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溥仪卧于病床，仍低唤着那位远方的农民朋友。六年前，他曾专程赶往植物园，握别自愿回乡务农的保安。
盛夏，温室的同事独出心裁地用空闲地种的玉米、茄子作为“佳肴”，举行了一次特殊风味的“告别宴”。
溥仪来了，但并不是作为客人而坐享其成。他与大家一起动手筹备。在到处都是沉甸甸玉米的青纱帐，泛着黑紫油亮的茄子地，他戴着遮阳大草帽与大家欢快地摘取丰收的果实。要知道，这里面也有溥仪洒下的辛勤汗水呢。保安边摘边开玩笑：“溥先生，摘下你的大草帽吧，难道还怕晒黑了，搞不上对象？”溥仪摘下大草帽，用它扇着风，嘿嘿地笑着：“等我有了对象，那先得告诉你……”
玉米和茄子摘了下来，他和人们一起剥去玉米皮和玉米须。在伙房煮好玉米，又把茄子洗净，用手撕成碎块蒸熟，再放上点葱花和辣椒，拌上些盐，烩成了一盆香喷喷的茄泥。下班后六点多钟，宴会开始了。大家团团围坐桌边，吃着煮玉米和拌茄泥。欢声笑语充满整个世界。
“咱们俩一起吃顿农民饭，就是让你不要忘了我这个农民朋友哟。”保安说。
“怎么能忘记你呢？你是第一个与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劳动人民！”
溥仪与保安边吃边聊。溥仪拿出了一张照片赠给保安留念，保安也将自己的照片题赠溥仪：“友谊长在”。
在植物园门口，溥仪向保安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一直目送汽车渐渐消失在拐弯尽头。
“你回到家乡，咱俩要经常通信，保持友谊。”
“好，一言为定！”
分手前的诺言，化作“鸿雁”往返——几年间，溥仪向保安发出了二十余封信件。显然，他与普通农民的友谊，展示了他的公民生活中新的情怀。
保安重返齐鲁故里的第二天，便向溥仪发出第一封信，介绍了久别家乡的见闻以及与年迈的父母和兄弟相逢的欢悦之情……在信的末尾，他郑重地提议要与溥仪“在不同的岗位上来个比赛”！
“刘保安的信！”
邮递员一声悦耳的乡音，唤出了正吃午饭的保安。“溥仪先生来信了。”他举着信，兴奋地向全家喊道。在这之前，他虽然屡次提起曾和“宣统皇帝”同吃同住在一起，全家人始终将信将疑。即使反复解释，溥仪成了一名公民，但在农民的眼里，他仍非凡人。这户农家人，惊奇地传看着信件。信封上标明：挂号“0444”，来自“北京1支”，信封的落款清清楚楚：
“北京市赵登禹路三十二号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溥仪缄”。
这时，全家人始信保安的话不假。信封上是一对相互依偎的驼羊图案，保安理解为，溥仪是将这对形影不离的驼羊喻为他们之间不可分隔的友谊。这倒绝非保安的凭空想象，溥仪的信中写得明白：
咱们相处一年多，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遇事和你商量，这一年多的相处，什么时候我也永远忘不了的。
信，在保安手里只呆了一会儿，就被家人抢去传看，晚上才得以在灯下展读。
……你热心地帮助我学习培养植物的技术，亲手搜集叶片做成标本；有重的、累的脏活你抢着干，轻的、容易的给我干；你在百忙中，不辞辛苦地帮助我纠正生活上种种缺欠。特别在劳动、生活中，你那活泼愉快的乐观情绪和主人翁负责态度，都给我深刻的实际教育。你的艰苦朴素、勤俭的优良作风，更是我学习的榜样。
飒爽的秋天，（我们在）田野里一块收秋菜，拂晓，操场上一起跑步。一同挑沙铲土，播种、分苗、上盆。你教给我栽培花卉的方法，殷勤地告诉我花的种类，花的性质与区别……
和睦相处的细节，难以忘却。溥仪愉快地忆起，晚饭后，他俩盘腿坐在床上，一同探讨当天报纸上的国家大事，谈论一天的收获，一齐唱歌，“越唱越欢”，同吃柿子，以至大嚼绿萝卜，辣得双泪直流，两人笑得倒在了床上……溥仪留恋地说：“回忆兄弟般的友谊相处，确如你说的，‘相处时短，情感长！’”
对于保安提出的“挑战”，他的态度十分明确：
我愿意和你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比赛，看谁进步快！你来信鼓励我不断进步、前进。这是对我多么恳切的期待，我一定不辜负你的期待……
从这封信开始，远隔千里的溥仪与保安几乎每季度通一次信，相互勉励。一封封看似极为普通的来往信件，迸发出两人真诚友谊的火花。
若保安来信相托，捎一些学习用品，他会千方百计满足其所需。新年的前一天，溥仪又欣喜地拆开了保安来信。信中除了遥祝新年之喜外，又介绍了家乡的收成，询问植物园的情况，并要求就他所知的国际形势，谈一谈看法。这是他俩临别约定的。为了钻研农业知识，他还请溥仪给代买一本“科学农历”。
新年前后，溥仪尽管很繁忙，但还是憋在屋里翻阅了许多的报纸、文章，写出了长达数千字的“答案”。并利用休息时间，先后跑了几家书店购买“农历”，均未如意。刚过了新年，他又去了两趟，仍旧没货。试想，没有真正将一个普通农民视作诚挚朋友的人，能够如此不厌其烦地为其奔波吗？这在旧的溥仪身上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一月八日，他给保安发去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刘保安同志：
恭贺新年，祝贺你健康和在工作中获得新的成就。我真高兴接到你的来信。你介绍家乡收成的情况，农民生活日益好转，这是令人多么兴奋的事情呀……我到植物园，就像回到家一样，和同事们在一起感到特别亲热。可是，看不到刘保安同志。回想起我们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的生活，今天又看见我们同住的地方，但是看不见你，真感到寂寞……
惋惜之余，他又详细介绍了到政协后的工作，甚至，向这位农民朋友推心置腹地谈起了自己的婚姻大事。连先后见过几个对象，都如实奉告。对于婚姻，他对外始终守口如瓶，而惟独向知心朋友透露了正在酝酿中的婚姻内幕。“农历”一时未买到，他依然念念在心：
我大前天和昨天曾两次到新华书店买农历，他们说要等月底或春节前农历才能来呢，现在没有。等出版后买到，一定寄去。如果，其他你需要什么书和什么东西，随时告诉我，以便寄去。
作为朋友，溥仪信守诺言。他一直打听着农历的出版，没隔多久，终于如愿以偿。当他拿到农历时，咧嘴笑了。他一下买了两本，一本留给自己，一本寄给了保安。至今，保安仍珍爱地保留着当年那个贴着四角四分邮票寄来农历的大信封。
隔年，他又买了两本农历，仍寄给了保安一本。有意思的是，保安在农历上，圈圈画画，写了不少学习笔记。溥仪则将一九六三年的全年要事都记载在上面，而成了珍贵别致的一部日记。通过农历，他还学会了“瑞雪兆丰年”等一些农业谚语。这些，他也都在信上告诉了知心的农民朋友。
说到他们的友谊，不能不提起彼此间展开的竞赛。保安“冲锋陷阵”于广阔天地：抬粪施肥，他拣大筐，肩膀磨肿了，他不吭一声。无论挖水塘、修水库还是干农活，他都一马当先。农民喜欢上了这位年轻人，推选他当了村贫协主席。
转眼，新春来临。一封沾着田野的芳香和春天气息的信寄往北京。得知保安的新进步，他着急了，复信中，激动地表示：“尽管自己被赦，仍有必要继续改造”，要“迎头赶上”，缩小两人之间的差距。信尾，他别具匠心的署名是：“你的朋友‘981’。”
为何如此？保安曾对笔者谈道：“‘981’是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时的代号。特赦后，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自己是‘十恶不赦’的罪人，常以‘981’自称。我们分别后，溥仪来信再次自称‘981’，是为了以此为戒，激励自己。”
倘若有了喜事，溥仪总是喜不自禁地透露给保安。一九六二年暮春，他激动地写信告知这位农民朋友：“与毛主席一起吃饭并照相；参加反帝大游行；成立了一个新家庭。”他将此称之为“三件大喜事”！
自然，他也不免介绍了婚后的生活、工作，又谈到了植物园的同事。
我们现在还是居住在政协机关之内。我每天上班不必出大门，在后院就是我工作的地方，非常方便。妻子每天六时许便须上班，下午八九时回家。她工作地方较远……
我到诸葛正义家，他常和我念叨，刘保安怎么老没写信呢？他也很惦念你的。
他想谈的事太多了，提起了植物园的“保善已改当会计，代替老韩”，《我的前半生》的修改，“还没有完”……恨不得把所有的事统统念叨给远方的朋友。“五一”前，保安致信，介绍了家乡庄稼的喜人长势，又转达了全家人对他的问候。这次溥仪并没像往常那样急于复信，而是等五月二日放假那天，才提起了笔，为的是向保安叙述一下北京节日的盛况和感受。
溥仪一口气写完信，才站起身在屋里踱了几步。
“你给谁写信，这么专心？”妻子边打着毛衣，边问他。
“给我的一位农民朋友回信……”
婚后，妻子看到许多人给他来过信，溥仪不一定都复信。惟有被他称为农民朋友的保安，溥仪却总是每信必回，一挥笔就是洒洒千言，有时竟达近万字。溥仪的格外偏爱，使妻子暗暗纳闷。她哪知道，刘保安是溥仪生平与他同吃、同住、同劳动过的第一位劳动人民，也是他诚心结交的惟一的农民朋友。当她看到另一封信的末尾署的是“你的可靠的革命战友溥仪”时，顿然清楚了，他和保安亲密而真挚的关系确系超乎常人。
凡与溥仪接触过的人，无不知他忘性极大。但他在与保安的交往上却表现出极好的记忆力。元旦前一天，即十二月三十一日，他从没忘给保安写信，祝他“新年愉快，身体健康，在最光荣的农业战线上取得更新的成就”，还主动随信寄去了新农历和自己一九二三年的一张旧照。自分手伊始，每逢元旦前夕，他必向保安致信问候，一九六四年，仍无例外。
“你的身体好么？许多日子没有通信了。我心里很惦念你……”
实际发信的三天前，他高烧不退，已休了四天病假。吴群敢主任、溥杰夫妇等人纷纷来家探望。处在温暖之中，他想起了保安，知他一直未婚，恐其孤寂，不顾身体还未痊愈，便又寄语保安，恭贺新年。
当溥仪赴江南参观归来，见到保安来信中再次询问他的身体状况时，即复信介绍说：
“来信问我的痔疮，现在只是大便后脱肛（这是多年的习惯性），没有别的痛苦，总的来说比以前好一些。”
他详尽地介绍了参观的每一处后，又告诉保安，回京感觉“身体很好，今年两个月来，体重增加了十几斤”。还嘱道：“盼望来信，告诉你的近况。”
保安接到此信时，正奋战在热火朝天的平山水库工地。八月底，溥仪自西北返京，才见到了他的回信。九月十日，他提笔数千言，为防止过长的信件超重，又特意在信封上贴了三枚在延安买的宝塔山纪念邮票。
在长达数千字的信旁，溥仪还歉意地注道：“因为很忙，写得太了（潦）草，盼你原谅。有些字写得太草，我又描了一下。”的确，他惟恐保安看不清楚，重新用钢笔描了几十个字。可见，他对这位农民朋友多么诚恳。
信里，他附了一张与妻子的合影。照片上，右胸佩戴一枚纪念章，上衣兜插着根钢笔，神情庄重地站在“共和国万岁”下面，妻子的花格衬衣外面套着一件短袖羊毛衫，两人微笑地望着天安门广场。在溥仪不远处，翠绿的芭蕉叶探过金水桥栏，仿佛能嗅到沁人的芳香。
岂料，几乎在接到保安回信的同时，溥仪突然尿血不止。一个月后，住进了协和医院就诊。医院的病历上清晰地记录着：
溥仪去年七月以来，时有间歇性无痛性血尿，一次发作短则数日，长可持续一月之久，自行缓解。病人无发热、腰痛尿频、尿急等症状。发病四个月以后，曾住北京人民医院，做过膀胱镜检查，前列腺组织穿刺，精液检查以及静脉肾盂造影，均未发现异常。住院二十多天，血尿停止。出院，上班工作，不久血尿再度出现，一九六五年二月五日，再次住进北京人民医院，三周后血尿逐渐消失，三月六日，再行膀胱镜检查，诊断为膀胱乳头瘤，前列腺肥大，转来我院……
患者在今年八月间又出现数次血尿，多系在走路较多或劳累后发生，一般一天后即消失。在今年十一月二十日的一次尿中找到瘤细胞，同时，患者在十一月五日和十一月十一日又两次出现血尿……
这一期间，溥仪因重病在身，迟迟没有给保安复信。在新年到来前的十二月三十日，他刚刚出院不久，就挣扎着给保安写信，向他恭贺“新年之喜”，并介绍了自己的工作、生活，惟独对自己的病讳莫如深。
他怕保安牵挂啊！但没忘用一个八寸长的大信封寄去照片和一张精致的贺年片，信封上“刘保安”的名字，每字足有两寸大小。他的落款是：“溥曜之”。人们熟知，只有关系最亲密的人他才用这个称谓的。
保安在与溥仪的共勉中，进步很快，先后担任了民兵连长、治保主任，继而又当选为县第三届人民公社代表大会代表。他欣喜地告诉了溥仪。而这时，溥仪始终病卧医院。直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医院认为“鉴于目前病情较稳定，可以回家休养一时期”，这样，他才返家养病。
不多几天，他便抱病去信，祝贺保安取得的进步，同时也为近来患病未能更多工作而深感内疚。直到这时他才提到自己的病。然而为了宽慰保安，对于严重的病情以及住院等事，他却只字未提。保安接到溥仪的来信，焦虑万分，立即写信询问他患病的细情。因为病情一天重似一天。溥仪没有马上复信，他一直幻想待病好转，再给保安带去好消息。
谁想不久，动乱爆发，从此两人失去联系。溥仪写给保安的最后一封信，竟成了“永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