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最难、最复杂的大概要属对人的理解。对外国人说来，透彻地解释溥仪这位曾三次称帝、两度被囚之人的变化，简直是个“谜”。
以至连他脸上经常显露的笑容，也使许多外国人感到不可理喻。一位西方记者曾发问：“你作为大清末代皇帝是人生最高贵、最幸福的日子。如今，恐怕是你一生最痛苦、最不幸的生活吧？”然而，他错了。
“过去所谓的‘皇帝’生活，我觉得那是我前半生中最可耻的生活。只有今天，才真正是我幸福生活的开始！”
角度不同，结论也不一样。对溥仪的话，有人相信，有人困惑不解，也有的人臆测加咒骂。但是，溥仪以其本身的奇特经历和脱胎换骨的一步步变化，向世上不同肤色的人们，叙说了对此的认识历程，也以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向世界做出了回答！
从“大墙”之内的溥仪说起，或许能更确切些。最早赴抚顺访问他的外国记者之一，是路透社记者漆卫德。一九五六年八月，骄阳似火，他在球场见到了溥仪。“忏悔”，是溥仪给他的突出印象。
“过去的行为是魔鬼的行为，只有现在才是人的生活。”他对那位英国记者说，“自二十多年前，我有一次玩木球，英国教师给我取名亨利以来，这是第一次和英国记者谈话。”
那位路透社记者描述说：“溥仪走上前，他的眼睛在厚厚的近视镜后面闪出亮光，他的年轻而又年老的面容（他今年五十岁，但有时看来好像四十岁，有时又像七十岁似的），仍然保留有贵族出身的痕迹。当他穿着棕色网球鞋和敞开的衬衫，走过去拿他的外衣时，他的样子是紧张的，但他的握手却坚定而有力。他微笑着，看来他是健康而且营养充足的。”
一种沉重的表情罩在溥仪的脸上。他谈完过去的罪孽，说：“我应该受到最严厉的处分。但回到中国后，我惊奇所受到的宽大待遇。现在才认识到，怎样才达到一个做人的资格。”
其实，这一点认识，已是他相当不易的转变了。而感恩、图报，是他随之而来的又一变化。最早获准访问特赦后的溥仪的外宾之一——英中友协秘书德里邦夫妇，对此深有感触。
他们在溥仪特赦后第五天抵京，一下榻即向对外文协副秘书长朱伯深提出，盼能见到他。德里邦是一位犹太人，从英中友协成立一直担任秘书。当时对刚获赦的溥仪能否单独会见外宾，有的人顾虑重重，以致层层请示，最后竟惊动了国务院。十二月二十五日，国务院指示：同意见！
然而，这时德里邦夫妇见久等无望，已经到外地参观去了。当他们风尘仆仆归来，溥仪以一名公民的身份接待了喜诧万分的夫妇二人。如果不是双方语言不通，那么，陪坐在国际俱乐部里的决不会再增加一位对外文协的女秘书单翠霞。
“为什么当中国人民在英勇抗日时，你却偏偏投靠日本当了伪满皇帝？”
第一个问题就直揭疮疤。他起初有些尴尬，但很快平静了下来：“首先要从阶级性上来看这个问题。”虽然语不惊人，认识起点之高，实出德里邦夫妇所料，他们不由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
“皇帝，是地主阶级的头子，我在皇宫受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教育，一切都是惟我独尊。当时在天津，我认为日本人有力量帮助我恢复清朝，于是就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卖国求荣，当了汉奸。”
“溥仪先生，”德里邦又提问道：“当你听说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时，有没有感到有阻止的必要？”
“没有，”溥仪满面愧悔，“不但没有，反而向日本帝国主义献策。当日本人向华北进军，在密云停下来时，我心中十分着急，恨不得他们一下子打到北平。当日军占领武汉时，我还写信给日军司令官赞扬他们打得好。另外，我还向日本人献策，要他们和苏联搞好关系，以免有后顾之忧……”
德里邦听到溥仪不加掩饰的自我鞭挞，不由不惊叹他的真诚和坦率。
几个月后，他从春夏之季到寒露时节，相继接待墨西哥前临时总统埃米略·波尔特斯希尔、英国记者斯图尔特·苔尔德夫妇等人时，再次流露出感恩的目光。对清朝末年宫闱秘闻极感兴趣的斯图尔特·苔尔德，开始是从慈禧太后问起的。
“她的为人如何？”
“慈禧太后是个非常刻薄残忍的女人，”溥仪说，“比如，同治小的时候，有两个太监买来一辆自行车。在宫中骑着玩，让慈禧太后知道了，当即将两个太监唤去，活活用棍子打死！”……
由此，他又提起了禁锁在宫内的童年，“我在幼年所受的教育，是封建再加上祖制宗法，使自己养成了狂妄自大的想法：我生下来就是天子。童年时做了宣统皇帝，也由此养成了残忍的性格，动不动就打人。”
“我在儿童时代，曾经看到一本书，”吉尔德插言说，“里面讲中国的皇帝乃是天的儿子，书里还附有当时中国人袍褂齐全、背后拖着辫子的画像。将来，我可以对孙儿说，你们的祖母和我去中国旅行时，曾与中国的末代皇帝一道喝过茶呢。”
听着听着，溥仪笑了起来：“这是一个童话的良好结尾。但是，你可以向孙儿们谈到一个故事的开端，里面也有一个皇帝。他不像通常所说的是一个衣衫褴褛的孩子，经过魔术师点化而变成皇子那样，而是这个人由皇帝变成了平民，而且生活得更好。”这段颇有点艺术性的话，引起英国记者的称道，后来它被原封不动地收入了吉尔德的著作——《争取自由的长征》。
“你最近有什么著作吗……”斯图尔特·吉耳德的最后问话，触发了溥仪的感慨，他兴奋地谈起自己正在写一本忏悔过去、感恩图报的自传。即将结束近三个小时采访的英国记者夫妇，从溥仪激动的晶莹泪珠中看到，他的话绝非做作之言。
然而，他没有仅仅停留于此，坚定地否定前半生，是他后半生之所以不断迈进的基础。在他那段不堪回首的丑恶史中，日本人始终未离左右。
当他会见战后首次来访的日本记者时，态度却出奇的平静。在全国政协第四会议室，接受日本《产经新闻》驻北京分社社长管荣一的访问时，溥仪的回答颇有含义：
“现在，我生活得很愉快。薪水全是自己劳动所得，没有污秽……”
以平静的口吻，叙述日常的业余生活，他感到怡然自得。“星期天，我有时到亲戚家做客，看戏看电影，有时也到北海公园或万寿山去玩，或去香山植物园，住在那里研究植物。这是我的兴趣。”
与此相比较，他不能不提到过去的生活，“封建皇帝的生活表面上很奢侈，内心却极端空虚，不论何时何地都战战兢兢，怕被杀掉。饭碗都带有银盖，这是为了试验里面是否有毒。房间里设有厕所，这是因为担心夜里出屋上厕所被人暗害。”说到这儿，他长长叹了一口气，“在天津，防备被中国人杀害，伪满时，防备被关东军杀害……”
“中国有一种木偶戏，”简略做了上述回顾后，他对日本记者斩钉截铁地说，“我过去的生活也就是那样的。我的前半生对人民没有什么贡献，倒起了阻碍社会进步的作用。我的前半生，我全部否定！”
在另一次接受采访中，他再次重复了自己的结论。日本广播协会驻北京特派记者小林，对溥仪的声调形容为：“清楚而温和。”
“老实说，现在我全部否定我的前半生！”
他的声音，飞越波涛汹涌的太平洋，通过日本电台《海外通讯》栏目，传向了千家万户。小林在专题报道《溥仪会见记》的结尾，以赞叹的口吻说：“与溥仪会见中，溥仪不断从口中说出‘人民’、‘劳动’等词汇。给人的印象是，他已经完全成了中国的公民！”
纵令有人赞扬他的前半生，无论出于何种用心，他不再痛斥了事或拂袖而去，而要以事实辩明曲直。
一天，正上着班，一位马来西亚华侨突然来访。溥仪提起前半生有罪，而这位回国十一年之久的华侨律师却固执地认为他没有罪，两人各执己见。结果，这场奇特的辩论，从下午三时一直到六时，不得不以那位能言善辩的华侨律师的败北而告终。这只是生活中的一例。
初夏的一天，对外文委副秘书长周而复陪同阿根廷律师罗道尔弗·阿拉奥斯·阿尔法罗夫妇，秘鲁文化代表团团长马努埃尔·贝特拉教授，代表团成员乌果·贝斯赛和阿曼多·盖瓦拉·奥乔亚，智利画家爱斯卡麦兹和约瑟·万徒勒里夫妇，在四季花开的植物园访问了溥仪。
“噢，这儿有那么多我们拉丁美洲的植物……”智利画家爱斯卡麦兹惊叹温室里培植着自己国度的植物，更惊叹中国的前皇帝亲手养护着它们。
在一旁的田老和俞老，与外宾漫游在植物王国的同时，笑着介绍了溥仪学习养花的趣事。他们在四周一片翠绿的休息室内坐了下来。因为曾发生过拉丁美洲记者造访溥仪时提问挑衅之事，所以，阿根廷律师罗道尔弗开口第一句话就声明：“我可不是别有用心的记者，不会提出不友好的问题。”然后，客气地请溥仪谈自己的感受和对中国的真实看法。
溥仪毫无敌意，愉快地畅谈起自己的过去和现在。由此，罗道尔弗谈道：“过去，我在年轻时，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上报道溥仪是一位民族英雄，后来明白了那是歪曲历史。现在，我更清楚地知道了溥仪先生的过去和现在。”
“这是中国改造政策的成功，也是溥仪先生自我努力的结果。”秘鲁文化代表团团长马努埃尔翘起了大拇指。绿色象征着和平，置身于静雅的环境却未必使客人保持平静，他气愤地说：“秘鲁一位记者访问中国后，回去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改造罪犯的政策是违背被改造者本人意志的。我听了溥仪先生的谈话后，认为根本不能同意这种观点！”
对于居心叵测的咒骂，他采取的是说理的方式。一九六一年，日本《新潮周刊》以“溥仪前皇帝的憎恨和他的真相”为题，攻击溥仪“已被洗脑”。后来，他接待了首次访华的日本北海道自由民主党议员阿部文男，日本客人又问到所谓“洗脑”时，溥仪不禁笑了：“日本个别报刊竟诬蔑中国对人洗脑，真是无稽之谈。我是认识了真理，不能不向真理低头。”然后，他从各种角度驳斥了那种诬蔑，这在溥仪的后半生中，可以说是一篇颇有价值的即席谈话。
我是中国人，清楚地知道，过去是个什么样的中国？是受奴役的半殖民地中国。例如过去的北京，是外国人统治，中国人却不能在东交民巷行使法律。今天先生来此，看看还有那种现象吗？现在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天下了！
“本来么，多数人受罪，少数人作威作福，是不合理的。过去日本天皇、大小军阀、伪满皇帝享福，人民过着地狱般生活，今天，人民完全摆脱了压迫。今天我们有了自己的工业，过去不能制造的东西，我们也能制造了。这一切是对真理的认识，这也能说是洗脑么？”
“即以日本战犯来说，他们过去杀害了无数中国人民和爱国人士，甚至对居民实行集体屠杀和细菌试验。抗日战争，中国人民牺牲了一千多万人。爱国人士落到敌伪手里，百无一活。可是，关押在我国的日本战犯没有一个被判死刑，大多数已回国。举一个例子，日本战犯经过改造，有些人返日前，日本记者前去访问他们，他们都说中国好。日本记者不信，认为这是在中国，他们不敢说，等上了船他们一定不这样说。但日本战犯离开中国，上了船，仍说中国好，使这个记者很失望。又如，一个日本战犯释放回国，过山海关时，在火车上大哭起来。记者问他，他说过去在山海关杀了许多中国人，他们不能活了，也不能和家人团聚了，杀中国人的我反能和家人团聚。这正是日本人天良的发现，是对真理低头，难道也是‘洗脑’了么……”
如果要用“洗脑”来形容思想变化的话，那么，来访的日本人也可以说被溥仪的谈话“洗了脑”。访问结束，来前满腹疑窦的阿部，感动地与溥仪合影留念，又真切地邀其签名题字。
望着他充满自信的目光，阿部等人陷入了默默的沉思。与其说，他们被溥仪滔滔不绝的雄辩所感动，倒不如说被他的凛然正气所折服！
雪白的梨花，在院内散发着诱人的清香。此时，站在人们面前的溥仪，分明是一位足未出国、却以其对真理的认识而与五大洲朋友交往的国际使者！
有时，他的幽默口吻也会使初访者感到意外。金秋十月，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会上，溥仪接受了英国《工人日报》记者塔德·勃莱克的采访。
“我曾经做了四次皇帝。”
“啊？”熟知溥仪三次称帝历史的塔德，起初以为他说错了，随后，才知他说得最形象不过。
“第一次是三岁时继承先人的皇位。第二次是在一九一七年，张勋在北京复辟，拥戴我做了十天皇帝。第三次是一九三二年，日本人在东北把我扶上了伪满洲国皇位，这一幕在一九四五年结束。第四次当皇帝，是在前年。”
英国记者愈发迷惑不解。
“我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获得了选举和被选举的全部权利。”溥仪骄傲地说，“现在我同其他中国人民一样，是一个‘集体皇帝’。”
不久，接见外宾时，他做了另外一种有趣的注释：“过去三次做皇帝都是当傀儡。现在新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都是国家主人，毛主席词中说：‘六亿神州尽舜尧’。从这种意义上，我也可以说第四次当了皇帝！”
这时，那位英国记者理解地乐了。
“辛亥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影响？”勃莱克问起了推翻面前这位皇帝的辛亥革命。不料，使他惊异的不仅是溥仪的气度，而是他对辛亥革命的深刻见识。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君主专制，但是没有清除帝国主义的势力。外国军队仍旧驻在中国一些城市的租界。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完成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直到中国的工人阶级强大起来，苏联发生十月革命，中国才有了希望。”
“今天，中国人民的生活同过去的日子有什么不同？”
“这不可以同日而语。中国人以前过的是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当中最好的，一年收入只够吃六个月，其余的日子须要吃糠和其他东西。那些过好日子的人，只限于做官的、地主和军阀。而现在，农村有了电，农民买得起自行车、缝纫机、戴了手表，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是个开端，随着生产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将一步步提高。”
说着，溥仪的脸上流露出自豪感：“如今，外国军队已被赶出大陆，中国重新获得了主权与自由，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解决重要的国际问题如无中国参加，那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
在另一次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时，一位欧洲记者尖锐地提出了一个敏感的问题：
“你对目前中苏关系破裂问题如何看待？”
当时，中苏两党刚刚爆发过一场论战，两国关系已基本陷入僵局。只见溥仪略略思索了一番，充满信心地说：“依我看，虽然两国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有些甚至是原则的大问题。但是，中苏两国人民之间是友好的。从长远看，总有一天两国间的关系会得到正常的恢复和发展……”
那位记者愣住了。他没有料到，当时连一般领导人都难以言明的话，竟然能从溥仪的口中说出。
谁能看不出？溥仪以严肃的态度，向各国朋友回答着各式各样问题的同时，也在以雄辩的事实说明，一个崭新的社会使一个过去对人类毫无价值的人变成了一个有头脑的、敢于抒发真实情感的新人！
也许，这个说法以一位幼年曾幻想嫁给溥仪的外国人，绘声绘色地描绘一个浪漫故事后的感慨来印证，更能令人信服。著名诗人肖三的德国妻子叶华，见到了在她幼小心灵引起过奇妙幻想的溥仪。她的造访对他来说十分有趣，因为她带来了一个美好的故事，里面的主人公就是叶华和溥仪。
事隔多年，已近垂暮之年的叶华仍以愉快的口吻，津津乐道地忆起那个神秘而浪漫的“童话”以及与溥仪的会面。
……
有一次我过生日——记不清是七岁还是八岁，比我大十岁的哥哥走进屋，把早晨到的报刊和信件放在桌上，其中有一个是寄给我的邮包，上面贴着各式各样的外国邮票，绳子上盖了好几个浅红色的图章，用大红字写着我的姓名和地址。我急忙拆开一看，里面是一本书，封面上的字很古怪，我以前从没见过，每个字都像个小图章。书里夹了一封给我的信，开头写的是‘亲爱的EVA’，信末签名是‘中国皇帝’。‘中国皇帝’用比较笨拙的德语写道：他见过我的相片，爱上了我，想和我结婚。并说，虽然我现在还太小，但是他一定等待我长大。为了使我把中国话学好，他今天送我一本中文语法书，作为生日礼物。看完信我大吃一惊。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时，妈妈微笑着从大柜子里拿出一块白底花绸子，说这是真正的中国绸子，送给我做结婚礼服。那时候我整天都生活在梦境中，而这一切又完全符合童话故事里的幻想。我想，我盼望的王子会不会是中国皇帝呢？到了晚上，这个梦幻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这是我哥哥对我的幼稚幻想开的玩笑。
中国解放后，从一九五〇年起，我在北京从事摄影工作。一九六一年夏天，我们的朋友智利画家约瑟·万徒勒里告诉我，他见过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并说溥仪经过一个时期的改造，现在北京郊区劳动。这在我脑子里引起了闪电般的回忆，我不知不觉地对自己说，关于溥仪，我一定要拍部记录片。
一个金色的九月，我和儿子维加站在政协大礼堂的台阶上，等待着介绍我们和溥仪见面的人。太阳晒得很热，我闭着眼睛又回到了小时候的想象：皇帝——虽然他早已不是皇帝——一定长个山羊胡子，戴个满清帽子，还有几十年前，我哥哥和我开玩笑的那封信……不一会儿，政协礼堂的大门打开了，走出来两位穿干部服的男人：一个年轻人，另一个头发斑白，戴着眼镜，两位都很热情地欢迎我们。我问：‘今天能见到溥仪先生吗？’那位戴眼镜的说，‘我就是溥仪。同志们，到里面去喝杯茶，谈一谈。’和几十年前一样，我觉得非常奇怪，这位谦虚朴素的人，难道就是过去那个娇生惯养、轻率、奢侈，直到八岁还喝奶妈的奶，自己的父亲只能称呼他‘皇帝陛下’，兄弟只能称他‘万岁’的小男孩子？难道就是那个他学习不好时，一个为他服务的男孩子替他挨打，以及无缘无故命令鞭笞别人的臭名远扬的皇帝溥仪吗？这真是难以相信的事。这一次，我们只谈了拍摄记录片的计划，并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
“过了几天，我和维加坐车去找溥仪，并和他一起到北京郊区的植物园——他劳动的地方去。溥仪在温室和院子里劳动时，我拍摄了电影。休息的时候，溥仪仔细地向我们介绍各种植物，可以看得出，他是一心一意地干着这活儿。他和同事的关系也是热情友好的。我真是难以想象，他就是那个到十四岁还不会自己洗脸、穿衣服，高高在上，看不起老百姓的皇帝溥仪。那天，他约请我们到他家做客，我们高兴地答应了。”
溥仪住在一个中国典型的平房四合院里。院里栽有树木和主人喜爱的植物、花卉。他说，为了把时间过得愉快些，还请妹妹及他们的丈夫和孩子来玩。他领我们观看他的书房——当时他正在写自传。亲戚们来了，孩子们热情地围住溥仪，最小的马上爬上了他的膝盖。我时刻都在想着他当皇上时那骄奢淫逸的过去，因而不能抑制看到眼前这种情景的惊奇。
在院子里的茶几上，摆着茶点和水果。我们和过去的皇帝家属同坐在一起，谈了中国由封建王朝变成社会主义国家的奇迹。这时候，溥仪的侄儿带来了当天的《人民日报》，上面发表了溥仪的文章。溥仪告诉我们：他现在比过去幸福得多。当皇帝时，生活在紫禁城的小天地里，实际上是被囚禁的。退位后，虽然忠于他的人还称呼他‘陛下’，他也完全是孤立的。从他继续给我们讲的，就可以理解这样一个历史悲剧：他终究明白了日本人为什么那么毕恭毕敬地尊重他，不过是为了让他当一个傀儡，成为他们侵略中国的顺从工具。一旦不再需要他时，他们随时会杀掉他，就像杀一只小鸡一样。说完后，他面部紧张的表情舒展了。他自豪地说：现在他是一个生活在六亿同胞中间的自由公民。这种幸福感，不是每一个被推翻阶级的人都能理解的。当时，我已经坚信他这句话完全是出自内心的肺腑之言。看了他的自传以后，我更加相信，如果存在着什么社会主义改造的话，高傲自大、暴戾的末代皇帝溥仪变成一个崭新的人就是最生动、最好的例子！
“在告别时，我不得不给他讲我七八岁生日时，哥哥跟我开玩笑的那封信。并说虽然我没有嫁给中国的皇帝，但我还是和一个国内外有名的中国作家肖三结了婚。中国是我的第二个祖国。溥仪聚精会神地听着我的故事，思虑地盯着我。可能他也和我一样，瞬间明白了表面上差别很大的我们两人共同的命运的转变：他从皇帝到公民，而且当选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全国政协委员；我从一个轻率、空虚、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小姐成长为一个全心全意为进步而生活和奋斗的人。溥仪的脸上呈现一种会意的微笑，他热情地拉着我的双手。这样，从童年时代起围绕着我的那神秘童话的光环合拢了。”
……
越来越多的海外朋友前来看望他。连美国著名进步作家埃德加·斯诺临离中国前，也特别提出，要看一看“新生的溥仪”。
斯诺以记者的身份而名世。早在一九三六年，他就曾穿越国民党的封锁线，冒险到陕北苏区去采访，写出了不朽之作——《西行漫记》，第一次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向全世界作了报道。六十年代，斯诺成为了惟一获准来华的美国客人，这也是他首次回访新中国。
怀着惜别之情，他描述了这次访问：“在我离开中国之前，我访问了十四个省份的十九个主要城市。我会晤的中国领导人，从毛泽东和周恩来起直到最年轻的干部，为数超过七十人。我与之谈过话的有士兵、农民、知识分子、大学生、作曲家、教师、医生、律师、科学家、新闻工作者、演员、园艺工人、前资本家……各国外交人员和一位前皇帝。”
斯诺下榻的地方是新侨饭店，从“阳台俯视外城可以看见远处天坛祈年殿蓝色琉璃瓦的三层圆屋顶，在汉白玉石雕刻的祭坛上面闪闪发光，从前皇帝每年都要在那里举行祭祀，祈求丰收。”
黄昏时分，晚霞隐去，金风送爽。溥仪乘坐“斯坦那”小轿车，来到西交民巷国际俱乐部参加送别斯诺的酒会。
他匆匆走入大厅，酒会正好开始。首先，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廖承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高度评价了美国和各国人民在中国建设中给予的支援和道义上的支持，赞扬了斯诺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所作的贡献，而且，还提到溥仪参加了酒会。这时，溥仪有些局促不安了。
原来，这里有一个小插曲。溥仪看到桌上的酒杯里倒好了酒，顺手拿起杯子就要尝尝，坐在旁边的一个同事手疾眼快，拦住了他，悄悄地说：“等廖公讲完话，再一起喝。”难怪廖公提到他的名字时，溥仪面显尴尬。
掌声中，酒会开始了。溥仪本来酒量不很大，只喝了几杯啤酒。当他正喝汽水时，斯诺由廖承志陪着走了过来。廖承志为双方做了介绍：“这是溥仪先生——中国末代皇帝。”
斯诺笑着和他握手，妙语横生：“你是‘皇帝’，我应该给你磕个头吧……”
溥仪听到这儿，一打愣儿，脸上似乎严肃了起来。廖承志看出他有些紧张，索性陪斯诺坐在沙发上，和他聊起天来。斯诺关心地问起溥仪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他几乎有问必答。在问到身体情况时，溥仪有了笑意：“在旧社会，由于腐朽堕落的生活，我走一二里地就喘得缓不过气来。有时，白天看太阳都是白的。现在我整天工作都不觉得累，我感到真年轻了！”
渐渐，斯诺问到溥仪到东北（做伪满洲皇帝）是否为日本所迫。
溥仪在这个问题上曾有过激烈的内心斗争，所以异常敏感，谈的时间也最长。
“起初，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要寻找可以利用的对象。因为我过去当过清朝皇帝，所以才借助于我这个封建余孽，来企图实现其侵略中国的目的。”
谈到这里，溥仪略略显得有些激动：
而我呢，一心想复辟清朝统治。其实，正是封建余孽和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建立了伪满洲国。
“由于我背叛祖国，助长了日寇的侵略战争气焰，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历史上空前的灾难。而我国政府对我该杀不杀，通过劳动改造和教育，竟然使我成为了劳动人民中间的一员，这是历史上空前的事！”
他那两个“空前”的对比谈话，不得不使初次见面的斯诺，对溥仪刮目相看：“祝溥仪先生身体健康。”
在酒会上，姗姗来迟的美国著名记者、年近七旬高龄的路易斯·斯特朗，在服务员的搀扶下，也来到了溥仪身边。她放下拐杖，高举着酒杯向他祝酒。斯特朗在延安时代就访问过毛泽东。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就是一九四六年同她谈话时发表的。她对中国人民始终抱着友好的态度。溥仪在酒会上听说她来中国已经两年，和斯诺一样，也不愿回到美国去。“您不是在延安见过我们毛主席么？”溥仪怀着敬慕之意问道。
“是的，见过……”斯特朗还告诉他，自己已经来中国六次了，去过中国许多地方，对中国很熟悉……她戴着眼镜，满头的银发在灯光下一闪一闪。
这一对国别各异的初识之友，在新中国的成就上，产生了共鸣。“今天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是由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才有了今天祖国初步的繁荣富强。”
“对，中国已成为大国。”斯特朗赞成地接着溥仪的话题谈起来，“对于保卫世界和平、制止战争，中国具有极大的作用。”在酒会的一隅，二人一见如故，倾心交谈着。
“溥仪先生……”这时，许多外宾，如日本朋友西园寺公一先生等人纷纷到他的桌边祝酒。
“我对日本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独立和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表示同情。”溥仪与西园寺公一娓娓而谈，“现在，中日友好受到阻挠，这是我所遗憾的。”他的热门谈话，吸引来不少记者。
“日本军国主义毕竟是少数人，而广大人民才是有力量的……”
对此，溥仪表示完全赞同：“为了和平、民主，反对殖民主义，我们中日两国人民是在一条道路上的……”
酒会结束时，许多外宾纷纷前来和溥仪握手，祝贺他的新生，也称赞他成了中国的一名友好使者。
在政协礼堂、宿舍大院……溥仪先后接待了数以千计的外国友人和港澳侨胞。春暖花开的季节，他有时索性就在院内接待来访。若外宾请他题字，又实在推托不开，他就铺开纸，笔走龙蛇地挥毫于廊下。偶遇写字太大以至提笔都施展不开，他就用棉花团蘸墨书于宣纸之上，颇有功力的书法常常受到外宾的交口称誉。他的书法艺术，也随着他获得的新生蜚声海外。
尤其当溥仪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一些外国客人更以目睹崭新面目复出于政治舞台上的溥仪为幸事。这里毋须引证那些众多的访问记，只例举一次简短的问答足矣。
或许，那一次会见欧洲朋友的谈话，最能代表他从历史的角度，阐述自己新生意义的观点。当他介绍自己正在研究中国近代史而且甚感兴趣时，外国友人说：“你作为一位特殊人物，经历了清朝末年、北洋军阀、国民党以及新中国这样不同阶段的历史。可以说，你本身就是一部历史。从你的奇特转变中，人们不难发现中国划时代的巨变！”
“是啊……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是应该说，首先有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巨变，才有了我个人的变化。”所有社会变化中，人的变化是最可贵的，他确信这一点。“根据我的经历，我认为世间变化中，这个变化是最具有根本性的变化！”
溥仪的声音透过宽大的玻璃窗，融和在正午的骄阳里。他那一次又一次内容广泛的谈话，犹如一步步净化的灵魂，冲向蓝天，飞跃国度，向世人回答自己脸上之所以常常露出的由衷而自豪的笑容！
难怪，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访问溥仪后，谈起他的变化，尽管有点艺术夸张，但却是发自真心的慨然兴叹。
“‘消息盈虚，终则有始。’溥仪已经达到了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