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间，人们虽曾热心地为溥仪撮合对象，囿于各种原因，均未获成功。
一九六二年一月八日，他在写给朋友的信里还心事重重地提到：“这些日子里，不少人为我找对象。屈指算，已然说了七八个对象，还没有看好。等我说妥了对象，一定告诉你。”
信发出不久，他居然神速地觅到了伴侣。似命中注定，这个妻子的到来竟也同以前丝毫不差，是从一张玉照中择来的。这也出于偶然。一天，政协的同事周振强拿来一张照片，溥仪对照片中的女子产生了好感。
“这是谁？”
“这是给你介绍的对象。”爱开玩笑的老周，用浓重的浙江口音说。
“真的？”溥仪不信。
“谁骗你……”
溥仪认真了。于是，老周告诉他，“她还是个医护工作者呢。”
“让家族里的人，给参谋参谋。”
溥仪当下拿走照片，去七叔家征询意见。为他做媒的，实际是两人：周振强和沙曾熙。在人民出版社任编辑的老沙，素与女方相识，也与老周稔熟。老周听说她也是浙江人，两人是同乡，便与老沙一道热心地为其频牵“红绳”。
一般人恐难以想象，她从小有着灰姑娘般的命运。她出生在西子湖畔。与美丽的大自然相反，她的童年有着不幸的遭遇。六七岁那年，她十九岁的哥哥暴病身亡，一年多后，母亲又在悲痛中去世。那年她八岁整，父亲带她去上海求学，不久，又娶了继母。当她十四岁时，父亲撒手尘寰。从此，挨打受骂成了她的家常便饭。往日，全家都在一桌吃饭，惟独她被轰到厨房。
她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偶去同学家玩耍时，被其父看见，要将她荐给一个经理做小老婆。不多日，继母带她去一家饭馆吃饭时，她认出身着西装的大胖子，就是曾不怀好意地打量过自己的那个人。饭后，继母谈起了她所害怕之事，她拒绝了。为此，继母气得又说软话，又动手打她。为谋求生路，她从上海逃到了北京。虽然她没嫁给上海那个阔佬，却不得不嫁给了一个不知底细的纨绔子弟。婚后没几天，丈夫就开始寻花眠柳，半夜喝得酩酊大醉而归。为此，她与他分道扬镳了。
此后，她也曾追求过家庭的温暖，但家庭却从未温暖过她。
一九五一年，她为谋求自立，报考了“艺文女子补习学校”。几年后，她自学医护知识，起初在景山诊所当护士，后来合并到了朝阳区关厢门诊所。与溥仪初识时，她正在这里当护士。
早春二月，南河沿的文化俱乐部院内，在含苞欲放的桃花下，溥仪与她第一次会面。之前，她本不知对方是谁，提起溥仪，她不熟悉，说起北京城尽人皆知的“小宣统儿”，她被吓了一跳：“怎么给我介绍一个皇帝？”她迟疑了，“我不打算见……”
“他经过改造，是一个公民了，你不要总用过去的眼光看哟……”
老沙着了急，无论如何也要让她见上一面。怀着姑且一试和好奇的心理，她去了。
首次见面，两人都给对方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是溥仪打破了相对无言的沉寂，他瞅见她手中的医学书，满有兴趣地拿过来翻阅，随口说自己也很喜欢医学。“我在改造期间，曾帮助医务室做过护理工作。”他毫不隐讳改造期间的生活。
临分手，他俩才想起冷落在一旁的“大媒”。这时，两位“大媒”相机分别拽过两人询问。结果，双方都愿意进一步接触。
几天后，溥仪邀她与老沙一同参加政协周末舞会。与她接触多的人都知道，她很少上舞场，尽管她的跳舞水平并不低。这次，她却欣然伴着欢快的乐曲，以轻盈的舞步带着溥仪旋转于舞厅内。溥仪虽说脚步凌乱，态度倒挺谦虚：“我不太会跳，跟你学。”
半个月后，溥仪撇开介绍人，直接与她联系了。不过，打电话时，为了暂时保密，他假称姓周。
二月二十五日，星期天。溥仪与老万第一次来到她的住处——朝阳门外吉市口四条44号。这是个大院落，足有几十户人家。在院子东北角的一间七八平方米的平房里，他们见到了女主人。只呆了一会儿，识相的老万便借故去银行取款而起身告辞。屋内只剩下了两位恋人。正是这间小房里的谈话，奠定了他们的婚姻。
她端来一杯茶水，放在溥仪面前。他抽着烟，沉思着，然后像下最后的决心似地开了腔。出乎她的预料，他的声音竟充满了忏悔。他向她数说着过去的罪恶，又开诚布公地谈起了年龄上的差异，请她慎重考虑。“我没有什么钱，每月只有一百元工资，别无它物。”
她明白了，这是另一种表达爱情的特殊方式。她含着笑看了他一眼，以无言的含蓄，接受了他的问话。
有人说，恋爱阶段是酿蜜；也有人说，这是双方相互考察的阶段。
溥仪自有他的考察方式。有时，他明知她上班未归，却要早去院门口的李大妈家坐一会儿，为的是从她嘴中，了解了解李淑贤素常的为人。
“李同志，你会做饭吗？”最初，他总是称她为同志。
“会的。”
“你是南方人。想必南方菜做得不错吧……”
尔后，溥仪带来了从街上买的蔬菜。她给他做了，他却笑着摆手不吃了。
一个月后，他成了她家的常客。开始，院里的人不知他是谁。有一次他到李大妈的屋里闲聊，一些人才晓得他是“小宣统儿”。顿时，院儿里可热闹开了，都拥来看“皇上”。隔了几天，他索性叫她带着去各家串门，向街坊公开了自己的身份以及与她的朋友关系。
逐渐，院内的大人、小孩儿都熟悉了他。大院里，住的有工人、民警、职员、干部，还有电影制片厂的、公安部门的，足有几十口人。见了谁，他都主动打招呼：“下班了，吃饭了吗……”
院子里有个简易厕所，只让女人用，男人都要去街上的公共厕所。他不知，一着急，慌慌张张就进了女厕所，小颖那几个女孩儿看到后，便在外面哄了起来，还在外边写上了“女厕所”三个大字。他出来看过，哑然失笑，一缩脖，歉意地走了。事隔多年，街坊们还时常提起这件“皇上”错进女厕所的趣事。
如果说，恋爱期间没有波折，那也不真实。据李淑贤回忆说，较大的波折在短短三个月中发生过两次。
溥仪珍重思想改造的成果，对此，甚至存有过于敏感的自尊心。一次，他在闲聊时说，自己曾有过四位妻子，但对她们并不好，不高兴，就很长时间不理睬，谈不上什么感情。这时，她半开玩笑地插了一句：“以后对我总不能这样吧？”谁知，竟触动了他的痛处，“你不知道我是经过了改造的？”又恼怒地说：“如果咱们不能做永久夫妻，就做永久的朋友吧。”说完，匆匆穿上呢子大衣，推门而去。
她第一次见他发那么大火，以为他会一去不回头。可是，两天后他又来到了她的小屋，心情却变得平静了。双方都没有解释什么，因为两人都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妥之处。无须赘说，两人和好如初。
另一次风波，发生在政协机关派人去她的单位了解情况之后。他知道了她曾离过婚，找来老万商议几次，觉得有必要与她正式谈一次话。如果她实事求是，则说明她为人诚实，如果她隐瞒此事，那就重新考虑。
主意拿定，他来到她的家，稍稍寒暄几句，就开门见山地提出了问题。谁想，这也同样触痛了她不愿提及的创伤。在他的多次追问下，她只是生硬地把他顶了回去：“现在没有告诉的必要！”
两人的谈话没有任何结果。溥仪异常焦躁，气恼地走了。左思右想，他第二次又心平气和地来了。适逢她身体不舒服，溥仪急得落了泪，边安慰她，边笨拙地伺候她。这一次，她才如实奉告。
溥仪高兴了：“这是考验你呢。”晚上，他们去政协礼堂观赏京剧《贵妃醉酒》，幕间休息，一起回到溥仪的宿舍。他突然提出：“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呢？”
“再等一段时间……”她不好意思地说。
“我们要尽快选定结婚日期。”他固执己见。
婚期，最终是在四月九日择定的。婚前，他俩按着北京的老规矩，到溥仪的妹妹家和七叔家“认门儿”。家族一致的看法是，他的第五次婚姻娶了一位平民的女儿，这标志着溥仪作为公民生活的又一新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