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亲，如果我们单纯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官员的亲人或亲戚。
中国人讲究熟人社会的差序格局，费孝通先生还专门为此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这就像是将一枚石子丢在水中，波纹总是围绕着核心向外一层层地扩散开去。如果一个人是石子落水砸出的核心，那么他的亲人就是最靠近他的那一圈波纹。亲疏远近，往往就表现在纹路到核心的距离。
清人外出做官，往往有亲属随任或前来投靠，其中有不少人被委以职务，如司征比（征用人力和考校服役成绩）、掌笔墨案牍、管仓库等，其中作为至亲的“三爷”最易受到委任。这些离家随官或投靠的官亲，多是家中无恒产恒业和羡慕官势的人，多不善理事。他们来到官府中，大多是想借当了官的亲属的官威牟求私利，因而多心术不端，任性妄为。
官亲在衙门中的地位比较高，甚至可以指挥官幕吏役等衙中各类人员。《牧令须知》说，官亲“在家乡，畏官人；在署中，管官人，犹之乎以羊（喻衙中各类人员）将（送给）狼（喻官亲）”。一般来说，官亲在官员手下诸类人中的地位和幕友差不多，高于书吏、长随、差役等。《官场现形记》曾写到某寺庙中的客位按官场中人的地位分为三等：上等是提、镇、司、道及督抚衙门的幕友、官亲；二等是实缺、候补府班以下人员，至首县止，以及阔商家、洋行买办、钱庄汇票等字号；三等是候补州县、佐贰各官及随常买卖人等。这里的官亲是督抚衙门中的，故地位列为第一等，在第一等中又与幕友并称。
道光年间，既当过京官，又当过地方大员的张集馨认为，官亲“犯事不能惩办，非如家人（指家丁、长随）可以驱逐而严治之”。在当时的官场上流行着这样一句话：“莫用三爷，废职亡家。”这里所说的“三爷”指的就是官亲。也就是说，官员用人时不要用自己的儿子（少爷）、女婿（姑爷）、妻兄弟（舅爷），否则会招致丢官败家的结果。所谓官亲，并不只限于“三爷”；官员的远亲近戚，乃至干亲，都属于官亲的范围。因为在各种“官亲吏戚”中，当属“三爷”最难搞定。
曾经当过师爷和知县的汪辉祖深有感触地说：官亲滋事，“以法则伤恩，以恩则伤法”，“治婿则碍女，治舅则碍妻”。女婿干了违法的事，依法处理就会伤害到与女儿之间的感情；孩子舅舅干了违法的事，如果依法处理就会伤害夫妻感情。官员在处理官亲的利益方面，真是左右为难。
一个人在官府衙门里供职，往往就有口衔天宪的能耐。古语有云“宰相家人七品官”，说的是高官的家人（仆人），其威势尚不低于七品官，何况其近亲属。张集馨曾说到官亲倚仗官势，招摇撞骗，勾结胥吏、差役，共同作弊：“每思官亲背井离乡，依托宇下，无非为利，稍不遂意，便生怨怼，甚有倚势招摇，勾同丁胥作弊。”
在古代官僚体系中，官亲所享有的庇护值应该大于他所带来的伤害值。唯有如此，他们才能真正实现权力的庇护。当然也有例外，一个官员如果犯了罪，可以兑现利益的血缘成本也就成了一桩赔本的买卖。明成祖朱棣举兵抢了自己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的江山之后，就因为方孝孺一句“便诛我十族又奈我何”，就造成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十族之诛。在中国传统的亲属关系中，最多也就是九族相连。但是，愤怒的朱棣史无前例地将方孝孺的门生故旧也算作一族，全部杀掉。因此事而被杀者达到数百人之多，受牵连被发配的更有数千人之众。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连彼此是谁都还没有弄清楚。
所以在古代社会，官亲也不是只享受体制所带来的庇护及衍生权力，他们有时也需要分担自己亲人为官所带来的风险。官亲与其他人相比较，在使用权力制度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血缘优势。但是这种优势如果利用不当就有可能会转化为劣势。而这种劣势通常是权力的滥用所造成的。
误用官亲，对于一个官员来说往往获得的不是权力带来的个人价值，很多时候，带给自己的是伤害值。严重的话，有可能会让官员丢官破家。曾国藩在京为官期间，曾多次写信劝告在家乡的父亲低调行事，不要干预司法，不要对地方官指手画脚，不要跟乡人打官司。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入署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官长疑为倚势凌人。”身为京官的曾国藩要求亲属不以官亲自居，不干预地方司法、行政。这种戒用官亲的思路，与帝国相承已久的“流官”（异地为官）、“回避”制度以及批判“任人唯亲”的政治哲学，是基于同样逻辑之上的。其逻辑出发点都是：官场上的熟人关系无可避免地会结成一张巨大的网络，从而会对官家的制度体系造成破坏，也会对自己造成伤害。
在这一点上，“利不容情”的商界显然要看得更为透彻一些。利是自家的，想要祸害我的家业，门儿都没有。亲兄弟还要明算账，更何况沾亲带故的旧相识。很多像晋商企业“六必居”那样的百年老字号，就明确地把“不用三爷”列入自己的店规。明令禁止主管者家族中的少爷、姑爷、舅爷参与票号中内部管理。原因很简单，他们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里，人的理性往往要屈从于自己的感性，要管理自家的亲人并非易事，毕竟有着血浓于水的关系在其中；一旦事情处理方式与血缘关系发生冲突，人的理性思维就会让位于血缘关系引发的感性思维。而在一个人的感情世界里，所有的规则和章程都有可能化为乌有。
晚清官场讽刺小说《梼杌萃编》中，主人公贾瑞甫说过一段漂亮话。他说：“我贾崇方，托众位福庇，得中两榜，通籍朝端，便是一个朝廷的命官、儒林的表率了，在国就要想做一个正色立朝的臣子，在乡就要想做一个守正不阿的绅士。但是要做名臣正绅，自然先从立品行起，凡有替人说事荐官等事，那是最干碍品行的，我可发誓不为，恐怕各位亲友不知，看见我做了京官常与地方官来往，有些事体要托我向官府关说关说，或是要谋个征收厘金之类的官的，要找我推荐推荐。那时，我要答应呢，坏了我的品行声名，那是我断断不肯的。若要回报，岂不叫来托的人下不去？所以，今日当着大众说明，望诸位高亲贵友，总要原谅，免得临时见怪。还有一说，我如今是个京官那不必说，将来提了员外，做了郎中，得了京察，放了府道，那时是做外官了。外官衙门最坏事的，就是官亲。你们不看见那时报里论的么，可谓将官亲的弊端发挥净荆，将来我放了外官，我那衙门里可一个官亲也不用，倘各位高亲贵友以俗情相待，到那时远道见访，不要怪我贾崇方无情，不但衙门里不能破例找位置，就是盘缠也分文不能送的，宁可将来回家尽情负荆请罪，在官的时候，可不能不惜守官箴呢！”
这一席话听上去冠冕堂皇，但是总让人觉得透着虚头巴脑。有明白人就提出质疑：“做官的正不正、清不清全在自己，哪里会被人家带累的呢？我不信古来那些名臣正士，难道他们都是断绝六亲的吗？”官场上的熟人关系无可避免地会结成一张网络，对一个王朝的官僚体系造成破坏；为了防止这种网络的出现，必须将官员隔离于熟人关系之外。在官府衙门里混日子，要做到这一点，简直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