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末代皇帝的后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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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迷惘

溥仪的住宅前,是去福绥境派出所的必经之路。那些日子,整队整队的红卫兵在门口昼夜川流不息。夏季,常有一些过路的红卫兵坐在门旁纳凉,溥仪与老戴一家人吓得连门都不敢出。

有时,外边的三轮车拉着被打死的“地富反坏右”的尸体,往火葬场运。老戴那个好奇的小孙孙——津生,虽被溥仪劝过多次,仍爱扒着门缝往外瞅,总让奶奶一把拽回来训一顿。可是,一会儿他又蹦出了屋,向溥仪绘声绘色地述说瞧见的情景。他听着,脸上一阵黄一阵白,心情紧张极了。

街上,时常传来一些黑五类被打死的噩耗,附近街坊被抄家的喧闹声也隐约可闻。那几天,用戴大嫂的话形容,溥仪急得简直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宁,惶惶然地在屋里、院内像走马灯似地转个不停。有时,又顿足捶胸地仰天长叹。

“我可怎么办呢?”他想到老戴夫妇都是“红五类”,便去找戴大嫂。

“没事!有我呢,甭怕!”自恃“红五类”出身的戴大嫂,气粗胆壮。实际,究竟有没有事,她心里也没底。

于是,她悄悄找来管这一段的年轻民警,凑近身,压低嗓音问:“溥仪碍事不碍事?”

“不碍事。”派出所的年轻民警李志义告诉她,“溥仪是‘保护’对象,这是周总理的指示。”老戴夫妇知道了这个讯儿,心里踏实了许多。

“打倒……”

一阵口号声震响在胡同内。院外又走过了一些被押着游街的“牛鬼蛇神”。顽皮的小津生,看完回来就连说带比划地讲着被游街者戴的大牌子。这个尚未涉足人世的稚童,竟拉着溥仪的手,天真无邪地说:“爷爷,爷爷,您也戴一块牌子吧?”

“不戴,不戴……”无意中的话,触动了溥仪的心事,他连连摆着手,脸色顿时变得蜡黄。

“我给您挂一个吧!”

“不,不……”

“我给您找一个大的牌子戴嘛!”

无知的孩子,以为这是一件好玩的事,哪儿知道,这恰是溥仪所最担心不过的。

听到这番对话的老戴夫妇,走上前,难为情地拽过了小孙孙。可小津生不依不饶,别人不戴,他自己却非戴不可,找了一块三合板,拿根麻绳捆上,顽皮地吊在了脖子上,连吃饭时都不肯摘下一会儿。

碰到溥仪时,他还眨巴着眼睛问:“爷爷,好看吗?”溥仪没有回答。他望着津生无意识的幼稚举动,瘦削的脸上堆满愁云。

在动乱的岁月里,溥仪的家中不止光顾过一两次红卫兵。但并非全是来造反的,也有些纯出于好奇,想来拜访一下“皇帝”的——他们大多是外地来京串联的学生。

“听说,‘康德皇帝’住在这里,我们来看看……”

十月初,五名哈尔滨一中的红卫兵,大摇大摆地踏进溥仪的客厅。原来,他们对曾在自己家乡做过伪满皇帝的溥仪很感兴趣,在附近理发馆听说了住址,便一路打听而来。

此时,溥仪已成惊弓之鸟,忙给派出所打电话。红卫兵刚在屋内坐定,民警李志义与陈银生也带着几名佩戴“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袖章的红卫兵赶到了,问明来意,才知发生了误会。李志义请他们出示了证件后,说:“溥仪先生属于保护对象,如果不通过派出所,不能随便来访。”

后来,发生过多次类似的“造访”,都由于民警及时赶至,而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为保障溥仪的安全,派出所加强了夜间巡逻。在抄家高潮的日子里,溥仪并不晓得,每当他进入梦乡的夜静更深之时,派出所的民警正带领几名红卫兵巡视在他家附近。他虽然未受到侮辱性的冲击和肉体上的折磨,但是,社会上一个又一个的通牒、通令却给他带来了接连不断的强烈刺激。“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第×号通令”贴在胡同的墙上:一律禁止“黑五类”购买大米白面,这些人只准吃粗粮,向人民低头认罪。

溥仪也被告知停止细粮供应。他恼火了。这倒不是因为嘴馋,而是他认为自己是一名公民,他珍惜这个荣誉,而不允许对此有丝毫损害!他去派出所找到史所长,庄重地申诉了自己的想法。当即,史所长表了态:“你特赦后,是一名公民,当然不属于黑五类。”

事后,问题果然得到了解决。感动之余,他深为不能上班,感到怅然和痛苦。在日历牌上,他每天都焦虑地写上“未上班第×日”……这样一直记载到一九六六年的最后一天。可以想见,溥仪是多么渴望重新获得工作的权利!

久已切盼重返文史岗位的他,居然得到了一个机会,但却并非在舒适的办公室内。一天下午,两个身穿绿军装、臂带红袖章的年轻学生急匆匆地敲开了他家的大门。

“你是溥仪吗?”两个红卫兵疑惑地打量着面前的普通老人。

“我是呀……”他满腹疑团。

“那好,”年岁大一点的红卫兵向外一挥手,心急火燎地说,“跟我们去一趟,帮助整理一下材料。”

“你们最好和政协或派出所联系一下……”

还没等溥仪说完,旁边那个红卫兵搭了腔:“别罗嗦了,早和政协联系过了。”

溥仪到大门口一看,一辆客运三轮车正停在外边。戴大嫂追了出来:“你们去哪儿?”只听一个红卫兵说了句“去秦老胡同”,三轮车便载着溥仪旋风般地驶走了。

一个红卫兵骑着三轮车,另一个红卫兵蹲在车上,而请溥仪坐在座位里,这使他非常纳闷:“从来没见红卫兵这般客气过呀……”

途中,年岁稍大一点的红卫兵向他道出了原委。就在几小时之前,北京第十四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抄了溥仪三妹斜对门的张莲盞的家。抄家时,将张莲盞撰写的关于段祺瑞执政时期的一摞文史手稿拆得七零八落。后来,红卫兵听说是周总理让他撰写的,才慌了神,可是已无法对上页码了。红卫兵得知溥仪是文史专员,又是专搞北洋史的,所以找到了三妹,让他请溥仪“出山”核整材料。她多了个心眼,生怕大哥出面节外生枝,就当着红卫兵的面给全国政协打了一个电话请示,想由组织出面婉言“谢绝”。不料,对面接电话的也是红卫兵,听到此事即同意让溥仪赶来帮忙。所以,这才引出了一辆突如其来的三轮车。

可是,溥仪这么一来,也惹了乱子。很多人听说“皇帝”驾到,纷纷跑来看热闹。在人声嘈杂的环境里,溥仪实在难以静下心来整理,眼看天色将晚,只好提出再请二弟相助。很快,红卫兵又接来了溥杰。兄弟俩见面也没多说话,只是相对苦笑了一下,便开始了特殊的合作。天擦黑,凌乱的材料总算大致理出了头绪。溥仪哥俩这才直起腰,如释重负地喘了一口气。

还不错,两个红卫兵又分别将溥仪和溥杰送回了家,这时,天已完全黑透了。

生活丧失了平静。孤独中,他天天坐在家里背《语录》。看病后,路过新街口,他在大街上一字一句地抄来长达几十页的遇到问题从中找答案的“活学活用经验”,又工工整整地誊写在笔记本上。

风闻“扫四旧”,他主动提出每天打扫院内外的卫生。天刚黎明,大家便见溥仪拿着笤帚在东观音寺胡同,一下一下地清扫着街道。李莲英的过继孙女,西城区政协委员李玉心一直想看看溥仪,但无由得见。这时,才看到这位变得愈来愈瘦的“皇帝”。

岂止她,许多平时未见到过溥仪的人们,也都趁机来看望他。一些好心的街坊还悄悄地对他说:“溥先生,您放心,咱们街道上没人会难为您……”

也有时,当他拿着笤帚扫街时,一多半已被不知姓名的街坊扫完了。当街灯初亮,溥仪端着院内的土箱到几十米外的垃圾站去倒时,往往要走一段歇一阵,这时他的肾癌已病入膏肓,体弱异常。但是,当他驻步喘息时,偶一疏忽,往往会被好心的段五等几位学生抢走倒掉,又将空垃圾箱放回院内。这时,溥仪的眼里,常不免闪出感激的泪花。

在充斥着揪斗、挂牌、抄家、游街的混乱中,他不敢也不轻易出门了。病情的加重,也使他不能步行太远。一天,妻子出门许久未归,他不放心地去寻找。刚走进以往常散步的官园,便听见震耳欲聋的口号声:

“打倒彭真!打倒三家村的黑干将廖沫沙……”

他心头一惊:“廖沫沙,真是廖部长吗?”

上前看时,果然不假。廖沫沙与彭真等原北京市委的几位主要领导人,无不被一撅九十度,脖子上挂着大牌子,正惨遭批斗。溥仪不忍目睹,拖着沉重的病体,踉踉跄跄地奔回家中,半晌无语。妻子回来见状,心知丈夫被触及痛处,便打岔说:“廖沫沙看上去比原来倒是胖了,到底是老干部,心宽啊!”

溥仪却似乎一句也没听进耳,发了好一阵呆后,忽然大放悲声:“他可是一个好人哪……”

无论妻子怎么劝,他仍哭个不停。几天后,他依然像丢了魂似的。是忆起了廖部长当年对他的关怀,还是想起了自己在动乱初期对廖部长的揭发批判?不得而知。但非常清楚的是,他陷入了深深的、无法解脱的苦闷。

很少有人知道,这一时期,他瞒着妻子喝起了久已未沾的“闷酒”。离他家不过几十步远的南操场,紧挨着菜站有一个小小的酒馆。那个四方脸、矮矮个子的掌柜,常见一位瘦高的、戴着眼镜的老人姗姗而来,既不要菜,也不坐座儿,他总是那么简单的一句话:“来两酒……”随后,掏出钱放到柜台上,端起酒盅,站着一饮而尽,便扬长而去……

直到后来,这位酒馆的掌柜才知道那位神情颓唐的老人就是溥仪。

这样的场面,同院的老戴也碰到过多次。他明知道如此喝酒极为伤身体,虽屡劝溥仪,却既无法劝动他摆脱以酒浇愁的作法,也无法代他消去心中的块垒。直到红卫兵下令封闭北京所有的酒店,这里,才不见了他的踪影。

“去看望一下张大夫吧,也不知他怎么样了……”溥仪突然萌发了一个念头,徒步来到几站地以外的棉花胡同。一走进张荣增大夫的家,看到四壁皆空、荡然无存的惨景,早料定了八成。积郁成疾的张大夫话虽不多,但他已听出,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也被抄了家。

“你家里好吗?”张大夫嗫嚅地问道。

“也来了几次红卫兵……”

溥仪显得那么软弱无力。他走了,病重的张大夫却没能支撑着起床送他。

他想起了赵大妈。可是,没等他去看,赵大妈却看他来了。一见面,溥仪被吓了一跳:赵大妈,头发剪得短短的,像个男人。问过,他才知,赵大妈原来梳了个“元宝头”,上大街买菜时被一群女红卫兵截住,作为“四旧”,咔嚓一剪子便被铰去了。“什么出身?”幸亏她是贫农出身,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寂静的深夜,他难以成眠。这不仅仅是酷夏的原因。在忧郁的心情里,他思念起植物园的田老、胡老、俞老、抚顺的金所长,惦念着曾一起撰写《我的前半生》的文达……以及所有关心过他的人们。

他也重想起曾在机关院内看到被挂着牌儿、监督劳动的申老、沈老、连老……这些老革命怎么全成了反革命?他找不到答案!

陆续,他知道了所想念的一些人的消息。妻子在菜摊上碰到俞老的妻子鸿瑾,二人愁闷地提起各家的情形。她谈起丈夫低沉的情绪,鸿瑾叙说了造反派抄了他的家,上百页幻灯片,一批珍贵的图书,甚至连溥仪赠予的《我的前半生》也被抄走了……

溥仪听妻子告诉了关于俞老家的事情,又是好一阵沉默。当他晓得俞老被关进牛棚,打成了“里通外国的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特务”时,同他听说田老被罗织“叛徒”、“走资派”等罪名一样难以置信。田老被关进“牛棚”,先后批斗了一二十次,俞老还受到了数不清的拳打脚踢,被折腾得死去活来。田老病倒了,拐着一双小脚的老伴去送药,却被造反派打倒在了地上。田老被关进牛棚,竟三个月不让与家人见面……当溥仪辗转从胡老口中得知这些时,心情非常沉重。

他想念那位朴实的农民朋友,想写一封信去,但又恐怕因此而给保安惹祸,始终没敢动笔。岂料,他俩的书信来往,早已被纳入了“阶级斗争视线”之内。

正当运动深入发展之际,一天,保安被突然“请”到了地区办公室。一进门,他就傻眼了:当地的行政和公安部门的第一把手早严阵以待,摆好了架势。

“你都认识谁?要老实交代……”伴随厉声喝问,这些人居然掏出了手枪对着他吼叫起来。

一瞬间,办公室变成了审讯室,保安成了犯人。朴实的保安被吓得不知所措,浑身发抖。他不明白究竟让他交代什么。由此,引起了这些人更加发疯似地拍桌子瞪眼。最后,他突然领悟到,他们是要自己交代与溥仪的关系。说就说,这怕什么?溥仪虽然过去是皇帝,可现在是一名公民。想到此,保安坦然地说道:“我认识溥仪。”

“这不‘结’了嘛!”说罢,这些人慢腾腾地放下了手里的枪,还得意地相互递了个眼色。按照事先的预谋,他们逼迫保安交代他与溥仪的问题。甭看最初保安被吓得出了浑身冷汗。在突如其来的情况下,他做不到像英雄一样镇定自若,但他决不是惯于投机的阿谀谄媚之徒。不该说的话,一句都甭想从他嘴里掏出来……

半晌过去了,他们一无所获,只好强令保安“马上交出溥仪寄给他的一切东西”。然后说先放保安回家,几个人随后就到。保安的脑子里闪过一念头:“作为友谊象征的信件,决不能让他们拿到手。不然,对不起自己的朋友——溥仪。”他抢先几步,跑进家门,忙把一些信件和照片,迅速塞进了炕洞。尽管保安遭到了变相抄家的命运,但那些人一无所获。

后来,抓“走资派”成了斗争的“大方向”,保安的问题也就不了了之了。可是,平时活泼、幽默的保安却由此受到了严重的精神刺激。在这次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下,保安那已逾古稀之年的父母也都因惊吓,瘫痪在床,先后去世。

不仅保安一家的情景,溥仪不知,连其他一些人,溥仪苦于动乱之中,也无由得知。他悄然闷坐家中,细细品味着近日来的所见所闻。一件件耳闻目睹而又无法理喻之事,使他陷入了深深的迷惘……

在那个人妖混淆的年代,无奇不有。由于胡老练太极剑,家里有一把雪亮的宝剑。红卫兵认为这是凶器,强迫他交出。更使他啼笑皆非的是,因他与溥仪有过一段“因缘”,原所在部队的“二炮”造反派气势汹汹地跳着脚,拍着桌子威胁说:“你必须老实交代,怎么阴谋勾结,为‘皇帝’复辟帝制抓军权的罪行!否则,由你负责……”

紧接着,毫无根据的株连殃及数人。他的老战友郑惕,不过与溥仪偶有接触,也被设立“专案”,强令其交代所谓“为皇帝抓军权”、妄图“扶植皇帝复辟”的罪行。“简直成了天大的笑话!”性格刚强的胡老动了怒:“我革了这么多年命,没见过这种‘革’法。纯粹是胡闹!”

更可笑之事还在后面。“一月风暴”中,公安部队司令部大院内贴出了连篇累牍的大字报,时任公安部队副参谋长的郑惕的家门口也被糊上了:

“郑惕必须交代与末代皇帝的黑关系!”

“郑惕为皇帝抓军权、搞复辟,必须低头认罪!”……

无中生有的罪名,使他遭受了“隔离审查”的摧残:夜里经常被提起突击审讯,轻则在小范围内揪斗,重则实行惨无人道的体罚。总之一句话,硬让他承认为“封建复辟”效劳。当然,这些只是徒劳,因为那些骇人听闻的阴谋纯系子虚乌有!

无独有偶,位于东郊红庙附近的经济学院内,也相继贴出了大字报,荒谬地勒令原经济学院院长庄玉铭,交代与溥仪的黑关系!甚至不惜将已调往四川的庄院长揪回北京批斗。他被罚站在暴烈的太阳底下,撅起九十度批斗,连续八九个钟头……

简直滑天下之大稽,上述所谓罪行,不过同出于一个玩笑。一次胡维鲁请溥仪吃饭,庄玉铭恰好碰上了。后来,胡维鲁谈起自己几个熟悉的朋友时,说:“如果全来了,既有皇帝,也有参谋长,还有大校、经济学家……人才全得很噢。”

谁想,这几句玩笑话在是非颠倒之时,竟成了“复辟”的全部证据。

不仅如此,有的大字报竟提供了“勾结”的铁证,活灵活现地揭发说,“文革”前,一天晚间,溥仪鬼鬼祟祟地戴着一个大口罩,几乎遮住了整个面目,在胡维鲁的陪同下,从后门悄悄溜入了郑惕家……而且,大字报煞有介事地指出:“溥仪腋下还挟着一个奇怪的大纸卷,在郑惕的屋中不知密谋什么……”

不错,溥仪去郑惕家确有其事,但并非那么“神秘”。那是应郑惕之邀,溥仪请溥雪斋手书了一首毛主席的诗《七律·和郭沫若》(这大概就是那个“奇怪的纸卷”),与胡维鲁一起送到他的家里。溥仪之所以去,是因久慕铁道游击队抗击日寇的英雄事迹,很想见一见这位传奇式的铁道游击队政委。至于戴着大口罩,则是当时适逢他微微有些感冒。

溥仪旧病发作了,胡老去协和医院看望他。溥仪听说这些人为自己所受的牵连和不白之冤,两只裸露青筋的手紧紧攥住“大校”的宽厚手掌,流下了酸楚不解的泪水,继而,又像孩子似地低声呜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