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二弟夫妻的欢聚，在溥仪心头泛起涟漪。家庭是个温馨的字眼，它往往唤起人们对生活的热爱。然而，他却没有过这种幸福，他的婚姻史上都是令人心碎的悲剧。
不错，他先后三次结婚，娶过四个妻子，但不曾有过爱情。他自我评述说：“如果从实质上说，她们谁也不是我妻子，我根本就没有一个妻子，我有的只是摆设，为了解决不同问题的摆设。虽然她们每人的具体遭遇不同，她们都是同一个制度的牺牲品。”
他的婚姻似乎与相片结缘，无一例外，过去的四个妻子皆从那上面挑选而来。一九二一年，当他十六岁时，有了婉容和文绣这一“后”一“妃”。
婉容出身于世袭贵族家庭，其父是后来做了内务府大臣的郭布罗·荣源。其母是荣源在原配夫人死后继娶的妻子——人称“四格格”，也姓爱新觉罗氏，可惜早在婉容进宫前，便因病辞世。婉容自幼长于深闺，姿质天然，在名门闺秀中是出名的才女。但被册立为皇后，却绝不完全是因其才色，也非出于偶然的“圈定”，而是端康太妃一语“定乾坤”的结果。
当初选“后”时，溥仪在四张看来相貌差不多的“玉照”中，拣了一张顺眼的，随手用笔画了一个圈。这是敬懿太妃满意的姑娘，额尔德特氏，叫傅玉芳（进宫后改称文绣）。但却惹得端康太妃大为嗔怒，他只好又在她喜欢的照片上画了个圈，这就是郭布罗·婉容。
在长辈摆布下的溥仪，第二年阴历十月十三日，举行了大婚仪式。迎接皇后入宫的队伍浩浩荡荡，仅为婉容预备的金顶凤舆就有三十二抬之多，所经路途，无一不是黄土铺路……
在隆重仪典中迎娶来的婉容和文绣，等待她们的只是冷落和孤寂。婚礼结束的当夜，溥仪未与婉容“合卺共枕”，反而把她孤独地抛在坤宁宫，自己去养心殿呆了一夜。试想，以婉容如此青春年华，对未来充满多么瑰丽的幻想。可是夫妻之间的病态和囚禁般的生活，却使她陷入了极度苦闷之中。尽管她也曾与溥仪游幸景山、颐和园，但每次归来，只能徒增对宫中生活的厌恶。
她多么希望宫中吹进那么几丝新鲜空气。每当溥仪的二妹来储秀宫陪伴，她就像打开笼子的小鸟，欢喜异常，但只要上面一“传”，她的表情便会顿然变得压抑、低沉。对此，婉容的贴身太监孙耀庭，曾对笔者回忆说：“起先皇后的脾气挺好，皇上常到她屋里来，可是很少在她屋里宿夜，只是来了说会儿话，玩玩就走。后来，皇上来的次数少了，她的脾气也变得不太好，有时在屋里绣着花就停下来，面壁而坐，半天不吭一声。每当这时，我们就得格外小心伺候。”
更可悲的是，婉容竟又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据清宫太监刘兴桥回忆说：“……宣统皇后一天的生活也是这样无聊，不过她有时还读书、写字、画画。后来她吸上了鸦片烟，赵荣升就一直替她烧烟。她每顿饭后吸鸦片八口，每口一个泡。每次太监要跪着服侍她二十多分钟。这个女人到伪满时期，在长春宫里生活也是异常苦闷的，她生活的圈子太窄，在长春时只到外边公园里玩过几回。”
俗话说，无事生非。在宫内，婉容与文绣时常发生矛盾，当溥仪寓居天津后，在日租界宫岛街协昌里的小楼上，经常出现两人的明争暗斗。溥仪潜往东北，伪满洲国皇后的桂冠也没有给婉容带来幸福。她除了继续吸毒外，又先后与两名侍从通奸。自此，婉容憔悴下来，鸦片烟愈吸愈厉害，溥仪与她的关系也愈来愈疏远，渐渐，几乎与她断绝了往来。只是逢年过节时见个面，还总是拽上个侄子，惟恐她一时精神病发作。
“皇后”虽未废，但已名存实亡。开始，她产生过逃脱樊笼的幻想，甚至派人与陪李顿代表团赴伪满的国民党代表顾维钧联系过，自然失败了。后来，在严密的监视下，她的精神极度不正常，整日沉浸在鸦片烟的梦幻之中，终于完全沉沦了。
溥仪断绝了她与外界的往来，当时只有乳母获准与她在床上一起抽大烟。因为乳母是溥仪最信得过的人之一。
小朝廷覆灭后，婉容与溥仪家族在大栗子沟开始了辗转流浪的生涯。溥仪的三妹之子宗光曾回忆说：“一次我到婉容屋里去，她傻笑着向我伸出瘦骨嶙嶙的双臂，想来抱我，吓得我撒腿就跑。她浑身脏得要命，一只胳膊上箍满了各式的金手饰，珠链……”
从大栗子沟到临江，再到通化，婉容饱受了风雪冻馁，病得愈来愈重。一九四六年春节后，这一行人被八路军押往长春。在这支奇怪的队伍中还有两个太监继续伺候婉容。但是，她的生命只是勉强维持着。目击婉容走完人生最后几步旅途的毓嵂，曾对笔者回忆说：
到长春不久，皇后婉容与嵯峨浩——携着六岁的女儿，以及溥俭、毓岷和我等几人被转送吉林市监狱。在隆隆的炮声中，我们又迁往延吉监狱。一个国民党女特务周冷兰与婉容押在一起，负责伺候她。她终日披头散发，全身蜷成罗锅状，常常坐在那里闭着眼瞎说，像疯子一样。她的大烟瘾已入膏肓，一日没有，便会疯癫发作，鼻涕眼泪流一脸。八路军为了延续她的生命，隔一两天就向她提供一些鸦片烟。只要吸够了大烟，她就会手舞足蹈。因长期不洗澡，‘皇后’浑身常常发出恶臭，凡经过她身边的人，无不掩鼻而过。
“从延吉转移到敦化时，婉容病得更厉害，连挪一步都很困难，只好几个人抬着走。在冰天雪地的敦化，吃的是高粱米、咸莱，她一口也难以下咽，一连多日高烧不退。不久，敦化附近又响起令人惊颤的枪炮声。听说又要转移，大家看着病得不成人形的婉容发愁。一位八路军军官发怒了，一扬胳膊，‘你们走吧，把婉容留下。’面对这种情形的婉容，已是眼光迟滞，毫无表情。其他五人启程赴佳木斯，后来在七月份被释放回家。这时，重病在身的婉容已在阴暗潮湿的敦化狱中死去了。”
末代皇后婉容，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她的一生。
再说文绣，当时，被溥仪娶到宫中册立为淑妃时，只有十三岁。似乎命运之神在最初的一刻便捉弄了她。选“后”时，溥仪开始是在她的相片上画的圈。可是，由于端康太妃的原因使她与婉容的位置换了个儿，婉容成了“正宫”，她却成了“偏妃”。由此便与婉容结下了怨。
迎娶皇后时，仪典隆重，册封淑妃的仪式却异常简单。据溥佳在《溥仪大婚纪实》中回忆：“这次仪式，既无纳彩，也无大征，又没有乐队仪仗，只有昭煦和绍英把册封‘宝册’送到端恭的家里；并于三十日凌晨二时，备了黄围轿车一辆，悄悄地把她接到养心殿，给溥仪叩了头，然后等候翌日迎接皇后到来。”婚后，婉容的父亲荣源被封为承恩公，文绣家却未受到任何恩赐，大概这也是使她产生对溥仪不满的一个原因。
在畸形的三角关系里，溥仪往往站在婉容一边，到天津后则酿成了乱子。据毓嵒回忆说，婉容为了不使文绣常见溥仪，便出主意将她安排在三楼，自己与他同居二楼，这引起了两人之间更大的矛盾。二人比赛花钱，除了每人月银一千八百元外，溥仪不得不规定婉容月零花钱为一千元，文绣为八百元。当时，溥仪、婉容和文绣都不在一个桌上吃饭，要分别端去。开始有一次，太监将三人的饭菜端到一处，惹得婉容大吵大闹，文绣闻说后，也不依不饶地要寻死觅活。文绣还写了一篇《哀苑鹿》，将自己比作犯人，“非遇赦不得而出也。”
她不仅写文章表达对自由的渴望，而且采取了果敢的行动，最后在姐姐的帮助下毅然出走了。
“淑妃跑掉那天，园内乱成了一团。溥仪大拍着桌子发脾气，婉容却在屋里不慌不忙地说：‘找什么，让她跑去吧……’”赵荫茂在回忆时，特别说到溥仪气得额上青筋暴起，大声地叫喊着：“成何体统，成何体统！”这是一九三一年七月节过后没几天的事儿。
淑妃的出走，成了新闻界的一大惊人消息。后来虽在报纸上出现了溥仪和清室遗老为一方，文绣为一方的笔墨酣战，终因文绣诉诸法律，被获准离婚，赢得了可贵的人身自由。
离婚后，文绣曾在北京投身于小学教育事业。然而，社会的黑暗，竟使她找不到一个固定的谋生职业。不得已，她只好嫁与一位旧军官。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七日夜，文绣因患心脏病在京猝然去世。终年四十四岁。
赦后的溥仪，完全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千方百计打听文绣的下落，甚至一度想与之复婚。当得知她已去世时，深为遗憾。他曾对一位朋友说：“文绣是与我离婚的。后来在天津当了小学教员（此系误传——作者注）。当时我对她非常痛恨。后来我认识到，她是对的。她的行动是不当寄生虫，要当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勇敢行动。”
在另一场合，溥仪与文绣的哥哥不期相遇时，感叹地说：“文绣和我在天津提出离婚，当时我千方百计设法阻拦。幸亏那时离婚了，否则，她的命运不见得比婉容好。”
当婉容的那件宫内秽闻发生不久，溥仪便决定找一个满族姑娘做“妃子”。对第三个妻子，他做过这样的回忆：“她原姓他他拉氏，是北京一个初中的学生，和我结婚时十七岁。她也是一名挂名的妻子，被我像一只鸟似的养在宫内，一直养到一九四二年死去。”她，就是被封为“祥贵人”的谭玉龄。
最初，溥仪也同样是从照片上领略了她的芳容。他亲身接触了这位女性后，觉得觅到了难得的知音，因为满腹的心事在日本人严密监视下，无处倾诉。在对日本人的不满中，他俩从不同角度找到了共同点。谭玉龄被溥仪精心安排在缉熙楼西边的下半部，也就是溥仪居室的底下。两层楼之间，有一个连通的楼梯，虽然狭窄得二人相遇也要侧身而过，但在妻妾之中，谭玉龄是惟一享受这种特权的。
但是，她的内心仍有着一种难以言明的苦闷。尽管他有时也在她屋内留宿，却只能给她平添更多的烦恼。李玉琴曾对笔者回忆说：“溥仪对谭玉龄颇有好感。有一次溥仪告诉我，他曾对她说：你真纯洁，纯洁得像一张白纸或一块白布，要画什么，就能在上面画什么……谭玉龄没做声，只是徒然叹了口气。”
谭玉龄的死，对溥仪是个晴天霹雳，也是一个始终未解之谜。
关于她的死，毓嵒曾对笔者做过这样的回忆：“一九四二年初秋，谭玉龄得了一点小病。开始，溥仪派他的中医佟阔泉、徐思允为其诊脉、开药方。我清楚地记得，溥仪每次给谭玉龄看病，都是叫两个大夫共同诊治。开出的药方都须经他亲自过目并加以增删、修改，然后再抓药给她煎服，几乎每道工序都有他在场。由此说明，他对谭玉龄患病，的确关切备至。”
中医未见奏效，他又找来了西医黄子正。几次诊治，谭玉龄病情仍未减轻，有病乱投医，溥仪竟又请来了一个叫林永泉的大夫，采用针灸治疗，以致病情日重。
谭玉龄弥留在世的最后几天，毓嵒被溥仪唤去日夜服侍。溥仪虽时常来看望，但并不守护在身边。对于这位‘明贤贵妃’逝世前后的情形其他人大都不甚了了，尔后的一些记载也多出于传闻或猜度，身历其境并作为当事人的毓嵒，则是最为可信者之一。他对笔者回忆了当夜谭玉龄去世前后的真情：
当黄子正大夫找来伪满新京市立医院的一名日本西医给谭玉龄治疗时，我与几名学生正在她的寝室外屋煎中药和人参汤。我们眼见那名日本医生给她打了一针，而且看到他从跟随来的那名护士胳膊上输血给她。在治疗最紧张的时刻，我听到谭玉龄用微弱的声音，问：‘皇上进膳了没有？吃的是什么？’……当时已是深夜时分。忽然，日本关东军中将参谋、伪满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来到宫内候见室，要求传达员毛永惠告诉溥仪，请正在医治的日本医生马上到候见室。日本医生被召到候见室后，吉冈与他密谈了很久，谈的内容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个日本医生再回到楼上治疗时，已无丝毫尽心的样子了。接着，他要求给病人导尿，未得到溥仪的获准。
“谭玉龄逝世时，溥仪并未在场。他眼看‘明贤贵妃’不行了，便吩咐我与其他学生及针灸大夫林永泉走进她的病房，做临终前的祈祷。他不忍看她去世的情景，独自回房去了。我双手合十地站在她的床前，默诵佛经。她闭着双眼，仰卧在床，身上盖着一床丝绸夹被。许久，我看到谭玉龄长长地吐出了最后一口气，鼻孔里慢慢流出了两道清鼻涕，就这样，她离开了人间。”
这是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三日凌晨。
逝世后，她的灵柩一直冷落地停放在长春般若寺。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溥俭才把她的尸身火化，将骨灰盒带回京，放在溥修的家里。那个骨灰坛的外面是一个用白松木做成的木匣，上面未饰任何涂料，而且是用钉子钉上的。
溥仪蒙赦后，毓嵒亲自将谭玉龄的骨灰盒送到他手里。此后，溥仪又把他叫来说：“谭玉龄的骨灰仍旧在你家存放。现在，我又把我当年剪下她的头发和指甲放在里面了。”这样，骨灰坛就由毓嵒保存了起来。
仿佛命中注定，溥仪的妻子只能由相片中择定。一九四三年四月，他从吉冈拿来的上百张照片中，又圈定了一个年岁最小的中国姑娘。她叫李玉琴，尚不满十五岁，是新京南岭女子国民优等学校的学生。从此，她成了溥仪的第四个妻子。
她不同于溥仪的前三个妻子，既不是清朝皇族贵胄，也不是满族人，只是生活在吉林长春一个贫苦家庭的女子。
然而等待被册封为“福贵人”的并不是“福”，而是数不清的清规戒律和禁锢般的生活。这样，一个天真活泼的少女，成了溥仪那并不正常的生活的玩物。他烦闷的时候，就召她来唱唱歌，讲个故事，但更多的是接受他的“训戒”。她被迫陪着他吃斋念佛，入定打坐……她还被规定了“二十一条”作为行动的规范，稍有差池，便遭训斥，甚至打骂。她可怜那些孤儿院来的孤儿。一次，她给了他们几个苹果，溥仪知道了，马上把她叫去，凶神恶煞地责问：“你要干什么？你是什么动机……”
神经质的溥仪，有时也会突然对她“好”起来。据李玉琴回忆说：“溥仪有段时间常常和我在一起，也偶尔流露出在日本人监视下的苦恼。一次，他不知怎么，含泪对我说，‘玉琴啊，如果你要死了，我再也不结婚了。生则同衾，死则同穴……’”这些话能使她感动得流泪，却唤不起她对这种宫廷生活的热情。
虽说她吃的是常人吃不到的上等菜肴，穿的是绫罗绸缎，洗完澡还可以照射紫外线，任何事都不必动手——有一大群佣人听候使唤，她还是寂寞万分，被允许接触的只是三位格格以及学员班学员的几位妻子。她就这样被圈在狭小的天地里。
她的“妃子”生活，随着伪满的崩溃而结束。可是，她的苦难并未就此完结。她随着皇室的流浪队伍先是经过八个月的苦难颠簸，返回长春不久，又被接往天津，在溥修的监护下为“皇上”守节，继而又随溥修一家迁往北平。后来她想家了。于是，她回了长春。
她没有改嫁，仍焦心地等待着溥仪。一番周折后，她接到了他的来信，遂于一九五五年夏，去抚顺战犯管理所探视。一年间，她虽然三次看望溥仪，接踵而来的事实却使她产生了动摇。由于受她与溥仪关系的牵累，叔伯哥哥、妹妹被调离长春，哥哥也失了业。无形的压力使她喘不过气来。她产生了离婚的念头。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底，她又一次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金源和李福生接待了她。紧接着，两人会面中，她提出了离婚。溥仪猝然不备，竟流泪哭了，他不同意离婚。分歧无法统一，金源请她重新考虑，也请二人暂作休息，来日再谈。此事惊动了北京，身为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将军亲自指示：“为恢复感情，可同居。在婚姻问题上尽可能做好工作，不离婚。”
次日，仍无结果。所方根据将军的指示，打破了管理所的先例，在会客室为他们摆了一张双人床（两张单人床合起来的），让溥仪夫妇共叙旧情。
关于结局，金源曾对笔者回忆说：“次日一早，溥仪找到我说，昨晚我才知道，自己的病并未完全治愈。情知离婚不可避免，内心很痛苦。我当时对溥仪说，做两手准备吧，实在不行也没办法。老万和润麒等人闻知，也对溥仪说：‘改造了这么些年，怎么只考虑自己幸福，不顾别人的痛苦呢？如果是这样，只能说明你剥削阶级的思想没变……’他听从了大家的意见，同意了李玉琴的离婚要求。”
李玉琴此时的内心活动，正如后来她谈到的：“我要过正常人的生活，我应该有个温暖的家，我多么想有个孩子……我有了这些思想变化，离婚是必然的。”
一九五八年“五一”，李玉琴建立了幸福的家庭，并如意地生了个胖儿子。
不久，溥仪在北京重逢李玉琴，祝贺她有了美满的婚姻，还向朋友介绍说：
“她虽说是‘福贵人’，可过去一天福也没有享过。现在她真正有了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