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吏”二字，在很长一段时间是被我们弄混淆的。官是官，吏是吏，两者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说得直白些，官是管人的人，吏是被管的办事人。官的手底下管着比他更小的官，更管着那些无品无级，甚至连一个正式编制都没有的吏。官并不直接管事，也不直接管老百姓。吏是官府衙门里的中间阶层，他们直接管事、做事。老百姓平时见不着官，与他们打交道的往往是那些吏。
如此一来，官府衙门，甚至于朝廷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在大多数时候并不取决于官，而是取决于那些忙得如陀螺般旋转的吏。中国有句老话，现官不如现管，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对于吃尽苦头的百姓们来说，那些拉他们牛、扒他们屋的胥吏才是官府衙门真正的代理人。中国古代政治体系由官僚系统和胥吏系统的“双体系”组成，官僚是权力的指导者，而胥吏是权力的执行者。两者共同维持着中国古代官僚机构的正常运转。很多时候，官僚担的是权力的名，而胥吏担的是权力的实。所以，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才会发出“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也”的感叹。
胥吏是各级行政机构中的具体办事人员，所有脏活累活全由他们一肩扛，最后出了纰漏还得让他们来担这份责任。胥吏地位独特，是“官民交接的枢纽”。与官相比，他们无品无权，是在官的指令下承办衙门中的具体事务；与民相比，他们又是身处官府的公家人。如此一来，他们也就成了游走于官与匪、黑与白之间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计算利益的方式很简单，既然向上的通道被堵死，那就索性来点儿实惠。总之，要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不能亏待了自己。
在古代的官僚体制中，胥吏具有强大的遗传基因，官员为官一任，可以是三年，也可以是五年，但胥吏是无法流动的，一干就是一辈子。有的胥吏是世袭的，一辈子的命运被这一个职业完全套牢。老子死了，儿子继承，一干就是好几代。铁打的胥吏，流水的官。
虽然胥吏被官员呼来唤去，但是官员又何尝不是被胥吏拿来当枪使的冤大头。官府衙门事务性的杂活太多，官员根本不愿意在这上面花太多精力。对于县一级衙门，其主要任务就是催征赋税，也就是经常下去向老百姓搜刮钱粮、征收军饷、押运货物等琐碎之事。官员不可能挨家挨户上门索取，他们就将手中的权力下放。如此一来，事务性的杂活就慢慢地从他们手中转移，交到了胥吏的手上。这种脏累活是“好人干不了，干的没好人”。于是乎，胥吏的流氓气质逐渐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定格印象。最大的流氓头子朱元璋说过一句话，他说：“科举初设，凡文字词理平顺者，皆预选列，以示激励。唯吏胥心术已坏，不许应试。”既然流氓皇帝给胥吏定了性，想要翻身也就不可能了。
胥吏心里苦，可又无处喊冤诉苦。虽然身在体制内，却被排除在官家体制的上升通道之外，于是也就失去了以事功之业博取大好前途的机会。可他们偏偏又忙着官府衙门里的事，时时处处耳濡目染。正因为前途是死的，而人是活的，时间一久，活在体制内的这帮局外人就很难做到心不动、手不动。因此，他们也就合情合理地继承了衙门习气。更重要的是，胥吏手里掌握着管理民间事务的权力，做些欺压良民、鱼肉百姓、盘剥乡邻的事情一点儿不奇怪，所以他们又继承了游民的流氓气质。
张居正应该算是大明王朝能力最强的官员之一，他深知官家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和陋规，圆熟地游刃其间，凭一己之力完成了一个王朝的中兴大业。如此高明的政治家讲述大官怕小吏的故事，必定大有深意，不可不听。
张居正说，军队将校升官，论功行赏，取决于首级。一颗一级，规定得清清楚楚。从前有个兵部（国防部）的小吏，故意把报告上的一字洗去，再填上一字，然后拿着报告让兵部的官员看，说字有涂改，按规定必须严查。等到将校们的贿赂上来了，这位文吏又说，字虽然有涂改，仔细检查贴黄，发现原是一字，并无作弊。于是兵部官员也就不再追究。张居正问道：将校们是升是降，命运全掌握在这个小吏的手里，你不贿赂他，能办成事吗？
这个故事有它的时代背景：当时将校们很少有不冒功的，号称斩首多少多少，其中多有假冒。追究起来，他们砍下来的很可能是当地老百姓的脑袋，不排除恶魔附身的滥杀无辜者。如果没人较真儿，这些脑袋就是他们领取战功的筹码，凭此可以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如果有人较起真儿来，他手里拎着的无名氏的脑袋就可能成为置其于死地的罪证。所以，将校的命运不在自己手上，而是掌握在那个小吏的手里，尽管他的职位还比不上一个把总。
张居正总结说：人们怕那些吏，一定要贿赂他们，并不是指望能从他们手里捞到什么实际的好处，而是怕他们将来祸害自己。
汉朝的时候，官和吏并没有明显区别。当时每个部门的负责人是官，其他的全是吏。汉朝的官员大多是由吏转化而来，甚至宰相从吏升上去，也不算什么稀罕的事情。到了唐朝，吏和官，就有了清浊、高下之分。造成重官轻吏的罪魁祸首是元朝的蒙古人。崇尚武力的蒙古人马上得天下，以为只要拥有一支骑兵就可以赢得整个世界，他们不学汉字，不了解汉文化，自然也就无法治理一个以汉民族为主要构成部分的庞大帝国。他们废除科举，堵住了读书人通过科举做官的路。为了谋生，汉族的读书人只好实现就业转型。他们纷纷通过关系，走进官府里为官家集团当起了书记、文案，也就是文吏。这样一来，吏对于文人来说，也就成了一条不是出路的出路。但从那以后官和吏就实现了分流，官有官道，吏有吏途。
读书人就这样被生生逼进了吏途，这也成了他们与体制保持近距离的唯一出路。到了明成祖朱棣执政时期，情况又发生了重大转变。朱棣又定下了一条官家规则：取消吏员们当御史和考进士的资格。这无异于一声霹雳炸响在吏员们的心头，本就不宽敞的上升通道，索性被堵了个严严实实。
如此一来，吏在官场上就失去了光明的前途，形成了一种“天花板效应”。也就是说他们向上发展的空间被这块“天花板”堵死了，青云直上的梦想也随之终结。结果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优秀的读书人都不愿意去做吏，他们感觉到没前途。只有那些落第的秀才们愿意去当，好歹算是谋了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有了与体制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于是，朝堂内外充斥着读四书的书呆子，吏员们（包括当时的绍兴师爷）则把握朝廷六部、地方州县的行政。明代有人去绍兴当官，朋友鼓励他说，天下治乱在于六部，六部的吏基本上都是我们绍兴人，所以治好绍兴也就治好了天下。可见，当时吏的权力有多大。到了清朝年间，吏的权力更大了。不管多棘手的难事，到了吏的手里都变得容易起来。由于官员的不作为，吏员的权力边界不断扩张。官家不管什么事情，只要交到吏的手里，铨选（考察提拔干部）可以早一天，也可以迟一天；处分可以轻一点儿，也可以重一点儿；赋税可以征，也可以不征；命案可以破，也可以悬着；官司可以放大，也可以化小；地方工程可以增加，也可以减少。他们有着实权在手，可附着在他们身上的社会身份又让人看不起。没有官场前途，没有公家发放的俸禄。既然官家拿我当奴，索性破罐破摔，捞钱使坏。政治上没有发展空间，那就来点儿实惠的。
官与吏在私人关系上，很多时候相处得还算愉快。这种愉快是建立在一种互惠互利的基础上，胥吏需要借助官员的权势立威于民间，以达到捞取私利的目的；而官员也会借助胥吏之手来勒索乡民，以实现共同分肥的目的。官有官的优势，吏也有吏的长处，双方各居其位，各司其职，互为依存。
一个官员初到衙门，胥吏就会以旧规为名，唆使官员违法，以便自己能够从中分肥。这样，官员也就逐步为胥吏所控制。胥吏希望自己的主官是个贪欲之人。贪欲之人容易上套，也容易被拉下水。嘉庆、道光朝在浙江、广东等地做过地方官的王凤生说：“长随书役，未有不觊本官之苞苴以分肥者。”“一中其计，予夺予求，无不如志矣。”对于这一点，乾隆朝辅佐过十几位州县官的资深幕友汪辉祖告诫道，作为官员千万不要收受书吏陋规，一旦收受书吏陋规，则必然为其所制。如果主官能够拒绝馈送，那么手下的胥吏也就难以借用权力来捞取灰色利益。官与吏之间看似亲密无间，其实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一场智慧和定力的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