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微而知著”。夫妻间的小事，往往最能看出彼此之情。
倘若家里的饭吃不完，溥仪总抢着吃剩饭，他把这看作是对妻子的体贴。她去值夜班，他即使不相伴，过后也要给她拿一件或许根本不需要的衣服送到医院。哪怕仅见上一面，他也要往返两个小时跑一趟，为的是不放心。
妻子下班，他总去接，但又常常出岔。有时，妻子到了家，依然不见溥仪的影儿，只好又去接他。原来他在妻子上班的车站去等候，自然接不到。
“下次不要再接了。”
“好。”他答应着妻子，但第二天依然如故。
妻子在家洗脸、做饭，他总愿跟在后面。她佯作生气地训他几句：“怎么回事，你是怕我丢了吗……”玩笑成了真，不久，她当真“丢”了。
平日，妻子总是按时回家。有一天，晚上九点多了，她还未归，溥仪便打电话给医院，听说她没开会就走了，便慌忙找来了五妹夫：“她失踪了！”
“这么大的北京城到哪儿去找呀？”老万劝他耐心再等一会儿。他急不可耐地说：“不行。”然后拽着老万一条街一条街地瞎找，还给几个派出所打了电话。将近十一点，妻子回到了家，溥仪正在那儿坐着掉眼泪呢。原来她说去王府井四联理发馆烫发，由于人多、等候时间过长，便没有烫发而逛了逛街，才回的家。他一见她，马上转忧为喜，高兴得蹦了起来：“我生怕你丢了……”
类似这种事，发生过多次。也许烫发只是一个说法而已，但溥仪始终也没问出个究竟。夜半归家的妻子究竟去了哪儿，始终是溥仪心中一个未解的谜团。
别看他平时粗心，但对待妻子却很心细。一次，到胡老家做客，一盘冰镇西瓜端上来，胡老给她拿了一块，却被他一下子夺了过来。“我爱人吃了会肚子疼的。”溥仪惟恐患病的妻子吃凉东西不舒服。当胡老弄明白了这一切，不禁拍手说：“这才是个好丈夫，真正懂得关心妻子了。”
不仅胡老，别人也有这样的感受。廖沫沙和民政局王副局长在北海仿膳设宴招待溥杰夫妇及女儿。溥仪夫妇和五妹夫妇出席作陪。
“我还没给新娘敬过酒，请新娘与大家干了这杯。”王副局长向李淑贤提议，在场的廖沫沙、贺一平、李恕以及北京编译社的李社长等人一致响应，纷纷举起了酒杯。
“新娘不会喝，我替她喝了吧。”溥仪出来挡了驾。
“‘皇帝’挡驾也不行……”宴席上一时热闹非常，但溥仪仍固执地站立着。
“你原来对皇后也是这样吗？”王副局长开玩笑说。
“……我原来不懂夫妻之间是平等的，现在知道应该互相爱护。”溥仪憋红了脸。
在大家的哄笑中，他替妻子干了一杯又一杯……
七十六岁的温师傅端上了清宫风味的点心。王副局长介绍说：“温师傅是当年在清宫御厨给溥仪做过点心的，今天的点心也是他做的。”
溥仪听后走下座，亲热地握着温师傅的手：“我从十九岁离开宫内，近四十年没吃到这种点心了，谢谢您！”成为公民的溥仪以平等的态度爱护着妻子，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着别人。
然而，生活对任何人而言，都不只是一簇鲜花。溥仪也有他的喜怒哀乐。
他们婚后的生活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充满了诗一般的篇章，也存在矛盾，甚至是无法解脱的苦恼，但也有着体贴和谅解。正是在这种生活中的溥仪，才是真实的溥仪，因而也才能理解他后半生的生活。
他一度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那是婚后一星期爆发的。
星期日，妻子陪他去人民医院打针。他去厕所，妻子出于职业习惯到注射室了解打针的剂量。当见到药瓶的商标时，她愣住了，“荷尔蒙……”
其实，溥仪注射荷尔蒙颇有历史。溥仪的侄子毓嵒曾对笔者作过这样的追忆：
自从谭玉龄死后，不知什么缘故，溥仪叫黄子正大夫购进大量德国拜尔药厂生产的男性荷尔蒙，有口服的，也有注射用的。
“注射的头几天，是毓恩为他消毒注射器，黄子正大夫为其灌药注射。过了几天，我也被叫去与毓恩一起消毒。而后来，我成了主要负责消毒的，毓恩却成了帮手。即使一九四三年春，他到伪满东部的安乐巡幸”时，也仍由我与毓恩跟随，一天也没停止注射……
作为一个并非没有经验的资深护士，妻子自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当天看病回家的路上，两人未发一言。到家后，妻子耐不住了：“你为什么打这种针？”溥仪几次欲言又止，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最后蹦出一句：“我实在对不起你！”就再也说不下去了。
噗通一声！妻子一看，溥仪跪下了，泪流双行。“婚后，我发现自己的病并没有好。”他歉疚地说，“我知道，这会给你带来一生的烦恼。这么些年，在这个问题上，我内心也一直是极为痛苦的。”
他以一种乞求的目光看着她：“淑贤，答应我吧，咱们俩不离开，行吗……”
她烦恼交加。想起几个月的婚恋，也想到婚后他对自己的照顾，看着面前痛哭流涕的丈夫，她的泪水伴随着复杂的心绪，淌落下来，溻湿了身上的衣衫……过了一会儿，她不由自主地顿足捶胸：“这些年，我没结婚，也一直孤身一人。现在生米做成熟饭了，也就这样了……我的命真苦啊！”
这时，溥仪仍然愧疚地跪在那里，泪流满面。他懊恼自己不能给妻子带来幸福，常常夜不能眠。晚上，他时常苦熬灯下，翻阅一些枯燥的书籍，有时直到夜里两三点才朦胧入睡。深夜，有时妻子猛地一觉醒来，看到溥仪正坐在她身边，以一种内疚的目光瞅着自己。
晚间，月光如水，两人喁喁而语。溥仪向她谈起自己从三岁起被“囚”于故宫内，从小没有在父母身边的畸形生活。妻子也愤然谈起遭受后母虐待的往事……
当妻子拿出仅剩的一张后母与她的合影时，他从抽屉里拽出剪刀，“咔嚓”一声，气愤地剪去了照片上那个可憎的后母形象。然而，二人并未和好如初。
夫妻风波，传到政协领导的耳朵里，连老找溥仪谈了话，“俗话说，谁个牙齿不碰舌头，哪个夫妻之间没有摩擦，关键是谅解。”他还举了周总理夫妇的例子，“他俩也没有孩子，不也生活得很和睦、恩爱……”
最使他们感动的是，周总理在接见他们那次，以自己为例说：“你们非要子女干吗？我不是也没有子女嘛。”然后又说：“夫妻之间要处好关系，首先要互相谅解，逐步加深感情。”这一番话，深深地教育了溥仪夫妇，尤其成为了溥仪在生活中所遵循的教诲。
风波后，溥仪对妻子愈加体贴、照顾了，总抢着干家务活儿。生亲眼看到了这种情形，她在给日本《妇人俱乐部》的一篇文稿中就以“伯父的再婚”为题，描写了她亲眼见溥仪与李淑贤发生争执后，大伯脸颊上被抓破的血痕。但，她更着重写到了溥仪在婚后家庭中的形象。
“的确，就以我在一旁来看，现在的伯父，才成为一个真正的普通人。现在，他也懂得对于去年新婚的伯母加以体贴了，时常用不习惯的双手帮助她做些厨房的工作。如伯母做饭时，他就帮助择菜。伯母回家晚的时候，有时他还到附近的电车站去接……他也有时由于体贴过度，伯母以为麻烦而遭受申斥的时候。”
即使在小事上，他也不肯轻易拂逆妻子的心意。赵大妈帮他打扫屋子时，发现他睡觉的床旯旮有一个旧坛子，便要扔出去。他不肯，说这是谭玉龄的骨灰。婚后，赵大妈告诉了李淑贤。
“哎呀，真害怕！”
“害怕什么，人死了还害怕什么？”
可是，从这天晚上起，一连串的噩梦便缠绕着她，夜里竟然梦到了久已死去的谭玉龄：身上穿着薄如蝉翼的纱衣，飘然入帐……她猛然惊醒，吓出了一身冷汗。溥仪知道后，马上把骨灰盒迁往毓嵒家，委托他代为保管。
溥仪残存着迷信思想，一向不为一般人所知，然而更为不知的是，他竟暗中让妻子给“治”了。
活的鸡、鸭、鱼，无论怎样烹烧，只要知道，他就不吃。一次，溥仪身体不适，周振强给他买了一些活鲫鱼和活鸡，他却非要妻子送人不可。以后，凡吃活的家禽，妻子就瞒着他，只要不告诉溥仪，他吃得也满高兴。虽然他的迷信直到去世也未改掉，但在实际生活中，妻子虽给他吃了数不清的“活食”，却从没有告诉过他。
妻子患病期间，溥仪对她体贴入微。她讨厌烟味，于是，他毅然忌掉了几十年吸烟的习惯，这在熟知他的人看来，简直成了奇迹。
在家里，即使桌上摆着上好的香烟，也是为了招待来客，他绝不抽一口。他千方百计使妻子愉快。毓嵒的妻子学过按摩，溥仪总拽她来：“给你大婶做做按摩吧。”
他不让妻子倒垃圾，而宁可自己去倒。每当路灯一亮，街坊便会看到他乐呵呵地端着脏土箱从胡同走过。
为治愈妻子的病，他先后亲自请来岳美中、蒲辅周、林巧稚，张荣增等著名医生。最初他听说蒲老擅长医治妇科病症，便由赵大爷陪着，前往广安门内北线阁蒲老家登门拜访。蒲老的妻子舒全贞回忆说：“溥仪第一次来找蒲老，是给自己看病，第二次来找蒲老，是陪妻子来看妇科病，跑前跑后很尽心。”时过不久，溥仪偕妻子到蒲老家做客，还专门送去了北京风味点心。
甚至，他对妻子的病情和每次治疗结果都做了详尽的记录。可见，他把妻子的病不但记在了本子上，也记在了心上。
一度，溥仪因病住进了医院，不久，妻子也患重感冒病倒在床。他听说后，立刻从医院给杰二弟打去电话，让他代为送药并看望她。就这样，他还不放心，仍经常往家里打电话，询问病情。一次，他竟然趁医生不备，悄悄在晚饭后溜出医院去家中探望妻子。
可谓同病相怜。婚后，两人多次相继病倒，使他们成了一对“患病夫妻”。
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说：“我的爱人身体不好，常常有病。”而对自己重病在身却从来只字不提。其实，从江南参观归来后出现的血尿，就说明他的肾病已经恶化。全国政协照顾年迈的专员，让他们休息几天再上班，溥仪照例是不休息的一个，然而却只是一直瞒着妻子，直到露了“馅”。那是董益三到他家的缘故。
“老溥在家吗？”
“没有，上班去了。”妻子回答说。
“啊……上班？大家都休息几天了。”
“是吗？”
“没错。”
“从没听他说过休息这回事，每天他还是按时上班，真拿他没办法……”她表示无可奈何。
她患了子宫肌瘤，刚刚因肾病被摘除左肾两个月后的溥仪，以艰缓的步履仍然为其频频奔波于中医研究院、妇产医院、协和医院……
炎夏之际，妻子的子宫瘤日渐肿大，须动手术割除，他亲自送她住进了协和医院，每天前去看望。医护人员也为他的精诚所动，破例准许他可以晚间随时探视。在医院内，他避口不谈自己的病情，总是和颜悦色地安慰她。妻子哪知，这一期间，丈夫又出现了血尿，但他边医治边工作，惟独瞒着她。
妻子出院后，溥仪细心照料，有时还笨拙地试着做一点面条给她端上。一次好不容易要送到妻子手中时，没留神将整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全洒在了地上。他气得直跺脚，却还连连向嗔怒的妻子道歉。
他对妻子柔情似水，但也有大为光火之时。一次政协派人来接溥仪夫妇去会见外宾，她感到有点儿累，托辞没去。会见后，他回家就火冒三丈，批评她是自由主义！如此盛怒，是溥仪婚后惟一的一次。妻子接受不了，难过地嚎啕大哭。事后，他意识到方法不对头，对妻子讷讷而言：“我态度不好，但出于好意，这是真正爱护你。”
当他获知自己的病情进入晚期时，极力瞒住妻子，以免使她陷入悲痛，但不知妻子已被医生告知了全部详情。偶然，他被送往病房外检查，回到屋内时，看到面无表情的妻子面前放着自己记载病情的日记，他明白她已知道了真情！
其实，早在他由妻子陪伴去肿瘤医院那次治疗前，她就知道了。那次，他路过化验室，正赶上化验员陈一鹏用显微镜观察瘤细胞，她以为溥仪不懂，便破例让他在显微镜里瞧了瞧。
“嘿，这还挺好看，跟花儿似的。”实际，溥仪并非不知瘤的可怕，而试图以轻松的玩笑，赶走妻子心中的忧虑。说着，溥仪忍不住的泪水无法抑制地流下了面颊。
眼泪无法阻止癌细胞的扩展，但他对妻子之情却在与日加深。溥仪第四次住进了协和医院。妻子听倪大夫说，如将溥仪剩下的患癌右肾换上一个人工肾或健康人的肾，可以挽救他的性命。她在电话里告诉溥仪，一位大夫建议她用自己的肾给溥仪换上。
溥仪坚决不同意，甚至责问是谁出的这个可能要害两个人的“坏主意”。他极为气恼地将妻子从前曾向其学医的倪大夫的名字写入了日记，认为他是别有用心。
他越是病重之时，越是对妻子脾气好得不能再好。出了院，一次早饭后，他主动拾掇碗筷，没想到擦桌子时竟将妻子放在桌上的一块进口手表摔坏了。见妻子脸色陡变，他慌忙歉意地从地上捡起手表，可怜巴巴地对她说：“真对不起。等我病好了，一定再给你买块比这块还好的，行吗……”然而，他的许诺成了句空话，因为他的病情一天比一天糟。
疾病几乎始终伴随着溥仪夫妇。他去世前的四个月，步履已呈艰缓之态。当妻子患病时，他依然一大早就挣扎着挤上公共汽车，去人民医院给她挂门诊号。疾病给溥仪带来了不幸，然而也磨炼着他们对生活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