浊空恶浪裹挟着平地骤起的政治风暴，铺天盖地而来。
岂非令人难以思议的梦魇……一小撮阴谋家的诡计驭乘十亿人的狂热崇拜，年轻人纯真的冲动掺和着年长者“愚忠”的虔诚，错误的估计、盲目的号令，竟使中国大地上重又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一时：黄钟弃毁，瓦釜悲鸣，文笔杀伐，刀光剑影，枪炮轰焚，硝烟弥漫……错综复杂的史实，无不麋掩于“政治大搏斗”的幕布之下。其间，自有擎天大树，任风狂雨骤、雷电霹雳，傲然祛邪，一柱中天！自然，也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魑魅丑类似沉渣泛起，而又惶然而去……可以说，各色人等无可避免地经受了“触及灵魂”的洗礼。
有组织的内战，无法预料的后果——长达十年的动乱，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亘古罕见的浩劫。
溥仪，曾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代表的末代皇帝，自然在劫难逃。
诚然，他后来对于这场“革命”产生过恐惧、彷徨，以至某些疑问，但对其正确性和“伟大意义”却从来没有怀疑过。起初，他是举起双手欢迎“文革”到来的，口里也不知由衷地高呼过多少次“万岁”。事实上，他正死于这场他曾竭诚拥护的“革命”中。有人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恰恰是他的悲剧所在。
其实也并不尽然。应该看到的是，他在那个人妖混淆的年代，没有投机钻营，落井下石，也没有乘机捞油，卖身投靠。他绝不是英雄，也没做出什么奋不顾身的举动。但被卷入莫名其妙的旋流后，他始终以一名普通公民的身份注视、忧虑着国家的命运，既截然不同于旧日作为傀儡的溥仪，也与那个初赦后不谙世事的溥仪相去甚远。变幻无常的特殊风云中，他有过激动、欣慰、悒郁、苦笑，以及毫不掩饰的悲泣、痛哭、愤懑、怒目……甚至真实感情过于流露。然而，也正是在奇特的环境下，他有了自然的喜怒哀乐，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
毋庸讳言，溥仪同绝大多数人一样，没能逃脱那个时代的印记。自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解放军报》发表了《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署名文章后，他便俨然以新中国捍卫者的身份，投身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中。自不待言，早在两年前，他从南方参观归来，写给全国政协领导的一封信里，便谈到了对所谓阶级斗争的认识过程。他坦诚直言，自己最初怕提阶级斗争，闻听此说，便心惊胆颤。而后来，他认为积极投身于反“复辟”的阶级斗争，则是彻底否定自我的标志，便来了一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
最初他对“文革”的拥护出自真诚。似乎这样一件小事，也可说明他头脑里的“弦”绷得如何之紧。动乱爆发前夕，胡老托溥仪向溥雪斋求一首诗词条幅。溥仪斟酌再三，不久，亲自将碨大哥书写的条幅恭恭敬敬地送到了他手上。
“一从大地起风雪，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含义呢？他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这是为了不忘阶级斗争。”看得出，就连条幅书写的内容也是由他“钦”定的。
尽管如此，他却始终未能弄明白那场巨大风暴的序幕，竟是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徐徐拉开的。与千百万善良的人民一样被蒙在鼓里，他声讨了六个月“海瑞”，却不知檄箭射向了何方。
燥热的会议室里，气氛异常严肃。五月九日，专员们讨论《评海瑞罢官》，溥仪神态庄重地坐在会议桌旁。沈醉说话一板一眼：“过去，我说过清官比贪官好，现在认为清官与贪官一样。”
“清官延长反动统治，实际，清官比贪官更坏……”溥仪插言了。由于过去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代表的特殊身份，他的话颇具权威性。
“历史上没有真正的清官。”接着他的话，廖耀湘赞成地评论说。
可是，溥仪对沈德纯的发言甚感愕然。“沈醉的认识还不够，大溥的认识也不够。”听到这儿，他不由一愣。
“‘清官’是‘皇帝’封的……”
沈老提到了皇帝，他敏感得很。由于吃惊，他的眼睛睁得更大了。刚刚还在发言的沈醉被点了名，又有人提出他描写杜月笙的阔绰，是不是美化资产阶级？也有人指责杰二弟写醇亲王府的生活，是不是美化封建主义？结论一时难下，可是，“火药味”却越来越掩人鼻息。
继之而来的场面，更令人啼笑皆非。仅隔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颇有来头的文章——《评三家村》。大批判的对象从历史转到了现实。
“三家村”之一的廖沫沙，自然是溥仪等人所熟悉的。会上，大家神情严峻，可是，批着批着，竟然不禁追忆起廖沫沙在其刚获赦时如何关怀他们的事情来了。李以？说得最多，结果，被扣上了一顶帽子：“不是批判廖沫沙，而是表扬廖沫沙……”
溥仪顿然心情紧张起来，同时，也陷入了复杂的思想矛盾之中。实事求是，是他在长期改造生活里获得的信条，他一直把它与对党的信任看作是统一的。而今，两者竟成了不相容的对立面。
“要积极投身于运动，从中得到教育，得到提高，得到改造。为什么恨不起来，因为你们思想里有些东西和他们相通……”
是要毛泽东思想，还是保廖沫沙？会议主持人的引导，已排除了第三种抉择。这个尖锐问题的提出，使溥仪不得不站在了“正确”立场上。他不是应付，而是出于真心。会上，溥仪告诫李以？对包庇廖沫沙的问题，“不要忙于放包袱，要好好地解决思想问题，深挖思想根源”。他认准了党号召批判“三家村”，就要不遗余力，否则对不起政府对自己的多年教育。他与大家一起绞尽脑汁地回想廖沫沙当年对他们说过的每一句话，以便从中搜录反动言行。冥思苦索的结果，居然使他想起了当年廖沫沙的一席话。他认为，那是成名成家的腐朽思想。
“廖沫沙曾经对我说：‘你可以将来研究清史，这是别人做不到的。’意思是我研究清史，可以成为‘专家’。他的话与毛泽东思想对照来看，是不对头的……”
在五月二十五日的小组会上，溥仪尽管内心把握不甚大，从最初站起的表情上看，也显得有些犹豫，但仍作了慷慨激昂的批判发言。
既然有糊里糊涂的发言，也就有糊里糊涂的愤恨。两天后的批判会上，他接着杰二弟之后说：
“我对‘三家村’感到非常愤慨，感到在第一线冲锋陷阵的还是工农兵……”
仅一星期后，《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溥仪和其他人都把这看作毛泽东的声音——一道“降妖镇魔”的檄书。殊不知，一场人类的浩劫从此降临！
大字报触目皆是，一个个老干部、群众被戴上高帽子，游街批斗……社会变成了万花筒里的世界，光怪陆离，无奇不有。一夜之间，与他关系甚洽的文史资料办公室的编辑王述曾被打成了借古讽今的牛鬼蛇神，有着丰富革命经历的申老，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政协机关院内贴满了“打倒”、“火烧”之类的大字报，溥仪为之咋舌不已。
专员组内，杜聿明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紧接着，廖耀湘不甘落后，起草了揭发廖沫沙的大字报稿。这是六月十五日。
形势急转直下。次日下午，溥仪与其他专员刚准备回家，突然接到通知：到会议室参加全体会议。谁知，会上发言的却只有一人，即李金德副秘书长。他当众宣布：“原来规定机关文化大革命，专员不参加，现在可以参加了。”
溥仪与大家感到了信任，但笑颜未展，就又心头一惊。
“工作组今天进驻文史办公室，申伯纯问题严重，暂时回避。会议室有许多给申伯纯贴的大字报，大家可以看一看。有的大字报可能已经牵涉到在座的一些人……你们可以自我揭发，也可以揭发别人……文史办公室编辑王述曾，即日起停职检查，他是三家村黑帮的走卒！文件一律封存，任何人不得销毁……”
在杀气腾腾的气氛里，溥仪大开眼界地第一次走进贴满大字报的第三会议室。政协领导人大部分被点名批判，一看日期，才知大字报已贴了多日。原来前一段时间是“内外有别”。
接着，有人起草了专员组第一张批判申老的大字报，溥仪没有签名，整个专员组也只有四个人落款。这至少说明，大多数人对批判申老并不理解。大字报的罪名之一，就是申老庇护溥仪，没有立场。其中揭发说：“外面的人提到《文史资料选辑》上怎么没有溥仪的稿子？申伯纯就从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中抽出三篇凑数……”言外之意是为溥仪贴金。他这时心里很不是滋味，没想到，竟然因为自己又构成申老的一个新罪名。显然，他对批判申老不无抵触。
“谎言说上千遍也会变成事实。”这句荒谬的名言，当时确实产生了欺骗效用。不久，许多张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大字报果真把将信将疑的溥仪懵住了。不久，《人民日报》以显要版面刊登了一篇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言辞咄咄逼人：“你是真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假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在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
看来，别无抉择。他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终于郑重地表了态：“我同意溥杰对申伯纯的看法……”杰二弟是怎么说的呢？原来在他发言之前，溥杰已表明了观点：“原来看申伯纯的形象，好像光辉灿烂的佛像，看过大字报后，他的贴金全都掉下来了，露出了泥胎、破木头、破纸片……”
基于此种认识，六月二十八日，溥仪在一位专员所写的“批判申伯纯文史资料工作指导思想问题”的大字报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其他专员，除了李以？也都挂了名。
从七月六日开始，申老被拉到礼堂，连续批斗了一星期左右。在狂热的口号声中，溥仪目睹了申老被斗时大汗淋淋的情景。当听到揭发申老是漏网右派时，他的感情变化加剧了，对申伯纯的一丝隐隐约约的同情骤然消失。几天后的座谈会上，他谈到了对申伯纯的认识过程：
“最初看了大字报《申伯纯是大毒蛇》，我大吃一惊！后来，看了大字报揭发的许多事实，才感到气愤……”
他在大字报上看到申伯纯反对毛泽东思想后，说：“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我们特赦人员的新生，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还郑重地自我检讨，“我学习不够，要引火烧身……”
他诚心诚意地“烧”了自己没有“活学活用”的教条主义的方法，把这上纲为“世界观的改造”问题。他说：“庸俗的人，总是注意自己的名字，有人讲，溥仪改造得不错，我就很高兴，这是什么心理？主要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
“不在话说得漂亮，而在于兑现。”溥仪这样说。否定头脑中的剥削阶级思想，他认为要干净、彻底。联想到前半生压迫人民，恣意享乐，没等别人指出，他便“自我革命”，辞退了保姆。不顾年迈多病，他事必躬亲，打扫院子、街道，倒垃圾……他天真地认为，这样做的结果能“反修防修”。
会上，他公开宣布：“我是历史的罪人……过去的溥仪是自己的仇敌，党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句他过去不知说了多少遍的话，现在赋予了新的内容——以赎罪的心理，参加运动。而且，他还在会上再次迫切提出：“文化大革命运动，希望让我们多参加一点。”
溥仪按照自己的理解，鲜明地表明着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三妹夫润麒在编译社受到了批判，他断然与其划清界限。六月十四日，他邀杰二弟和老万来到家里，稍稍坐定，就开门见山地说：“润麒反对社会主义，我们虽然是亲戚，也不能包庇他。”这天，他们共同回忆、搜集润麒的所谓反动言行，直至深夜才散去。
在那盏很晚才熄灭的灯下，由溥仪定调、老万执笔的一张大字报匆然草就。当贴到编译社时，不出所料，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人们不难猜测，大字报起草者不仅有署名的老万，必定还有与润麒关系非同一般的人在内。因为上面连润麒日常说的笑话都成为“罪行”写了进去，况且内中还有溥仪在场并予证实的内容。这成了编译社的爆炸性新闻。
但是，几乎就在同时，溥仪也受到了辱骂和人身攻击，但他克制着自己，努力“正确对待”。下班后，他去连老家，院里一个学生骂道：“臭战犯！”另一个学生听到，马上指责那个学生：“你为什么这样说？”骂他的那个学生连连否认。他并没有责怪孩子，也没有反唇相讥，只是默默地走开了。
当他听到西城区一位卫生局长说，“政府养着溥仪、李宗仁，就像动物园里养着老虎，还喂它们肉，是留着当反面教员”的传闻时，心里陡然一震：自己脱胎换骨，成了一名公民，怎么现在又被说成是反面教员了呢？
至此，他仍不怀疑运动的正确性，而且自认为认识在不断提高。在不久的一次会上，他发言说：“《海瑞罢官》是严肃的阶级斗争，起初有人把它当做‘学术研究’，我也没想到党内有混入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危害性。现在看来，‘三家村’黑帮是很危险的。”
虽然他们整天在深入批判，究竟运动如何深入，谁也不知道。“七一”，《红旗》杂志刊出的一篇文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中大声疾呼：“到工农兵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积极参加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闻风而动，是那个年代的特点。专员们纷纷要求，恢复到北京低压电器厂劳动。
七月二十六日，他们在霏霏细雨中，迈入位于北京西安门附近的北京低压电器厂大门。这是溥仪后半生劳动的最后一个地方。这个其貌不扬的小厂总共不过一百三四十人，主要制造仿苏系列交流接触器，也就是电器开关之类的产品。
开始，他们的心情忐忑不安，深恐迎面而来的是一场“风暴”。不久，溥仪放了心。这里虽非“世外桃源”，但除了通道两侧贴着一些大字报外，生产秩序依旧。原本认识的那些工人，一见到他照样打招呼：“溥先生来了……”他凭直觉感到，谁也没有把他们视作敌人，因为对这些排队进厂的人群，大家投来的目光仍然是友善的。
“欢迎你到我们组来劳动……”两位二十多岁的年轻妇女，搓着手，拘束地站在溥仪面前。身材瘦一点的叫路宝珍，丰满一点的叫郑淑清。她们都是“大跃进”中走出家庭的。她俩就是溥仪的新师傅。
“师傅。”他点着头，客气地称呼她俩。
两位年轻妇女看着年龄大自己一倍的溥仪称自己为师傅，忸怩地笑了，连称：“不敢当，实在不敢当。”于是，将他尊称为“老师傅”。
溥仪所在组的编号是：“四〇九”——组装车间包装组。这个车间就在离厂门不远的路东大北屋，里面有四个班组，一共二十多人的包装组，是车间最后一道工序。那儿，绝大部分是妇女，负责把传送带运来的成品纸盒组装、码放整齐后入库。这时，笑吟吟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也来了，他与溥仪分在同一组。溥仪看着两位师傅威风凛凛地干起来，也一捋袖子揭开了纸箱。
“慢着，你们俩坐在凳子上。”听到路宝珍带有命令式的话，溥仪莫名其妙。原来，路师傅执意不让他俩装箱，而叫他们往纸箱里塞卡板。这样可以坐着干，轻松点儿。溥仪非要站着装箱，但最终也没拗过师傅。与他一起干活的班禅，身着普通制服，头戴鸭舌帽；溥仪是一身蓝制服，胳膊上箍着套袖。他俩谦逊地瞧两位女师傅示范：为防止产品损坏，往包装盒里如何塞卡板、碎纸，最后粘上封条……看过，溥仪一下一下地试起来，累得满头大汗。别人劝他歇会儿，他总也不肯。这时谁也没注意到，他苍白的脸上落下的是虚弱的汗珠，要知道，他只剩下了一个可怜的右肾。
下午休息时，他与工人一起学习了当天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当一字一句地默念到：“要革命，就必须紧密地联系广大群众……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都必须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经受锻炼”时，他激动了：“我是来劳动锻炼的，要改造自己的思想！”溥仪指着自己的脑袋，大声地说。
班禅每星期劳动半天，溥仪则要求“锻炼”一整天。刚到组里，溥仪和班禅都不太爱讲话。班禅说话别人听不大懂，需陪他来的青年在旁翻译才行。溥仪就不同了，他操着流畅的普通话，端着小本本挨个打听工人的姓名。
起初，溥仪的午饭是到外边饭馆吃的。不久，他带来了碗筷，在职工食堂排队就餐。偶尔，也端回车间里吃，边吃边天南海北地闲聊。
“路师傅，你住哪儿？”
“毛家湾六十九号。”
溥仪又问起她的父亲。路宝珍告诉他，父亲叫路景魁，是演皮影戏的。
“噢，我知道，我在政协看过他的演出。”
这次聊天，引起路师傅与清贵族有关的一段影戏的追述。路师傅是北京皮影戏西派传人路宗有的孙女。早在清顺治年间，原籍东北的路家，与进关的满八旗“随龙进京”。到了他父亲路质才这一辈，才成了正式的皮影艺人。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北京最早的影戏班——德顺影戏班在毛家湾创立。当时，路宗有与溥仪的堂弟溥侗（红豆馆主）过从甚密，就连梅兰芳、尚小云等著名京剧艺术家也常邀他到家切磋技艺。一时，西派影戏名声大噪。退位后留居紫禁城的溥仪，闻说“德顺班”，觉得希罕，曾召其到宫中“献技”。这样，至今提起毛家湾的“德顺班”，溥仪仍有印象。
吃饭时，有的工人和溥仪开玩笑，问他：“您在皇宫时的饭好吃，还是这里的饭好吃？”
“还是这儿的饭好吃哟。”溥仪朴实地回答。包括了两重含义：一是他亦向植物园的工人谈过：“经过劳动后，吃饭最香。”另外则是，他与纯朴的工人朋友在一起，暂时忘却了外边令他苦恼的纷乱时世。
他的心情出奇地平静，不用担心任何攻击，尽管一个星期只有一天。每逢星期二来厂，他常常是第一个。咽下最后一口油饼，就抄起笤帚打扫卫生，去水房将暖瓶灌满开水。工人一上班就不由地向他投去尊敬的目光：“溥先生，这是怎么说的？让您受累……”这时，坐在屋角的溥仪便会露出憨憨的笑意。在那特殊的岁月里，他被某些人视为“异己”，感受了心灵上的压抑。但他用默默的行动力求获得人们的尊重，维护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他的笑，透出了内心的欣慰。
与溥仪一起来厂的专员中，尤以他和徐远举引人注目。这或许是《我的前半生》和《红岩》问世的结果。每当他俩劳动时，外车间的一些工人总愿隔着玻璃悄悄观望。
“怎么回事……”起初，溥仪不知是何名堂，脸上猝然失色。
“没别的，只是想瞅瞅你们。”一些工人解释说。
“噢，没事儿。”徐远举长嘘了一口气，自我介绍说，“我是《红岩》里的徐鹏飞……”
面对隔窗相望的好奇的工人，溥仪已不同于在东北访问时那个只知泪流满面忏悔的溥仪了。他在用行动证明自己与人们一样，是一位公民！他平静而大方地站起身，对那些并无恶意的人们说：“我就是溥仪，现在是一名公民……”他曾站起了不止两三次，表情却很坦然……
无奈，好景不长。随着社会的动荡，厂里大字报日趋增多，生产秩序渐呈混乱。前边车间的产品频减，包装组的活儿也自然不多了。有时，溥仪来厂后见没活儿可干，只好干坐在屋内呆着。每遇此种情形，好心的师傅常劝他回家。他不肯，总是扫扫这儿，清理清理那儿，直到下班铃声响了才离去。后来，上下班的铃声消失了，组里几个妇女也上班闹“革命”、刷标语——生产停顿了。
出乎意料，当听说他即将离厂的消息，车间竟在“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抽派各班组代表，在装料的小耳房，召开了小型座谈会，以示欢送。狭小的屋内，放着几个凳子，人数不过六七位，气氛却极为融洽。主持者寥寥几语开场白后，溥仪言辞挚切地开了腔：“请在座的每个师傅都给我提提意见，以利于思想改造。”
“溥先生干活不怕脏、不怕累，肯卖力气，挺实在……”
“包装组这道工序很脏，干完活往往一身土，溥先生没有任何怨言，不简单！”
没有华丽的词藻，未加雕饰的语言，从工人口中说出，是那么朴实。对溥仪的公允评价，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显得何等可贵。
工人们的鼓励，使溥仪将自己看作了工厂的主人翁。他谈了建议，甚至对工厂未来的设想。
“厂里要很好改进设备，比如包装工序就很落后。如果采用先进技术，改进工序和工具，用自动传送带运输产品，就会减轻工人繁重的劳动强度……”
由于有切身感受，他指出的弊端一针见血。
“车间内灰尘太多，影响产品质量，也影响工人健康。”他关于改造劳动环境的建议，引起了与会工人的强烈共鸣，但在“革命”取代一切的当时，只能化为泡影。他握别班长老钟和两位女师傅，恋恋不舍，“工人师傅说话直爽，有什么事都直说出来。我在这儿干活儿真痛快！”
遗憾的是，此后，溥仪始终没有听说厂里生产状况的转变和劳动环境改善的半点消息，也再没能够回到这里一趟。
他走出了厂门，步履迟缓。盛夏季节，他的身后未投下惯常的身影。因为，离去那天，头上顶着隐隐雷声，天空黑云沉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