交三司，将来别再找政协”。面临抉择，他最终还是依靠了政协。他没有将证明直接给李玉琴，而由全国政协签署意见后，转交的。
这份材料里，溥仪叙述了李玉琴进入伪满帝宫的经过，证实了在所谓“二十一条”和“六条”禁令下，她与她的亲属所受的重重“禁锢”和种种非人待遇。这不仅是一份证明材料，也是他的最后一次自我揭露和批判。
我所以要定下这种限制禁令，目的就是要让李玉琴做我的驯服玩物，处处都是为自己的统治地位、个人私利着想，完全没有想到别人身受的痛苦灾难。凭借汉奸头子的罪恶势力，对于一个纯真的幼女，使出威胁、欺骗、束缚、防范的种种卑鄙手段，不但摧残了她的青春，而且使她终身都受到我的罪恶影响。不但李玉琴本人这样，就连她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她的孩子、亲戚几代人都在我的影响下得到“皇亲国戚”的恶名。他们在当时不但没享受“皇亲国戚”的特权，就连和我见面的“资格”都没有，归根结底，他们都是一些受害者。
当溥仪风闻李玉琴姑嫂离京，政协准备给她们每人五十元作为路费时，即从医院给政协打去电话，诚恳地要求自己负担。
其实，李玉琴也觉得对溥仪的做法欠妥，内心甚感不安。十年动乱后，李玉琴向笔者追忆起当年那段经历时，不胜感叹：“在那个时期，不受‘左’的影响，恐怕是不现实的。说实在的，当时我们是‘极左思潮’的受害者，却没意识到，我们也是用同样‘左’的方法去对待溥仪的。我们应该记住历史的教训！”这一席话，说得何等中肯！
她返回了长春，但溥仪写的那纸证明，没能成为她的护身符。她不仅没得到平反，反而和被打成“特务”的丈夫一样，被关进了“牛棚”。
溥仪当然并不知道这些。浩劫的恶浪与肾癌的迅猛扩展，继续威逼着他的生命，吞噬着他那日渐垂危的病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